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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参观过程中，记者最为好奇与疑惑的是新潮社陈列室，这间陈列室的场景定格于“五四”前夜：四周依墙列着用竹竿挑起的布面标语，长条桌上摆着铁皮喇叭、水壶、笔墨纸砚等等，一张写有“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字样的标语晾于桌上；砚台下面压着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通告疾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参观结束后，记者去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部图书馆，在图书馆里只找到《北大红楼的历史、沿革、考论》中关于新潮社的些许介绍。于是又利用周末的时间搜索了中国知网上与新潮社相关的文章，并认真地进行了拜读，脑海中大致勾勒出了新潮社比较清晰的画面。
新潮社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主要学生社团，《新潮》是其创办的刊物，自1919年1月创刊到1922年3月停刊，先后延续了近四个年头。新潮社在《新潮》停刊后坚持出版了《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1925年最终结束一切社务。这一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期，新潮社成员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有些还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新潮》是《新青年》的后继者，是《新青年》的姊妹刊物。新潮社受《新青年》的影响很大，并与《新青年》形成掎角之势。
始于西斋四号
1919年，北大学生相继创办了《新潮》《国民》《国故》等杂志，这些杂志基本上与新旧各派的老师，形成了对应关系。其中《新潮》更多受到了《新青年》的影响，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说，反对封建传统，创作新文学作品，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新潮》的事情，要从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四号说起，这是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面住着四个同学，一位是待人谦恭、性情温和、潜心于哲学和古史研究的顾领刚，一位是爱唱昆曲、专心研究词章的狄君武，还有一位是一门心思研究佛学，后来在天目山出家做了方丈的周烈亚，最后一位是才学胆识过人的傅斯年。傅斯年和顾领刚都热衷于史学，志趣相投，后来，他们又折服于胡适的治学方法。西斋四号还吸引着许多同学，其中一位是西语系的罗家伦。罗家伦也是聪明好学、胸怀大志的学生，他经常到西斋四号来海阔天空地谈天。因此，他很快和这间宿舍的同学成了情投意合的好朋友，尤其是和傅斯年甚为密切。傅斯年有晚起的习惯，罗家伦在早晨到校上课前经常去掀他的被窝，把他气得嗷嗷大叫。
罗家伦和傅斯年都酷爱读书，他们每月都向日本的丸善书社买几本新书。丸善懂书，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凡有新书就给他们寄来，掏空了他们并不多的几个零用钱。为了省钱，他们便共同买书交换阅读。这反而增加了交流讨论的机会，培养了共同的兴趣，获得了一致的见解。为日后创办《新潮》奠定了基础。另外，西斋四号还是“同乡会”的集结地，在当时的北大，“同乡会”是学生间重要的联系形式，山东籍的学生思想情趣都比较一致，所以联系就更加密切。正因为如此，同是山东籍的傅斯年、杨振声、徐彦之、汪敬熙等人，都成了《新潮》的骨干。
在这些人里面，杨振声、汪敬熙是五四时期的新小说作家，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杨振声曾经说过：“在《新青年》杂志社老师的培养下，我们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这些朝气蓬勃、声气相投的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事实上已经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潮流之中了。但他们做得更多的还是在高谈阔论，还没有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当他们不能不谈，但又厌倦了空谈的时候，他们决定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了。
1917年秋天，傅斯年、徐彦之和顾领刚就产生了由学生自己创办一份杂志的想法。事隔一年，徐彦之与陈独秀讨论了这个想法，陈独秀支持了他们。他们得到了学校借支的2000块钱。这件看起来很顺利的事情，其中还有些波折。主要原因在傅斯年身上。傅斯年国学根基坚实，对章太炎学说用功甚深，在北大是尽人皆知的黄侃高徒，章学传人，为此，陈独秀对他参加新文化营垒的动机有些怀疑。
其实，傅斯年正是在对旧文化深切了解的情况下背叛旧文化的。因此，他的文化态度，较之他的一些同时代人，更为清醒、冷静和理智。
后来，在胡适、周作人的解释下，陈独秀才放弃了对傅斯年的戒备。当然，黄侃等人也为自己的得意门生的倒戈，伤透了心。俞平伯、毛子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毛子水曾说：“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叛徒……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
