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重点谈了对外交人提高学习意识、改进学习方式的建议。他说，如果单纯从对外关系角度讲，我们党开展学习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毛泽东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在中央一级设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之后又亲自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确立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和培养干部的体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个文献带动了我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对敌斗争的把握。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发展是硬道理”，在冷战结束前重新认识国际大势，引领全党进入一个以改革开放、国际交流、市场经济为对象的新的学习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加速向一个全球性大国迈进，全党上下都在学习如何治国理政、如何应对国家安全层面的挑战、如何认识日趋联通和复杂的世界、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杨明杰说，现在我们国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在频繁接触外部世界，整个民族的国际关系素养在提高。外交人要有压力感，必须解决“怎样学习”的问题，以始终能够引领风气之先，而不能让国际关系学成为可有可无的“闲谈”。外交学习要首先解决对时代、对趋势的认知问题，更要理解好中国自身变化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外交人要争取更早、更准确地把握大势。当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时，十几亿国民当中的大多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那么多中产阶级聚集在一个整体区域当中，世界将会因此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本人难以预测，世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看看进入2016年中美两国国家元首分别发表的新年贺词和国情咨文，习近平主席讲“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奥巴马却说“当世界遇到难题的时候，人们不能指望着去靠中国、俄罗斯提出解决方案，还是要靠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框架下，是美国而非中国在制定贸易规则”。从这两个讲话的基调差异中，人们似乎能够感受到某种具有未来意义的变化正在发生。
　　外交人要意识到中国在应对复杂问题时的优劣长短。我们现在不缺哲学语言，“形而上”的概念理论很多，“形而下”的研判工具和教育体系却很匮乏。全国各地确实开设了不少“国际关系学院”和研究机构，大家都在谈“战略”，但真正比肩世界先进水平的风险评估、危机管理、情景推演、数据关联性模型却少之又少。再比如分析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谁都知道美国要将60%的军力部署压向亚太，但很少有人能说清这“60%”的具体成分是什么、战略性指标有哪些。
　　外交人也要加强实地调研。“一带一路”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涉及六七十个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矛盾异常复杂的中东地区是落实“一带一路”的关键地带，然而我们对那里的实际情况了解得有多具体？有多少人愿意到那里开展“田野调查”、而不是主要依靠西方的研究成果转换出二手材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优秀传统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操作和研究人员不能丢了这个传统，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勇气养成”。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走与传统大国不同的路。两大历史性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是能否超越权力、权威政治的所谓“永恒定律”；第二是中国在处理跨国危机的合作方式上能否真正提出新的行之有效的理念和方案，实现标本兼治。这两大问题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关键性问题。
　　要把握好“四个特性”，其一是“共同性”。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通过突出“共同性”来解决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其要旨在于寻求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的兼顾，通过扩大共同利益来推进自身利益。这个道理看上去很简单，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如何真正协调和平衡好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在操作层面仍是有待更进一步破解的难题。
　　其次是要强调“互动性”。大国之间常讲要“合作共赢”，但在实际互动中遇到问题往往强调“为我所用”，较少考虑互动，今后要多强调利益互动和共享，强调相互尊重。
　　再就是要讲“先进性”。一个大国的外交能不能走得通，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你的理念是否比别国先进、比别国更吸引人。唯有先进的理念才能真正带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演变。
　　此外还要强调“协调性”。中国要在全球事务中勇于承担责任，做建设性的协调者。
　　王帆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处在飞速提升的阶段，但要和后现代国家比观念创新，没有先发优势，只能靠后发优势。中国只有在理念上更领先、更具先进性，才能更好地影响、吸引、引导、组织他国，在世界上谋得更有利的位置。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突出四大重点。一是真正树立大国心态。近代以来的中国，集中思考的是以弱抗强、以弱胜强，弱国心态、失败情结浓重。确立强国战略不仅需要战略眼光，也要实现从弱国心态向大国心态的转变。二是树立大国权威，遵约守信、言行一致、内外如一，彰显大国的责任和正义性。这需要实践的积累，也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三是发挥好大国影响力。要有引领国际潮流、带动解决问题进程的意愿和能力。其中的关键还是解决好如何将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转化为不断产生正能量和国际影响力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展“主场外交”已经拥有丰富的经验了，下一步要能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组织、协调能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四是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国的思想崛起。中国面向世界不仅要能回答自己从何处来的问题，也要能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还要能为人类进步提供更多的思想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以“学习、创新和引领”为题谈了看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融入世界的进程，这也是不断向世界学习、与世界磨合、适应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面对已有的国际规则，中国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应主动加以了解、适应、掌握和运用，而不是被动地学习。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使用手中新增的权力，更好地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变得日益紧迫。
　　中国一方面对既有国际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如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面，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利益应得到更多体现。另一方面，针对全球治理规则的供给不足，开始有意识地提供新型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并不只是量的增加，而是打上了中国烙印，又超越已有模式的创新引领，开始“建章立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和创设，既吸收已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好的做法，又在制度安排上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性，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创新的新路。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就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而是使现行体系的运作更加顺畅，容纳更多元的力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规则不应只由美国一家说了算。整个国际社会都已看到中国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的努力，这实际上是以中国自己的积极进取和主动有为“倒逼”国际机制的转换，而且是一种“反向倒逼”——以前是外部世界通过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来“倒逼”中国改革，现在轮到中国通过提出新倡议来“倒逼”国际制度改革了。
　　袁正清说，物质力量与观念塑造是一个世界大国行稳致远的支点和根基。中国外交不应满足于仅提供物质上的公共产品，更要能贡献“观念产品”。中国在周边外交中提出了“亲、诚、惠、容”方针，“一带一路”的合作共建超越了西方地缘政治的权力争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反衬出一些国家提出的“民主国家价值共同体”之狭隘和偏颇，“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则倡导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大国相处之道。这些新理念是中国与国际体系长期实践互动的结晶，既有文明上的学习与互鉴，也有顺应时势的创新和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