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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中国湘、桂边界大山中瑶族中花瑶的一支的居住地做过一段逗留。那里的女孩三、四岁起就在家中年长女性指教下学编结花边，稍长便由祖母手把手教着纺线、染线、织布，布织成后就在上面绣花，这时的女孩多已长到七、八岁了。开始，这些女孩喜欢扎堆绣花，嘻嘻哈哈，不时还疯一会儿。但渐渐，女孩就会只和一、二知心手帕交一起说着悄悄话做女红，甚至独自静静绣花；再大点，大约十三、四岁，她们会请家里的嫂嫂或邻居中长得漂亮又婚姻美满的年轻女性去看她们的作品，听取意见。原来这里的女性的筒裙都是自家染织的靛蓝粗布做的，区别在于婚前穿的筒裙上只缀有数条花边，婚后穿的筒裙却是满裙绣花，而后者的裙子从纺线织布到绣完缝好都须其本人亲手完成，所以这些女子在七、八岁就要开始做嫁衣了。从一个女子筒裙上的花样多半可以判断这女子的性情、灵气和聪慧，错不到哪里的。由于做这样的满裙绣花很耗时，一个女子出嫁时这种筒裙的数量也往往是女子德行的说明。稍长，对爱情有了萌动，就不再把绣筒裙当游戏，而是春心欲与春花竞相争发而又不能张扬时的一种替代和寄托。对未来的期望都会被她们化为精心设计的花样，所以她们轻易不愿将自己的作业示于人，总要尽量保密。女儿绣筒裙的过程也是酝酿梦想的浪漫过程，而阿姐、阿妈们在指导她们女红的同时，也传授她们基本的妇人知识，帮助她们不自觉地完成了成年仪式，送她们来到婚姻门口。
想到这段往事是因为看到《金瓶梅》里的韩爱姐，为她的身世好心痛。韩爱姐在该书中的篇幅不多，第三十七回（《冯妈妈说嫁韩爱姐西门庆包占王六儿》）她首次进入读者的视野，连个五官也没让人看清（作者只用“生的一表人物”几个字虚虚带过）。再出场是在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逢旧识韩爱姐翠馆遇情郎》），昔日青涩的小女生已俨然一个成熟小妇人样，从做背景道具而成为一段故事的主角，与陈经济爱得死去活来。第一百回交代她为爱人守节毁容，出家为尼，冷清地死去。在这本书里看到太多不伦、无情，待到结尾处看到这么一个痴情到理想主义的人，不能不觉得意外，对她的痛惜也特别深刻。出生在端午日的韩爱姐是父母的独生女，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又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基本的读读写写，应该说她要比当时一般的小户人家的女儿更加出色些。她本应像大多平民家的女孩儿一样被父母小心地呵护教导；到了成年，父母会仔细挑选合适的人家，珍惜地把她交到那个年轻人手上，满心祝福他们。但她因为父母无良，没有这种幸运。
韩爱姐的父亲名道国，是西门庆在狮子街绒线铺的伙计，出生于一个破落户，“其人性本飘虚，言过其实，巧于辞色，善于言谈。许人钱，如捉影扑风；骗人财，如探囊取物”（见该书第三十三回《陈经济失钥罚唱韩道国纵妇争风》）。这人借着西门庆做大树装腔作势唬人，还要拽文吊句，酸臭得极致。更不堪的是这男人没有半点血性，为了讨好权势，蝇头小利，居然为自己老婆拉皮条。韩爱姐的母亲名王六儿，心眼儿活，模样儿俏，身段儿美，和韩道国这么一个衰男人做了十几年夫妻而不疯掉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化解：变得和这个男人一样无耻、无良。西门庆要和东京权势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就命韩氏夫妇把年方十五岁、出落得花样的独生女爱姐进贡到东京蔡京府上的大管家翟谦做二房。明知韩爱姐是去给一个年纪比她父亲还大的老男人做填房，功能是做生儿子的工具，（“此是东京蔡太爷府里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图生长……”这是西门庆托人给韩氏夫妻传的话，见第三十七回），却一些也不犹豫，还要乘机捞点油水（“即使大爹可怜见，孩儿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没些备办。”这是韩氏夫妇托人捎给西门庆的回应）。他们痛快承应把女儿送给西门庆作巴结翟谦的工具，还小施买一送一的营销伎俩——西门庆来看人说项的时候，做丈夫的应付一番借故闪开，让做妻子的使出解数，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以此作为能保证日后得其庇护的投资。然后的事就像牲口买卖一样，先把爱姐送到西门家让那边请裁缝给她做了些衣服，又让那边出了半副嫁妆（连个整副都不肯出），择个日子送上东京去了。爱姐就这样草草出嫁了。
二
欧美的女孩子甚至在幼儿园就开始做婚礼的梦了，中国的时尚女孩到了怀春的年纪，虽然不见得马上就公开交男友，也会邀着闺中好友去拍婚纱照。这种懵懵懂懂时分，对她们来说穿什么婚纱往往比新郎是谁更重要。真要举行婚礼了，女方也往往比男方更起劲，伙同一帮手帕交出谋划策，争相在婚礼设计上出创意，兴花头，把婚庆公司、婚纱摄影师折磨得焦头烂额。我想女性重婚礼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女性天性关注自己与他人关系，而旧时代女人的主要角色是在家庭中，在娘家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出嫁就意味着将要进入另一个人际关系网，令人觉得有些惆怅，但也有些挑战，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婚礼是告别少女进入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所以女孩会对这个标示人生重大转折的仪式有许多好奇，许多希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生活舞台一向小于男性的，婚姻对于女性意义重大，家庭几乎是她的全部（男人有功名可以追求，有事业可以拼打，利比多的麻烦可以借此光明正大作一番消解，生活舞台也因此丰富多彩，家庭于男性往往只是他人生的一个区域），所以她需要这么一个仪式帮助心理上的转变和适应。再则，大多文明里，女子社会活动相对男子的要局限，习俗对女子的行为也多些约束，而婚礼还算得上女性生活中的社交大事，对新娘而言也可能是一生中唯一能恣意展现自己美丽、成为事件主角和焦点的机会，还能公开合理在技术上与异性调情，与从此难以再有的自由高调告别。