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杨振声、汪敬熙、顾领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等22位北大学生，邀请胡适做顾问，举行了筹建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的预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办刊宗旨，即：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徐彦之将杂志的英文名字定为The Renaissance，敢将自己的事业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类比，可见他们态度的自命不凡。罗家伦则把杂志的中文名字定作《新潮》，这是受到了日本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启蒙主义者的影响。在1904年，日本的启蒙主义者就创办过一种叫做《新潮》的杂志，提倡写实的文学。恰巧中英文两个名词在含义上比较接近，可以互译。
11月19日，他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选出了杂志社的职员，并着手预备稿件。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把设在红楼上的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他们使用，李辛白帮他们把印刷发行的事布置妥贴。这样，五四时期北大学生成立的第一个社团，同时也是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社团，就这样诞生了。
《新潮》历程
1919年1月，《新潮》1卷1号出版，极受社会欢迎，一个月内连出3版，印数达七千余册。在计划中，《新潮》是每年10期的定期月刊，它的第1卷的5号期刊，从1919年1月创刊，到5月1日出齐，是按照计划正常完成的。第2卷的5号，则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
《新潮》第3卷只出了2期，第1号是1921年10月1日发行的。第2号则拖到1922年的3月1日发行。这也是《新潮》向历史奉献的最后一期杂志。《新潮》不能正常出版的原因，除了五四运动的短暂耽搁外，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成员纷纷出国，社员40余人，有30多人在国外，他们各自忙各自的事情，稿子就写得少了。留在国内的人，也很难专注于《新潮》的事情，如叶绍钧、朱自清、孙伏园、郭绍虞等都忙于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另一个是经济的原因，虽然《新潮》销路很好，但回款却不够及时，这也影响到杂志的正常出版。
1919年1月19日，留在北京的新潮社成员，开会决定将以出杂志为主的社团改组为学会，并于1920年8月15日宣告正式成立，但名称没有改变。新潮社改为学会后，扩充了社务，除编辑《新潮》外，还出版过两种丛书，开始是《新潮丛书》，稍后又出了一种《文艺丛书》。他们制定了出丛书的标准，一是材料本身有价值。二是编著或翻译之文字有价值。三是应社会之需要。
出丛书的工作，开始主要是徐彦之负责。徐彦之毕业之后，改由李荣第和孙伏园负责。《新潮》停刊之后，出版丛书的工作还在继续着。负责发行这两种丛书的是北京汉花园国立北大出版部和上海五马路棋盘街西首的亚东图书馆。他们还在国内外设置了一些代卖机构，遍布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14个城市。
李荣第用卖《新潮丛书》赚的钱办了北新书局。北新这个名字，就是从“北京大学新潮社”而来的。不管怎样，李荣第的努力，在客观上延长了新潮社的生命。由于出《文艺丛书》的缘故，他们进一步密切了和鲁迅的关系。鲁迅的《呐喊》就是由新潮社率先推出的。后来，鲁迅和北新书局一直合作到20年代末期。
由于留学英美的社员日益增多，在新潮社改组为学会时，他们在英美也设立了编辑部，傅斯年为旅英通信记者，杨振声为旅美通信记者，就近接受留学英美学生的投稿，逐渐拓展了稿源。
参观结束后，记者去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部图书馆，在图书馆里只找到《北大红楼的历史、沿革、考论》中关于新潮社的些许介绍。于是又利用周末的时间搜索了中国知网上与新潮社相关的文章，并认真地进行了拜读，脑海中大致勾勒出了新潮社比较清晰的画面。
新潮社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主要学生社团，《新潮》是其创办的刊物，自1919年1月创刊到1922年3月停刊，先后延续了近四个年头。新潮社在《新潮》停刊后坚持出版了《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1925年最终结束一切社务。这一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期，新潮社成员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有些还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新潮》是《新青年》的后继者，是《新青年》的姊妹刊物。新潮社受《新青年》的影响很大，并与《新青年》形成掎角之势。
始于西斋四号
1919年，北大学生相继创办了《新潮》《国民》《国故》等杂志，这些杂志基本上与新旧各派的老师，形成了对应关系。其中《新潮》更多受到了《新青年》的影响，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说，反对封建传统，创作新文学作品，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新潮》的事情，要从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四号说起，这是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面住着四个同学，一位是待人谦恭、性情温和、潜心于哲学和古史研究的顾领刚，一位是爱唱昆曲、专心研究词章的狄君武，还有一位是一门心思研究佛学，后来在天目山出家做了方丈的周烈亚，最后一位是才学胆识过人的傅斯年。傅斯年和顾领刚都热衷于史学，志趣相投，后来，他们又折服于胡适的治学方法。西斋四号还吸引着许多同学，其中一位是西语系的罗家伦。罗家伦也是聪明好学、胸怀大志的学生，他经常到西斋四号来海阔天空地谈天。因此，他很快和这间宿舍的同学成了情投意合的好朋友，尤其是和傅斯年甚为密切。傅斯年有晚起的习惯，罗家伦在早晨到校上课前经常去掀他的被窝，把他气得嗷嗷大叫。
罗家伦和傅斯年都酷爱读书，他们每月都向日本的丸善书社买几本新书。丸善懂书，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凡有新书就给他们寄来，掏空了他们并不多的几个零用钱。为了省钱，他们便共同买书交换阅读。这反而增加了交流讨论的机会，培养了共同的兴趣，获得了一致的见解。为日后创办《新潮》奠定了基础。另外，西斋四号还是“同乡会”的集结地，在当时的北大，“同乡会”是学生间重要的联系形式，山东籍的学生思想情趣都比较一致，所以联系就更加密切。正因为如此，同是山东籍的傅斯年、杨振声、徐彦之、汪敬熙等人，都成了《新潮》的骨干。
