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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居处，必有水。有江就会有渡口。
如果溯源，新圩古渡口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唐朝，历经宋、明、清年间。历史悠久，固然是其价值的体现，但是，它还需要承载。关于它文字记载有，明朝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此登舟游览九龙江北溪；清光绪十四年（1888 ）漳州府于此立碑，题为“钦加二品卫署理福建等外都监运使司监法道加十级纪录十次司徒”。仅此而已，至于历史的遗存，只留下台阶上的花岗岩石板。
石头无言，怎记得岁月沧桑、人事更替？置身渡口，却觉得时空转换、恍如隔世。
渡口现有的模样，是1918年改建投入使用的，1949年后还在这里设立“漳州港务局新圩港务站”。
当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之后，古渡口的运输功能几近丧失；但随着乡村游的兴起，古渡口再度纳入了现代人开发的视野。当地政府2013年初投资1600多万元重新修复新圩古渡口，不光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需要，更是感念它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修复古渡口时，特立有代表性的三尊雕像：第一尊是一家人拉纤的情景，古渡口位于九龙江的上游北溪，在华安县过境全长107公里，这在九龙江流域绝无仅有。这固然表明亲水之便捷，同时也表明生活之艰辛；第二尊是打鱼的情景，渔具上停着两只鱼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靠江吃江，捕鱼为生；第三尊是远行的情景，一个身穿长衫手提皮箱的小伙子，走向远方。华安县有旅居海外的港澳侨台同胞70多万人，他们的先辈大都是从古渡口漂洋过海的。
在先民远涉重洋的同时，也带去艺术的瑰宝、中国名瓷的代表——米黄釉器皿——“漳窑”。华安县东溪窑不仅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最大的窑口，而且是福建省最早烧制青花瓷的窑址之一。故此，东溪窑遗址2006年5月被列为第六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6月1日，来自福州和漳州的文物专家莅临新圩古渡口，对华安县申报的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考评。价值不光取决于历史，还取决于它的作用。
因为东溪窑，新圩渡口成为了东南沿海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码头遗址；因为新圩渡口，东溪窯由此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播。
瓷器，是华夏民族引以为傲的文明符号。四百多年前，通过丝绸之路，瓷器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的纽带。据专家考证，“瓷器之路”与今天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千百年以来，在一带一路上，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无怪乎，“china”不仅成了瓷器的英文名字，而且成了中国的英文名称，成了中华文化的伟大符号——“以瓷器为国名的国家，世界独此一家！”
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业已成为世界繁荣发展、人类美美与共的时代选择。华安县委、县政府不失时机地积极作为，从小切口融入大格局，不仅将东溪窑和新圩古渡口纳入文化遗产点联袂申报海丝世遗，而且将新圩古渡口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2016年12月成立新圩古渡口与历史街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启动申报工程。
2017年11月中旬，福建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公示了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华安县有四处榜上有名，新圩渡建筑群名列其中。
不难发现，与申报时的名称并不一致，由“新圩古渡口”变为“新圩渡建筑群”，这不只是外延的扩大，更是内涵的拓展。
新圩由于“五天一圩”的习俗，形成了市场、形成了古街，在闽南特有的“竹竿厝”，依序排列有旅馆、米店、钟表店、食杂店、饭店、回生药铺、布店、打铁店、茶水店、裁缝店、陶瓷农产品铺、香纸铺、竹器草席铺、盐馆等。
从古渡口徜徉到古街，让人感受到时光的古韵之美、建筑的苍凉之韵，滋生出“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省文保单位从一个古渡口拓展到整个建筑群，这是专家的视角，古渡口与古村落相辅相成，有古村落才会有古渡口的人气，没有古渡口也就没有古村落的形成。
