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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天门码头上船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半了。
这是一只中型游船，共五层。我们是三等舱，处于第三层的中后部。我找到了自已的铺位，刚放好行李，船上的汽笛就“哞”地一声，苍茫粗重地叫了三响，就感觉到船体有些摇晃，我明白，船已经起锚启航了。
大家都躺下休息了，我掏出一张A4打字纸，对照着上边我记录下来的铺位和人员名单，一个一个地清点人数。
我们的旅游，是公司既寓有奖励意义，又含有福利性质的一项活动。——以考核年度为时间单位，或者秋天，或者春天，或者春、秋两次，把经过层层评选而产生的员工先进个人带出去，一年一条线路，遍览祖国的风景名胜，为辛勤工作的员工创造一个积极休息、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
今年的旅游线路，是成都——重庆——沿长江而下，直达武汉。
作为组织者和领队，我并不轻松。除了得时时想到前边，做到前边，及时落实车票、船票、安排食宿、景点门票以及整个行程上的每个细节外，还得时刻关注大家的安全。一大帮子人，整不好就会出事儿。这样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大前年，我们去登泰山，一行二十几个人，一开始，一个个还能连成线儿前后相跟着，亦步亦趋地在一级一级的石头台阶上攀爬。个把钟头后，前后就照应不到了，等等吧，前边的几个来到一个宽敞些的平台上，停下了。平台上没人，散乱地摆着几只竹椅子，有屁股沉的，就坐了上去。二十多分钟后，他们站起来走时，不知打哪儿冒出来两个女人，干嘛？收费啊。你坐了我的椅子，一只椅子一分钟一元钱，她们掐着表呢。你们一共坐了二十一分钟，五只椅子，二五一十，一五得五，一共一百零五元。掏钱吧？
这是明显的讹诈了，我们当然不能给，于是就争辩，就吵架，两个女人就凶巴巴地叫来了她们的男人和儿子。这时，我们掉在后边的人陆续地跟了上来，我想了想：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暗地里和五个坐了椅子的人通了通气。我们坚决否认坐过椅子，椅子也不会说话，旁边也没有证人。你能怎么着我们？看见我们二十来人齐排排地包围着他们，这几个人全蔫了蛋。眼看着到手的一百元儿在我们鄙夷的嘲笑声中泡了汤，气得两个老女人拍打着肥硕的大屁股，指着我们的背影骂娘。
另一次，在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路边小贩儿上的一尊观音坐像被摔碎了。坐像瓷质，彩绘，高约尺许，据小贩称，属前清乾隆年间宝物，价值连城，张口就索赔三十五万元人民币。对于观音瓷像的被损坏，我方当事人矢口否认，坚称自已根本没碰到坐像，“我还离老远呢，它突然就掉地上了，还吓了我一跳”。婆有理？公有理？事情闹大了，惊动了当地派出所。一名二十五六岁儿的警官，伪军一样敞着警服，歪戴着警帽，塌塌鼻子。他打偏捶，向着小贩儿说话。摊上事儿的小班长，吓得有些慌乱。我站一边，仔细观察了一阵儿，就动手脱掉了这名班长的外套，拉上衣服拉链儿，蹲下来，细心地将摔碎的瓷片一点一点地拈起来，包在衣服里。看着我拈完了地上的瓷片后，小贩最先明白了我的意图，就上来抢夺我手中的衣服包儿。我当然不会给他，警察问：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们赔，但得赔个明白，请警察和我们一起，找个能说理的地方再赔。我们用车拉着警察和小贩儿，到了溪口镇工商所。我想，如果这儿再向着本地人，我就到金华市工商局去，我不相信天下之大，竟会找不到一个辩理的地方？还好，工商所一个四十多岁儿的男人，听了我们的讲述，心中早已明白了八九分儿，敢情这样的把戏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玩了。为了指证关于小贩儿讹诈的事实，我打开了衣服包，把碎瓷片一点一点地拈出来，一块儿一块儿地指给大家瞧：这里是旧痕迹，这里是粘合过的印迹，残留的胶水还凝结在上边呢。这位工商用眼角乜斜了一下小警察，冲小贩儿挥一挥手：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以后少干这些无聊的事。
