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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富士康”）仅用36天便通过了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闪电过会，抛下一堆排了两三年队的公司艳羡不已。
目前工业互联网的方式将富士康旗下2B资源打包在一起略显生硬，手机代工业务和云服务器、机器人等业务之间未来有整合成一整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的机会，但眼下还将是各行其是向外拓展的漫长过程。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电子代工企业鸿海精密集团（2317.TW，下称“鸿海”）的子公司。2017年12月6日，鸿海将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等业务注入新公司。2017年鸿海营收1589亿美元，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营收3545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鸿海将自身三分之一左右的业务注入了新公司。
A股上市，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意在将公司发展进一步植根于广阔的大陆市场，并将公司由高营收低利润的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成“先进制造业+工业互联网”的新型制造服务业标杆。招股书中，富士康表示不止步于做一个智能制造的代工企业，还要向制造业同行输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成为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下的智能制造和科技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这是郭台铭主导的第三次转型。1974年，郭台铭在台湾地区草创塑胶企业鸿海有限公司，生产塑料产品，上世纪90年代转型为连接器制造商和机构件制造商。本世纪初，鸿海提出转型为高科技服务公司。2010年后，尝试推出自有品牌。2016年，富士康收购夏普，这是郭台铭打造面向2C市场自有品牌的第一步。郭台铭称，鸿海将成为“一家全球创新型的人工智能平台，而不只是一家制造公司”。
按照上市进程，最快3月下旬、最晚4月初，富士康将正式登陆沪市。
富士康招股说明书显示，此次IPO将申请募集资金272.53亿元。有券商预计富士康本次IPO将发行19.6953亿股，预计发行价在13.84元左右，对应发行市盈率为17.18倍。按此估算，富士康估值2731亿元人民币。各大券商对富士康的估值分歧很大，低至15倍市盈率、高至40倍，落差达3000亿元人民币之巨。
富士康历史上第一位CMO袁学智在2016年底加入富士康，负责夏普品牌行销事务。数月前，他向《财经》记者回忆，当时，郭台铭对他说，五年后的富士康和今天给苹果代工手机的富士康，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如能转型为科技驱动的生产型服务企业，具备和通用电气（GE）、西门子等工业巨头一样的制造+服务能力，这无疑会成为商业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幕。而富士康漫长代工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中低端员工为主的人才结构、单薄的研发基础和研發投入，是市场对其能否完成乌鸡变凤凰式的脱胎换骨的主要疑虑。
无论如何，登陆A股，彻底融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大潮，可谓富士康的全新契机。
上世纪90年代，鸿海生产重心移至大陆，设立富士康，鸿海持股94.2%。本世纪后，其生产基地由广东扩展至江苏、上海、湖北、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发展成百万员工的全球最大代工企业，营收占全球电子制造代工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
富士康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成了廉价劳力的符号，一部售价500美元的iPhone，制造商富士康只能拿不到10美元，这样的说法广为流传，让人一提起富士康就想到低端加工业。
富士康还背负着血汗工厂的恶名，2010年的“十连跳事件”（富士康深圳基地半年内有十名员工跳楼自杀）让富士康成了众矢之的。2012年，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以一篇《苹果的血汗代价》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虽然此文重点针对的是苹果，但也令富士康的公众形象蒙羞。
2010年之后，大陆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开始短缺、工资大涨，土地环境汇率等成本也大幅上扬，富士康所在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也进入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双重巨变期。富士康运营成本骤增。该公司的净利润从2009年的7.9%下降至2017年的不到5%。
富士康的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华为、联想、亚马逊、思科、戴尔、诺基亚等，客户集中度很高，来自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七成以上。
