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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9日,上海UME新天地国际影城,离开场还有十分钟的时候,近百人的放映厅内已经坐了80%的观众。王滨坐在了座位上,40元的门票是早早举从网上订好的。
晚九点,中国纪录片导演徐童的纪录片《算命》准时开始。放映过程中偶尔有人走进来,很多人还是习惯到影院后再买票进场。但也并非每场都有票,此前六点四十五分放映的日本纪录片《跟着奈良美智去旅行》几天前就订光了票,想看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在地上坐了一个半小时。
三小时后,灯光亮起,导演徐童出现在几乎满座的剧场中。王滨还就影片中的兴趣点提了问。其实,林业专业大三的王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爱好者,他只是在网上找感兴趣的电影时,凑巧发现了这两部影片。“反正都是看电影,也都是在电影院。”对王滨来说,这和买一张剧情片的电影票没什么区别,吸引他的终究是故事和人物。6月7日至15日,汇集了世界最知名五大纪录片节和前沿导演的44部纪录片在上海万裕国际影城、上海环艺电影城、世纪大上海电影院、上海UME新天地国际影城公开放映,有部分影片的票在活动开始就销售一空。而这只是今年MIDA活动的一部分。
融合了“纪录片竞赛、纪录片展映、导演基金、跨界工作坊、欧美纪录片论坛的”的MIDA——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以十分国际化的阵容开幕。著名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崔明慧,纪录片和电影导演、作家彭小莲,纪录片导演王小龙,纪录片导演康健宁,资深杂志媒体工作者刘炳森为导演计划特邀评委。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Docs)、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DOKLeipzig)、新西兰纪录片电影节(Docu-mentaryEdge)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YIDFF)的主席们带来了精彩纪录片,更带来了EAA(欧美亚)纪录片论坛。MIDA要做的当然不仅仅是纪录片的展映和学习交流,作为2010上海电视节的主体单元,MIDA要打造的是一条全新的纪录片产业链。
看纪录片:请买一张电影票
对于一部分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来说,免费放映曾是其作品在国内首选的交流方式,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都会汇集中国本土几乎最好的体制外影像和导演。这些活动更像朋友聚会,“交流”和“观影”更多是导演之间的互换作品。如果有人想让自己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最多也不过是把影片送到有国外电影节或基金资源的策展人手中。
但即使是举着保持艺术独立性的旗号,提出类似“纪录片本来就不是拍给观众看”借口的“行内人士”,也会在“观众不足”这个问题上底气渐弱。因为多数活动是与各大高校联合举办,放映场地常常是大学的某个教室中,除了导演相互学习之外,更多的观众是校内大学生。2007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当有作者表示要讨论“纪录片的市场问题”时,现场立刻反对声一片,因为“独立影像一旦考虑市场问题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意识”。
2008年,已经向独立导演们发出两次提案征选计划的CNEX,在这一年开始做全国高校巡展,因为这里总会有观众。固定观众群的匮乏和不成熟的观影文化仍然是整个纪录片市场上最薄弱的环节。虽然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也曾经发生因为观众太少而取消放映的情况,但是,随着大众对纪录片的逐渐接受,观影群体也似乎在各地渐成气候的小型放映会中形成规模。
现在,“花钱买票看独立纪录片”似乎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早已开始收费观影。2010年5月在北京通州宋庄举办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也不再是免费观看的形式,而改成“单场门票10元,通票100元”的标准了。艺术空间的放映仍然是专业观众占主流,虽然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小千认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影片质量不错,但也不可否认观众匮乏的事实。“晚上7点,来看片子的不超过10个人。”