一场无耻的讹诈到此结束。
我手执与铺位对应的名单，逐一核对着我的旅行团成员。心中无端地有一丝忐忑。今年的旅游员工，包括我，共二十二名。第一遍查对，好像一个也不少？但我也有些恍惚，不敢确认。旅游，是一件累活儿。就准备休息。头刚挨着枕头，我激凌一下，又坐了起来。感觉中总有哪儿不对。哪儿不对呢？好像少了一个人？天啊，如果真少了一个人，可是天大的事啊，这种事可能不是没有啊。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刚刚在成都发生的闹心事。
从青城山、都江堰返回到成都那天。我告诉大家，晚上我请大家聚一聚，并定下了酒店和晚餐时间。
晚六点半左右，大家先先后后地来到了预定的酒店包间。七点，两只硕大的圆桌面上，我们点的菜肴纷纷地就摆了上来。一桌儿十一个人，大家坐定，竟空出一个位儿来？再点一下，发现真少一个，谁？查来查去，少了一名叫辛玉山的班长。问遍所有的人，都说没看见他。又等了十来分钟，我说，不等了，大家开吃吧。于是，叮叮当当，杯盏相碰，一派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我却无心举箸，站起来走到包间外，摸出手机，按下了辛玉山的电话号码。通了，半天没人接。断了，再按，却关机了。回到餐桌的座位上，我就有些心不在焉。一顿饭吃得大家脑满肠肥酒气熏天，我一边吃，一边期待着辛玉山的出现，捱到终席，这小子还是没有到场。我就有些紧张，就想象着他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不测了？回到宾馆，我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就跑到辛玉山的房间，叮嘱他同室的人：等他一回来，让他立即到我房间去。
回到房间，迷迷糊糊地睡到四点多，天都开始有了要亮的意思，房门被轻轻地叩响了。开始，我以为是梦中，后来听清楚了，骨碌下床开了门。进来一个人，谁呀？辛玉山。
我冷冷地问他：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了？
他忸怩着，浑身不自在地站在那儿，把个身体扭来扭去地做作了半天，不吭一声儿，我非常冷漠地站起身，掏出两张百元钞票，扔给他，说：你自已去买张车票，先回去吧。说完，抬腿就要走人。刚到门口，他一把拉住了我的衣袖，带着哭泣的声音：求求你，不要让我先回去。我先回去了，别人问，我咋说呀？
我站定了，再一次用冰冷的语气问：说，你上哪儿了？ 哼哧了半天，明白不说是不行了，就回答我：去会网友了。
会网友？我还真没想到他上的是这道菜，怔了怔，问他：男的？女的？
我这话问得有些棒槌，他反问：男的谁稀罕会啊？
我怀疑：会网友要这么久？他见事已至此，也没再隐瞒我的必要了，干脆彻底坦白：我们开房了。
我诧异地盯着面前的小白脸儿，那对灵动的眼睛周围，罩上了一圈儿明显的黑晕，那是极度放浪、尽情纵欲后不及恢复的印痕。
我挥挥手，让他走。他不动，紧张地拉着我的手，求我为他保密。我想，年轻人嘛，谁也保不齐啥时闹出个不堪来，只要人在，我囫囵个儿地把他带回去，就尽到我的责任了，别的，我管了干嘛？我冲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难道又要出第二个辛玉山？
查完一遍，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极力抑制着紧张的情绪，哆嗦着再清点一次，天啊，还真的少了一个人呀！
少了谁？郭干臣。