其中，苹果的兴衰尤其决定富士康的成败。招股书显示，截至2017年末，富士康股份正在履行的销售订单前三位均来自苹果公司，正在履行的采购订单前三位同样来自苹果公司，而且苹果销售订单和采购订单金额远超过其他客户。近年来，手机市场竞争加剧，苹果销量开始下滑，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近几年，苹果不再完全依赖其代工，转而把一些订单分给其他的一些小型代工企业。
种种原因之下，富士康的转型既是顺势而为，也是形势所迫。
一位接近郭台铭的台湾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郭台铭推崇孙正义，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野心大、下手狠。
短短数年间，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到医疗健康、AI、5G、电动汽车，郭台铭的投资与布局几乎没有边界。富士康CMO袁学智数月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提及，郭夫人因乳腺癌去世后，郭成立了一个基金，建设了一个有机农场，甚至在这个农场开发了“虫脸识别”技术。
郭台铭给鸿海设立了非常多的目标：他希望夏普称霸电视业，做强手机业务;希望鸿海以“云移物大智网+机器人”为战略主轴，以全世界为舞台，打造科技日不落帝国。
明照资本（三一重工旗下的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投资方向是智能制造以及物联网）投资总监吴志宏向《财经》记者分析，工业制造属于物理型公司，而工业互联网属于数字型公司，估值体系不一样，“工业制造公司通常按照收入和利润来进行估值，工业互联网公司则是按照连接数以及数据量去估值。二者估值差距可达数倍”。 他认为，以工业互联网公司为主体上市，能够帮助富士康取得更高的估值。原因在于，制造业毛利趋于一致，想象空间不大，而且越是大公司越难。
正在与富士康合作开发智能耳机解决方案的东方酷音创始人李斌称，几年前富士康代工烙印很深，现在更像一个产品运营公司，这为转型提供了基础，“富士康不缺钱”。
3月初，工信部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工程实施指南》研讨会上透露，将根据国务院“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战略部署，加快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工程实施指南》，积极推进“十大重点设备上云”等工作。
富士康的台湾同行广达的一位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评价，郭台铭是一个冒险家，冒险家的特质是在正确的时间节点出手。以台资公司的微妙身份选择中国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合适节点进入，郭台铭的这次出手十分精准。
2017年12月6日，鸿海将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等2B类业务注入新公司。包含夏普、诺基亚等手机品牌2C类业务则留在了中国台湾上市的公司。
从富士康近三年各业务收入和利润结构来看，通信网络设备业务是其支柱，第二大业务云服务设备业绩压力巨大，毛利率只有不到5%，但通过A股上市将获得横向市场拓展机会;精密工具和机器人虽然规模很小但利润很高，将是富士康着力拓展的业务。
2017年，富士康新公司总体营收3530.8亿元人民币，其中，通信网络设备营收为2145亿元人民币，占比60.75%，云服务设备（包含传统服务器）1203.9亿元人民币，占比34.10%，精密工具与机器人收入9.66亿元，占比0.34%。
超过3500亿元年营收的体量确实巨大。在当下中国，能超过富士康的科技或制造企业恐怕只有华为（2017年6000亿人民币），其他知名科技公司如联想、百度、阿里和腾讯的年收入均未超过3000亿。
郭台铭希望借助这三大2B类业务打造全球最大的工业互联网，提供工业制造平台。
富士康主营业务中占比最大的手机代工业务显然已经不是郭台铭的目标。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行业人士认为，郭台铭的最大目标是抓住大陆云服务器设备井喷机会，由代工厂继续向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深度转型，在此基础上，再抓住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制造领域的新机会。
富士康等代工厂在传统IT设备领域的角色是OEM，生产的设备在业内俗称“品牌机”。
OEM和ODM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委托方提出产品设计方案;而后者从设计到生产都由生产方自行完成，在产品成型后被客户买走。相对于前者，后者意味着更高的技術和设计能力。
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公有云服务平台巨头的出现催生了这种需求，因为它们的云设备使用数量实在太大了。
例如，亚马逊的数据中心有接近300万台的服务器，而市场调研公司IDC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全球服务器发货量也只有284万台。
出于成本的考虑，大型互联网公司开始绕过品牌厂商，直接向ODM代工厂采购服务器存储网络等IT设备，这些设备不属于任何一家传统IT厂商，没有品牌，所以又俗称“白牌机”。
市场调研公司IDC将这种采购模式命名为“ODM Direct”，IDC全球服务器季度报告显示，到2017年第四季度，服务器ODM Direct市场份额已经超过20%。
