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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毕飞宇的小说围绕“疼痛”母题从多个层面写出了人们在禁锢与突围冲突中受到的压抑与伤害。这涉及到生存空间方面，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文化方面。正是在对突破重围的疼痛书写中，体现了作者的深层思考。
关键词： 毕飞宇 文化 囚禁
江苏作家毕飞宇一直以执著的现实关怀及对人性的深入剖析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小说围绕“疼痛”母题从多个层面写出了人们在禁锢与突围冲突中受到的压抑与伤害，写出了处于转型时期人们的焦灼与抗争。这种禁锢与突围既是一种实写又是一种虚写；既是身体上的，又是精神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本文具体从封闭之地、家的禁锢及文化之困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封闭之地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无论是远离尘世的“孤岛”还是现实世界中的“王家庄”；无论是淳朴的乡村还是现代化的都市，几乎都是禁锢之地，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生存空间里展开的。
毕飞宇笔下的乡村世界属于江苏水乡，水网密布、河流众多是当地最常见的自然景观。在许多作家的笔下，水经常被看做江南文化的承载物，但毕飞宇小说中的水却很少具有这样的功能。小说中的水更多的是两个世界隔离的喻指，水在作品中经常作为一个孤独的、与世隔绝的意象出现。如早期作品《孤岛》中的扬子岛就是处于江水之中的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四周被水围绕，与世隔绝。《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断桥镇也是一个被水围着的封闭式世界，一条夹河成为整个断桥镇与外界相通的主要通道。在这些封闭的世界中，一切都受到约束。如《玉米》中的王家庄完全可以说是王连方的私人王国，一切都在王家庄之内发生、发展，小说《玉秧》也是如此，人们的生存空间集中在校园这个封闭式的空间里，人们被围困其中。这种禁锢力量甚至还体现在独具地域特色的生产劳动之中。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中，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为了生存，人们的劳动受到时令的约束与限制。“庄稼人的日子其实早就被老天爷控制住了，这个老天爷就是‘天时’”。“都说庄稼人勤快，谁勤快……都是叫老天爷逼的。说到底，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1]P3。在这里，不误农时成为约束力量的具体表现。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毕飞宇关于农事的诗意丰沛描述中，一个反复回荡的主题是‘纪律’，农夫必须遵守纪律，这纪律是天和地定的，无从商量。”[2]
乡村如此，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同样如此，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之中。小说中，毕飞宇无意描摹现代化都市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而其关注的重点是欲望化的都市。作者以冷静的笔触，通过对普通人生存现状的描摹揭示出人被禁锢的现实。在其笔下，城市的快速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缺少交流，每个人都被禁锢在城市之中，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现代化孤岛。《哥俩好》中的殷图南、《马家父子》中的老马等人都是在孑然独处中体会无边的孤独。正如作者在小说《大热天》中所写的那样：“人类成熟与文明的标志是城市，城市的标志则是更精致、更华丽、更高大、更结实、更有区分力的墙。”城市中，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对物的依赖性增强。在城市中，“想看一眼城里的天，天让高层的楼群和霓虹灯赶跑了。城里的天空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卖胡琴的乡下人》）。而城市就是“一个工地，一个永远也无法封顶的水泥制品”。“天空被水泥封死了，像坟墓的穹形顶部。水泥的表情使每一个路人都似行尸”（《哥俩好》）。在这个封闭的钢筋混凝土构成的世界中，人受到高度的约束，让你进不来又出不去，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在使人们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又使人被物所困。《生活在天上》中的蚕婆婆、蚕，《九层电梯》中的女儿与小猫耶萝、布莱克等都是如此，而在蚕茧内部苦苦挣扎的桑蚕们正是被困城市之中的生命的象征。
二、家的禁锢
