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微生物学家，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中国预防医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他一生热爱祖国和人民，终身致力于医学病毒学研究，他试制出中国首支青霉素，系“中国疫苗之父”和“衣原体之父”，是曾经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抗日战争结束后，生产出中国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弃理工从医研，为救大众生灵

　　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今湖南省醴陵市）一位家道中落的私塾先生家。他原本学习机械制造，但是在目睹了身边太多父老乡亲被病痛折磨而生命垂危甚至不治而亡的状况后，心中燃起了悬壶济世的想法。
　　1914年，17岁的汤飞凡考入教会学校湘雅医学院（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湘雅医学院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医学院。1925年，孙中山曾为湘雅第五届毕业同学题写“学成致用”的勉词。五四运动时，毛泽东曾在此主编过《新湖南》周刊。在中国医学界享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盛誉。
　　在校期间，汤飞凡立志终生研究细菌学及传染病。经过七年的专业训练，1921年汤飞凡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且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就在同学们纷纷邀请他一起开医馆行医的时候，汤飞凡却摆摆手拒绝了。因为他有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更远大的志向：他决定投身病毒研究！他表示：“当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人？若能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之后，汤飞凡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进修三年。聪颖又勤奋的汤飞凡因为表现出众，经北京协和医院推荐，他获得了在哈佛医学院细菌系深造的机会。
　　汤飞凡的导师秦瑟教授，是美国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非常欣赏这位中国留学生的才华。秦瑟见汤飞凡训练有素，就让他直接参加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此时病毒学正处于拓荒时期，汤飞凡进入开拓者的行列。
　　在名师指导下汤飞凡如饥似渴刻苦攻读研究数年后，顺利毕业。这个时候，美国导师热情地邀请他留在美国发展。不久，汤飞凡又接到国内恩师颜福庆的信，希望他回国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任教。顏福庆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医学教育家，曾任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当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他主张公医制，反对私人开业，这对汤飞凡有一定影响。颜福庆在信里没有向汤飞凡许诺什么良好条件、优厚待遇，而是如实摆出困难，希望他回国共图祖国的医学教育大业。汤飞凡本就有着振兴中国医学的志向，但只不过是抽象的理想，颜福庆的信将使他的抽象理想变成现实。当时，汤飞凡在哈佛与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颜福庆的邀请使他心情十分矛盾。最终，汤飞凡经过慎重考虑，是祖国的召唤使他下了决心，以一颗赤子之心，决定回国效力。
　　1929年春，汤飞凡满怀报国之志回到祖国怀抱。在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等处，从事细菌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1938年春天，在上海家中的汤飞凡收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要他去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的来信，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战火日渐逼近。1939年，中央防疫处迁到云南省昆明市。防疫处重建没有经费，汤飞凡到昆明时只剩下300银元。为了重建防疫处，他四处奔走，得到了云南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和几位厅长的支持和帮助，借到一笔信用贷款，在西山脚下滇池边上高蛲镇买到一片荒滩，建造房屋。他一边建新址，一边借省立昆华医院的房子制造一些简单的生物制品，直到1940年春天新址建成。汤飞凡把钱集中用在主要的实验室上，其他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当地农村的办法，建造简易房屋。