保留古厝风情，就是保留寄托乡愁的记忆。保护渡口、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二
1984年3月6日，一位领导同志来到新圩古渡口。他依台阶而下又转身而上，盘恒少许，发现唯一留有记忆的是渡口边上的古榕树。转身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渡口不是有两棵古榕树么？
华安县陪同的工作人员不由一怔，这位领导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
不容多想，连忙回答，有一棵前些年枯死了。
仅存一棵是典型的闽南小叶榕，没有气根，郁郁葱葱，据说树龄已有200多年，见证了古渡口的变迁。
这位领导似乎并不在意古榕树的存亡，他一手搭着古榕树，眯着双眼远眺九龙江，沉吟半晌，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勾起他内心深处的记忆····
1933年，15岁的他随母亲从连城转辗反侧，沿漳平来到新圩古渡口，在一个丝绸老板和一个小伙计接应下，上船顺江而下，驶向月港、厦门、上海，并最终走向革命旅程。
也许触景生情，也许感慨万千，他在古渡口情不自禁地给身边人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路颠簸，抵达上海，一家人团聚在维尔蒙路上。两个月后，他便去南京念书。读书期间，参加了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到过武汉、桂林。后在李克农、廖承志的帮助和安排下，他由香港辗转到苏北盐阜地区，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民运工作，并任阜东县（今滨海县）三坝区党书记。从此，他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1949年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在相互寻找，未有结果。这是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在白区读书和工作时都改了名字，尤其是他的父亲“梁明德”，不但改了名，还换了姓。
建国初期，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梁明德，委托当年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老战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代为在华东一带寻找他的儿子。曾希圣找了一年也没有发现梁明德儿子的任何线索，他便将任务交给闽西人的团省委书记。
无巧不成书。曾希圣曾率一个工作组下乡蹲点整社，团委书记也是工作组成员之一，正好与曾希圣同住一户农家。晚饭后两人聊天，曾希圣近距离发现团委书记颇像一个人，当年，“梁明德”的妻小在维尔蒙路安置后，他常扮作一个姓胡的商人跟“梁明德”谈“生意”。他的儿子讨人喜欢，每次见面总亲热地叫他“胡叔叔”，给他搬椅子、递茶。当然，他每次登门也少不了带些糖果点心。经过几个细节的询问核实，曾希圣不由分说地哈哈大笑，对团委书记说：“你仔细看看我像不像那个‘胡叔叔’？”
团委书记猛然忆起，脱口而出：“胡叔叔！”便一把搂住曾希圣，热泪夺眶而出。随后，他终于找到了与自己离散了20多年的父母亲。
这个深情讲述故事的领导同志，就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的父亲是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项与年。
项南是莅临华安县视察指导工作时，顺道寻访了新圩古渡口。在华安视察工作期间，题写了“林山竹海”。这是华安县的资源禀赋，也是华安县的潜力所在。
华安县这些年立足实际，念好茶、林、竹“三字经”，秉持的也是項南老书记的理念。窥斑见豹，仅以古渡口及周边老街进行了保护性修建为例，彰显了华安县的生态建设。以水为脉，建设沿江木栈道、观江台，九龙江北溪美景一览无余；以绿为韵，利用原有生态条件，建设湿地公园，打造休闲健身天然森林氧吧；以史为魂，建设新圩古渡文史馆，对古渡口文化进行挖掘、再现，水车、雕塑、古渡口标志等景观，“修旧如旧”再现古渡口昔日繁华场景。
站在古渡口上，更能体会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沧桑！人活一世，行旅一程。在匆匆的旅程中要回望当初的出发地，想一想为了什么而出发，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人的一生会有许多驿站，如果有机会回到起点收获的不止是怀旧，而是初心。“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向多远的未来。”