这个郭干臣，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是一个外形粗糙的工人，连说话声音都嗡嗡的。这名给我印痕很浅人，这次却让我认识了他。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乐山市住宿。我在宾馆里定了七个三人间，三七二十一，另加一个标准间。这一个标间嘛，我想自已用。除了银行卡，我还带着大量现金，也没有寄存，一个人住，相对安全些。房间分配完，大家拿了房卡，往各自的房间移动时，郭干臣冷不丁地一头站起来，冲我“嗡”了一嗓子：我有意见。我怔了一下，探询地盯了他一眼，问：有啥意见，你说。
他抬起宽而厚的大手，在头皮上搔了几下，腮上的肌肉棱子动了动，说：你凭什么搞特殊化？
特殊化？我有些莫明其妙，我搞什么特殊化了？
见我云里雾里的样子，他指了指我手中的房卡，我一下就明白了。于是，冲他扬了扬房卡，说：要么，你去住？他二话不说，从我手中抓过房卡，提起行李，拉过和他一个车间的班长赵磊，去了。标间儿内本来就有两张床，这样也好，让他们搭伴儿去吧。
一夜，不，半夜无话。凌晨四点多的光景，我被一阵“砰、砰、砰”的叩门声惊醒。打开门，两个宾馆的保安请我出去一趟。匆匆地穿上衣服，我出了房间。内走廊上洒着昏暗无力的灯光，两边客房的门，大都半开半掩着，有不少睡眼惺忪的脸，在半开着的门缝中向外探询。郭干臣、赵磊的房门大开着，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来到一个矮胖男人面前，是宾馆的经理。我们进了郭干臣的房间，他指着一面墙壁，用浓重的四川话冲我说：你看哈子嘛，你们的人咋这么野蛮嘛？
房间里所有的灯全打开了，我注意到，胖经理所指的墙壁被砸了一个大窟窿。原来，这是一面用胶合板钉在木方子上的隔墙，上边涂了白粉，抹了一层乳胶漆，外表就是一堵砖墙。我狐疑地问：这，这，怎么回事？。
郭干臣气得梗着脖子。赵磊显得萎靡不振，一边打着深深的哈欠，一边断断续续地介绍着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中发生的事情。
——大约十一点多，二人熄灯睡觉。赵磊也累了，躺下就睡了过去。约摸一点多？两点？他们先后被一阵奇怪的声响从梦中惊醒。声源来自隔壁，透过隔音功能极差的板壁，他们先是听到什么物体“哐当、哐当”撞击墙壁，紧接着就有人痛苦地呻吟，呻吟甚至于也不能宣泄难以忍受的痛楚，就大声嚎叫。一开始，郭干臣还是能够克制的，最多，也只是“唿”一把掀开被子，坐在床上，一边听着这种要命的声响，一边“呼哧、呼哧”喘粗气。赵磊索性开了灯，两人大眼儿望小眼儿地静听着这种节奏时疾时徐的夜半奏鸣曲。折腾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下来了，二人关了灯，这下可以安静地睡觉了吧？可刚有些迷糊的意思，隔壁又开始折腾了。且“咣当”声更重，呻吟、嚎叫声更放肆。火烈性子的郭干臣哪受过这种生理煎熬？抬手就在板壁上敲打了几下。嗯，还好，隔壁在听到敲打后应声而静。但也只停了十来分钟，撞击声、呻吟声重起。再敲，就不起作用了。越敲，隔壁闹出来的声响就越大，这就超出了声响所寓含的本来意义，就有了叫板的意思了。郭干臣，他们车间里都叫他李逵呢。只见这李逵又一次开了灯，冲着发出声响的板壁瞪圆了眼睛，拎起他蒜臼儿大小的拳头，冲薄薄的板壁，狠劲儿砸了上去。
这一蒜臼子砸上去，质量低劣的胶合板一下子就破了一个大洞。洞的那边，当即传来一个女人恐怖的尖叫。尖叫过后，周围立即陷入了一片沉寂。
郭干臣还不依，找到前台要求换房间。并一点儿脑子也不长地要我们一起去找破洞那边的人，他要证实他这一拳头砸得有理。
此时破洞的那边，阒无人声，我当然得制止郭干臣这种低智商的行为了。
情况就是这样，我问矮胖经理：这个事情，能怨我们吗？
矮胖经理说：那，怨谁呢？这个，墙砸烂了，要赔偿的呢。
我说，要么，打110，请他们帮我们划分一下责任？