和艺术空间中多半抱着公益性质做的展览展览不同,MIDA选择播放纪录片的这四家影院都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淮海路和南京西路。显然,主办方希望借此机会,能让观看纪录片成为一种“文化消费”。
三年前,于广义第一次把他的《木帮》在安徽的独立影像交流周上放映时,就有人说,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消费”潜质,但终究没人为这个片子买单。而今,在上海这个繁华地段的电影院里,徐童毫不避讳自己影片的可看性:“我觉得片子不管拍什么样都要有针对的观众群来看,只是商业片的观众群更大一些,而独立纪录片因为思想性较深,所以观众群会小,但也要有观众。我们来参加这次的活动,确实也希望能找到更多关注的人群。”徐童的影片每次放映常会满场暴笑,但让人更记忆犹新的是影片所体现的社会意识。
不过在这些影院消费者看来,看纪录片可能和看《精武风云》或者《画皮2》依然不太一样,毕竟这个更小众,也更与众不同。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艰难处境依然显而易见。
目前国内纪录片市场仍然是以体制内作者在电视台播放的形式为主。独立纪录片如果能在国外获奖,被人看到的机会相对多些,但也多是在学者和策展人的小范围流传,以及在小型活动上放映。即使有机会进入院线,市场对纪录片接受程度有限。更多时候,纪录片要和剧情片抢市场,比如2009年末进入院线的《小人国》虽然安排了500多家影院,实际却只有不到50家放映了该片。但独立纪录片也并非没有市场化的可能性。这一届的MIDA或许是一线希望,至少也会让部分投资人感到兴奋。除了影展所放映的纪录片在近两年各大影展放映时所积攒的口碑外,观众群也是SMG纪实频道与多家影院长期合作培养的结果。
MIDA执行主管、SMG纪实频道副总监干超表示,MIDA电影票销售的情况远比想象的好。事实上,SMG纪实频道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自 2006年创立以来就开始与影院合作,俱乐部采取隔周放映,在电影院以“电影”的方式放映和销售门票,导演到场交流的放映形式,打破以往小范围放映的状态。三年下来,果然形成了一部分固定的纪录片观影人群,参与俱乐部的注册会员已经达1500人。和SMG纪实频道的目标群体为35-55岁,消费能力、知识水准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中年男性为主不同,俱乐部的人群则是30-40岁左右的女性白领为主。而这一次,在MIDA影展上,观众们积累的热情得到统一的释放。
虽然干超仍把它看作一次尝试,而能让纪录片成为一种人们乐于消费的文化产物,这也是纪录片导演出身的干超一直希望的。正如他强调的那句话:“如果你不喜欢纪录片,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最好的纪录片!”
MIDA:不是形象工程
如果说,今年分散在MIDA纪录片竞赛(上海电视节纪录片评奖单元)中的几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参选,一点没受周浩《龙哥》去年在白玉兰社会类纪录片获得银奖的启示,那肯定是不客观的。最终,顾桃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获得了“MIDA自然类纪录片金奖”。
“其实到底谁能拿奖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只是以前的白玉兰纪录片单元是政府的形象工程。如果电视台的人获得了这个奖,可以拿来评职称。但我是做市场的,这跟我没关系。我们要做的是电视台与独立制片人之间的桥梁,本来这就不应该是对立的。”干超并不在意最终谁获了奖,但是在他看来,这些独立导演送来的作品,确实很棒。
颁奖的当天,王小龙导演对干超表示很高兴看到现在的结果,那一刻,两代纪录片人神会心融。“因为我们没去干涉评委们的任何想法,基金和竞赛的获奖者完全都是评委的意见。我们要打造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奖,有了纪录片奖,我们就有了对好纪录片发言的标准。”干超说,SMG纪实频道所要做的只是搭台子,然后请来最好的纪录片人,至于怎么唱就是台上人的事情了。“创作者只要做好作品,至于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了。”
MIDA!大米!