绕过品牌商，直接向最终用户供货的ODM模式显然利润更高。目前，富士康毛利率10.14%，净利率5%左右，在代工厂行业处于中游水平，但完全无法与它在2B领域的大客户相比。以富士康大客户思科为例，思科产品毛利率能超过60%，净利润率20%左右。
富士康已经把思科、亚马逊、HPE、戴尔发展成客户，下一步，它希望能抓住阿里云、腾讯、百度等中国大型客户。
IDC中国高级研究经理刘旭涛告诉《财经》记者，ODM市场份额在中国远不如在美国高，以x86服务器市场为例，ODM Direct目前占比不到5%。ODM厂商空间巨大。
中国本土服务器厂商给BAT的价格已经足够低。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华为、新华三等服务器厂商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因为利润过低，除了浪潮，本土服务器厂商对争抢BAT市场的积极性大不如前，甚至在往后退。
“现在阿里和百度的服务器供货主要是浪潮和ODM厂商，腾讯和电信今年也开始了。”一位熟知ODM市场的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刘旭涛表示，ODM厂商要在中国拓展白牌机市场，核心要点有二：建立完善的供货和售后体系;加强设计开发能力。
到目前为止，富士康、广达在内这些中国台湾代工厂在国内几乎没有启动相关售后体系的建设，但富士康A股上市之后比广达等竞争对手更有优势去争夺这块市场。
更重要的是，ODM厂商要具备较强的设计开发能力。例如，亚马逊、谷歌、微软都对外提供AI服务，为支撑这一服务，底层可能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服务器，有些服务器采用的是英特尔处理器，有些可能采用的是英伟达处理器，还会配备自研AI芯片的服务器等。
“这对ODM厂商意味着需要针对每一种类型服务器配备一个研发团队，投入很大，要求很高。”IDC中国台湾全球企业级研究部资深市场分析师高振伟向《财经》记者解释说。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富士康在A股上市，带来的是转型需要的资金、人才和市场。
富士康招股书显示，新公司计划募资近300亿元，主要用于8个项目，其中3个智能制造项目共投资173.15亿元，接近总投资的三分之二。另一个投入重点是通信网络及云服务设备项目，投资 49.68亿元，占总投资的近五分之一。
这条路径的最大挑战是研发能力。目前尚不清楚富士康会将多大比例的筹集资金会投往研发，但世界知名高科技公司研发投入每年都超过10%，按照这一标准，以及富士康新公司现有收入水平，富士康需每年投入30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富士康2017年的研发收入比仅为2.24%。
富士康招股书中所列举的三大业务中，精密仪器与机器人业务过往三年收入占比约为0.3%左右，但利润占比约为1.3%，其接近50%的毛利率也远超通讯网络设备（约13%）和云服务设备（约5%），因此，尽管在收入和利润中占比甚少，但依然被单列为三大业务之一。
富士康发展机器人业务符合其逻辑。富士康是较早研发和使用机器人的公司之一。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经理戴家鹏博士从2004年加入富士康，被视作鸿海精密工业机器人之父，戴家鹏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富士康2007年就在生产线上应用了第一台机器人，在2012年前后，产量达到峰值，年产超过1万台，其后维持在每年数千台的水平。此次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显示，2015年-2017年，富士康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为6600台、3800台和3500台。
在应用方面，机器人主要在替代所谓3D（危险，dangerout;肮脏，dirty;困难，difficult）环节发挥作用;结合自身电子产品加工为主业的特点，富士康的机器人应用主要以3C领域机器人为主，在这一领域，富士康本身深厚的制造经验积累，是其机器人业务的核心优势。
机器人带来的投资回报也相当可观，富士康招股书信息显示，2017年其机器人平均单价为7.8万元，而据其披露的薪酬及员工总数测算，其年人均薪酬为8.46万元，若按照一个工位一台机器人替代两名轮岗工人简单计算，不到半年即可收回投资。戴家鹏还对《财经》记者强调，机器换人并不是它正确的价值，而是机器与人带来效益的提升。
2011年，郭台铭就提出用100万台机器人替换生产线上的工人，这一目标非常宏大，不过进程缓慢。
2013年，曾在海尔集团负责智能制造业务的新制造商学院院长曾玉波代表海尔与富士康交流时曾被告知，富士康自产的机器人（Fox-bot）应用已经达到1.5万台，而当时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还在爆发前夜，主流机器人公司出货量不到1000台。
去年6月，郭台铭在中国国际大数据峰会上公开透露目前生产线上应用的机器人数量是“才有5万台”。
招股书信息显示，此次上市募资将投入8个项目，合计拟投资273.54亿元，其中3个智能制造相关的研发、升级、扩建项目拟合计投资173.15億元，占据总投资的约三分之二。这3个项目的投资中，设备购置安装投资占据大头，其中包括相关自动化设备的投资。因此，从募资用途来看，机器人业务相关的投资，依然以满足富士康内部需求为主。
固高科技机器人事业部经理刘越告诉《财经》记者，工厂自动化产线上的机器人的系统集成一般是由负责精益生产的工业工程（IE）部门来统筹，工业工程团队会将产线工位上操作人员的工作分解成标准动作，了解产线的工艺流程、节拍、产能等关键因素，才能知道产线需要多少机器人、如何布置机器人。不同行业的流程不同，任何一个做自动化升级改造的工厂，一定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业工程团队，才能推动工厂的自动化。这也是制造企业自身发展机器人业务具有一定优势的原因所在。