经理虽胖，人还不是太糊涂，知道这事儿麻烦警察，就是给自已添堵，连忙摇着圆滚滚的手：不、不，我们自已协商吧。
协商个屁。扔下矮胖经理，我兀自回到房间，补觉去了。
现在，就是这个郭干臣没了。
怎么会少了他呢？我明明看见他上船了呀。我急得把几个沉稳些的同事悄悄叫起来，帮我一起寻找。
我们找遍了船上的每一层、每一个角落，最后一遍，甚至连底舱的机房都找遍了，郭干臣的毛儿也没看见一根。
回到铺位间，我的双腿控制不住地发软。不是累的，是害怕。这时，我们所有的人全都悄然无声地起来了，聚集到我们这间舱房里。我无力地对大家说：再分头找找吧。船，就那么大，我们几乎都要钻进船体的钢板缝隙里去了，依旧没有这狗日的人影儿。
真的没招儿了，我不得不去找船长，船长陪着我们，又把整条船的角角落落搜索了一遍，一无所获。
我站在三层的船头甲板上，听着江涛拍打船舷，心中陡然一激凌：这小子该不会一失足，掉进江里去了吧？人就有些发晕，还是别人把我扶进了舱。
我坐在铺位上，脑子一阵一阵地疼痛，身上出冷汗。一个大活人生生的没了，天大的事啊！我魂不守舍，如坐针毡。我瞅了瞅身边年轻的船长，问：你们这条船上还有没有不容易让人发现的地方？他思忖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我也是刚调这船上不久，不是太了解。不过，好像真有一个我们没找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二层与三层之间的铁扶梯后边。船长侧身从扶梯和船体间的夹缝间挤进去，搬开一堆空纸箱子后，有一道窄窄的铁门。铁门上，一张粉色的纸上写着：按摩。船长轻轻地敲了敲小铁门，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没动静儿。船长拽出一大抓钥匙，挑了一只，插进小门的锁孔，拧了几下，门开了。
小铁门开了，从门缝里透出一片迷离暧昧的红光。船长把门往大里推了推，用强光手电的光柱扫进去时，我看见郭干臣正靠在一张按摩床上，紧张地往腿上套裤子。光着的膀子上，一棱一棱的腱子肉，在让人晕眩的红光中扭曲出一个一个的肉疙瘩。
我转身踏着铁扶梯，上了三层。边上，心中边恶狠狠地骂：他妈妈的！
这是一只中型游船，共五层。我们是三等舱，处于第三层的中后部。我找到了自已的铺位，刚放好行李，船上的汽笛就“哞”地一声，苍茫粗重地叫了三响，就感觉到船体有些摇晃，我明白，船已经起锚启航了。
大家都躺下休息了，我掏出一张A4打字纸，对照着上边我记录下来的铺位和人员名单，一个一个地清点人数。
我们的旅游，是公司既寓有奖励意义，又含有福利性质的一项活动。——以考核年度为时间单位，或者秋天，或者春天，或者春、秋两次，把经过层层评选而产生的员工先进个人带出去，一年一条线路，遍览祖国的风景名胜，为辛勤工作的员工创造一个积极休息、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
今年的旅游线路，是成都——重庆——沿长江而下，直达武汉。
作为组织者和领队，我并不轻松。除了得时时想到前边，做到前边，及时落实车票、船票、安排食宿、景点门票以及整个行程上的每个细节外，还得时刻关注大家的安全。一大帮子人，整不好就会出事儿。这样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大前年，我们去登泰山，一行二十几个人，一开始，一个个还能连成线儿前后相跟着，亦步亦趋地在一级一级的石头台阶上攀爬。个把钟头后，前后就照应不到了，等等吧，前边的几个来到一个宽敞些的平台上，停下了。平台上没人，散乱地摆着几只竹椅子，有屁股沉的，就坐了上去。二十多分钟后，他们站起来走时，不知打哪儿冒出来两个女人，干嘛？收费啊。你坐了我的椅子，一只椅子一分钟一元钱，她们掐着表呢。你们一共坐了二十一分钟，五只椅子，二五一十，一五得五，一共一百零五元。掏钱吧？
