师力斌是我的学生，他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都是在北大中文系由我指导的。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短，师生之谊相当深厚。他是工作多年之后才重新进入学校读书的，从一开始就有着和一般学生不同的成熟。他在机关工作的那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接触社会，了解中国的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很有帮助的。他后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和从基层观察中国的角度。在北大的课堂上，他那些年更加深入地深化了自己的理论的思考能力，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理论书籍，不断地接触各种不同理论的思路和分析问题的角度，这样在那些年里的努力让他的思考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他开始有了更深入地探究问题的角度和探究中国问题的愿望和能力。这些年来他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编辑工作一样渐入佳境，他的进步和提高以及研究的实绩都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师力斌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所写作的文章都是关于当下的文化的思考。他穿行于文学和大众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不断地进行探究和思考。他其实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对于新诗有着执着的持久的热情和非常旺盛的创作。他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训练滋养和丰富了他的研究。他所分析研究的题目，如央视“春晚”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关键的文化记忆和生活形态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分析踏实深入，对材料的运用和剖析有其独到的特色。关于春晚的研究这些年来有不少成果，但师力斌的研究无疑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高度的价值。
　　当下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其实是中国“大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师力斌要处理当下的文学或大众文化，他所面对的其实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从今天看，当下的历史所展现的一切正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之后所形成的状态。今天中国的发展为过往的20世纪提供的，其实是在中国的十九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上，中国都面临着国家富强和个体生命的自我实现的命题，面临着追求“现代性”的实现的命题，而这些命题都会以“梦”的方式得以展开，也作为一种梦想和希望时刻投射于中国文化之中。“中国梦”也就和“美国梦”的专注个人奋斗和成功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梦”是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失败的痛苦中浮现的超越这一切的梦想，所以它的内涵和意义也和美国梦并不相同。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实现，又是个体生命的满足的展开；而中国文化和中国百年的社会历程相伴随，也紧紧地扣住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的命运。因此，文化和“中国梦”就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梦”的表征。
　　学者约翰·哈特利在探讨西方的“现代性”时曾经指出：“消费者和公民这两者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起成长。事实上，他们是现代性的一对连体引擎，离开这一个就不能理解另一个。这两个引擎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表现在公民身份之中，这是政府管辖的领域。”“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不单是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而是全体人口都能获得丰富的物质，使人们免于匮乏——这一梦想推动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商业管辖领域。”“自由和舒适的历史，是两个连体引擎间分化和融合的过程。”“这两个领域都可以形成自我。我们个体的身份认同是由公共和私人因素共同决定的。”而二者之间的划分构成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哈特利所指明的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的状况。但“现代性”的这种基本的构造也对于进入现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主权的不完整所形成的“弱”的“民族国家”的尚未完全实现使得“公民”的身份得不到实现，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所造成的“贫”也使得“消费者”的身份得不到实现。“中国梦”就是这两个领域持续的梦想，也就是超越“弱”得到一个“强”的国家，超越“贫”而进入“富”使得个人的消费欲望得以满足。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残酷的民族危亡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使得公民身份的建构的目标更加重要，而“消费者”的身份的实现也是一个一直持续的梦想。正如学者唐小兵所分析的，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的追求是“英雄与凡人”的“辩证互动”。他指出：“正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状况，在促成了英雄崇拜和对英雄业绩的向往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安居乐业，温情脉脉的日常生活的怀念。一方面是对振奋人心的崭新生活的设计和憧憬，是乌托邦想象所激起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则是支离破碎、没有了常态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残缺、错乱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失落中对安稳、细腻人生的悉心体会和回味。”“公民”与“消费者”，“英雄”与“凡人”虽然领域和取向不同，却在一体两面地展现了“中国梦”的不同走向的同时体现出现代中国在打造自己的认同方面的追求的丰富性。以这样的“公民”和“消费者”或者“英雄和凡人”的历史角度，我们可以切入“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同社会转变的历史关联。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经历的奋斗历史和新中国的建立，正是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上对“建国”这一强烈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的实现，也是中国告别了19世纪后期开始的国家主权不完整和屈辱与失败的历史的重要象征。其后的中国“大历史”的演变到今天，变化的轨迹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内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建构到市场经济形成的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经历了由冷战时代反抗当时的世界格局到加入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变化。我们的个人也经历了从追求“公民”的身份的“英雄”的表现到寻找“消费者”的“凡人”的表现，中国的“大历史”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和变化，新中国也在自身的崛起中展现了“新新中国”的历史图景，文化作为一种想象的方式在这样的进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大历史”在这里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而文化在投射了这一变化的同时也参与了变化的过程。文化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象。因此，如何阐释中国当代这一大进程，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之路的独特性就构成了“阐释中国”这一关键问题的核心。师力斌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他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其实都是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不断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师力斌的研究就是既注意到中国现代性的“英雄”的“公民”的一面对于社会的影响，也关切到现代性的“凡人”和“消费者”的一面的作用和功能。其实他的春晚研究就是对于这两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的理解和分析。他的研究从非常具体的角度展开了对于文化发展的深入理解。
　　师力斌所遇到的这个时代正是一个充满了可能性和变化的时代。中国一面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一面也体现出在全球化之中的自身的历史的文化的特性。当下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和80后、90后的年轻人表现出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倾向。互联网以及城镇化进程赋予我们的新的可能性都在召唤着对于文化的新的思考。师力斌这样的批评者和观察者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希望他们在“阐释中国”的进程中有更多的新的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