咬定青山不放松，生产出中国首支青霉素

　　值得一提的是，汤飞凡对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在昆明主持重建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机构——中央防疫处，利用简陋设备生产疫苗、血清和青霉素，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20世纪40年代的“神药”是青霉素。它是英国人弗莱明无意中发现的，1941年，两位科学家弗洛里和钱恩找到了提纯的方法并很快用于临床。
　　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等当时无药可治的病，青霉素却可以做到药到病除。时人称之为“神药”，并非诳言。因此，青霉素的价格高得惊人，甚至贵过黄金。
　　那时青霉素在中国叫作“盘尼西林”，因为全靠进口，进价不菲，进口商再加价，一根金条能买到一盒盘尼西林，算是给你面子了。
　　这种现状狠狠地刺痛了汤飞凡的心。当时，无论是抗日战争的前方还是后方，许多人都等着用青霉素来救命，可是仅靠进口，价格奇高，数量极少，根本用不到普通人身上，怎么扩大救死扶伤面？
　　“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生产出青霉素。”汤飞凡下了决心，让朱既明和黄有为两人牵头负责，并发动全处人员都来找青霉素菌种。
　　朱既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在昆明的母校当助教，被汤飞凡挖了过来;黄有为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是回国支援抗战的。
　　青霉素之所以叫青霉素，是因为它是从青霉中提取的。青霉是一种菌，得了青霉病的柑橘上面长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就是青霉。青霉常见于腐烂的水果、蔬菜、肉类以及衣、履等物之上，多呈灰绿色。 　　然而，并非所有青霉都能提取青霉素，青霉是一个大家族，有许多种，只有其中的点青霉和黄青霉等，才能提取出来，而且不同菌株的产量形同霄壤。所以，青霉好找，而点青霉和黄青霉难找，高产的菌株尤其难找。
　　找到不易，提取出青霉素更难。西方人虽然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但从不涉足如何能找到、如何分离点青霉和黄青霉，对生产、提纯的方法，更是守口如瓶。对此，美、英当作军事秘密，各大药企之间也是严加防范的，这不仅是科技机密，更是商业机密。但天无绝人之路，青霉素菌株从当时血清室的技术助理员卢锦汉的皮鞋上的霉点分离出来了。
　　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有很远的一段路程。反复试验摸索后，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室內室外到处发霉，其实却十分“娇气”，要伺候它不容易。其一，它对温度有特殊要求，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摄氏24度，低了高了都不行，所以必须专门为它建一个24度的恒温室;其二，它对通气有特殊要求，需要有足够的氧气供它呼吸，只能生长在液体的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其三，它对营养有特殊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给它加营养。几经调配实验，最后确定加玉米汁和云南的棕色蔗糖。
　　这三关标准一一达到之后，合格青霉素终于被培育出来，只是浓度方面，还不够理想。这是1942年的事，比西方才晚了一年多。
　　1943年，美国、英国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了10株青霉素菌株。中华血站的樊庆笙从美国回来，也带回一对菌株，并且加入朱既明领导的青霉素室工作。汤飞凡让他们对所有这些菌株做对比研究，选出一个最好的来用于生产。
　　朱既明和樊庆笙摸清了青霉素对酸碱的化学特征，用化学的方法使之纯化和浓缩，达到了每毫升2万至5万牛津单位，与美国的同类产品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问题是产品的保管和储存。说青霉素“娇气”，还因为它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要使它真正成为产品，必须把它变成固体。
　　液体变固体，烘烤是最简便的办法，但对青霉素而言，烘烤等于加速其挥发。国外的办法是用化学干燥机，而在要啥没啥的昆明，到哪儿去找这种宝贝机器？
　　黄有为认准了目标，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他坚定信心、满有把握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一台化学干燥机来。人们向他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说：“不可能！”面对这种困境与难题，他全不理会，只管埋头苦干。在总装调试阶段，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忙在机房，吃饭均由妻子送来，最后把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每毫克200至300单位、每瓶装2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试制成功，可以正式投产了！
　　汤飞凡非常高兴，感慨地总结了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这就是汤飞凡、黄有为等给大家呈现出的百折不挠、顶天立地的强者光辉形象，其中还不乏透出一股自信洒脱的智慧气概。这正如郑板桥言简意赅、凝炼生动的那首千古绝唱《竹石》所描述的：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当年中央防疫处困难重重，缺钱缺物，制造出青霉素后，可算抱了一个大“金娃娃”。汤飞凡却没有借机发财，而以一元一支的价格供应急需的军民。对需要救命的穷人，往往还减价甚至无偿提供使用。

