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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般来说，作家和诗人都乐意承认自己的写作与童年经验之间有密切联系。您能谈谈您的童年以及它对您成长为一位诗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吗？
孙：我是1957年出生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社干部，我在外婆身边长大，她是农村中见过世面的女性，时常谈起在上海滩大户人家帮佣的见闻。那些讲述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给了我想象的空间。我记事很晚，外婆说我上小学前经常一本正经地在纸上画一串串谁也看不懂的符号，我却没有任何印象。小学时期基本没有正经上过课，背诵了一肚子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偶尔弄到一本书，会看得忘记吃饭。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饥馑，当然会影响我的一生。反观我的诗歌作品，总是不由自主地融入一些沉重的东西，经常显露出怀疑精神，估计就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
刘：您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考上大学的幸运者。当时大学的诗歌氛围如何？大学期间开始写作了吗？
孙：我是1978年春进入安徽师范大学的，当时整个校园的气氛积极向上。等了十来年，终于有经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老师们欢欣鼓舞，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由于学的是数学，我在上学期间接受诗歌熏陶的机会不多，记得一次，同寝室的一位同学不知为何念了李煜的《虞美人》，还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好友念了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当时感觉人都傻了，全身像是通了电，汉语竟然如此美丽！上学期间也先后从墙报上的诗作，知道了中文系的黄元访和沈天鸿，知道了后来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江南诗社”，但我一直没有进入安师大的诗社和诗歌创作圈子，原因是觉得自己不够格，也与数学系巨大的功课压力有关。当然，在课业之余，我还是看了很多的文学书籍，也私下写了一些很稚嫩的所谓诗歌。
刘：嗯，作为一位诗人，您大学是学数学的，这有些少见。还记得当时为什么选择数学专业吗？是出于兴趣还是其他原因？
孙：不能说少见，据我所知，目前中国诗坛理工科出身的诗人有一大批，好像也有几位数学教授。当时我的理科成绩不算突出，高考的“理化”试卷估计只考了30分。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流行观念，社会普遍看轻报考文科的考生，我自己也算是被社会舆论绑架了，没有考虑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反过来说，数学训练对诗人也不见得是坏事。
刘：您学的是数学，又长期从事数学教育，还写过论述数学美的论文，您觉得您的写作在某些方面、某程种度上受惠（或受害）于数学吗？
孙：应该是影响，不能说“受惠”或“受害”。数学讲逻辑，让人严谨和精确。我认为诗歌有其内在的逻辑，即使所谓的“反逻辑”也是一种“逻辑”，没有任何逻辑的诗歌是一堆凌乱的文字垃圾。但数学训练也可能压制情绪的“天马行空”，有利有弊吧。
刘：您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走上诗歌写作道路，那时候正是中国第三代诗歌和校园诗歌风起云涌的时候。您在当时受到过这些诗歌潮流的影响吗？您跟其他诗人有过写作交流吗？
孙：肯定有影响。那时安徽的《诗歌报》引领青年诗人的创作潮流，我订了好多年的《诗歌报》，它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创作。我是一个低调的人，文学上的朋友并不多，在巢湖知道我诗歌创作的人很少，能交流的人更少。你知道那时候异地交流很困难，没有形成“小圈子”的条件。
刘：当时您参加过一些诗歌活动吗？
孙：当时诗歌活动少，记得1989年第一次参加《诗刊》刊授学院的改稿会，很激动。会上认识了王燕生、寇宗鄂、周所同等先生，结识了杨森君、韩少君、安琪等诗人朋友。后来也参加一些活动，结识的朋友至今还有联系。
刘：好像您还参加过在黄山开的诗会？
孙：是的。“黄山诗歌节”，1993年吧。好像每次诗歌活动都会给自己带来刺激，会让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有强烈的创作冲动。
刘：您1994年出版的诗集《英雄·名士与美人》应该是1980年代以来的诗作结集吧，听书名就有一股子浓浓的古典味道。您是不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古典情结？
孙：是那一段时间的创作总结，书名有点张扬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有浓厚的英雄情结，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两本书，一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一是周振甫的《诗词例话》。
刘：显克微支是鲁迅赞扬过的摩罗诗人，他的《十字军骑士》也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不是主人公兹皮希科的那种爱憎分明、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热爱祖国、忠于爱情的英雄形象，对您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并影响到您的写作吧？
孙：兹皮希科只是一个成长中的可爱的“愤青”，更吸引我的是他身边的一群配角。他们高贵、忠诚、守诺、节制、慷慨、勇武，具备人类最好的品性。
刘：在西方近代名著里，我们经常能够读到这种高贵的人性，令人神往。不过您笔下的“名士”与“美人”形象，显示您更多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吧？
孙：是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有许多典型形象，名士多狂狷，美人多病态。事实上我喜欢的是他（她）们有别于一般的丰富个性，是“特殊性”吸引了我，對一些经过处理磨掉棱角的正面人物我反而不感兴趣。
刘：据说您还热爱古典音乐？
孙：准确地说是中国古琴曲。记得1980年代初，我偶然从收音机上听到古琴曲《渔樵问答》，古琴特有的音质所传达的高妙意境让我入迷。说来好笑，当时发疯般查找电台的节目单，用录音机录下一些古琴曲回去欣赏。后来收集到一些磁带，时常关门独听好几个小时。有时身体不太舒服或心情不好，一盘古琴曲听下来感觉好多了。我个人最喜欢的琴曲是宋人的《潇湘水云》和今人的作品《卧看云起》。