除了“白玉兰”变成“MIDA”,从2006年起推出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今年也成为了“MIDA导演计划”。今年导演计划的主题定为“亚洲下一秒”,视野范畴从中国扩展到了亚洲领域。这国际化的变化对于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更关注能否拿到钱。
顾桃说:“原本不知道MIDA是什么意思,但我发现MIDA倒过来读就是‘大米’,有了大米就能生存下去。”因为没有市场化,一直以来独立纪录片给人的印象就是“缺钱”。可能做个艺术装置有人会投几百万,但做纪录片却连十万元都很难。因此,更多的独立纪录片人一直将“自救”的目光投向国外的电影节或者基金会。有钱,这意味着下一部影片将以何种状态进行。
上一届获奖的周浩这次坐在了评委席上:“说到自己,我更愿意来参加竞标,毕竟这奖金是丰厚的,它对未来的创作都有帮助。”来参加的没有不愿意争取到这笔奖金,毕竟在发布平台和投资机构都比较匮乏的环境中, MIDA导演计划提供的基金对电视台以外的纪录片导演们是一笔不小的支持。事实上,近20年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已经培养了相当多优秀纪录片导演,他们并非具有电视台背景。本届获得“ 亚洲提案奖”的丛峰、顾桃、徐童、于广义和曲江涛都有在国外获奖的经历。“虽然有些独立导演们没有精美的PPT,但其实这些导演本身是专业和细致的,比如徐童在发给大家文件时,给我的是中文,但给崔明惠的却是英文。”周浩表示,在竞标时谁能胜出这很难说,但是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在现场本身就表现出很强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如果想拿别人的钱拍DV,可以选择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中的栗宪庭基金、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这种出自艺术家或者艺术机构的基金;也可以选择CNEX这种纪录影像项目基金;还可以去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寻找一个国际买家。而MIDA,则是一个由生产到制作到播放完全统一的官方平台。
“我们在纪实频道上看到了这个活动的广告,每个片子还有剧照。”丛峰表示,如果机构有需要,作为导演也可以提供不同的版本。“SMG纪实频道有很好的广告收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撑,因为纪实频道的定位是中年男性,自然有很多汽车广告。这让我们在资金上不用太担心。”干超表示不会因为经费的问题而对作者提出更多要求,因为这些作品未来是在院线放映。
曾多次参加国外电影节的干超,也希望MIDA能够吸引更多中国独立纪录片人参与。用周浩的话说:“如果MIDA想要做成亚洲最大的电影节,只有大家互相借力才有可能越做越大。”
纪录片的种子:从完成一个作品开始
和另外五位出自亚洲提案单元的作者不同,来自上海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刘跃之前的作品都是校园短片,但这次他的《求职进行时》在来自全国十所高校的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新面孔单元提案奖。“资金投入是要有回报的,毕竟我们是一个商业运作的模式,需要看到商业回报。我们也会让这些作品参加国外的电影节,拿奖,但新面孔单元和亚洲提案单元影片的最终用法不同,学生拍的纪录片我们则更注意他能否完成。”
新面孔单元评委之一,上海纪实频道“经典重访”制片人叶蕾在谈到新面孔单元的评选时说:“其实这次有不少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选题,却由于承载量太大,一般的成熟编导做起来都比较困难。学生们的想法很多,但纪录片恰恰要反映一个点,如果要反映的事情太多,反而会表达不清。把一个东西想透就好,毕竟纪录片是走深度的。而从社会角度来说,《求职进行时》这类选题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我们很想知道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生活的。”
采访过多家电影节主席的叶蕾将目前中国的纪录片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主流媒体制作的,另一部分是独立纪录片人制作的。“从主流媒体来讲,我要的片子肯定是观众能坐下来看的。比如社会热点,比如‘蚁族’和‘大学生就业’这类话题;另外一个就是故事性。叙事的方式,内容的生动,都是我们需要的。”叶蕾也承认因为拍摄周期等原因,很多主流媒体的纪录片思想性被削弱。
架一座合理化的桥
过去几年中,SMG纪实频道通过种种方式与独立导演们进行合作。从2009年开始,SMG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曾邀请范俭、毛晨雨、黎小锋等独立纪录片人与电视台内部编导一起进行选题竞标。独立纪录片人苏青、米娜拍摄的关于聋人的纪录片《手语时代》便因此得到了投资,并参加了这届MIDA的竞赛单元。
干超承认,独立导演的项目往往比体制内编导的项目更受到欢迎, 因此,在导演基金计划的入选择上,也对独立导演有相当的倾向。