“述往事，思来者。”项南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1981年1月到任，1986年春离任，在福建主政5年，福建的经济增长率从全国第21位快速上升到第3位。靠的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在改革开放上开创了许多个“第一”：支持中外合资第一家福日电视机厂、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最早提出为海外侨领胡文虎先生平反、第一个向国外借贷筹建厦门机场、率先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第一个提出将特区面积扩大到全岛······是这些大破大立的改革业绩，才使得福建从偏于东南一隅变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项南诞辰百年。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愈加感到项南当年的改革精神之可贵。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要将改革进行到底，有必要借古渡口缅怀项南，汲取改革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激发对改革的担当。
三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1998年10月28日，时值深秋，闽南的秋天既不萧瑟，也不寒冷；但却有着秋天的共性：云淡风清，秋高气爽。浓浓的秋意，浓浓的乡情。古渡口那一天恍如过年，甚至比过年还要热闹。当地群众人头攒动，争先恐后，齐挨挨分立古街两边，一睹汤晓丹、孙道临、秦怡等电影明星的风采。
时年80岁的汤晓丹那天特别兴奋，向乡亲们挥手致意，指着渡口向两位同道介绍，我当年就是从这里走向厦门、走向上海的。
汤晓丹1910年出生在华安县，6岁随母去印尼寻父，10岁随父母从印尼回到了家乡。1928年考入厦门集美，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9年只身闯荡上海，开启艰难跋涉的艺术人生。
1989年10月16日至30日，“汤晓丹电影艺术研讨会”，先后在上海和福建的漳州市、华安县举行。汤晓丹享有“银幕将军”、“中国战争电影之父”等荣誉，其代表作有《南征北战》《红日》《渡江侦察记》《南昌起义》等。
利用办影展的机会，汤晓丹回到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省亲。当然，他还专门来到念兹在兹、何曾或忘的新圩古渡口。
汤晓丹是一生从未侧身行伍的布衣导演，却被业界冠以“银幕将军”的美誉。其中《渡江侦察记》在全国上映周期长达半年之久，据当年的统计，观众人数达1700多万人次，创下了1954年国产片的最高观影纪录。
成功的因素固然有很多，是否与他的渡江经历有关系？他一生渡过多少次江？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但年轻时从新圩古渡口渡江，从此走向革命艺术生涯，却深深地镌刻在内心，甚至可以说是魂牵梦萦……
难能可贵的是，2012年1月21日汤晓丹102岁仙逝，次子汤沐海2012年12月16日从瑞士乘飞机回到福建，首次踏上故乡华安县的土地。在这次回乡之旅中，汤沐海也特地来到新圩古渡口，与其说是寻访父亲的足迹，不如说是从生命原点追思父亲的记忆。
当汤沐海走进仙都镇云山村，就萌生了办音乐会回馈父老乡亲的念头。几经磨合，2017年1月9日，一场名为“海丝之路·福建华安”土楼新年音乐会，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在具有300年历史的“神州第一圆楼”二宜楼内震撼上演，开启了东方建筑与西洋乐器的史无前例的对话。
这场音乐会突破了音乐厅的惯性思维，利用二宜楼建筑声学特点，进行露天交响乐演奏，当声音在土楼内传播时遇到四周的反射，音量更强，达到卓越、立体的音响效果，堪称全国首创。
此外，这次音乐会还有一个亮点，是汤沐海的女儿汤苏珊演奏经典名作《梁祝》。她曾创下与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这部作品的演奏者最小年龄纪录。小苏珊出生在比利时，一直在国外长大，会说流利的德语、英语和韩语，当她9岁时，汤沐海将她接回国内，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在演出之余，汤沐海还带女儿参观了汤晓丹故居，重温祖辈从华安走出，一步步走向艺术殿堂。
为纪念著名艺术家汤晓丹，展示汤晓丹以及“汤氏父子”汤沐黎、汤沐海的奋斗历程和艺术成就，更好地传承艺术精神，华安县于2010年筹资在他的出生地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修建了汤晓丹纪念馆。故居有四间房，一间根据汤导的遗愿用于展示他生前生活用品和图片，两间展示两个儿子——国际著名画家汤沐黎、指挥家汤沐海的作品，最后一间是留给夫人蓝为洁的。汤导的骨灰，分别用两个华安玉雕成的骨灰盒，一个留在上海，另一个安放在故居。
一个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自己的故乡。