此次募资，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投入，无疑将进一步加深其机器人领域的积累，曾玉波表示，富士康有足够大的体量来支持它的机器人研发制造体系和产品不断优化。
在过会审核时，发审委要求富士康进一步补充披露有关通过工业互联网形态提供智能制造和科技服务解决方案的具体内容、层次、面向用户群体、如何推广获客、目前业务发展情况。因为富士康称要基于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中国制造业同行输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富士康在招股书中写道，该公司2015年开始研发工业互联网平台BEACON，并于2016年1月正式将平台应用到了自身的生产流程当中，目前已陆续在各制造基地引进。
根据招股书的介绍，富士康BEACON目前主要为自用，其作用主要是提升富士康生产品质和效率，但正处在整合提升已有平台水平到未来向外部开放的节点上。
中国信通院一位工业互联网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富士康作为电子设备制造大厂，有引入工业互联网的需求，同时由于占据了电子设备制造产业链多个环节，拥有大量设备和数据，也有引领工业互联网建设的基础。而且，在现阶段，工业互联网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富士康如果能做到把BEACON真正用起来，就占据了不错的战略制高点。
富士康也提到对外输出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其组织架构上设立了科技服务事业群，之下包含工业互联网市场营销事业处、物联网/5G解决方案事业处两大组织，定位应在于输出技术服务。
通常，一家科技公司对外输出软件解决方案服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用户定制私有的解决方案，另一种是以通用软件产品或通用平台服务的方式，体现在工业互联网领域，那就像GE、西门子那样，志在搭建一个通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对外提供平台服务。
两者的难度都很大，都需要富士康彻底转变为一家软件公司。如果富士康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野心是后者，那将是一种最名副其实、最理想，也是一种难度最大的转型。先行者GE Predix平台和西门子的MindSphere平台在这条路上都走得甚为艰难，且前途未明。 GE的Predix业务现在还不能算成功，经历早期激进步伐之后，去年开始，Predix业务收缩，聚焦至GE自身航空、能源等核心业务的客户上，减少了其他板块的投入。GE经营状况和股价也至今低迷。工业客户复杂多样的需求，让这工业云平台很难如消费互联网的操作系统一样有简便的收费模式。
“在工业领域指望做一个通用平台打天下很难，与之前旧系统的兼容也困难，制约也多。”埃森哲大中华区数字服务总裁俞毅告诉《财经》记者。
此外，平台本身并不是决定因素，平台上的应用是否能够满足用户需求，是否能创造足够丰富的生态，将成为平台吸引更多企业入驻的关键因素。
俞毅认为，面向个人用户的互联网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支付、物流等周边系统的成熟，而在工业领域，从产品的生产端到消费端各个环节数字化转型程度不一，有些才开始蓬勃发展，例如各种工业设备上的嵌入式软件，因此，深入各个环节去推进智能制造，去捕捉目前的痛点，或许更有机会。
不过，富士康作为制造业打造工业互联网也有天然优势，最明显的便是现场掌握海量的数据和深厚的工业工程积累。曾玉波对《财经》记者表示，相比其他公司，富士康作为制造企业，从0到1是容易的，难的是从1到100。
李斌认为，做工业互联网，小公司只能被生态，只有巨头才有能力接入更多公司，盘活生态。
相对来说，工业机器人业务可能是富士康更快输出的一块业务。
目前，富士康外销的机器人在市场中存在感并不强。但从内部使用到对外推向市场成为成功的业务也不乏先例，在3C机器人占有一席之地的雅马哈机器人，其业务最早诞生于雅马哈自身的摩托车装配需求，如今逐渐发展成为电子装配领域工业机器人的重要玩家。
但富士康的机器人能够赢取多少外部市场，还需要时间检验。
德国工业机器人和设备与系统技术公司库卡的一位销售经理对《财经》记者表示，相比汽车领域，中国电子行业尚未完全实现自动化。这意味着电子行业会有爆发式增长。
汽车领域机器人更多看重负重与稳定性，且一款车型生产周期较长。3C领域机器人产品对重量要求不高，更看重灵活性、可拓展性，消费电子迭代周期很快，更看重机器人配套系统集成。
而在这一领域，传统四大家族并不具备优势，爱普生、雅马哈是3C领域两大主流品牌。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博众精工是苹果手机生产线最大的自动化供应商，但这家公司并不生产机器人，每年都会采购数千台爱普生机器人用在手机生产线上。
不过，四大家族也正在加紧布局，包括ABB、库卡、安川都推出了面向这一市场的小型机器人产品。