在价值理想层面上，家是远走异乡游子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是一种对抗现实痛苦的精神抚慰与心灵寄托，是他们永远也回不去的精神家园，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家庭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生存场所与人伦关系，同时意味着一种价值上的终极关怀，人们对家的感情既表现为对具体家庭的眷恋，有时把它视为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3]P9对于毕飞宇而言，家庭是他进行文化反思的又一切入点。他并不着力于表现家庭的温馨，而是力图撕开那层被亲情笼罩的温情的面纱，重在揭示出家庭对人的禁锢，家庭之中的父辈与子辈之间、同辈之间的紧张关系。
作品中的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在毕飞宇的笔下，父辈与子辈之间似乎总是有着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如《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与其父亲、《马家父子》中的老马与儿子马多、《哥俩好》中的图北与其父亲及《平原》中的端方与继父王存粮，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压制与反抗几乎成为家庭的常态。这种紧张的对抗性关系还扩展到老师与学生之间，如《哥俩好》中的校长与老师试图决定图北高考志愿的填报，《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的音乐教授炳璋像耿东亮的父亲一样对耿东亮的学习与生活做出安排，希望耿东亮“像自己这样”生活。这种紧张的家庭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文化是分不开的，曹书文指出：“家族中的尊卑等级、长幼秩序使家长在拥有对全家经济支配权的同时，掌握着子女的前途和命运。”[4]P3传统文化中的家长专制虽在五四时期就遭到猛烈的抨击，但在当代中国还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小说中的父辈都具有强烈的支配欲，都试图决定子辈的命运，让他们按照自己设定好的道路前行，向自己认可的生活模式靠拢、融合。如《哥俩好》中的老父亲强制要求殷图北高考只能填报师范专业，“不许报花里胡哨的破玩意”，为的就是完成“为人世表，祖宗八代”的心愿。《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的父亲一直期望红豆能够继续书写自己家族的英雄之梦，作为一名从战场下来的残废军人，他盼望龙门出虎子，他的儿子能够威风八面，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一旦他面对被俘释放回家的红豆，甚至发出“他为什么不死？他为什么还活着”的责问。正是在父辈的压制之中，子辈才会感慨“父亲与儿子决不是一个辈分与另一个辈分，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是一个空间对另一个空间的笼罩”[5]P89。 在家庭之中，同辈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张的。小说中的夫妻关系是紧张的，金钱往往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如《叙事》中的我与林康、《家里乱了》中的苟泉与乐果都是如此。同辈之间的紧张家庭关系主要体现在长兄或者长姐对弟弟/妹妹的压制之中。他们像父亲一样安排弟弟/妹妹生活的各个方面。《大热天》中的大哥安排弟弟光头的爱情、人生道路，甚至连假期都做了安排；《哥俩好》中的殷图南把殷图北送进师范大学读书，安排弟弟将来成为一名教师；《玉米》中玉米安排玉秀进粮食收购站工作等。作为家中的长子或长女，他们深受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在行为上更多地表现为维护家族利益的责任，就其实质，他们的“所作所为正体现了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制系统在整个传统文化中起的关键性作用”[6]P89。他们在家庭之中与其父辈一样成为禁锢子辈自由的存在。
三、文化之困
中国是一个有着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封建宗法观念与伦理思想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而彻底消失，还这样那样地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相对地域与家庭而言，文化上的禁锢显得较为隐性，不是那么明显。但多年形成的文化传统还在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成为一种广泛的压抑性机制，决定着人们的命运。
