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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减少贫困作为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力图实现的重要目标。在对贫困问题的分析范式中，不断注重不同发展水平下如何减少贫困，以及在分配制度的影响下减少贫困的可能性和持续性。以陕西省关中、陕南、陕北为例探讨减贫效应和分配效应。
关键词：减贫效应；分配效应；经济不平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061-02
减少贫困，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力图实现的重要目标，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有效地实现。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贫困的下降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收入差距的恶化阻碍了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发挥（Yao et al，2004）。在讨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影响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穷人受益性特征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如此，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穷人受益性的理解和度量等方面仍存有较大的分歧（ Kakwani & Pernia，2000；Ravallion & Chen，2003；Son，200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受益程度的判断。Dollar Kraay（2000）发现经济增长会给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带来好处，政府的干预政策无法影响穷人的收入份额，反贫困政策的中心在于经济增長。因此，减贫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而Kakwani & Pernia（2000）认为，经济增长虽然是贫困减缓的重要因素，但不能解释贫困下降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地有利于穷人，伴随经济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同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Son & Kakwani（2008）强调只有使得穷人相对受益更多时，才认为经济增长是穷人受益的。
贫困的变化同时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变化。对于给定的贫困标准，收入水平的普遍增长显然有助于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则对贫困减缓具有相反的效应。如果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的衰退，甚至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与贫困程度上升并存的状态。经济高速增长过程既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也可能扩大差距。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贫困水平在不断下降，但人们依然期望，如果收入分配状态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贫困减缓的绩效将会表现更佳。
减贫理论认为，一国穷人的实际收入增长高于分配模式保持不变条件下的穷人收入增长，能够有效实现减贫。有效减贫实现路径：一是均衡减贫模式，保持已有分配方式，致力于经济增长降低贫困率；二是强减贫模式，通过经济增长和分配方式优化共同作用减低贫困率，但会使得经济在短期增长放缓；三是弱减贫模式，以牺牲分配公平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该模式在短期内会刺激一国经济迅速增长，但会对长期增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陕西地处我国内陆，以其特有的地理格局分为关中、陕南和陕北三个部分，关中地区土地面积占全省19%，以平原为主，包括西安、咸阳、铜川、宝鸡、渭南和杨凌六市。在其北部为坐落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地区，有榆林和延安两市。向南则是错落于盆地和秦巴山脉间的陕南地区，有安康、汉中和商洛三市。
为了合理反映关中、陕南和陕北地区的基尼系数，在研究中将个人收入分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两个部分，从形态构成上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一种形态，即价值形态。它只是反映城镇居民的现金收入情况。而农民纯收入的实际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价值形态，另一种是实物形态，主要是指农民自留的粮食、食油、蔬菜、肉禽蛋等。它不但反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情况，也反映了农民的实物收入情况。
从可支配的内容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全部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收入。而农民纯收入除了用作生活消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留作追加的生产费基金，用于农民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另外，从两者所反映的实际收入的角度看，农民纯收入基本上反映了农民收入的真实水平。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没有包括城市居民在医疗、住房等方面间接得到的福利性收入部分。因此，在基尼系数的计算中不能单纯地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纳入到一个系统里。为了能够合理反映陕西三个地区的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笔者将基尼系数分为城镇基尼系数（G1）和农村基尼系数（G2）。根据胡祖光的简易基尼系数模型为：
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陕西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不断加大，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不断缩小，由此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可以解释：
一是关中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中央“四万亿”与地方政府的配套政策促进下，关中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在城市化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极化效用进一步增强，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虹吸”效应，关中地区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与陕南陕北地区的贫富差距。
二是农村地区，在三农政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补贴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社保和合作医疗的推广与普及，对农村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陕南和陕北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收入增长速度上超过关中地区，缩小了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陕西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减贫模式不同，导致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在减贫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格局。城镇地区采取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的弱减贫模式，在短期内加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分配不均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农村地区采取经济增长和优化分配的强减贫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同类型收入的差距，取得了良好的减贫效果。因此，在陕西地区经济未来发展中，应及时调整对城镇经济的发展模式，优化分配结构，增强城市经济对周边的辐射效应，在促进城市经济均衡发展的过程中，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万广华，张茵.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6，（6）.
[2] Kakwani N.C.，1980，“On a Class of Poverty Measures”，Econometrica，48：437446.
[3] Kakwani，N.C.，and E.Pernia，2000，“What is Pro-poor Growth”，Asian Development Review，（1）：211-221.
[4] Ravallion，M.，and S.Chen，2004，“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3408，
World Bsnck，Washington，DC.