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一般分为减速器、电机及其驱动以及控制器，有与富士康合作的公司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富士康主要掌握控制器技术，电机及驱动主要采购三洋品牌，减速器以哈默納科（Hamonic Drives）供应为主。戴家鹏曾向《财经》记者透露，机器人三大核心零部件中，富士康完全自己做的就是控制系统，公司会考虑借助供应链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用工业互联网的方式将富士康旗下2B资源打包在一起略显生硬，手机代工业务和云服务器、机器人等业务之间未来有整合成一整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的机会，但眼下还将是各行其是向外拓展的漫长过程。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电子代工企业鸿海精密集团（2317.TW，下称“鸿海”）的子公司。2017年12月6日，鸿海将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等业务注入新公司。2017年鸿海营收1589亿美元，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营收3545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鸿海将自身三分之一左右的业务注入了新公司。
A股上市，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意在将公司发展进一步植根于广阔的大陆市场，并将公司由高营收低利润的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成“先进制造业+工业互联网”的新型制造服务业标杆。招股书中，富士康表示不止步于做一个智能制造的代工企业，还要向制造业同行输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成为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下的智能制造和科技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这是郭台铭主导的第三次转型。1974年，郭台铭在台湾地区草创塑胶企业鸿海有限公司，生产塑料产品，上世纪90年代转型为连接器制造商和机构件制造商。本世纪初，鸿海提出转型为高科技服务公司。2010年后，尝试推出自有品牌。2016年，富士康收购夏普，这是郭台铭打造面向2C市场自有品牌的第一步。郭台铭称，鸿海将成为“一家全球创新型的人工智能平台，而不只是一家制造公司”。
按照上市进程，最快3月下旬、最晚4月初，富士康将正式登陆沪市。
富士康招股说明书显示，此次IPO将申请募集资金272.53亿元。有券商预计富士康本次IPO将发行19.6953亿股，预计发行价在13.84元左右，对应发行市盈率为17.18倍。按此估算，富士康估值2731亿元人民币。各大券商对富士康的估值分歧很大，低至15倍市盈率、高至40倍，落差达3000亿元人民币之巨。
富士康历史上第一位CMO袁学智在2016年底加入富士康，负责夏普品牌行销事务。数月前，他向《财经》记者回忆，当时，郭台铭对他说，五年后的富士康和今天给苹果代工手机的富士康，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如能转型为科技驱动的生产型服务企业，具备和通用电气（GE）、西门子等工业巨头一样的制造+服务能力，这无疑会成为商业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幕。而富士康漫长代工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中低端员工为主的人才结构、单薄的研发基础和研發投入，是市场对其能否完成乌鸡变凤凰式的脱胎换骨的主要疑虑。
无论如何，登陆A股，彻底融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大潮，可谓富士康的全新契机。
郭台铭的苦心和野心
上世纪90年代，鸿海生产重心移至大陆，设立富士康，鸿海持股94.2%。本世纪后，其生产基地由广东扩展至江苏、上海、湖北、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发展成百万员工的全球最大代工企业，营收占全球电子制造代工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
富士康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成了廉价劳力的符号，一部售价500美元的iPhone，制造商富士康只能拿不到10美元，这样的说法广为流传，让人一提起富士康就想到低端加工业。
富士康还背负着血汗工厂的恶名，2010年的“十连跳事件”（富士康深圳基地半年内有十名员工跳楼自杀）让富士康成了众矢之的。2012年，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以一篇《苹果的血汗代价》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虽然此文重点针对的是苹果，但也令富士康的公众形象蒙羞。
2010年之后，大陆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开始短缺、工资大涨，土地环境汇率等成本也大幅上扬，富士康所在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也进入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双重巨变期。富士康运营成本骤增。该公司的净利润从2009年的7.9%下降至2017年的不到5%。
富士康的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华为、联想、亚马逊、思科、戴尔、诺基亚等，客户集中度很高，来自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七成以上。