作为女儿的父母，一般来说，也会对其婚事十分慎重，仔细挑选在可能范围内条件最佳的匹配青年，还会精心为其准备嫁妆，并设下一个预备期——订婚。订婚这个节目所以重要，至今未被在快节奏驱赶得用兴奋剂减少睡眠时间、用汉堡和微波炉节省烹饪工艺的现代人省略，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生还保留一丝敬畏、对生命还怀有一分尊重。我的外祖母是上个世纪初嫁给我外祖父的，她结婚时着的嫁衣是一条特制大红百褶长裙，穿过那一次后就一直放在箱底。她去世多年后，那条红裙仍然安安静静躺在箱底，我的母亲每年会往箱内放进新的樟脑丸，即使文革中那么多变故也没让它丢失。我曾见过那条裙子一次，那精美的刺绣图案和压住裙折的细密针脚让我惊叹，父母为她定制的美丽嫁衣编制了多少慈爱，她生前一定多次悄悄拿出这件嫁衣看过，于她这是一份珍贵亲情的符号，是和天真女儿时代的联系，还是她成熟为妇人途中的信心支持。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女人来说，婚礼的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文革间大部分中国的新娘都和不是新娘的女人一样穿绿色或蓝色的上衣，不过衣服是新的而已。婚礼仪式上来宾和新人一起背毛泽东语录，赠新人以毛泽东像章或毛泽东选集，同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粗糙简陋的形势，也暴露出那个时代里对人性的漠视简慢，以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影楼恢复拍婚纱照的业务后，很多眼角已生皱纹、体态日渐丰满的中年女人不惜冒着会被误认为是再婚夫妇的窘迫也要拉着小肚腩始现、发际线后移的中年丈夫去补拍婚纱照，才能多少找回点心理平衡。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婚礼所以这样让准新娘和其父母兴奋，还因为它就此拉开一段新的关系和生命演变。大多文明里，传统的婚姻缔结意味着一个女人进入一个男人家庭。对这个女人来说，她不仅要与一个男人开始性的生活，还要担负养育后代的责任，同时还要发展与这个新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无论当事人有何种经历、对即将进入的婚姻抱何种态度，只要不是存心诈骗或完全被迫，多多少少都会对婚姻有些期许展望，有些好奇也有些激动，女性尤其如此。
对韩爱姐我们不能希望过高，她就是极其普通的女孩，也对自己的未来有过希冀、梦想，至少她相信父母出自一种本能会保护她，痛惜她，为她的婚事作精心安排，因为这也就等于是她今后的全部生活。但是她的父母一心一意合作要把她的美好向往粉碎。却说韩爱姐被这样草草处置，又会如何反应？父母对她说这段婚事时她哭过吗？她反抗过吗？到了翟家后，面对那个比她父亲还老的丈夫，她快乐吗？何况嫁去不几年，翟府又因蔡京倒台而破落，她投奔父母却被父母逼了去接客，她甘心吗？她舒心吗？书里没有描述。但对爱姐来说，几年间一个又一个转折变化不曾消停，没有适当的情绪支持和较好的心理构建作背景，适应就绝非易事。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应激学说在医学界产生，后来被移植到心理学界。应激译自英文的stress，应激的最直接表现即精神紧张。任何躯体的或情绪的刺激（例如出血、缺氧、环境过冷或过热、疼痛、体力消耗、饥饿、疲劳、情绪紧张、忧虑、恐惧、盛怒、激动等等），只要达到一定的强度，都可以成为应激原（stressor）。如果个体不能适应这种刺激，就可能产生生理或心理异常，诱发疾病。相关研究也证明，在面临社会因素的应激源刺激时（如可以造成个人的生活风格和行为方式改变，并要求个体去适应或应对的社会生活情景和事件——空巢、升学、结婚退休、新婚、丧失亲人、离异、转学、升学、初为人父母和搬迁，等等），尽管其中不少还是当事人希望的事件，仍然会成为应激源。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则也有一个理论支持这一认识，那就是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理论。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1901-1973）1958年提出这个概念，并把这一概念界定为“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根据文化休克说，当个体身处全新的环境时，必然会感到心理不适应，有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应激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也不能避免。这是个体成长过程一种复杂的个人体验，一种成长之痛。任何一次重大的生活环境转换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压力与焦虑，这种压力与焦虑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适应性后果。但应激的出现和强度要有一定限度，不能超过人们心理、生理的承受程度。如果个体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就对身心有害。
早在应激学说产生之前，弗洛伊德就认为个体面临重大变化时，会引发心理失衡现象，这叫创伤状态，是因为人大脑的内部机制丧失了对事件不良后果的控制能力所致。埃里克森也认为个体的心理支柱是基于过去曾发生和认为目前应该发生的事件的安全感之上。当发生的事件超出了这种由既往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感的限度时，人的大脑就不能有效解答事件的起因，也无法预测事件的后果，这就产生了危机。事件驱使个体进入创伤状态，其时间持续的长短因个体重新认知、分类和理解创伤事件所需的时间而定。假如个体能够有效地将创伤在意识中进行整合、认知和组织，也就能使心态恢复正常，个体也会逐渐度过生活中的一段艰难路程。如果个体不能有效整合创伤事件，便会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长期处在应激状态下最常见的后果就是产生情绪障碍，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抑郁症。较为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应激性事件激活了应激激素，而后者对神经递质系统产生广泛的影响。长期的应激激素的激活可能开启某种基因，使得大脑产生长期的结构和化学的变化（如可能导致海马神经元的萎缩，而海马正是帮助调节情绪的重要部位）。另一较有影响的说法是当个体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多次失败后将停止这种尝试，并将这种控制缺失的知觉泛化到实际上能控制的情况下，这时就感到自己是一颗命运的棋子，只能任人摆布，无助而抑郁，也就是由习得性无助导致抑郁。行为学家一般都非常赞同后一理论，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对实验室动物和养老院中老人做的实验能证明这一理论。我们都会经历意外或变故（也就是应激），也会在当其时产生无助的想法；但多数人只是产生了焦虑情绪，而非患了抑郁症。两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有焦虑情绪的人感到无助却不会放弃努力，而抑郁症患者会有绝望的感觉，并彻底放弃重获控制力的努力。