但凡有成就的艺术家，内心都有一个精神原乡，汤晓丹是如此，汤沐海是如此，汤苏珊想必也会如此。
人居处，必有水。有江就会有渡口。
如果溯源，新圩古渡口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唐朝，历经宋、明、清年间。历史悠久，固然是其价值的体现，但是，它还需要承载。关于它文字记载有，明朝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此登舟游览九龙江北溪；清光绪十四年（1888 ）漳州府于此立碑，题为“钦加二品卫署理福建等外都监运使司监法道加十级纪录十次司徒”。仅此而已，至于历史的遗存，只留下台阶上的花岗岩石板。
石头无言，怎记得岁月沧桑、人事更替？置身渡口，却觉得时空转换、恍如隔世。
渡口现有的模样，是1918年改建投入使用的，1949年后还在这里设立“漳州港务局新圩港务站”。
当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之后，古渡口的运输功能几近丧失；但随着乡村游的兴起，古渡口再度纳入了现代人开发的视野。当地政府2013年初投资1600多万元重新修复新圩古渡口，不光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需要，更是感念它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修复古渡口时，特立有代表性的三尊雕像：第一尊是一家人拉纤的情景，古渡口位于九龙江的上游北溪，在华安县过境全长107公里，这在九龙江流域绝无仅有。这固然表明亲水之便捷，同时也表明生活之艰辛；第二尊是打鱼的情景，渔具上停着两只鱼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靠江吃江，捕鱼为生；第三尊是远行的情景，一个身穿长衫手提皮箱的小伙子，走向远方。华安县有旅居海外的港澳侨台同胞70多万人，他们的先辈大都是从古渡口漂洋过海的。
在先民远涉重洋的同时，也带去艺术的瑰宝、中国名瓷的代表——米黄釉器皿——“漳窑”。华安县东溪窑不仅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最大的窑口，而且是福建省最早烧制青花瓷的窑址之一。故此，东溪窑遗址2006年5月被列为第六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6月1日，来自福州和漳州的文物专家莅临新圩古渡口，对华安县申报的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考评。价值不光取决于历史，还取决于它的作用。
因为东溪窑，新圩渡口成为了东南沿海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码头遗址；因为新圩渡口，东溪窯由此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播。
瓷器，是华夏民族引以为傲的文明符号。四百多年前，通过丝绸之路，瓷器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的纽带。据专家考证，“瓷器之路”与今天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千百年以来，在一带一路上，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无怪乎，“china”不仅成了瓷器的英文名字，而且成了中国的英文名称，成了中华文化的伟大符号——“以瓷器为国名的国家，世界独此一家！”
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业已成为世界繁荣发展、人类美美与共的时代选择。华安县委、县政府不失时机地积极作为，从小切口融入大格局，不仅将东溪窑和新圩古渡口纳入文化遗产点联袂申报海丝世遗，而且将新圩古渡口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2016年12月成立新圩古渡口与历史街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启动申报工程。
2017年11月中旬，福建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公示了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华安县有四处榜上有名，新圩渡建筑群名列其中。
不难发现，与申报时的名称并不一致，由“新圩古渡口”变为“新圩渡建筑群”，这不只是外延的扩大，更是内涵的拓展。
新圩由于“五天一圩”的习俗，形成了市场、形成了古街，在闽南特有的“竹竿厝”，依序排列有旅馆、米店、钟表店、食杂店、饭店、回生药铺、布店、打铁店、茶水店、裁缝店、陶瓷农产品铺、香纸铺、竹器草席铺、盐馆等。
从古渡口徜徉到古街，让人感受到时光的古韵之美、建筑的苍凉之韵，滋生出“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省文保单位从一个古渡口拓展到整个建筑群，这是专家的视角，古渡口与古村落相辅相成，有古村落才会有古渡口的人气，没有古渡口也就没有古村落的形成。