在这些人里面，杨振声、汪敬熙是五四时期的新小说作家，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杨振声曾经说过：“在《新青年》杂志社老师的培养下，我们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这些朝气蓬勃、声气相投的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事实上已经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潮流之中了。但他们做得更多的还是在高谈阔论，还没有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当他们不能不谈，但又厌倦了空谈的时候，他们决定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了。
1917年秋天，傅斯年、徐彦之和顾领刚就产生了由学生自己创办一份杂志的想法。事隔一年，徐彦之与陈独秀讨论了这个想法，陈独秀支持了他们。他们得到了学校借支的2000块钱。这件看起来很顺利的事情，其中还有些波折。主要原因在傅斯年身上。傅斯年国学根基坚实，对章太炎学说用功甚深，在北大是尽人皆知的黄侃高徒，章学传人，为此，陈独秀对他参加新文化营垒的动机有些怀疑。
其实，傅斯年正是在对旧文化深切了解的情况下背叛旧文化的。因此，他的文化态度，较之他的一些同时代人，更为清醒、冷静和理智。
后来，在胡适、周作人的解释下，陈独秀才放弃了对傅斯年的戒备。当然，黄侃等人也为自己的得意门生的倒戈，伤透了心。俞平伯、毛子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毛子水曾说：“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叛徒……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
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杨振声、汪敬熙、顾领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等22位北大学生，邀请胡适做顾问，举行了筹建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的预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办刊宗旨，即：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徐彦之将杂志的英文名字定为The Renaissance，敢将自己的事业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类比，可见他们态度的自命不凡。罗家伦则把杂志的中文名字定作《新潮》，这是受到了日本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启蒙主义者的影响。在1904年，日本的启蒙主义者就创办过一种叫做《新潮》的杂志，提倡写实的文学。恰巧中英文两个名词在含义上比较接近，可以互译。
11月19日，他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选出了杂志社的职员，并着手预备稿件。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把设在红楼上的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他们使用，李辛白帮他们把印刷发行的事布置妥贴。这样，五四时期北大学生成立的第一个社团，同时也是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社团，就这样诞生了。
《新潮》历程
1919年1月，《新潮》1卷1号出版，极受社会欢迎，一个月内连出3版，印数达七千余册。在计划中，《新潮》是每年10期的定期月刊，它的第1卷的5号期刊，从1919年1月创刊，到5月1日出齐，是按照计划正常完成的。第2卷的5号，则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
《新潮》第3卷只出了2期，第1号是1921年10月1日发行的。第2号则拖到1922年的3月1日发行。这也是《新潮》向历史奉献的最后一期杂志。《新潮》不能正常出版的原因，除了五四运动的短暂耽搁外，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成员纷纷出国，社员40余人，有30多人在国外，他们各自忙各自的事情，稿子就写得少了。留在国内的人，也很难专注于《新潮》的事情，如叶绍钧、朱自清、孙伏园、郭绍虞等都忙于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另一个是经济的原因，虽然《新潮》销路很好，但回款却不够及时，这也影响到杂志的正常出版。
1919年1月19日，留在北京的新潮社成员，开会决定将以出杂志为主的社团改组为学会，并于1920年8月15日宣告正式成立，但名称没有改变。新潮社改为学会后，扩充了社务，除编辑《新潮》外，还出版过两种丛书，开始是《新潮丛书》，稍后又出了一种《文艺丛书》。他们制定了出丛书的标准，一是材料本身有价值。二是编著或翻译之文字有价值。三是应社会之需要。
出丛书的工作，开始主要是徐彦之负责。徐彦之毕业之后，改由李荣第和孙伏园负责。《新潮》停刊之后，出版丛书的工作还在继续着。负责发行这两种丛书的是北京汉花园国立北大出版部和上海五马路棋盘街西首的亚东图书馆。他们还在国内外设置了一些代卖机构，遍布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14个城市。
李荣第用卖《新潮丛书》赚的钱办了北新书局。北新这个名字，就是从“北京大学新潮社”而来的。不管怎样，李荣第的努力，在客观上延长了新潮社的生命。由于出《文艺丛书》的缘故，他们进一步密切了和鲁迅的关系。鲁迅的《呐喊》就是由新潮社率先推出的。后来，鲁迅和北新书局一直合作到20年代末期。
由于留学英美的社员日益增多，在新潮社改组为学会时，他们在英美也设立了编辑部，傅斯年为旅英通信记者，杨振声为旅美通信记者，就近接受留学英美学生的投稿，逐渐拓展了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