这是明显的讹诈了，我们当然不能给，于是就争辩，就吵架，两个女人就凶巴巴地叫来了她们的男人和儿子。这时，我们掉在后边的人陆续地跟了上来，我想了想：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暗地里和五个坐了椅子的人通了通气。我们坚决否认坐过椅子，椅子也不会说话，旁边也没有证人。你能怎么着我们？看见我们二十来人齐排排地包围着他们，这几个人全蔫了蛋。眼看着到手的一百元儿在我们鄙夷的嘲笑声中泡了汤，气得两个老女人拍打着肥硕的大屁股，指着我们的背影骂娘。
另一次，在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路边小贩儿上的一尊观音坐像被摔碎了。坐像瓷质，彩绘，高约尺许，据小贩称，属前清乾隆年间宝物，价值连城，张口就索赔三十五万元人民币。对于观音瓷像的被损坏，我方当事人矢口否认，坚称自已根本没碰到坐像，“我还离老远呢，它突然就掉地上了，还吓了我一跳”。婆有理？公有理？事情闹大了，惊动了当地派出所。一名二十五六岁儿的警官，伪军一样敞着警服，歪戴着警帽，塌塌鼻子。他打偏捶，向着小贩儿说话。摊上事儿的小班长，吓得有些慌乱。我站一边，仔细观察了一阵儿，就动手脱掉了这名班长的外套，拉上衣服拉链儿，蹲下来，细心地将摔碎的瓷片一点一点地拈起来，包在衣服里。看着我拈完了地上的瓷片后，小贩最先明白了我的意图，就上来抢夺我手中的衣服包儿。我当然不会给他，警察问：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们赔，但得赔个明白，请警察和我们一起，找个能说理的地方再赔。我们用车拉着警察和小贩儿，到了溪口镇工商所。我想，如果这儿再向着本地人，我就到金华市工商局去，我不相信天下之大，竟会找不到一个辩理的地方？还好，工商所一个四十多岁儿的男人，听了我们的讲述，心中早已明白了八九分儿，敢情这样的把戏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玩了。为了指证关于小贩儿讹诈的事实，我打开了衣服包，把碎瓷片一点一点地拈出来，一块儿一块儿地指给大家瞧：这里是旧痕迹，这里是粘合过的印迹，残留的胶水还凝结在上边呢。这位工商用眼角乜斜了一下小警察，冲小贩儿挥一挥手：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以后少干这些无聊的事。
一场无耻的讹诈到此结束。
我手执与铺位对应的名单，逐一核对着我的旅行团成员。心中无端地有一丝忐忑。今年的旅游员工，包括我，共二十二名。第一遍查对，好像一个也不少？但我也有些恍惚，不敢确认。旅游，是一件累活儿。就准备休息。头刚挨着枕头，我激凌一下，又坐了起来。感觉中总有哪儿不对。哪儿不对呢？好像少了一个人？天啊，如果真少了一个人，可是天大的事啊，这种事可能不是没有啊。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刚刚在成都发生的闹心事。
从青城山、都江堰返回到成都那天。我告诉大家，晚上我请大家聚一聚，并定下了酒店和晚餐时间。
晚六点半左右，大家先先后后地来到了预定的酒店包间。七点，两只硕大的圆桌面上，我们点的菜肴纷纷地就摆了上来。一桌儿十一个人，大家坐定，竟空出一个位儿来？再点一下，发现真少一个，谁？查来查去，少了一名叫辛玉山的班长。问遍所有的人，都说没看见他。又等了十来分钟，我说，不等了，大家开吃吧。于是，叮叮当当，杯盏相碰，一派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我却无心举箸，站起来走到包间外，摸出手机，按下了辛玉山的电话号码。通了，半天没人接。断了，再按，却关机了。回到餐桌的座位上，我就有些心不在焉。一顿饭吃得大家脑满肠肥酒气熏天，我一边吃，一边期待着辛玉山的出现，捱到终席，这小子还是没有到场。我就有些紧张，就想象着他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不测了？回到宾馆，我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就跑到辛玉山的房间，叮嘱他同室的人：等他一回来，让他立即到我房间去。