保留古厝风情，就是保留寄托乡愁的记忆。保护渡口、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二
1984年3月6日，一位领导同志来到新圩古渡口。他依台阶而下又转身而上，盘恒少许，发现唯一留有记忆的是渡口边上的古榕树。转身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渡口不是有两棵古榕树么？
华安县陪同的工作人员不由一怔，这位领导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
不容多想，连忙回答，有一棵前些年枯死了。
仅存一棵是典型的闽南小叶榕，没有气根，郁郁葱葱，据说树龄已有200多年，见证了古渡口的变迁。
这位领导似乎并不在意古榕树的存亡，他一手搭着古榕树，眯着双眼远眺九龙江，沉吟半晌，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勾起他内心深处的记忆····
1933年，15岁的他随母亲从连城转辗反侧，沿漳平来到新圩古渡口，在一个丝绸老板和一个小伙计接应下，上船顺江而下，驶向月港、厦门、上海，并最终走向革命旅程。
也许触景生情，也许感慨万千，他在古渡口情不自禁地给身边人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路颠簸，抵达上海，一家人团聚在维尔蒙路上。两个月后，他便去南京念书。读书期间，参加了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到过武汉、桂林。后在李克农、廖承志的帮助和安排下，他由香港辗转到苏北盐阜地区，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民运工作，并任阜东县（今滨海县）三坝区党书记。从此，他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1949年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在相互寻找，未有结果。这是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在白区读书和工作时都改了名字，尤其是他的父亲“梁明德”，不但改了名，还换了姓。
建国初期，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梁明德，委托当年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老战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代为在华东一带寻找他的儿子。曾希圣找了一年也没有发现梁明德儿子的任何线索，他便将任务交给闽西人的团省委书记。
无巧不成书。曾希圣曾率一个工作组下乡蹲点整社，团委书记也是工作组成员之一，正好与曾希圣同住一户农家。晚饭后两人聊天，曾希圣近距离发现团委书记颇像一个人，当年，“梁明德”的妻小在维尔蒙路安置后，他常扮作一个姓胡的商人跟“梁明德”谈“生意”。他的儿子讨人喜欢，每次见面总亲热地叫他“胡叔叔”，给他搬椅子、递茶。当然，他每次登门也少不了带些糖果点心。经过几个细节的询问核实，曾希圣不由分说地哈哈大笑，对团委书记说：“你仔细看看我像不像那个‘胡叔叔’？”
团委书记猛然忆起，脱口而出：“胡叔叔！”便一把搂住曾希圣，热泪夺眶而出。随后，他终于找到了与自己离散了20多年的父母亲。
这个深情讲述故事的领导同志，就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的父亲是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项与年。
项南是莅临华安县视察指导工作时，顺道寻访了新圩古渡口。在华安视察工作期间，题写了“林山竹海”。这是华安县的资源禀赋，也是华安县的潜力所在。
华安县这些年立足实际，念好茶、林、竹“三字经”，秉持的也是項南老书记的理念。窥斑见豹，仅以古渡口及周边老街进行了保护性修建为例，彰显了华安县的生态建设。以水为脉，建设沿江木栈道、观江台，九龙江北溪美景一览无余；以绿为韵，利用原有生态条件，建设湿地公园，打造休闲健身天然森林氧吧；以史为魂，建设新圩古渡文史馆，对古渡口文化进行挖掘、再现，水车、雕塑、古渡口标志等景观，“修旧如旧”再现古渡口昔日繁华场景。
站在古渡口上，更能体会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沧桑！人活一世，行旅一程。在匆匆的旅程中要回望当初的出发地，想一想为了什么而出发，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人的一生会有许多驿站，如果有机会回到起点收获的不止是怀旧，而是初心。“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向多远的未来。”