服务新中国首场战“疫”，一个月火速研制出疫苗

　　1949年10月27日，当时的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爆发了一场来势汹汹的鼠疫。张家口距离首都北京仅300多公里，倘若不能迅速控制张家口的疫情而任由其蔓延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的防疫第一战。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坚决领导人民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诞生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防疫处，正式归卫生部接管，之后更名为“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
　　面对张家口这场突如其来的鼠疫来袭，毛泽东在接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并安排由董必武挂帅参与战“疫”。
　　根据当年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10月28日，中央果断部署，采取紧急措施：
　　一是严密封锁交通。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负责，责成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调动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以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
　　二是加强疫区的防疫防治力量，紧急调动医疗、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
　　三是紧急下拨防疫经费。
　　四是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电影广泛宣传科学防疫，反对迷信活动。在城乡普遍放映电影《预防鼠疫》。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国内防疫力量薄弱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地给新中国开国大典后第二天就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发去电报，让其对中国伸出援手。斯大林接到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并支援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
　　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没有什么家底，真可谓两手空空，苏联的增援还在路途中，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也还在路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贺诚亲自找到了汤飞凡，并下达了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汤飞凡接到任务后提出，可以先赶制鼠疫灭活疫苗。传统的疫苗有两种：灭活疫苗（又称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灭活疫苗就是把病毒培养出来之后杀死，留个“全尸”来做疫苗。这种疫苗的优点是制备简单快速，安全性高。刚好符合当下情况的需要。
　　可是贺诚表示反对，因为研制鼠疫灭活疫苗，就必须要培养出鼠疫强毒菌，一旦发生病毒泄露，研制人员极有可能被感染，风险太大了。经过多方论证，研制生产出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鼠疫减毒活疫苗成了汤飞凡的唯一选择。汤飞凡不惧感染，全力以赴研制疫苗。 　　减毒活疫苗简单来说，就是从病毒后代中，挑选毒性稍弱的来制作疫苗，在研制过程中感染风险相对较低。然而，感染风险低，不等于不会感染。所以在整个鼠疫活疫苗的试验过程中，汤飞凡规定只有自己和刘隽湘两个人可以进入实验室。为了防止感染，他们每次进实验室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眼镜。
　　最后，根据汤飞凡的实验结果，他研制生产的疫苗每人只需注射两针，第一针打0.5毫升，第二针打1.0毫升，即可达到满意的免疫效果。在注射的次数和剂量上都比苏联的疫苗要少。到了11月中旬，中央防疫处（1950年更名为“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共生產出鼠疫减毒活疫苗900万人份，是最初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
　　1949年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已被彻底扑灭。至此，毛泽东亲自指挥，在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赢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场战“疫”。而从10月27日接到疫情报告到彻底扑灭了疫情，用时不过一个月零几天。其间，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及时赶制出鼠疫疫苗，为扑灭鼠疫起到了事关成败的作用。

贡献恒久远，造福全人类

　　除了成功研制出鼠疫疫苗，汤飞凡还研发了中国第一批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其研究成果，使中国在消灭天花病毒方面领先世界16年，因此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此后，他又是如何解决困扰全世界半个世纪的沙眼难题，同时极大提升治愈率的呢？
　　新中国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各条战线形势大好。到了1954年，烈性传染病已被控制，防疫的重点转向常见的、多发的传染病。汤飞凡呈请卫生部批准他摆脱行政事务，恢复他中断了20年的研究工作。获准后，他首先恢复了对沙眼的研究。那时沙眼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广泛流行，中国人口中有50%患有沙眼，边远农村有“十眼九沙”之说，危害极大。
　　汤飞凡早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病毒性状和包涵体本质时已逐渐形成一种想法，即微生物在自然界是从小到大的一个长长的系列，在已知的病毒和细菌之间存在着“过渡的微生物”，如立克次体、牛胸膜肺炎支原体等。他认为沙眼病原体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体的“大病毒”，许多性质近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循着这条思路，他制定了研究计划，同步进行了沙眼包涵体研究、猴体感染试验和病毒分离试验。为了保证病理材料可靠，他特别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晓楼鉴定所选的典型病例，从1954年6月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
　　整整一年时间，汤飞凡带着助手从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取回材料201份，在48例中找到包涵体，并发现包涵体有四种形态：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阐明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澄清了自从1907年发现沙眼包涵体以来的混乱认识。沙眼病原体侵入宿主细胞后的发育周期，在沙眼衣原体分离成功后，已在人工感染和动物模型中被完全证实。现已知道沙眼衣原体的一个发育周期约为48小时。
　　一年中，汤飞凡所进行的猴体感染试验也获成功。他和助手从实验中发现：猴子与人的眼结膜解剖学构造不同，患了沙眼后症状也不同，没有瘢痕和血管翳。他们还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找到了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猴沙眼包涵体。
　　可是，他们所进行的分离病毒的试验不理想，汤飞凡虽没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离沙眼病毒的可能性，但决定把它搁置起来，改用鸡胚来分离。
　　1955年7月，重新开始分离病毒试验，这次他没有采用荒川的绒毛尿囊膜接种，而采用了研究立克次体常用的卵黄囊接种。他分析了影响病毒分离的因素，认为除了选择敏感动物和适宜的感染途径外，还需抑制杂菌生长，决定在标本中加抗生素作为抑制剂，因为当时临床上已经知道链霉素治疗沙眼无效，而青霉素有无疗效还不明了，所以选了这两种抗生素，没想到竟然那么顺利，只做了8次试验就分离出了一株病毒。
　　汤飞凡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堪称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为预防和治疗沙眼做出了杰出贡献。
　　沙眼衣原体分离成功后，汤飞凡将研究重点转向当时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胁极大的麻疹和脊髓灰质炎。1958年，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麻疹病毒M9，为制造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础。
　　1958年9月，汤飞凡被扣上“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等帽子。汤飞凡不堪凌辱，含冤去世。
　　然而，世界并没有忘记这位为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
　　1970年，国际医学界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生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由于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而且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通讯地址，以便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这位学者，被以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早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