决定个体能否顺利应对应激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个体本身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素质能否自觉进行整合、组织，另一个是个体过去的环境能否提供充足的安全感，这二者能决定个体在应激状态下自我意象建构和重塑个人文化需求的愿望和行动力强弱。每次想到韩爱姐，总想起另一个和她命运差不多的人儿，也是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就是《红楼梦》中“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的贾探春。但想必贾家姑娘后来的发展不会像韩爱姐那样，一来在她出嫁前其心理建构环境和软件已明显优于韩爱姐，二来她是主动提出顶包远嫁的，这也有利于她对新环境和新身份的适应和认同，三来以她的精明很知道自己的庶出地位到了远方不会再有多少人计较，所以还有点点期许。韩爱姐未嫁前的环境注定了她的认知，包括自我意象建构和个人文化需求愿望值和能力，还影响其对生活变化的态度和适应方式选择。她一定也有对父母的不满怨恨，但又无力反抗。到了翟府，她一定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惶惑，孤独，至少希望这个比他父亲年纪还大的人能把她当妻子疼爱，但她偏偏注定不过是这个男人的生养工具，任务指标是至少要生一个儿子。处于生存本能，她调适自己的小女儿心态和行为，迎合翟府大太太，找到保护伞。一个女孩子突然一下要独自面对一大家子的人际关系，承接答应，须臾不可大意，喜怒哀乐，时刻仔细小心，真是难为。就算翟谦真的爱她，她也未必有心思充分享受。及至二十出头，翟府没落，被父母逼到接客养家，理当引为至亲的人都没有给过她疼爱呵护，哪里能找到什么归宿感、安全感，只怕终日都在惶惶中，及至最后麻木、灰心。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又得不到疏导、宣泄和有效支持，她的心理当然会出现问题，从她后来的种种作为来看，也的确很符合抑郁症的症状——离开翟府后，她顺从父母亲去唱曲、接客，与其说是她温顺乖巧，不如说是长期处于应激状态而养成习得性无助，发展成抑郁症的表现。她彻底放弃了。
父母选择金钱权势而抛弃自尊亲情，韩爱姐不能不感到伤害。进翟府后，即令经良苦用心，忍着委屈，使尽解数，傍上翟家老夫人做大树，但大院内家庭政治中，倾轧排挤和大院外的一样丑恶凶险，甚至因其空间相对逼仄和人际关系相对紧密更显残酷，她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女人也不会感到轻松欣慰。一个接一个的命运转折引起的生活变化中，她都得不到良性的心理支持，也就谈不上自我意象建构和重塑个人文化需求的良好愿望实现，同时又不满意自己的每一次变化中转入的新环境，却又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上述那些危机暗暗积累在爱姐人生里，似乎波澜不惊，雁过无痕，但它们迟早要爆发。如果爱姐是才女，它们或许会被升华为绝妙好辞，留给后人几多不忍和绮想。如果爱姐有胆有勇，它们也可能会导演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江湖孙二娘。但没等到她变成才女或者勇妇，她碰上了陈经济，这些危机就找到了出口。在此之前，爱姐有很多机会接触男子，偏偏爱上的却是陈经济？遇上陈经济后，她一下就爱得稀里糊涂，剪下青丝放入亲手绣的香囊赠情郎，还粉笺上填了词送去表明心迹。陈经济死后，韩爱姐为他哭昏，发誓守节不嫁人，最后干脆自己毁容出家（“割发毁目，出家为尼姑，后年至三十一岁，以疾而终。”见第一百回）。以致对女性似乎不待见的作者也叹息道：贞骨未归三尺土，冤魂先彻九重天。
三
韩爱姐执意爱上陈经济和抑郁症有什么关系吗？也许可以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动态人格观，即自我不断试图用超我的道德要求自我平衡本我的需求和欲望，以此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这种平衡丧失，本我就会挤进潜意识，使人感到无助而恐惧和焦虑。这个时候，自我就要保护人了，它的工作方式就是启动防御机制。造物主给了人这么一个天赋——运用防御来帮助自己回避以往的伤痛，如果防御机制能有效作用，本我引起的不适心理就会得到缓解。自我在潜意识中启动的这个防御机制是通过自我欺骗和歪曲事实来发挥作用的。弗洛伊德经过三十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了防御机制，但对防御机制作了深入系统研究和讨论的第一人是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者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兼心理分析专家。在《自我和防御机制》（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 ofc Defense）一书中，安娜确定了十种防御机制，在爱姐的表现里也可以证明，尤其是压抑（repression）、退行（regression）和升华作用（sublimation）等。如她的放弃（自觉和不自觉接受父母的一切安排）就是典型的压抑和退行行为。升华作用在她遇到陈经济后表现显然——之前她一直受着父母、翟谦和翟家老太太控制，爱上陈经济后索性不再接受父亲拉皮条（结果韩道国只好安排王六儿接客）；陈死后，她为之守节，毁容出家。韩爱姐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恋爱很大程度上是她单方面的投入，也是她积压多年抑郁得到一次很好的宣泄机会。以她的聪明，悲痛之后，冷静下来，未必不知道陈经济的为人。她那份坚守其实是为了自己，也成就了她人生最后那一段的和平心境。