刘：看来在您的审美趣味存在着某种两极现象，一方面就像您的一组诗题目所透露的：“渴望英雄”，倾心于热烈、张扬、阳刚、崇高之美，另一方面似乎也喜欢那种阴柔、娟秀、平和、淡远之美。如果给您机会，您愿意回到古代做一个侠客或书生吗？
孙：我是1957年出生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社干部，我在外婆身边长大，她是农村中见过世面的女性，时常谈起在上海滩大户人家帮佣的见闻。那些讲述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给了我想象的空间。我记事很晚，外婆说我上小学前经常一本正经地在纸上画一串串谁也看不懂的符号，我却没有任何印象。小学时期基本没有正经上过课，背诵了一肚子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偶尔弄到一本书，会看得忘记吃饭。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饥馑，当然会影响我的一生。反观我的诗歌作品，总是不由自主地融入一些沉重的东西，经常显露出怀疑精神，估计就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
刘：您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考上大学的幸运者。当时大学的诗歌氛围如何？大学期间开始写作了吗？
孙：我是1978年春进入安徽师范大学的，当时整个校园的气氛积极向上。等了十来年，终于有经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老师们欢欣鼓舞，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由于学的是数学，我在上学期间接受诗歌熏陶的机会不多，记得一次，同寝室的一位同学不知为何念了李煜的《虞美人》，还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好友念了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当时感觉人都傻了，全身像是通了电，汉语竟然如此美丽！上学期间也先后从墙报上的诗作，知道了中文系的黄元访和沈天鸿，知道了后来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江南诗社”，但我一直没有进入安师大的诗社和诗歌创作圈子，原因是觉得自己不够格，也与数学系巨大的功课压力有关。当然，在课业之余，我还是看了很多的文学书籍，也私下写了一些很稚嫩的所谓诗歌。
刘：嗯，作为一位诗人，您大学是学数学的，这有些少见。还记得当时为什么选择数学专业吗？是出于兴趣还是其他原因？
孙：不能说少见，据我所知，目前中国诗坛理工科出身的诗人有一大批，好像也有几位数学教授。当时我的理科成绩不算突出，高考的“理化”试卷估计只考了30分。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流行观念，社会普遍看轻报考文科的考生，我自己也算是被社会舆论绑架了，没有考虑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反过来说，数学训练对诗人也不见得是坏事。
刘：您学的是数学，又长期从事数学教育，还写过论述数学美的论文，您觉得您的写作在某些方面、某程种度上受惠（或受害）于数学吗？
孙：应该是影响，不能说“受惠”或“受害”。数学讲逻辑，让人严谨和精确。我认为诗歌有其内在的逻辑，即使所谓的“反逻辑”也是一种“逻辑”，没有任何逻辑的诗歌是一堆凌乱的文字垃圾。但数学训练也可能压制情绪的“天马行空”，有利有弊吧。
刘：您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走上诗歌写作道路，那时候正是中国第三代诗歌和校园诗歌风起云涌的时候。您在当时受到过这些诗歌潮流的影响吗？您跟其他诗人有过写作交流吗？
孙：肯定有影响。那时安徽的《诗歌报》引领青年诗人的创作潮流，我订了好多年的《诗歌报》，它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创作。我是一个低调的人，文学上的朋友并不多，在巢湖知道我诗歌创作的人很少，能交流的人更少。你知道那时候异地交流很困难，没有形成“小圈子”的条件。
刘：当时您参加过一些诗歌活动吗？
孙：当时诗歌活动少，记得1989年第一次参加《诗刊》刊授学院的改稿会，很激动。会上认识了王燕生、寇宗鄂、周所同等先生，结识了杨森君、韩少君、安琪等诗人朋友。后来也参加一些活动，结识的朋友至今还有联系。
刘：好像您还参加过在黄山开的诗会？
孙：是的。“黄山诗歌节”，1993年吧。好像每次诗歌活动都会给自己带来刺激，会让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有强烈的创作冲动。
刘：您1994年出版的诗集《英雄·名士与美人》应该是1980年代以来的诗作结集吧，听书名就有一股子浓浓的古典味道。您是不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古典情结？
孙：是那一段时间的创作总结，书名有点张扬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有浓厚的英雄情结，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两本书，一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一是周振甫的《诗词例话》。
刘：显克微支是鲁迅赞扬过的摩罗诗人，他的《十字军骑士》也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不是主人公兹皮希科的那种爱憎分明、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热爱祖国、忠于爱情的英雄形象，对您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并影响到您的写作吧？
孙：兹皮希科只是一个成长中的可爱的“愤青”，更吸引我的是他身边的一群配角。他们高贵、忠诚、守诺、节制、慷慨、勇武，具备人类最好的品性。
刘：在西方近代名著里，我们经常能够读到这种高贵的人性，令人神往。不过您笔下的“名士”与“美人”形象，显示您更多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吧？
孙：是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有许多典型形象，名士多狂狷，美人多病态。事实上我喜欢的是他（她）们有别于一般的丰富个性，是“特殊性”吸引了我，對一些经过处理磨掉棱角的正面人物我反而不感兴趣。
刘：据说您还热爱古典音乐？
孙：准确地说是中国古琴曲。记得1980年代初，我偶然从收音机上听到古琴曲《渔樵问答》，古琴特有的音质所传达的高妙意境让我入迷。说来好笑，当时发疯般查找电台的节目单，用录音机录下一些古琴曲回去欣赏。后来收集到一些磁带，时常关门独听好几个小时。有时身体不太舒服或心情不好，一盘古琴曲听下来感觉好多了。我个人最喜欢的琴曲是宋人的《潇湘水云》和今人的作品《卧看云起》。
刘：看来在您的审美趣味存在着某种两极现象，一方面就像您的一组诗题目所透露的：“渴望英雄”，倾心于热烈、张扬、阳刚、崇高之美，另一方面似乎也喜欢那种阴柔、娟秀、平和、淡远之美。如果给您机会，您愿意回到古代做一个侠客或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