“述往事，思来者。”项南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1981年1月到任，1986年春离任，在福建主政5年，福建的经济增长率从全国第21位快速上升到第3位。靠的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在改革开放上开创了许多个“第一”：支持中外合资第一家福日电视机厂、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最早提出为海外侨领胡文虎先生平反、第一个向国外借贷筹建厦门机场、率先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第一个提出将特区面积扩大到全岛······是这些大破大立的改革业绩，才使得福建从偏于东南一隅变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项南诞辰百年。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愈加感到项南当年的改革精神之可贵。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要将改革进行到底，有必要借古渡口缅怀项南，汲取改革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激发对改革的担当。
三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1998年10月28日，时值深秋，闽南的秋天既不萧瑟，也不寒冷；但却有着秋天的共性：云淡风清，秋高气爽。浓浓的秋意，浓浓的乡情。古渡口那一天恍如过年，甚至比过年还要热闹。当地群众人头攒动，争先恐后，齐挨挨分立古街两边，一睹汤晓丹、孙道临、秦怡等电影明星的风采。
时年80岁的汤晓丹那天特别兴奋，向乡亲们挥手致意，指着渡口向两位同道介绍，我当年就是从这里走向厦门、走向上海的。
汤晓丹1910年出生在华安县，6岁随母去印尼寻父，10岁随父母从印尼回到了家乡。1928年考入厦门集美，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9年只身闯荡上海，开启艰难跋涉的艺术人生。
1989年10月16日至30日，“汤晓丹电影艺术研讨会”，先后在上海和福建的漳州市、华安县举行。汤晓丹享有“银幕将军”、“中国战争电影之父”等荣誉，其代表作有《南征北战》《红日》《渡江侦察记》《南昌起义》等。
利用办影展的机会，汤晓丹回到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省亲。当然，他还专门来到念兹在兹、何曾或忘的新圩古渡口。
汤晓丹是一生从未侧身行伍的布衣导演，却被业界冠以“银幕将军”的美誉。其中《渡江侦察记》在全国上映周期长达半年之久，据当年的统计，观众人数达1700多万人次，创下了1954年国产片的最高观影纪录。
成功的因素固然有很多，是否与他的渡江经历有关系？他一生渡过多少次江？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但年轻时从新圩古渡口渡江，从此走向革命艺术生涯，却深深地镌刻在内心，甚至可以说是魂牵梦萦……
难能可贵的是，2012年1月21日汤晓丹102岁仙逝，次子汤沐海2012年12月16日从瑞士乘飞机回到福建，首次踏上故乡华安县的土地。在这次回乡之旅中，汤沐海也特地来到新圩古渡口，与其说是寻访父亲的足迹，不如说是从生命原点追思父亲的记忆。
当汤沐海走进仙都镇云山村，就萌生了办音乐会回馈父老乡亲的念头。几经磨合，2017年1月9日，一场名为“海丝之路·福建华安”土楼新年音乐会，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在具有300年历史的“神州第一圆楼”二宜楼内震撼上演，开启了东方建筑与西洋乐器的史无前例的对话。
这场音乐会突破了音乐厅的惯性思维，利用二宜楼建筑声学特点，进行露天交响乐演奏，当声音在土楼内传播时遇到四周的反射，音量更强，达到卓越、立体的音响效果，堪称全国首创。
此外，这次音乐会还有一个亮点，是汤沐海的女儿汤苏珊演奏经典名作《梁祝》。她曾创下与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这部作品的演奏者最小年龄纪录。小苏珊出生在比利时，一直在国外长大，会说流利的德语、英语和韩语，当她9岁时，汤沐海将她接回国内，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在演出之余，汤沐海还带女儿参观了汤晓丹故居，重温祖辈从华安走出，一步步走向艺术殿堂。
为纪念著名艺术家汤晓丹，展示汤晓丹以及“汤氏父子”汤沐黎、汤沐海的奋斗历程和艺术成就，更好地传承艺术精神，华安县于2010年筹资在他的出生地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修建了汤晓丹纪念馆。故居有四间房，一间根据汤导的遗愿用于展示他生前生活用品和图片，两间展示两个儿子——国际著名画家汤沐黎、指挥家汤沐海的作品，最后一间是留给夫人蓝为洁的。汤导的骨灰，分别用两个华安玉雕成的骨灰盒，一个留在上海，另一个安放在故居。
一个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自己的故乡。
但凡有成就的艺术家，内心都有一个精神原乡，汤晓丹是如此，汤沐海是如此，汤苏珊想必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