除了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爱姐会爱上陈经济还因为陈经济本人也有一些讨便宜的地方：他长得体面，性情又会对女人讨好。对于长期生活相对封闭环境的女人来说，在有限的参照下，陈的俊俏相貌、小心体贴都很有魅力，潘金莲那样见惯风流的都会为他舍下命，何况经历浅多了的韩爱姐。但这仍不是全部原因。都说爱情是不可理喻的，有人就非要用理性来分析评估爱情。这人就是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他在1855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 of Psychology， Longmans， 1855）中对恋爱这一情绪进行分析，认为这是由九个因素合并而成：1）生理性冲动；2）美的感觉；3）亲爱的感觉；4）钦佩与尊重；5）喜欢受人称许的心理；6）自尊的驱使；7）占有欲的驱使；8）因为恋爱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得以有更大互动自由；9）各种情绪作用的高涨与兴奋。当然，这样企图用理性的刀具把爱情切割剖析得分明清楚是不可能的，但这毕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韩爱姐为什么爱上陈经济这样一个东西。
首先是让她有亲爱的感觉，因为在她出嫁前，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女婿，西门庆和她父母可说是街坊，所以陈经济唤起她女孩家时的美好回忆（哪怕不多），使她将陈错误地当作往昔美好的象征，从而产生好感、愿意亲近。今天，我们生活里旧日同学聚会还往往引发无数恋情也就是这种怀旧情结作祟，韩爱姐并不比我们大多人高明。
其次，借着和陈经济的爱情，爱姐能被一种叫镜像效应的现象影响而感到满足，找到她一直在潜意识下寻找的自我、自尊。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出自爱姐女性本能的保护。女性的那些美好情愫都积压在她心里，如果她有孩子，也还可以发生移情而得以宣泄，但她似乎没有生养（这更能说明她会对自己的价值产生多大怀疑和困扰）。鲁迅说女人没有妻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陈不但长得清秀，也解风情，她当然在陈那里体验到做女人的快乐；当时陈已落拓，又使她对陈不自主产生了怜爱。一个没有好好爱过、又没被好好爱过的年轻女人，还是一个粗通文字、生活背景曾经细致的年轻女人，心底有那么多未了和不甘，怎么能安然？陈经济为人可恶，唯有这一次算做了件好事，竟不自觉地帮韩爱姐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升华。
最后一个但不是最无关紧要的就是性的驱使。韩爱姐出嫁时才十五岁，比她大很多的翟谦应该是她的性启蒙者。但从她结婚十年尚无子女来看，有可能这对老少配的婚姻有点问题，技术上不会很和谐；更重要的是，女性普遍会对性伙伴有更高要求（如兴趣相偕、日常的体贴等），而老翟以及后来她爹拉来的嫖客都不可能让她得到真正美好的灵肉合一的体验。她正值年轻，荷尔蒙水平很高，陈经济和老翟等大不一样，不但能让她产生好感，也很会赔小心，讨她欢心，能满足她心理需求，也使她能体验身心愉悦。如果说过去的心理阴影对她的这份爱情起了酝酿作用，这种身心愉悦则对这份爱情起了催化剂作用。
四
所有文化中都对性于身体、心理的健康有知觉、有关照，因为人的身体（如果不涉及精神和社会化元素）在本质上还是欲望机器。在文明进步中，欲望，尤其是性的欲望，一方面由于更多的闲暇和物质使其能够得到更大解放，另一方面又被社会越来越明显的规则化分裂或压抑。于是，人性中最本能的冲动和减压行为被压抑和异化，但个体潜意识里又不能接受这种过于规则化的压抑和偏执性的异化，也就导致很多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问题。根据法国哲学家德鲁兹和心理学家伽塔利的说法，以上两个矛盾的趋势会导致个体有两种不同的心理人格和主体性及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和偏执狂（paranoia）。这两种不同的主体性实际意味着人的主体与社会规则两种不同的关系，意味着人满足其欲望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裂是多向的、可变的、开放的、不受制于社会的，而偏执是单向的、固定的、封闭的、受规则化的。精神分裂性的欲望是欲望的自然状况或本来目的，而偏执狂性的欲望是已经被文化所筛选和压抑的欲望。在一个个体身上，这两种主体性往往并存，不过一种会表现强势些，另一种则弱一些。在专制社会中，由于专制者和专制集团对话语权和社会机器的极端控制，对一切人性的压抑和规则化的极端发挥，往往也就使得人的所有欲望扭曲得面目全非，性更是首当其冲的被规则对象。由于长期以来在超稳定的专制国家机器运转下，我们的文化中几千年来对性的知觉关照也往往和文化中的二元价值、等级设置相匹配的，发展到两个极端——极少数的人可以尽兴而为，一味放纵，另一些占大多数的人则被百般防范、多样规则化，也就造成了被规则、被压抑后的分裂更加扭曲。坊间一直有将《金瓶梅》定位于色情下流读本的不成文说法，也反映了不少人更多是将这本书当作在严密的道学网络下一种逃离，借以缓解性压抑，满足心底暗藏的本我愿望。近些日子，李安导演的《色·戒》一片在内地公演，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虽没看过这电影（也不想看，因为作为电影剧本来源的小说就不算什么好的，好的小说拍成电影都要失色，何况不好的本子），但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主要粉丝还是七十年代后生的人，他们中大多人看这部电影真正是找人性挖掘和关照、并从美学角度欣赏，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少了很多假道学的禁锢，所以看到“色”想到的是人性中当然不能缺位的性爱，他们看的是一部电影。而有些人，估计是在成长过程中性受了太多压抑，而成年后又一直因为种种原因在分裂中挣扎，所以看到影片名中的“色”就想到性活动，他们看这部电影是专门看某种画面的。有一天，我在一家餐厅等朋友吃饭，听到邻桌的一中年男子很大声音对同桌说：“那部什么汉奸电影不怎么样，没什么很火的地方，凭什么少儿不宜呢。”像有这种心态的人无论职业身份学历如何不同，但阅读《金瓶梅》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借着阅读和评说该书的情节人物，将心理压抑和自信递减造成的紧张找到安全的宣泄和片刻的张扬，满足自己都不敢正视或暗自视为罪孽而一直拒不承认的深处渴望，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心理疏导，这也是该书的社会功能之一吧。
