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的父亲是教美术的。我在他老家的墙上看到过他父亲画的花鸟，装框挂在那里，一尺左右大小，色彩颇好。我想作为小学教师的他，肯定对孩子从小就有写好字的要求。可能是方法不当或者是操之过急，这种努力，引起了孩子的反感。黄永玉60多岁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还有抱怨，“我从小讨厌写字，讨厌因为写字而受到的不必要的压迫和折磨。我父亲的字写得并不好，但不知从哪里学来一套虐待儿童习字的方法。这明显是行不通的，否则他自己的字早就写好了”。
　　自小倔强的黄永玉，不是不想写字，只是对老爸那一套做法不认同罢了。
　　他说——我偷偷地去找同学。他的环境较好，没有严厉的爸爸，只有一个不识字的母亲。为了把字写得逼真，在他家里我们先勾出字的轮廓，再用浓墨仔细地填上。
　　黄先生强调自学成才。而实际上，他父亲的逼也好，自己偷偷地努力也好，他很小的时候还是无师自通地认真练过字了。上世纪60年代，县城要建中学，他的老家从原来的地方，搬到了一座山脚下。所幸他四五岁时写在木板壁上的一行毛笔大字“世界是大家的，做事要大家来”，也原封不动地移了过来。因而，现今他老家的房子里还能看得见这一行字。横排，两行，每字碗口大小，周正，一笔一画都到了该到的地方。作为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已是很不容易了。
　　作为黄先生表叔的沈从文是著名作家，但同时他的字，也深得书法界圈内人赞许。尤其是他的章草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90年代初，一座沈先生青年时为一位清代军人抄写的碑被发现，有人把碑文拓下送到了家里，沈先生看后，竟然哭了。在旁的黄永玉说，你哭什么，十七八岁写那么好的字；我都60多岁了，字还写得这个样，哭的应该是我呀。
　　黄先生作为画家，是很著名的。他的字，写在画上，也是相得益彰的。说是要为自己的字哭，那只是他的幽默感。尤其是他的小字，蝇头大小的，都很秀美、劲道。一派张黑女的风格。我想他练张黑女是下过苦功的。他写给他的亲戚的一些信，那上面的行楷小字，一个个布在稿笺的格子内，笔画规整，一丝不苟；但是通篇却气韵流动，字字线条流利，简直如诗一般美。我手头也有过他的几封信，挑了一封去参加张瑞田、斯舜威合办的“当代作家、学者手札展”，也得到书法界的好评。
　　后来，黄先生也写大一点的字了。他完全放开了，从心所欲，不讲规则。70岁都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何况他都80多了。真正是“玩”书法了，不受任何束缚地写。给朋友送字，是这样的；给企业写大招牌，也是这样的。这种做法，他也是有讲究的。先是在一张纸上，用毛笔写好小字，翻来覆去看一番，觉得可以了，就铺开大纸，把那张小字倒着放一边，做个小样，这才挥动大笔，倒着来写。一笔一笔，只凭性子，无来由地写。写完，把纸正过来，仔细审视，认为可以了，这才签名盖章。
　　到了一定的阶段，艺术家是可以不信邪的。早些年，黄先生用丝瓜瓤当笔画画时，有人不屑。他说，古人还有把屁股涂上红色画寿桃的哩。你只看我画得好不好，你管我用什么画？黄先生画荷花时，还把真荷叶涂上颜色铺在纸上画呢。
　　字写到了高级阶段，是不是也能这样呢？
　　小时候，黄永玉挑战父亲，自己和朋友另搞一套；到老了的时候，他对流俗挑战，自己一个人独自为战了。“玩”，应该是他的一种努力和探索。
　　（张建中摘自《渤海早报》2012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