SMG纪实频道希望能在MIDA和导演计划的平台,为独立导演们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以及世界各国电影节、电视台的平台。对于国内大部分设备状况依然还停留在标清阶段的独立导演来说是天方夜谭,更何况所有频道投资的纪录片,将在五年之后将所有权限归还导演。为了吸引更多的独立导演与体制内机构合作,除了资金上的帮助,SMG纪实频道对导演们在创作上并没有限制,这也让不习惯电视台风格的纪录片导演们有了很大的创作空间。
而从导演自身来说,相比去年获奖的范俭、姜、陈富等具有丰富与电视台合作经验的年轻独立导演,今年获得“亚洲提案奖”的丛峰、于广义和徐童可以说做出的努力要更难,突破也更大。
干超说:“其实人们一直有一个误会,认为这两者要对立,我就要寻找这两者之间的融合点。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需要对立的事情。当然这个过程就像婚姻一样,看上去是美好的,但经历了就知道这其中是有痛苦的,而这要做过了才知道。”
至于五年、冠名权之类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作者来说,只要不影响参加电影节就可以。毕竟在中国当前的情况,自己做独立纪录片的发行还是非常渺茫的事情。
晚九点,中国纪录片导演徐童的纪录片《算命》准时开始。放映过程中偶尔有人走进来,很多人还是习惯到影院后再买票进场。但也并非每场都有票,此前六点四十五分放映的日本纪录片《跟着奈良美智去旅行》几天前就订光了票,想看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在地上坐了一个半小时。
三小时后,灯光亮起,导演徐童出现在几乎满座的剧场中。王滨还就影片中的兴趣点提了问。其实,林业专业大三的王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爱好者,他只是在网上找感兴趣的电影时,凑巧发现了这两部影片。“反正都是看电影,也都是在电影院。”对王滨来说,这和买一张剧情片的电影票没什么区别,吸引他的终究是故事和人物。6月7日至15日,汇集了世界最知名五大纪录片节和前沿导演的44部纪录片在上海万裕国际影城、上海环艺电影城、世纪大上海电影院、上海UME新天地国际影城公开放映,有部分影片的票在活动开始就销售一空。而这只是今年MIDA活动的一部分。
融合了“纪录片竞赛、纪录片展映、导演基金、跨界工作坊、欧美纪录片论坛的”的MIDA——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以十分国际化的阵容开幕。著名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崔明慧,纪录片和电影导演、作家彭小莲,纪录片导演王小龙,纪录片导演康健宁,资深杂志媒体工作者刘炳森为导演计划特邀评委。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Docs)、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DOKLeipzig)、新西兰纪录片电影节(Docu-mentaryEdge)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YIDFF)的主席们带来了精彩纪录片,更带来了EAA(欧美亚)纪录片论坛。MIDA要做的当然不仅仅是纪录片的展映和学习交流,作为2010上海电视节的主体单元,MIDA要打造的是一条全新的纪录片产业链。
看纪录片:请买一张电影票
对于一部分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来说,免费放映曾是其作品在国内首选的交流方式,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都会汇集中国本土几乎最好的体制外影像和导演。这些活动更像朋友聚会,“交流”和“观影”更多是导演之间的互换作品。如果有人想让自己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最多也不过是把影片送到有国外电影节或基金资源的策展人手中。
但即使是举着保持艺术独立性的旗号,提出类似“纪录片本来就不是拍给观众看”借口的“行内人士”,也会在“观众不足”这个问题上底气渐弱。因为多数活动是与各大高校联合举办,放映场地常常是大学的某个教室中,除了导演相互学习之外,更多的观众是校内大学生。2007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当有作者表示要讨论“纪录片的市场问题”时,现场立刻反对声一片,因为“独立影像一旦考虑市场问题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意识”。
2008年,已经向独立导演们发出两次提案征选计划的CNEX,在这一年开始做全国高校巡展,因为这里总会有观众。固定观众群的匮乏和不成熟的观影文化仍然是整个纪录片市场上最薄弱的环节。虽然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也曾经发生因为观众太少而取消放映的情况,但是,随着大众对纪录片的逐渐接受,观影群体也似乎在各地渐成气候的小型放映会中形成规模。
现在,“花钱买票看独立纪录片”似乎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早已开始收费观影。2010年5月在北京通州宋庄举办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也不再是免费观看的形式,而改成“单场门票10元,通票100元”的标准了。艺术空间的放映仍然是专业观众占主流,虽然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小千认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影片质量不错,但也不可否认观众匮乏的事实。“晚上7点,来看片子的不超过10个人。”