其中，苹果的兴衰尤其决定富士康的成败。招股书显示，截至2017年末，富士康股份正在履行的销售订单前三位均来自苹果公司，正在履行的采购订单前三位同样来自苹果公司，而且苹果销售订单和采购订单金额远超过其他客户。近年来，手机市场竞争加剧，苹果销量开始下滑，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近几年，苹果不再完全依赖其代工，转而把一些订单分给其他的一些小型代工企业。
种种原因之下，富士康的转型既是顺势而为，也是形势所迫。
一位接近郭台铭的台湾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郭台铭推崇孙正义，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野心大、下手狠。
短短数年间，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到医疗健康、AI、5G、电动汽车，郭台铭的投资与布局几乎没有边界。富士康CMO袁学智数月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提及，郭夫人因乳腺癌去世后，郭成立了一个基金，建设了一个有机农场，甚至在这个农场开发了“虫脸识别”技术。
郭台铭给鸿海设立了非常多的目标：他希望夏普称霸电视业，做强手机业务;希望鸿海以“云移物大智网+机器人”为战略主轴，以全世界为舞台，打造科技日不落帝国。
明照资本（三一重工旗下的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投资方向是智能制造以及物联网）投资总监吴志宏向《财经》记者分析，工业制造属于物理型公司，而工业互联网属于数字型公司，估值体系不一样，“工业制造公司通常按照收入和利润来进行估值，工业互联网公司则是按照连接数以及数据量去估值。二者估值差距可达数倍”。 他认为，以工业互联网公司为主体上市，能够帮助富士康取得更高的估值。原因在于，制造业毛利趋于一致，想象空间不大，而且越是大公司越难。
正在与富士康合作开发智能耳机解决方案的东方酷音创始人李斌称，几年前富士康代工烙印很深，现在更像一个产品运营公司，这为转型提供了基础，“富士康不缺钱”。
3月初，工信部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工程实施指南》研讨会上透露，将根据国务院“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战略部署，加快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工程实施指南》，积极推进“十大重点设备上云”等工作。
富士康的台湾同行广达的一位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评价，郭台铭是一个冒险家，冒险家的特质是在正确的时间节点出手。以台资公司的微妙身份选择中国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合适节点进入，郭台铭的这次出手十分精准。
A股如何助力富士康
2017年12月6日，鸿海将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等2B类业务注入新公司。包含夏普、诺基亚等手机品牌2C类业务则留在了中国台湾上市的公司。
从富士康近三年各业务收入和利润结构来看，通信网络设备业务是其支柱，第二大业务云服务设备业绩压力巨大，毛利率只有不到5%，但通过A股上市将获得横向市场拓展机会;精密工具和机器人虽然规模很小但利润很高，将是富士康着力拓展的业务。
2017年，富士康新公司总体营收3530.8亿元人民币，其中，通信网络设备营收为2145亿元人民币，占比60.75%，云服务设备（包含传统服务器）1203.9亿元人民币，占比34.10%，精密工具与机器人收入9.66亿元，占比0.34%。
超过3500亿元年营收的体量确实巨大。在当下中国，能超过富士康的科技或制造企业恐怕只有华为（2017年6000亿人民币），其他知名科技公司如联想、百度、阿里和腾讯的年收入均未超过3000亿。
郭台铭希望借助这三大2B类业务打造全球最大的工业互联网，提供工业制造平台。
富士康主营业务中占比最大的手机代工业务显然已经不是郭台铭的目标。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行业人士认为，郭台铭的最大目标是抓住大陆云服务器设备井喷机会，由代工厂继续向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深度转型，在此基础上，再抓住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制造领域的新机会。
富士康等代工厂在传统IT设备领域的角色是OEM，生产的设备在业内俗称“品牌机”。
OEM和ODM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委托方提出产品设计方案;而后者从设计到生产都由生产方自行完成，在产品成型后被客户买走。相对于前者，后者意味着更高的技術和设计能力。
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公有云服务平台巨头的出现催生了这种需求，因为它们的云设备使用数量实在太大了。
例如，亚马逊的数据中心有接近300万台的服务器，而市场调研公司IDC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全球服务器发货量也只有284万台。
出于成本的考虑，大型互联网公司开始绕过品牌厂商，直接向ODM代工厂采购服务器存储网络等IT设备，这些设备不属于任何一家传统IT厂商，没有品牌，所以又俗称“白牌机”。
市场调研公司IDC将这种采购模式命名为“ODM Direct”，IDC全球服务器季度报告显示，到2017年第四季度，服务器ODM Direct市场份额已经超过20%。
绕过品牌商，直接向最终用户供货的ODM模式显然利润更高。目前，富士康毛利率10.14%，净利率5%左右，在代工厂行业处于中游水平，但完全无法与它在2B领域的大客户相比。以富士康大客户思科为例，思科产品毛利率能超过60%，净利润率20%左右。