回到房间，迷迷糊糊地睡到四点多，天都开始有了要亮的意思，房门被轻轻地叩响了。开始，我以为是梦中，后来听清楚了，骨碌下床开了门。进来一个人，谁呀？辛玉山。
我冷冷地问他：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了？
他忸怩着，浑身不自在地站在那儿，把个身体扭来扭去地做作了半天，不吭一声儿，我非常冷漠地站起身，掏出两张百元钞票，扔给他，说：你自已去买张车票，先回去吧。说完，抬腿就要走人。刚到门口，他一把拉住了我的衣袖，带着哭泣的声音：求求你，不要让我先回去。我先回去了，别人问，我咋说呀？
我站定了，再一次用冰冷的语气问：说，你上哪儿了？ 哼哧了半天，明白不说是不行了，就回答我：去会网友了。
会网友？我还真没想到他上的是这道菜，怔了怔，问他：男的？女的？
我这话问得有些棒槌，他反问：男的谁稀罕会啊？
我怀疑：会网友要这么久？他见事已至此，也没再隐瞒我的必要了，干脆彻底坦白：我们开房了。
我诧异地盯着面前的小白脸儿，那对灵动的眼睛周围，罩上了一圈儿明显的黑晕，那是极度放浪、尽情纵欲后不及恢复的印痕。
我挥挥手，让他走。他不动，紧张地拉着我的手，求我为他保密。我想，年轻人嘛，谁也保不齐啥时闹出个不堪来，只要人在，我囫囵个儿地把他带回去，就尽到我的责任了，别的，我管了干嘛？我冲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难道又要出第二个辛玉山？
查完一遍，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极力抑制着紧张的情绪，哆嗦着再清点一次，天啊，还真的少了一个人呀！
少了谁？郭干臣。
这个郭干臣，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是一个外形粗糙的工人，连说话声音都嗡嗡的。这名给我印痕很浅人，这次却让我认识了他。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乐山市住宿。我在宾馆里定了七个三人间，三七二十一，另加一个标准间。这一个标间嘛，我想自已用。除了银行卡，我还带着大量现金，也没有寄存，一个人住，相对安全些。房间分配完，大家拿了房卡，往各自的房间移动时，郭干臣冷不丁地一头站起来，冲我“嗡”了一嗓子：我有意见。我怔了一下，探询地盯了他一眼，问：有啥意见，你说。
他抬起宽而厚的大手，在头皮上搔了几下，腮上的肌肉棱子动了动，说：你凭什么搞特殊化？
特殊化？我有些莫明其妙，我搞什么特殊化了？
见我云里雾里的样子，他指了指我手中的房卡，我一下就明白了。于是，冲他扬了扬房卡，说：要么，你去住？他二话不说，从我手中抓过房卡，提起行李，拉过和他一个车间的班长赵磊，去了。标间儿内本来就有两张床，这样也好，让他们搭伴儿去吧。
一夜，不，半夜无话。凌晨四点多的光景，我被一阵“砰、砰、砰”的叩门声惊醒。打开门，两个宾馆的保安请我出去一趟。匆匆地穿上衣服，我出了房间。内走廊上洒着昏暗无力的灯光，两边客房的门，大都半开半掩着，有不少睡眼惺忪的脸，在半开着的门缝中向外探询。郭干臣、赵磊的房门大开着，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来到一个矮胖男人面前，是宾馆的经理。我们进了郭干臣的房间，他指着一面墙壁，用浓重的四川话冲我说：你看哈子嘛，你们的人咋这么野蛮嘛？
房间里所有的灯全打开了，我注意到，胖经理所指的墙壁被砸了一个大窟窿。原来，这是一面用胶合板钉在木方子上的隔墙，上边涂了白粉，抹了一层乳胶漆，外表就是一堵砖墙。我狐疑地问：这，这，怎么回事？。
郭干臣气得梗着脖子。赵磊显得萎靡不振，一边打着深深的哈欠，一边断断续续地介绍着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中发生的事情。
