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究竟是藕断丝连还是貌合神离，贯穿于文学史的任何一个阶段，也可能鲜明地体现在任何一部小说或一首诗中。《星星》（2017年3月上旬刊）推出的“新现实 星现实”诗作，引领我们在这样一个祛魅的时代重新思考诗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诗歌在不断地祛魅，愈发地贴近世俗生活，体现着“代入感”和“介入姿态”，借着自媒体时代的触媒走近了每一个人。诗歌曾经焕发出的原始魔幻力在今天看来被无限地透明化了，它与现实的关系，从“纯诗”立场那永不交叉的平行线，到偶有交合，再到今天几乎完全重叠的两个“平面”，诗歌与现实，诗与非诗到底有何边界？我想，这也是杂志倡导“新现实”的最初意图，在诗的世界中，“现实”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它必须具有“新质”。
　　诗歌所焕发出来的“新质”归根到底是在“压抑与解放”的彼此博弈中显现的。如从荷马史诗、《圣经》到薄伽丘的《十日谈》，文学的“现实”从充满历史感的英雄叙事中解脱出来，转向了具体化、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同样，当下的诗坛在铸就日常美学的同时，似乎也患上了一种深度厌倦症，这个病灶是理性主义、历史功利观压抑下的合谋。卢卡契的“整体主义”可以说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主义文艺观，尤其是关于“现实”的论述，现实主义的文学应该坚持“典型”的原则，在历史整体真实性的追求下有效地掌控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联。无限度地追求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本质主义倾向，致使所有高于生活的宏大字眼，诸如理想、革命等自1980年代中期后成为了文学所要挣脱的主要对象，世俗美学和日常诗学成为了今天文学的主流。只是，在“第三代”诗人中，压抑之下凝聚出惊人的反叛之力，而当下诗坛，日常书写业已成为了“压抑与解放”过后幸福的温床。宏大的字眼离今天越来越遥远，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游走，自媒体时代发表一首诗作是如此“轻而易举”，诗人与凡人之间是否还存有界限？在世人皆可为诗人的今天，诗歌是以“井喷”的速度在发展，但“非诗伪诗垃圾诗”也同样以几何速度成倍增长，面对这种拒绝深度、拒绝本质的“平面妄想症”，学者们多以后现代的碎片化、福山“历史终结论”学理化地概括之，剖析之。但实际上，这些诗作犹如“温水煮青蛙”，它并不具备生发的力量。在这个似乎消除了外界“压抑”的历史现场中，如何去寻找内在的压抑，去寻求新质的解放，去宿命般地寻求人类智慧长河中那一次次有難度的创造，这是当下诗坛“压抑与解放”的新命题。
　　在这一期“新现实 星现实”版块所刊发的诗作中，对日常生活与俗世美学的热衷不无意外地成为了关注的热点。但是，作为一位阅读者，我很高兴这些诗作在摹写生活之余，有意图地在诗的空间凝结起对生活的想象。如刘年的《我在水泥厂的日子》，是一组从词语到意象、从人物到结构不断重复的诗作，可以说，“重复”本身在诗中最具象征意味，正是由于不断地重复废弃感，重复百无聊赖的情愫与略带痴呆的动作——“张着口，望着天”，机械麻木毫无生机的生命体验堆砌了起来。如果说刘年的组诗注重整体性象征的话，那么邵纯生的组诗《月光贴》，则在每一首诗作中都有令人叫绝的诗句，读他的诗你能感受到诗人在扫射平俗的生活之余，总有那一刹那，他在面带狡黠地审视着一个细部，精炼出一种独特的体验。比如《一只蝉把另一只蝉囚禁》中那盛夏酷暑无处不在的蝉鸣，好似一把尖刀深深地搅进了诗人的脑浆里，蝉鸣无处不在，“我”被蝉鸣囚禁，但“我”竟发现自己也是一只蝉，只是“我是一只摘除声带的蝉/用哑语/给活着的众生指点迷津”。最后一句则很具深意，暗示诗人的多余：声带被摘除还本能地宣泄、消耗、指点迷津，但实际上犹如盛夏蝉鸣，存在但至多是个点缀，尽显自嘲奚落后的落寞。再如《月光贴》，解构古诗或古典意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首诗也不例外，诗人解构了“月亮”的经典意象与意境，“好事者把太多的比喻安在月亮身上”，实际上只能造就“压抑的发光体”，这无疑也表露了诗人创作的追求——剔除繁缛的修辞以及苍白的互文，追求词语的裸露与独创，“一根豆芽/挺不住自身的起伏”，画龙点睛的收尾体现出诗人很好的平衡感，寡淡的语句与诗人的智趣相得益彰……
　　还有很多优秀的诗作吸引着我想逐一解读，碍于篇幅限制只能仓促收尾，“现实”问题实际上是文学最大的问题，面对今天的现实或者说未来的现实，我们如何腾挪出诗的现实？有时候我经常作这样的戏想：人工智能作为可预见未来的大势所趋，人脑与电脑，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必将不断被重新改写与定义。什么是物所无法侵吞的？什么是人类所唯一能坚守的？我想，这也许便是人类精神和心灵唯一的栖息地，在这里，诗是最美好与真实的表达，而这片新的现实便是诗所应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