富士康已经把思科、亚马逊、HPE、戴尔发展成客户，下一步，它希望能抓住阿里云、腾讯、百度等中国大型客户。
IDC中国高级研究经理刘旭涛告诉《财经》记者，ODM市场份额在中国远不如在美国高，以x86服务器市场为例，ODM Direct目前占比不到5%。ODM厂商空间巨大。
中国本土服务器厂商给BAT的价格已经足够低。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华为、新华三等服务器厂商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因为利润过低，除了浪潮，本土服务器厂商对争抢BAT市场的积极性大不如前，甚至在往后退。
“现在阿里和百度的服务器供货主要是浪潮和ODM厂商，腾讯和电信今年也开始了。”一位熟知ODM市场的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刘旭涛表示，ODM厂商要在中国拓展白牌机市场，核心要点有二：建立完善的供货和售后体系;加强设计开发能力。
到目前为止，富士康、广达在内这些中国台湾代工厂在国内几乎没有启动相关售后体系的建设，但富士康A股上市之后比广达等竞争对手更有优势去争夺这块市场。
更重要的是，ODM厂商要具备较强的设计开发能力。例如，亚马逊、谷歌、微软都对外提供AI服务，为支撑这一服务，底层可能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服务器，有些服务器采用的是英特尔处理器，有些可能采用的是英伟达处理器，还会配备自研AI芯片的服务器等。
“这对ODM厂商意味着需要针对每一种类型服务器配备一个研发团队，投入很大，要求很高。”IDC中国台湾全球企业级研究部资深市场分析师高振伟向《财经》记者解释说。 多位行业人士认为，富士康在A股上市，带来的是转型需要的资金、人才和市场。
富士康招股书显示，新公司计划募资近300亿元，主要用于8个项目，其中3个智能制造项目共投资173.15亿元，接近总投资的三分之二。另一个投入重点是通信网络及云服务设备项目，投资 49.68亿元，占总投资的近五分之一。
这条路径的最大挑战是研发能力。目前尚不清楚富士康会将多大比例的筹集资金会投往研发，但世界知名高科技公司研发投入每年都超过10%，按照这一标准，以及富士康新公司现有收入水平，富士康需每年投入30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富士康2017年的研发收入比仅为2.24%。
富士康招股书中所列举的三大业务中，精密仪器与机器人业务过往三年收入占比约为0.3%左右，但利润占比约为1.3%，其接近50%的毛利率也远超通讯网络设备（约13%）和云服务设备（约5%），因此，尽管在收入和利润中占比甚少，但依然被单列为三大业务之一。
富士康发展机器人业务符合其逻辑。富士康是较早研发和使用机器人的公司之一。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经理戴家鹏博士从2004年加入富士康，被视作鸿海精密工业机器人之父，戴家鹏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富士康2007年就在生产线上应用了第一台机器人，在2012年前后，产量达到峰值，年产超过1万台，其后维持在每年数千台的水平。此次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显示，2015年-2017年，富士康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为6600台、3800台和3500台。
在应用方面，机器人主要在替代所谓3D（危险，dangerout;肮脏，dirty;困难，difficult）环节发挥作用;结合自身电子产品加工为主业的特点，富士康的机器人应用主要以3C领域机器人为主，在这一领域，富士康本身深厚的制造经验积累，是其机器人业务的核心优势。
机器人带来的投资回报也相当可观，富士康招股书信息显示，2017年其机器人平均单价为7.8万元，而据其披露的薪酬及员工总数测算，其年人均薪酬为8.46万元，若按照一个工位一台机器人替代两名轮岗工人简单计算，不到半年即可收回投资。戴家鹏还对《财经》记者强调，机器换人并不是它正确的价值，而是机器与人带来效益的提升。
2011年，郭台铭就提出用100万台机器人替换生产线上的工人，这一目标非常宏大，不过进程缓慢。
2013年，曾在海尔集团负责智能制造业务的新制造商学院院长曾玉波代表海尔与富士康交流时曾被告知，富士康自产的机器人（Fox-bot）应用已经达到1.5万台，而当时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还在爆发前夜，主流机器人公司出货量不到1000台。
去年6月，郭台铭在中国国际大数据峰会上公开透露目前生产线上应用的机器人数量是“才有5万台”。
招股书信息显示，此次上市募资将投入8个项目，合计拟投资273.54亿元，其中3个智能制造相关的研发、升级、扩建项目拟合计投资173.15億元，占据总投资的约三分之二。这3个项目的投资中，设备购置安装投资占据大头，其中包括相关自动化设备的投资。因此，从募资用途来看，机器人业务相关的投资，依然以满足富士康内部需求为主。
固高科技机器人事业部经理刘越告诉《财经》记者，工厂自动化产线上的机器人的系统集成一般是由负责精益生产的工业工程（IE）部门来统筹，工业工程团队会将产线工位上操作人员的工作分解成标准动作，了解产线的工艺流程、节拍、产能等关键因素，才能知道产线需要多少机器人、如何布置机器人。不同行业的流程不同，任何一个做自动化升级改造的工厂，一定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业工程团队，才能推动工厂的自动化。这也是制造企业自身发展机器人业务具有一定优势的原因所在。
此次募资，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投入，无疑将进一步加深其机器人领域的积累，曾玉波表示，富士康有足够大的体量来支持它的机器人研发制造体系和产品不断优化。