和艺术空间中多半抱着公益性质做的展览展览不同,MIDA选择播放纪录片的这四家影院都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淮海路和南京西路。显然,主办方希望借此机会,能让观看纪录片成为一种“文化消费”。
三年前,于广义第一次把他的《木帮》在安徽的独立影像交流周上放映时,就有人说,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消费”潜质,但终究没人为这个片子买单。而今,在上海这个繁华地段的电影院里,徐童毫不避讳自己影片的可看性:“我觉得片子不管拍什么样都要有针对的观众群来看,只是商业片的观众群更大一些,而独立纪录片因为思想性较深,所以观众群会小,但也要有观众。我们来参加这次的活动,确实也希望能找到更多关注的人群。”徐童的影片每次放映常会满场暴笑,但让人更记忆犹新的是影片所体现的社会意识。
不过在这些影院消费者看来,看纪录片可能和看《精武风云》或者《画皮2》依然不太一样,毕竟这个更小众,也更与众不同。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艰难处境依然显而易见。
目前国内纪录片市场仍然是以体制内作者在电视台播放的形式为主。独立纪录片如果能在国外获奖,被人看到的机会相对多些,但也多是在学者和策展人的小范围流传,以及在小型活动上放映。即使有机会进入院线,市场对纪录片接受程度有限。更多时候,纪录片要和剧情片抢市场,比如2009年末进入院线的《小人国》虽然安排了500多家影院,实际却只有不到50家放映了该片。但独立纪录片也并非没有市场化的可能性。这一届的MIDA或许是一线希望,至少也会让部分投资人感到兴奋。除了影展所放映的纪录片在近两年各大影展放映时所积攒的口碑外,观众群也是SMG纪实频道与多家影院长期合作培养的结果。
MIDA执行主管、SMG纪实频道副总监干超表示,MIDA电影票销售的情况远比想象的好。事实上,SMG纪实频道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自 2006年创立以来就开始与影院合作,俱乐部采取隔周放映,在电影院以“电影”的方式放映和销售门票,导演到场交流的放映形式,打破以往小范围放映的状态。三年下来,果然形成了一部分固定的纪录片观影人群,参与俱乐部的注册会员已经达1500人。和SMG纪实频道的目标群体为35-55岁,消费能力、知识水准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中年男性为主不同,俱乐部的人群则是30-40岁左右的女性白领为主。而这一次,在MIDA影展上,观众们积累的热情得到统一的释放。
虽然干超仍把它看作一次尝试,而能让纪录片成为一种人们乐于消费的文化产物,这也是纪录片导演出身的干超一直希望的。正如他强调的那句话:“如果你不喜欢纪录片,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最好的纪录片!”
MIDA:不是形象工程
如果说,今年分散在MIDA纪录片竞赛(上海电视节纪录片评奖单元)中的几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参选,一点没受周浩《龙哥》去年在白玉兰社会类纪录片获得银奖的启示,那肯定是不客观的。最终,顾桃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获得了“MIDA自然类纪录片金奖”。
“其实到底谁能拿奖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只是以前的白玉兰纪录片单元是政府的形象工程。如果电视台的人获得了这个奖,可以拿来评职称。但我是做市场的,这跟我没关系。我们要做的是电视台与独立制片人之间的桥梁,本来这就不应该是对立的。”干超并不在意最终谁获了奖,但是在他看来,这些独立导演送来的作品,确实很棒。
颁奖的当天,王小龙导演对干超表示很高兴看到现在的结果,那一刻,两代纪录片人神会心融。“因为我们没去干涉评委们的任何想法,基金和竞赛的获奖者完全都是评委的意见。我们要打造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奖,有了纪录片奖,我们就有了对好纪录片发言的标准。”干超说,SMG纪实频道所要做的只是搭台子,然后请来最好的纪录片人,至于怎么唱就是台上人的事情了。“创作者只要做好作品,至于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了。”
MIDA!大米!
除了“白玉兰”变成“MIDA”,从2006年起推出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今年也成为了“MIDA导演计划”。今年导演计划的主题定为“亚洲下一秒”,视野范畴从中国扩展到了亚洲领域。这国际化的变化对于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更关注能否拿到钱。
顾桃说:“原本不知道MIDA是什么意思,但我发现MIDA倒过来读就是‘大米’,有了大米就能生存下去。”因为没有市场化,一直以来独立纪录片给人的印象就是“缺钱”。可能做个艺术装置有人会投几百万,但做纪录片却连十万元都很难。因此,更多的独立纪录片人一直将“自救”的目光投向国外的电影节或者基金会。有钱,这意味着下一部影片将以何种状态进行。