然而从文学功能来看，《金瓶梅》不过一本通俗小说，人物也都是虚构。兰陵笑笑生必定不曾修过心理学，偏偏书中许多人物行为那么合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经得起分析和验证。看后除了觉得作者对世态人生的观察细微精到，再现贴切逼真，还想到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大意是：千百年来，人的生活条件改变了许多，但人的本性仍没有任何改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中国湘、桂边界大山中瑶族中花瑶的一支的居住地做过一段逗留。那里的女孩三、四岁起就在家中年长女性指教下学编结花边，稍长便由祖母手把手教着纺线、染线、织布，布织成后就在上面绣花，这时的女孩多已长到七、八岁了。开始，这些女孩喜欢扎堆绣花，嘻嘻哈哈，不时还疯一会儿。但渐渐，女孩就会只和一、二知心手帕交一起说着悄悄话做女红，甚至独自静静绣花；再大点，大约十三、四岁，她们会请家里的嫂嫂或邻居中长得漂亮又婚姻美满的年轻女性去看她们的作品，听取意见。原来这里的女性的筒裙都是自家染织的靛蓝粗布做的，区别在于婚前穿的筒裙上只缀有数条花边，婚后穿的筒裙却是满裙绣花，而后者的裙子从纺线织布到绣完缝好都须其本人亲手完成，所以这些女子在七、八岁就要开始做嫁衣了。从一个女子筒裙上的花样多半可以判断这女子的性情、灵气和聪慧，错不到哪里的。由于做这样的满裙绣花很耗时，一个女子出嫁时这种筒裙的数量也往往是女子德行的说明。稍长，对爱情有了萌动，就不再把绣筒裙当游戏，而是春心欲与春花竞相争发而又不能张扬时的一种替代和寄托。对未来的期望都会被她们化为精心设计的花样，所以她们轻易不愿将自己的作业示于人，总要尽量保密。女儿绣筒裙的过程也是酝酿梦想的浪漫过程，而阿姐、阿妈们在指导她们女红的同时，也传授她们基本的妇人知识，帮助她们不自觉地完成了成年仪式，送她们来到婚姻门口。
想到这段往事是因为看到《金瓶梅》里的韩爱姐，为她的身世好心痛。韩爱姐在该书中的篇幅不多，第三十七回（《冯妈妈说嫁韩爱姐西门庆包占王六儿》）她首次进入读者的视野，连个五官也没让人看清（作者只用“生的一表人物”几个字虚虚带过）。再出场是在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逢旧识韩爱姐翠馆遇情郎》），昔日青涩的小女生已俨然一个成熟小妇人样，从做背景道具而成为一段故事的主角，与陈经济爱得死去活来。第一百回交代她为爱人守节毁容，出家为尼，冷清地死去。在这本书里看到太多不伦、无情，待到结尾处看到这么一个痴情到理想主义的人，不能不觉得意外，对她的痛惜也特别深刻。出生在端午日的韩爱姐是父母的独生女，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又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基本的读读写写，应该说她要比当时一般的小户人家的女儿更加出色些。她本应像大多平民家的女孩儿一样被父母小心地呵护教导；到了成年，父母会仔细挑选合适的人家，珍惜地把她交到那个年轻人手上，满心祝福他们。但她因为父母无良，没有这种幸运。
韩爱姐的父亲名道国，是西门庆在狮子街绒线铺的伙计，出生于一个破落户，“其人性本飘虚，言过其实，巧于辞色，善于言谈。许人钱，如捉影扑风；骗人财，如探囊取物”（见该书第三十三回《陈经济失钥罚唱韩道国纵妇争风》）。这人借着西门庆做大树装腔作势唬人，还要拽文吊句，酸臭得极致。更不堪的是这男人没有半点血性，为了讨好权势，蝇头小利，居然为自己老婆拉皮条。韩爱姐的母亲名王六儿，心眼儿活，模样儿俏，身段儿美，和韩道国这么一个衰男人做了十几年夫妻而不疯掉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化解：变得和这个男人一样无耻、无良。西门庆要和东京权势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就命韩氏夫妇把年方十五岁、出落得花样的独生女爱姐进贡到东京蔡京府上的大管家翟谦做二房。明知韩爱姐是去给一个年纪比她父亲还大的老男人做填房，功能是做生儿子的工具，（“此是东京蔡太爷府里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图生长……”这是西门庆托人给韩氏夫妻传的话，见第三十七回），却一些也不犹豫，还要乘机捞点油水（“即使大爹可怜见，孩儿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没些备办。”这是韩氏夫妇托人捎给西门庆的回应）。他们痛快承应把女儿送给西门庆作巴结翟谦的工具，还小施买一送一的营销伎俩——西门庆来看人说项的时候，做丈夫的应付一番借故闪开，让做妻子的使出解数，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以此作为能保证日后得其庇护的投资。然后的事就像牲口买卖一样，先把爱姐送到西门家让那边请裁缝给她做了些衣服，又让那边出了半副嫁妆（连个整副都不肯出），择个日子送上东京去了。爱姐就这样草草出嫁了。
二
欧美的女孩子甚至在幼儿园就开始做婚礼的梦了，中国的时尚女孩到了怀春的年纪，虽然不见得马上就公开交男友，也会邀着闺中好友去拍婚纱照。这种懵懵懂懂时分，对她们来说穿什么婚纱往往比新郎是谁更重要。真要举行婚礼了，女方也往往比男方更起劲，伙同一帮手帕交出谋划策，争相在婚礼设计上出创意，兴花头，把婚庆公司、婚纱摄影师折磨得焦头烂额。我想女性重婚礼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女性天性关注自己与他人关系，而旧时代女人的主要角色是在家庭中，在娘家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出嫁就意味着将要进入另一个人际关系网，令人觉得有些惆怅，但也有些挑战，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婚礼是告别少女进入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所以女孩会对这个标示人生重大转折的仪式有许多好奇，许多希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生活舞台一向小于男性的，婚姻对于女性意义重大，家庭几乎是她的全部（男人有功名可以追求，有事业可以拼打，利比多的麻烦可以借此光明正大作一番消解，生活舞台也因此丰富多彩，家庭于男性往往只是他人生的一个区域），所以她需要这么一个仪式帮助心理上的转变和适应。再则，大多文明里，女子社会活动相对男子的要局限，习俗对女子的行为也多些约束，而婚礼还算得上女性生活中的社交大事，对新娘而言也可能是一生中唯一能恣意展现自己美丽、成为事件主角和焦点的机会，还能公开合理在技术上与异性调情，与从此难以再有的自由高调告别。