[5] Pernia，E，M.，2003，“Pro-poor Growth：What h It and How Is It Important？”In：EHD Policy Brief，No.17，Asian Development Bank，June.
[责任编辑 陈丽敏]
关键词：减贫效应；分配效应；经济不平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061-02
减少贫困，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力图实现的重要目标，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有效地实现。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贫困的下降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收入差距的恶化阻碍了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发挥（Yao et al，2004）。在讨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影响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穷人受益性特征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如此，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穷人受益性的理解和度量等方面仍存有较大的分歧（ Kakwani & Pernia，2000；Ravallion & Chen，2003；Son，200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受益程度的判断。Dollar Kraay（2000）发现经济增长会给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带来好处，政府的干预政策无法影响穷人的收入份额，反贫困政策的中心在于经济增長。因此，减贫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而Kakwani & Pernia（2000）认为，经济增长虽然是贫困减缓的重要因素，但不能解释贫困下降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地有利于穷人，伴随经济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同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Son & Kakwani（2008）强调只有使得穷人相对受益更多时，才认为经济增长是穷人受益的。
贫困的变化同时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变化。对于给定的贫困标准，收入水平的普遍增长显然有助于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则对贫困减缓具有相反的效应。如果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的衰退，甚至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与贫困程度上升并存的状态。经济高速增长过程既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也可能扩大差距。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贫困水平在不断下降，但人们依然期望，如果收入分配状态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贫困减缓的绩效将会表现更佳。
减贫理论认为，一国穷人的实际收入增长高于分配模式保持不变条件下的穷人收入增长，能够有效实现减贫。有效减贫实现路径：一是均衡减贫模式，保持已有分配方式，致力于经济增长降低贫困率；二是强减贫模式，通过经济增长和分配方式优化共同作用减低贫困率，但会使得经济在短期增长放缓；三是弱减贫模式，以牺牲分配公平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该模式在短期内会刺激一国经济迅速增长，但会对长期增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陕西地处我国内陆，以其特有的地理格局分为关中、陕南和陕北三个部分，关中地区土地面积占全省19%，以平原为主，包括西安、咸阳、铜川、宝鸡、渭南和杨凌六市。在其北部为坐落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地区，有榆林和延安两市。向南则是错落于盆地和秦巴山脉间的陕南地区，有安康、汉中和商洛三市。
为了合理反映关中、陕南和陕北地区的基尼系数，在研究中将个人收入分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两个部分，从形态构成上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一种形态，即价值形态。它只是反映城镇居民的现金收入情况。而农民纯收入的实际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价值形态，另一种是实物形态，主要是指农民自留的粮食、食油、蔬菜、肉禽蛋等。它不但反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情况，也反映了农民的实物收入情况。
从可支配的内容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全部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收入。而农民纯收入除了用作生活消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留作追加的生产费基金，用于农民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另外，从两者所反映的实际收入的角度看，农民纯收入基本上反映了农民收入的真实水平。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没有包括城市居民在医疗、住房等方面间接得到的福利性收入部分。因此，在基尼系数的计算中不能单纯地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纳入到一个系统里。为了能够合理反映陕西三个地区的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笔者将基尼系数分为城镇基尼系数（G1）和农村基尼系数（G2）。根据胡祖光的简易基尼系数模型为：
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陕西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不断加大，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不断缩小，由此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可以解释：
一是关中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中央“四万亿”与地方政府的配套政策促进下，关中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在城市化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极化效用进一步增强，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虹吸”效应，关中地区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与陕南陕北地区的贫富差距。
二是农村地区，在三农政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补贴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社保和合作医疗的推广与普及，对农村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陕南和陕北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收入增长速度上超过关中地区，缩小了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陕西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减贫模式不同，导致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在减贫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格局。城镇地区采取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的弱减贫模式，在短期内加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分配不均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农村地区采取经济增长和优化分配的强减贫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同类型收入的差距，取得了良好的减贫效果。因此，在陕西地区经济未来发展中，应及时调整对城镇经济的发展模式，优化分配结构，增强城市经济对周边的辐射效应，在促进城市经济均衡发展的过程中，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万广华，张茵.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6，（6）.
[2] Kakwani N.C.，1980，“On a Class of Poverty Measures”，Econometrica，48：437446.
[3] Kakwani，N.C.，and E.Pernia，2000，“What is Pro-poor Growth”，Asian Development Review，（1）：211-221.
[4] Ravallion，M.，and S.Chen，2004，“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3408，
World Bsnck，Washington，DC.
[5] Pernia，E，M.，2003，“Pro-poor Growth：What h It and How Is It Important？”In：EHD Policy Brief，No.17，Asian Development Bank，June.
[责任编辑 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