上一届获奖的周浩这次坐在了评委席上:“说到自己,我更愿意来参加竞标,毕竟这奖金是丰厚的,它对未来的创作都有帮助。”来参加的没有不愿意争取到这笔奖金,毕竟在发布平台和投资机构都比较匮乏的环境中, MIDA导演计划提供的基金对电视台以外的纪录片导演们是一笔不小的支持。事实上,近20年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已经培养了相当多优秀纪录片导演,他们并非具有电视台背景。本届获得“ 亚洲提案奖”的丛峰、顾桃、徐童、于广义和曲江涛都有在国外获奖的经历。“虽然有些独立导演们没有精美的PPT,但其实这些导演本身是专业和细致的,比如徐童在发给大家文件时,给我的是中文,但给崔明惠的却是英文。”周浩表示,在竞标时谁能胜出这很难说,但是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在现场本身就表现出很强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如果想拿别人的钱拍DV,可以选择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中的栗宪庭基金、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这种出自艺术家或者艺术机构的基金;也可以选择CNEX这种纪录影像项目基金;还可以去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寻找一个国际买家。而MIDA,则是一个由生产到制作到播放完全统一的官方平台。
“我们在纪实频道上看到了这个活动的广告,每个片子还有剧照。”丛峰表示,如果机构有需要,作为导演也可以提供不同的版本。“SMG纪实频道有很好的广告收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撑,因为纪实频道的定位是中年男性,自然有很多汽车广告。这让我们在资金上不用太担心。”干超表示不会因为经费的问题而对作者提出更多要求,因为这些作品未来是在院线放映。
曾多次参加国外电影节的干超,也希望MIDA能够吸引更多中国独立纪录片人参与。用周浩的话说:“如果MIDA想要做成亚洲最大的电影节,只有大家互相借力才有可能越做越大。”
纪录片的种子:从完成一个作品开始
和另外五位出自亚洲提案单元的作者不同,来自上海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刘跃之前的作品都是校园短片,但这次他的《求职进行时》在来自全国十所高校的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新面孔单元提案奖。“资金投入是要有回报的,毕竟我们是一个商业运作的模式,需要看到商业回报。我们也会让这些作品参加国外的电影节,拿奖,但新面孔单元和亚洲提案单元影片的最终用法不同,学生拍的纪录片我们则更注意他能否完成。”
新面孔单元评委之一,上海纪实频道“经典重访”制片人叶蕾在谈到新面孔单元的评选时说:“其实这次有不少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选题,却由于承载量太大,一般的成熟编导做起来都比较困难。学生们的想法很多,但纪录片恰恰要反映一个点,如果要反映的事情太多,反而会表达不清。把一个东西想透就好,毕竟纪录片是走深度的。而从社会角度来说,《求职进行时》这类选题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我们很想知道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生活的。”
采访过多家电影节主席的叶蕾将目前中国的纪录片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主流媒体制作的,另一部分是独立纪录片人制作的。“从主流媒体来讲,我要的片子肯定是观众能坐下来看的。比如社会热点,比如‘蚁族’和‘大学生就业’这类话题;另外一个就是故事性。叙事的方式,内容的生动,都是我们需要的。”叶蕾也承认因为拍摄周期等原因,很多主流媒体的纪录片思想性被削弱。
架一座合理化的桥
过去几年中,SMG纪实频道通过种种方式与独立导演们进行合作。从2009年开始,SMG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曾邀请范俭、毛晨雨、黎小锋等独立纪录片人与电视台内部编导一起进行选题竞标。独立纪录片人苏青、米娜拍摄的关于聋人的纪录片《手语时代》便因此得到了投资,并参加了这届MIDA的竞赛单元。
干超承认,独立导演的项目往往比体制内编导的项目更受到欢迎, 因此,在导演基金计划的入选择上,也对独立导演有相当的倾向。
SMG纪实频道希望能在MIDA和导演计划的平台,为独立导演们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以及世界各国电影节、电视台的平台。对于国内大部分设备状况依然还停留在标清阶段的独立导演来说是天方夜谭,更何况所有频道投资的纪录片,将在五年之后将所有权限归还导演。为了吸引更多的独立导演与体制内机构合作,除了资金上的帮助,SMG纪实频道对导演们在创作上并没有限制,这也让不习惯电视台风格的纪录片导演们有了很大的创作空间。
而从导演自身来说,相比去年获奖的范俭、姜、陈富等具有丰富与电视台合作经验的年轻独立导演,今年获得“亚洲提案奖”的丛峰、于广义和徐童可以说做出的努力要更难,突破也更大。
干超说:“其实人们一直有一个误会,认为这两者要对立,我就要寻找这两者之间的融合点。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需要对立的事情。当然这个过程就像婚姻一样,看上去是美好的,但经历了就知道这其中是有痛苦的,而这要做过了才知道。”
至于五年、冠名权之类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作者来说,只要不影响参加电影节就可以。毕竟在中国当前的情况,自己做独立纪录片的发行还是非常渺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