作为女儿的父母，一般来说，也会对其婚事十分慎重，仔细挑选在可能范围内条件最佳的匹配青年，还会精心为其准备嫁妆，并设下一个预备期——订婚。订婚这个节目所以重要，至今未被在快节奏驱赶得用兴奋剂减少睡眠时间、用汉堡和微波炉节省烹饪工艺的现代人省略，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生还保留一丝敬畏、对生命还怀有一分尊重。我的外祖母是上个世纪初嫁给我外祖父的，她结婚时着的嫁衣是一条特制大红百褶长裙，穿过那一次后就一直放在箱底。她去世多年后，那条红裙仍然安安静静躺在箱底，我的母亲每年会往箱内放进新的樟脑丸，即使文革中那么多变故也没让它丢失。我曾见过那条裙子一次，那精美的刺绣图案和压住裙折的细密针脚让我惊叹，父母为她定制的美丽嫁衣编制了多少慈爱，她生前一定多次悄悄拿出这件嫁衣看过，于她这是一份珍贵亲情的符号，是和天真女儿时代的联系，还是她成熟为妇人途中的信心支持。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女人来说，婚礼的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文革间大部分中国的新娘都和不是新娘的女人一样穿绿色或蓝色的上衣，不过衣服是新的而已。婚礼仪式上来宾和新人一起背毛泽东语录，赠新人以毛泽东像章或毛泽东选集，同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粗糙简陋的形势，也暴露出那个时代里对人性的漠视简慢，以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影楼恢复拍婚纱照的业务后，很多眼角已生皱纹、体态日渐丰满的中年女人不惜冒着会被误认为是再婚夫妇的窘迫也要拉着小肚腩始现、发际线后移的中年丈夫去补拍婚纱照，才能多少找回点心理平衡。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婚礼所以这样让准新娘和其父母兴奋，还因为它就此拉开一段新的关系和生命演变。大多文明里，传统的婚姻缔结意味着一个女人进入一个男人家庭。对这个女人来说，她不仅要与一个男人开始性的生活，还要担负养育后代的责任，同时还要发展与这个新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无论当事人有何种经历、对即将进入的婚姻抱何种态度，只要不是存心诈骗或完全被迫，多多少少都会对婚姻有些期许展望，有些好奇也有些激动，女性尤其如此。
对韩爱姐我们不能希望过高，她就是极其普通的女孩，也对自己的未来有过希冀、梦想，至少她相信父母出自一种本能会保护她，痛惜她，为她的婚事作精心安排，因为这也就等于是她今后的全部生活。但是她的父母一心一意合作要把她的美好向往粉碎。却说韩爱姐被这样草草处置，又会如何反应？父母对她说这段婚事时她哭过吗？她反抗过吗？到了翟家后，面对那个比她父亲还老的丈夫，她快乐吗？何况嫁去不几年，翟府又因蔡京倒台而破落，她投奔父母却被父母逼了去接客，她甘心吗？她舒心吗？书里没有描述。但对爱姐来说，几年间一个又一个转折变化不曾消停，没有适当的情绪支持和较好的心理构建作背景，适应就绝非易事。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应激学说在医学界产生，后来被移植到心理学界。应激译自英文的stress，应激的最直接表现即精神紧张。任何躯体的或情绪的刺激（例如出血、缺氧、环境过冷或过热、疼痛、体力消耗、饥饿、疲劳、情绪紧张、忧虑、恐惧、盛怒、激动等等），只要达到一定的强度，都可以成为应激原（stressor）。如果个体不能适应这种刺激，就可能产生生理或心理异常，诱发疾病。相关研究也证明，在面临社会因素的应激源刺激时（如可以造成个人的生活风格和行为方式改变，并要求个体去适应或应对的社会生活情景和事件——空巢、升学、结婚退休、新婚、丧失亲人、离异、转学、升学、初为人父母和搬迁，等等），尽管其中不少还是当事人希望的事件，仍然会成为应激源。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则也有一个理论支持这一认识，那就是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理论。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1901-1973）1958年提出这个概念，并把这一概念界定为“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根据文化休克说，当个体身处全新的环境时，必然会感到心理不适应，有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应激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也不能避免。这是个体成长过程一种复杂的个人体验，一种成长之痛。任何一次重大的生活环境转换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压力与焦虑，这种压力与焦虑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适应性后果。但应激的出现和强度要有一定限度，不能超过人们心理、生理的承受程度。如果个体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就对身心有害。
早在应激学说产生之前，弗洛伊德就认为个体面临重大变化时，会引发心理失衡现象，这叫创伤状态，是因为人大脑的内部机制丧失了对事件不良后果的控制能力所致。埃里克森也认为个体的心理支柱是基于过去曾发生和认为目前应该发生的事件的安全感之上。当发生的事件超出了这种由既往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感的限度时，人的大脑就不能有效解答事件的起因，也无法预测事件的后果，这就产生了危机。事件驱使个体进入创伤状态，其时间持续的长短因个体重新认知、分类和理解创伤事件所需的时间而定。假如个体能够有效地将创伤在意识中进行整合、认知和组织，也就能使心态恢复正常，个体也会逐渐度过生活中的一段艰难路程。如果个体不能有效整合创伤事件，便会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长期处在应激状态下最常见的后果就是产生情绪障碍，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抑郁症。较为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应激性事件激活了应激激素，而后者对神经递质系统产生广泛的影响。长期的应激激素的激活可能开启某种基因，使得大脑产生长期的结构和化学的变化（如可能导致海马神经元的萎缩，而海马正是帮助调节情绪的重要部位）。另一较有影响的说法是当个体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多次失败后将停止这种尝试，并将这种控制缺失的知觉泛化到实际上能控制的情况下，这时就感到自己是一颗命运的棋子，只能任人摆布，无助而抑郁，也就是由习得性无助导致抑郁。行为学家一般都非常赞同后一理论，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对实验室动物和养老院中老人做的实验能证明这一理论。我们都会经历意外或变故（也就是应激），也会在当其时产生无助的想法；但多数人只是产生了焦虑情绪，而非患了抑郁症。两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有焦虑情绪的人感到无助却不会放弃努力，而抑郁症患者会有绝望的感觉，并彻底放弃重获控制力的努力。