能输出工业互联网能力吗？
在过会审核时，发审委要求富士康进一步补充披露有关通过工业互联网形态提供智能制造和科技服务解决方案的具体内容、层次、面向用户群体、如何推广获客、目前业务发展情况。因为富士康称要基于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中国制造业同行输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富士康在招股书中写道，该公司2015年开始研发工业互联网平台BEACON，并于2016年1月正式将平台应用到了自身的生产流程当中，目前已陆续在各制造基地引进。
根据招股书的介绍，富士康BEACON目前主要为自用，其作用主要是提升富士康生产品质和效率，但正处在整合提升已有平台水平到未来向外部开放的节点上。
中国信通院一位工业互联网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富士康作为电子设备制造大厂，有引入工业互联网的需求，同时由于占据了电子设备制造产业链多个环节，拥有大量设备和数据，也有引领工业互联网建设的基础。而且，在现阶段，工业互联网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富士康如果能做到把BEACON真正用起来，就占据了不错的战略制高点。
富士康也提到对外输出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其组织架构上设立了科技服务事业群，之下包含工业互联网市场营销事业处、物联网/5G解决方案事业处两大组织，定位应在于输出技术服务。
通常，一家科技公司对外输出软件解决方案服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用户定制私有的解决方案，另一种是以通用软件产品或通用平台服务的方式，体现在工业互联网领域，那就像GE、西门子那样，志在搭建一个通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对外提供平台服务。
两者的难度都很大，都需要富士康彻底转变为一家软件公司。如果富士康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野心是后者，那将是一种最名副其实、最理想，也是一种难度最大的转型。先行者GE Predix平台和西门子的MindSphere平台在这条路上都走得甚为艰难，且前途未明。 GE的Predix业务现在还不能算成功，经历早期激进步伐之后，去年开始，Predix业务收缩，聚焦至GE自身航空、能源等核心业务的客户上，减少了其他板块的投入。GE经营状况和股价也至今低迷。工业客户复杂多样的需求，让这工业云平台很难如消费互联网的操作系统一样有简便的收费模式。
“在工业领域指望做一个通用平台打天下很难，与之前旧系统的兼容也困难，制约也多。”埃森哲大中华区数字服务总裁俞毅告诉《财经》记者。
此外，平台本身并不是决定因素，平台上的应用是否能够满足用户需求，是否能创造足够丰富的生态，将成为平台吸引更多企业入驻的关键因素。
俞毅认为，面向个人用户的互联网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支付、物流等周边系统的成熟，而在工业领域，从产品的生产端到消费端各个环节数字化转型程度不一，有些才开始蓬勃发展，例如各种工业设备上的嵌入式软件，因此，深入各个环节去推进智能制造，去捕捉目前的痛点，或许更有机会。
不过，富士康作为制造业打造工业互联网也有天然优势，最明显的便是现场掌握海量的数据和深厚的工业工程积累。曾玉波对《财经》记者表示，相比其他公司，富士康作为制造企业，从0到1是容易的，难的是从1到100。
李斌认为，做工业互联网，小公司只能被生态，只有巨头才有能力接入更多公司，盘活生态。
相对来说，工业机器人业务可能是富士康更快输出的一块业务。
目前，富士康外销的机器人在市场中存在感并不强。但从内部使用到对外推向市场成为成功的业务也不乏先例，在3C机器人占有一席之地的雅马哈机器人，其业务最早诞生于雅马哈自身的摩托车装配需求，如今逐渐发展成为电子装配领域工业机器人的重要玩家。
但富士康的机器人能够赢取多少外部市场，还需要时间检验。
德国工业机器人和设备与系统技术公司库卡的一位销售经理对《财经》记者表示，相比汽车领域，中国电子行业尚未完全实现自动化。这意味着电子行业会有爆发式增长。
汽车领域机器人更多看重负重与稳定性，且一款车型生产周期较长。3C领域机器人产品对重量要求不高，更看重灵活性、可拓展性，消费电子迭代周期很快，更看重机器人配套系统集成。
而在这一领域，传统四大家族并不具备优势，爱普生、雅马哈是3C领域两大主流品牌。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博众精工是苹果手机生产线最大的自动化供应商，但这家公司并不生产机器人，每年都会采购数千台爱普生机器人用在手机生产线上。
不过，四大家族也正在加紧布局，包括ABB、库卡、安川都推出了面向这一市场的小型机器人产品。
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一般分为减速器、电机及其驱动以及控制器，有与富士康合作的公司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富士康主要掌握控制器技术，电机及驱动主要采购三洋品牌，减速器以哈默納科（Hamonic Drives）供应为主。戴家鹏曾向《财经》记者透露，机器人三大核心零部件中，富士康完全自己做的就是控制系统，公司会考虑借助供应链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用工业互联网的方式将富士康旗下2B资源打包在一起略显生硬，手机代工业务和云服务器、机器人等业务之间未来有整合成一整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的机会，但眼下还将是各行其是向外拓展的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