——大约十一点多，二人熄灯睡觉。赵磊也累了，躺下就睡了过去。约摸一点多？两点？他们先后被一阵奇怪的声响从梦中惊醒。声源来自隔壁，透过隔音功能极差的板壁，他们先是听到什么物体“哐当、哐当”撞击墙壁，紧接着就有人痛苦地呻吟，呻吟甚至于也不能宣泄难以忍受的痛楚，就大声嚎叫。一开始，郭干臣还是能够克制的，最多，也只是“唿”一把掀开被子，坐在床上，一边听着这种要命的声响，一边“呼哧、呼哧”喘粗气。赵磊索性开了灯，两人大眼儿望小眼儿地静听着这种节奏时疾时徐的夜半奏鸣曲。折腾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下来了，二人关了灯，这下可以安静地睡觉了吧？可刚有些迷糊的意思，隔壁又开始折腾了。且“咣当”声更重，呻吟、嚎叫声更放肆。火烈性子的郭干臣哪受过这种生理煎熬？抬手就在板壁上敲打了几下。嗯，还好，隔壁在听到敲打后应声而静。但也只停了十来分钟，撞击声、呻吟声重起。再敲，就不起作用了。越敲，隔壁闹出来的声响就越大，这就超出了声响所寓含的本来意义，就有了叫板的意思了。郭干臣，他们车间里都叫他李逵呢。只见这李逵又一次开了灯，冲着发出声响的板壁瞪圆了眼睛，拎起他蒜臼儿大小的拳头，冲薄薄的板壁，狠劲儿砸了上去。
这一蒜臼子砸上去，质量低劣的胶合板一下子就破了一个大洞。洞的那边，当即传来一个女人恐怖的尖叫。尖叫过后，周围立即陷入了一片沉寂。
郭干臣还不依，找到前台要求换房间。并一点儿脑子也不长地要我们一起去找破洞那边的人，他要证实他这一拳头砸得有理。
此时破洞的那边，阒无人声，我当然得制止郭干臣这种低智商的行为了。
情况就是这样，我问矮胖经理：这个事情，能怨我们吗？
矮胖经理说：那，怨谁呢？这个，墙砸烂了，要赔偿的呢。
我说，要么，打110，请他们帮我们划分一下责任？
经理虽胖，人还不是太糊涂，知道这事儿麻烦警察，就是给自已添堵，连忙摇着圆滚滚的手：不、不，我们自已协商吧。
协商个屁。扔下矮胖经理，我兀自回到房间，补觉去了。
现在，就是这个郭干臣没了。
怎么会少了他呢？我明明看见他上船了呀。我急得把几个沉稳些的同事悄悄叫起来，帮我一起寻找。
我们找遍了船上的每一层、每一个角落，最后一遍，甚至连底舱的机房都找遍了，郭干臣的毛儿也没看见一根。
回到铺位间，我的双腿控制不住地发软。不是累的，是害怕。这时，我们所有的人全都悄然无声地起来了，聚集到我们这间舱房里。我无力地对大家说：再分头找找吧。船，就那么大，我们几乎都要钻进船体的钢板缝隙里去了，依旧没有这狗日的人影儿。
真的没招儿了，我不得不去找船长，船长陪着我们，又把整条船的角角落落搜索了一遍，一无所获。
我站在三层的船头甲板上，听着江涛拍打船舷，心中陡然一激凌：这小子该不会一失足，掉进江里去了吧？人就有些发晕，还是别人把我扶进了舱。
我坐在铺位上，脑子一阵一阵地疼痛，身上出冷汗。一个大活人生生的没了，天大的事啊！我魂不守舍，如坐针毡。我瞅了瞅身边年轻的船长，问：你们这条船上还有没有不容易让人发现的地方？他思忖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我也是刚调这船上不久，不是太了解。不过，好像真有一个我们没找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二层与三层之间的铁扶梯后边。船长侧身从扶梯和船体间的夹缝间挤进去，搬开一堆空纸箱子后，有一道窄窄的铁门。铁门上，一张粉色的纸上写着：按摩。船长轻轻地敲了敲小铁门，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没动静儿。船长拽出一大抓钥匙，挑了一只，插进小门的锁孔，拧了几下，门开了。
小铁门开了，从门缝里透出一片迷离暧昧的红光。船长把门往大里推了推，用强光手电的光柱扫进去时，我看见郭干臣正靠在一张按摩床上，紧张地往腿上套裤子。光着的膀子上，一棱一棱的腱子肉，在让人晕眩的红光中扭曲出一个一个的肉疙瘩。
我转身踏着铁扶梯，上了三层。边上，心中边恶狠狠地骂：他妈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