决定个体能否顺利应对应激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个体本身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素质能否自觉进行整合、组织，另一个是个体过去的环境能否提供充足的安全感，这二者能决定个体在应激状态下自我意象建构和重塑个人文化需求的愿望和行动力强弱。每次想到韩爱姐，总想起另一个和她命运差不多的人儿，也是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就是《红楼梦》中“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的贾探春。但想必贾家姑娘后来的发展不会像韩爱姐那样，一来在她出嫁前其心理建构环境和软件已明显优于韩爱姐，二来她是主动提出顶包远嫁的，这也有利于她对新环境和新身份的适应和认同，三来以她的精明很知道自己的庶出地位到了远方不会再有多少人计较，所以还有点点期许。韩爱姐未嫁前的环境注定了她的认知，包括自我意象建构和个人文化需求愿望值和能力，还影响其对生活变化的态度和适应方式选择。她一定也有对父母的不满怨恨，但又无力反抗。到了翟府，她一定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惶惑，孤独，至少希望这个比他父亲年纪还大的人能把她当妻子疼爱，但她偏偏注定不过是这个男人的生养工具，任务指标是至少要生一个儿子。处于生存本能，她调适自己的小女儿心态和行为，迎合翟府大太太，找到保护伞。一个女孩子突然一下要独自面对一大家子的人际关系，承接答应，须臾不可大意，喜怒哀乐，时刻仔细小心，真是难为。就算翟谦真的爱她，她也未必有心思充分享受。及至二十出头，翟府没落，被父母逼到接客养家，理当引为至亲的人都没有给过她疼爱呵护，哪里能找到什么归宿感、安全感，只怕终日都在惶惶中，及至最后麻木、灰心。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又得不到疏导、宣泄和有效支持，她的心理当然会出现问题，从她后来的种种作为来看，也的确很符合抑郁症的症状——离开翟府后，她顺从父母亲去唱曲、接客，与其说是她温顺乖巧，不如说是长期处于应激状态而养成习得性无助，发展成抑郁症的表现。她彻底放弃了。
父母选择金钱权势而抛弃自尊亲情，韩爱姐不能不感到伤害。进翟府后，即令经良苦用心，忍着委屈，使尽解数，傍上翟家老夫人做大树，但大院内家庭政治中，倾轧排挤和大院外的一样丑恶凶险，甚至因其空间相对逼仄和人际关系相对紧密更显残酷，她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女人也不会感到轻松欣慰。一个接一个的命运转折引起的生活变化中，她都得不到良性的心理支持，也就谈不上自我意象建构和重塑个人文化需求的良好愿望实现，同时又不满意自己的每一次变化中转入的新环境，却又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上述那些危机暗暗积累在爱姐人生里，似乎波澜不惊，雁过无痕，但它们迟早要爆发。如果爱姐是才女，它们或许会被升华为绝妙好辞，留给后人几多不忍和绮想。如果爱姐有胆有勇，它们也可能会导演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江湖孙二娘。但没等到她变成才女或者勇妇，她碰上了陈经济，这些危机就找到了出口。在此之前，爱姐有很多机会接触男子，偏偏爱上的却是陈经济？遇上陈经济后，她一下就爱得稀里糊涂，剪下青丝放入亲手绣的香囊赠情郎，还粉笺上填了词送去表明心迹。陈经济死后，韩爱姐为他哭昏，发誓守节不嫁人，最后干脆自己毁容出家（“割发毁目，出家为尼姑，后年至三十一岁，以疾而终。”见第一百回）。以致对女性似乎不待见的作者也叹息道：贞骨未归三尺土，冤魂先彻九重天。
三
韩爱姐执意爱上陈经济和抑郁症有什么关系吗？也许可以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动态人格观，即自我不断试图用超我的道德要求自我平衡本我的需求和欲望，以此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这种平衡丧失，本我就会挤进潜意识，使人感到无助而恐惧和焦虑。这个时候，自我就要保护人了，它的工作方式就是启动防御机制。造物主给了人这么一个天赋——运用防御来帮助自己回避以往的伤痛，如果防御机制能有效作用，本我引起的不适心理就会得到缓解。自我在潜意识中启动的这个防御机制是通过自我欺骗和歪曲事实来发挥作用的。弗洛伊德经过三十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了防御机制，但对防御机制作了深入系统研究和讨论的第一人是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者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兼心理分析专家。在《自我和防御机制》（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 ofc Defense）一书中，安娜确定了十种防御机制，在爱姐的表现里也可以证明，尤其是压抑（repression）、退行（regression）和升华作用（sublimation）等。如她的放弃（自觉和不自觉接受父母的一切安排）就是典型的压抑和退行行为。升华作用在她遇到陈经济后表现显然——之前她一直受着父母、翟谦和翟家老太太控制，爱上陈经济后索性不再接受父亲拉皮条（结果韩道国只好安排王六儿接客）；陈死后，她为之守节，毁容出家。韩爱姐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恋爱很大程度上是她单方面的投入，也是她积压多年抑郁得到一次很好的宣泄机会。以她的聪明，悲痛之后，冷静下来，未必不知道陈经济的为人。她那份坚守其实是为了自己，也成就了她人生最后那一段的和平心境。
除了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爱姐会爱上陈经济还因为陈经济本人也有一些讨便宜的地方：他长得体面，性情又会对女人讨好。对于长期生活相对封闭环境的女人来说，在有限的参照下，陈的俊俏相貌、小心体贴都很有魅力，潘金莲那样见惯风流的都会为他舍下命，何况经历浅多了的韩爱姐。但这仍不是全部原因。都说爱情是不可理喻的，有人就非要用理性来分析评估爱情。这人就是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他在1855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 of Psychology， Longmans， 1855）中对恋爱这一情绪进行分析，认为这是由九个因素合并而成：1）生理性冲动；2）美的感觉；3）亲爱的感觉；4）钦佩与尊重；5）喜欢受人称许的心理；6）自尊的驱使；7）占有欲的驱使；8）因为恋爱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得以有更大互动自由；9）各种情绪作用的高涨与兴奋。当然，这样企图用理性的刀具把爱情切割剖析得分明清楚是不可能的，但这毕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韩爱姐为什么爱上陈经济这样一个东西。
