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普及医患关系教育
　　儿子放学回来，递过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学校健康中心发来的。信主要是告知家长，在距离学校1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核电站，学校请求家长允许他们在发生核泄漏等紧急情况下（信中强调这几乎不可能），让学生服用一种碘钾药物，用来预防有可能导致的甲状腺癌。如果家长没有异议，就在信的正面签字；如果不同意，则需要另外进行书面回复。
　　我对此没有异议，很快签好了字。无意之间，我发现信函背面似乎还有一些文字，翻过来一看，是写给孩子们的一份“须知”，核心内容是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病人，下面密密麻麻罗列了十几条患者应享有的权利，包括：病人在就诊时有权受到有尊严的对待；预约后有权得到医院的及时回应，并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有权确信自己的隐私得到了保护和尊重，包括病史以及与疾病有关的一切信息，这种隐私保护将贯穿讨论、咨询、检查、治疗的全过程；有权知道自己就诊期间完整的医疗信息；有权拒绝依法认定的过度治疗；有权了解自己全部的医疗费用信息，尤其是哪些服务将产生额外费用；有权要求医院以自己能理解的语言书面告知一切可能的服务，包括不被医疗保险覆盖的服务；如果对处方和治疗存在不解，有权提出自己的疑问……
　　至于病人应尽的义务，在“须知”中也做了详尽的说明，比如病人应礼貌对待和尊重医护人员以及其他患者；应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就医时要举止适当；要向医生提供自己真实的健康和病情信息，不得故意隐瞒和说谎；不要把自己的药分给其他人……
　　在我此前所接受的二十多年教育里，还从来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告诉我怎样做一名病人，更不曾接受过关于良好的医患关系的指导。而美国的学校竟然从一个孩子刚入学时就开始了这种普及，真让人感觉既新奇又震撼。尤其是它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严肃而又严谨地告诉你这是一种规则。一个良性医患关系的根基，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打了下来。
　　病人权利写进宪章
　　我发现学校还随信附寄了一份法令节选，是《患者权利宪章》。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美国病人的权利已经以宪章的形式明确下来。
　　在美国，法律赋予医生和病人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对于病人来说，可以在法律圈定的范畴内享受权利。比如一对夫妇同时生病住院，有权要求同住一个房间；再比如病人有权自由挑选自己的室友，只要是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来考量，而且不损害其他病人的利益，便是允许的。
　　美国人认为医患关系说到底是一种法律关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应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问题。2008年，芝加哥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医疗纠纷。一名八岁的儿童因为突发腹痛被送到医院救治，医生认为是急性胃穿孔，需要立即手术。心急如焚的母亲在手术室外等了一个半小时，等到的却是儿子不治身亡的噩耗。
　　曾经学医的母亲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根据她所了解的医学知识，儿子的病情虽然危急，但绝不可能不治身亡。她聘请了律师，将医院告上法院。法院调取了手术室的监控录像，发现主刀医生在手术过程中漏缝了一条主动脉，导致患儿胃部大出血，不幸身亡。
　　一切真相大白之后，两名医生锒铛入狱，痛失爱子的母亲心灵也得到抚慰。试想，如果这位母亲不是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为儿子讨回公道，而是以暴制暴，血债血偿，最后的结局恐怕就不是如此了。
　　法律是最佳维权武器
　　《患者权利宪章》还规定，任何患者都不应因其种族、肤色、信仰、原始国籍、性别、年纪、婚姻状况、残疾和医疗费支付方式不同，而受到差别对待，否则，患者有权对涉事医生和医院提起诉讼。
　　2014年，同样是在芝加哥，一名女性肝癌患者将自己的主治医师告上法院，理由是受到不公平对待。这名肝癌患者需要进行肝移植，一直在等待适合的供体，而且处于排序第一的位置。可是当供体突然出现，她的主治医师却要将供体提供给其他病人。
　　律师经过调查取证，发现这名医生的确疑点重重。原来，这名女患者是一个摇滚玩家，不但满是文身，还有酗酒恶习。她的主治医师认为她患上肝癌完全是自作自受，不但对她进行了过度治疗，半年内仅查CT的次数便达到了八次，还私自篡改了她的供体排序。最终，这名医生被依法惩治，女患者也如愿得到肝脏供体，脱离了生命危险。
　　显然，在美国，法律是保障病人合法权益的最佳手段。作为病人，既要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给医生创造安心的诊疗氛围，也要会用、敢用法律武器，维护公平和正义。只有这样，才称得上真正的“合格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