首先是让她有亲爱的感觉，因为在她出嫁前，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女婿，西门庆和她父母可说是街坊，所以陈经济唤起她女孩家时的美好回忆（哪怕不多），使她将陈错误地当作往昔美好的象征，从而产生好感、愿意亲近。今天，我们生活里旧日同学聚会还往往引发无数恋情也就是这种怀旧情结作祟，韩爱姐并不比我们大多人高明。
其次，借着和陈经济的爱情，爱姐能被一种叫镜像效应的现象影响而感到满足，找到她一直在潜意识下寻找的自我、自尊。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出自爱姐女性本能的保护。女性的那些美好情愫都积压在她心里，如果她有孩子，也还可以发生移情而得以宣泄，但她似乎没有生养（这更能说明她会对自己的价值产生多大怀疑和困扰）。鲁迅说女人没有妻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陈不但长得清秀，也解风情，她当然在陈那里体验到做女人的快乐；当时陈已落拓，又使她对陈不自主产生了怜爱。一个没有好好爱过、又没被好好爱过的年轻女人，还是一个粗通文字、生活背景曾经细致的年轻女人，心底有那么多未了和不甘，怎么能安然？陈经济为人可恶，唯有这一次算做了件好事，竟不自觉地帮韩爱姐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升华。
最后一个但不是最无关紧要的就是性的驱使。韩爱姐出嫁时才十五岁，比她大很多的翟谦应该是她的性启蒙者。但从她结婚十年尚无子女来看，有可能这对老少配的婚姻有点问题，技术上不会很和谐；更重要的是，女性普遍会对性伙伴有更高要求（如兴趣相偕、日常的体贴等），而老翟以及后来她爹拉来的嫖客都不可能让她得到真正美好的灵肉合一的体验。她正值年轻，荷尔蒙水平很高，陈经济和老翟等大不一样，不但能让她产生好感，也很会赔小心，讨她欢心，能满足她心理需求，也使她能体验身心愉悦。如果说过去的心理阴影对她的这份爱情起了酝酿作用，这种身心愉悦则对这份爱情起了催化剂作用。
四
所有文化中都对性于身体、心理的健康有知觉、有关照，因为人的身体（如果不涉及精神和社会化元素）在本质上还是欲望机器。在文明进步中，欲望，尤其是性的欲望，一方面由于更多的闲暇和物质使其能够得到更大解放，另一方面又被社会越来越明显的规则化分裂或压抑。于是，人性中最本能的冲动和减压行为被压抑和异化，但个体潜意识里又不能接受这种过于规则化的压抑和偏执性的异化，也就导致很多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问题。根据法国哲学家德鲁兹和心理学家伽塔利的说法，以上两个矛盾的趋势会导致个体有两种不同的心理人格和主体性及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和偏执狂（paranoia）。这两种不同的主体性实际意味着人的主体与社会规则两种不同的关系，意味着人满足其欲望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裂是多向的、可变的、开放的、不受制于社会的，而偏执是单向的、固定的、封闭的、受规则化的。精神分裂性的欲望是欲望的自然状况或本来目的，而偏执狂性的欲望是已经被文化所筛选和压抑的欲望。在一个个体身上，这两种主体性往往并存，不过一种会表现强势些，另一种则弱一些。在专制社会中，由于专制者和专制集团对话语权和社会机器的极端控制，对一切人性的压抑和规则化的极端发挥，往往也就使得人的所有欲望扭曲得面目全非，性更是首当其冲的被规则对象。由于长期以来在超稳定的专制国家机器运转下，我们的文化中几千年来对性的知觉关照也往往和文化中的二元价值、等级设置相匹配的，发展到两个极端——极少数的人可以尽兴而为，一味放纵，另一些占大多数的人则被百般防范、多样规则化，也就造成了被规则、被压抑后的分裂更加扭曲。坊间一直有将《金瓶梅》定位于色情下流读本的不成文说法，也反映了不少人更多是将这本书当作在严密的道学网络下一种逃离，借以缓解性压抑，满足心底暗藏的本我愿望。近些日子，李安导演的《色·戒》一片在内地公演，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虽没看过这电影（也不想看，因为作为电影剧本来源的小说就不算什么好的，好的小说拍成电影都要失色，何况不好的本子），但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主要粉丝还是七十年代后生的人，他们中大多人看这部电影真正是找人性挖掘和关照、并从美学角度欣赏，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少了很多假道学的禁锢，所以看到“色”想到的是人性中当然不能缺位的性爱，他们看的是一部电影。而有些人，估计是在成长过程中性受了太多压抑，而成年后又一直因为种种原因在分裂中挣扎，所以看到影片名中的“色”就想到性活动，他们看这部电影是专门看某种画面的。有一天，我在一家餐厅等朋友吃饭，听到邻桌的一中年男子很大声音对同桌说：“那部什么汉奸电影不怎么样，没什么很火的地方，凭什么少儿不宜呢。”像有这种心态的人无论职业身份学历如何不同，但阅读《金瓶梅》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借着阅读和评说该书的情节人物，将心理压抑和自信递减造成的紧张找到安全的宣泄和片刻的张扬，满足自己都不敢正视或暗自视为罪孽而一直拒不承认的深处渴望，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心理疏导，这也是该书的社会功能之一吧。
然而从文学功能来看，《金瓶梅》不过一本通俗小说，人物也都是虚构。兰陵笑笑生必定不曾修过心理学，偏偏书中许多人物行为那么合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经得起分析和验证。看后除了觉得作者对世态人生的观察细微精到，再现贴切逼真，还想到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大意是：千百年来，人的生活条件改变了许多，但人的本性仍没有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