为了突出文化对人的围困，毕飞宇把关注重点放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女性身上。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他者与弱者，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当做男性的附属品，被看成传宗接代的工具。传统文化中的贞操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以身相许的报恩思想已经深深内化于人们的血液之中，成为限制女性自由的一种深层社会性的文化。《玉米》中王连方的老婆施桂芳由于一直没有生出儿子，不仅王连方对她不理不睬，连自己也一直保持低调，而在她终于生出一个儿子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嗑瓜子都能够嗑出目中无人的感觉，这是对男权文化与女性工具性身份的主动认同。贞操观念更是对女性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玉米》中的玉秀在父亲王连方倒台后，成为村里人报复的对象而被奸污。失去贞洁的事实成为她一生无法摆脱的噩梦，生活中她经常感觉低人一等，时时小心翼翼，相亲过程中的失态及对爱情的自怨自艾都是源于此。这种贞操观念在身体被侵犯之外甚至还包括被目光侵犯，女性哪怕被看都不行。《林红的假日》中的知青陈月芳游泳上岸后，面对村民格外执著的围观，当时身着近乎透明衣服的她羞愧难当，当晚便上吊自杀。另外，女性对权力的追逐既有现实的生存压力，又有内在的文化根源。毕飞宇曾经指出：“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人在人上’构成了特殊的鬼文化……我想，这里面蕴含的价值意义也许是普世的。对我们来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7]P22-24《平原》中的知青吴蔓玲就是如此，她一直沉浸在“前途无量”的权力憧憬之中，为了追逐权力，她自囚于对官员的想象之中，不做城里人要做农村人，不做女性要做男性，在衣着、言行举止等方面向男性靠拢，向人们期待并认可的领导形象靠拢，压抑自己作为女人的内心渴望，最终在对权力的追逐中渐渐迷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传统不是孤立地、单一地对女性产生影响，经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对女性构筑起一道囚禁的围墙。《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的知青童惠娴之所以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耿家圩子的耿长喜结婚，就与传统文化对她的压制分不开。小说中，耿长喜救了童惠娴的命又强暴了她，坏了她的清白。面对童惠娴的寻死与耿长喜在性幻想之中面临死亡的处境，村里人的处理方式是不让童惠娴寻死而嫁给耿长喜。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传统文化中贞操观念与以身相许的报恩思想对女性的双重影响。在此过程之中，女性的个人意愿被忽视，结婚这种方式表面上似乎保全童惠娴的贞洁，实际上抹去耿长喜的恶行，同时是传统文化中女性以身相许报恩方式的具体体现，为了逼童惠娴就范，耿支书甚至站在道德制高点发出“做人不能忘恩负义”的责问。
毕飞宇紧紧围绕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展开叙事，写出人们在禁锢突围中的痛苦与挣扎，并借此把笔触直接伸向人的内心深处，完成对人性的拷问与文化的反思。无论是地域层面还是家庭层面的禁锢都与文化禁锢密切相关，而人们为改变自身境遇努力突围往往是悲剧性的。
参考文献：
[1]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李敬泽.那是一颗“平原”式的心——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文艺报，2005-10-18.
[3][4]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毕飞宇.毕飞宇文集·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6]孙建茵.破碎：转型期的现实感悟——毕飞宇小说研究.理论与创作，2006（1）.
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视野中的毕飞宇小说研究”（编号：2012JSB750003）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毕飞宇 文化 囚禁
江苏作家毕飞宇一直以执著的现实关怀及对人性的深入剖析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小说围绕“疼痛”母题从多个层面写出了人们在禁锢与突围冲突中受到的压抑与伤害，写出了处于转型时期人们的焦灼与抗争。这种禁锢与突围既是一种实写又是一种虚写；既是身体上的，又是精神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本文具体从封闭之地、家的禁锢及文化之困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封闭之地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无论是远离尘世的“孤岛”还是现实世界中的“王家庄”；无论是淳朴的乡村还是现代化的都市，几乎都是禁锢之地，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生存空间里展开的。
毕飞宇笔下的乡村世界属于江苏水乡，水网密布、河流众多是当地最常见的自然景观。在许多作家的笔下，水经常被看做江南文化的承载物，但毕飞宇小说中的水却很少具有这样的功能。小说中的水更多的是两个世界隔离的喻指，水在作品中经常作为一个孤独的、与世隔绝的意象出现。如早期作品《孤岛》中的扬子岛就是处于江水之中的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四周被水围绕，与世隔绝。《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断桥镇也是一个被水围着的封闭式世界，一条夹河成为整个断桥镇与外界相通的主要通道。在这些封闭的世界中，一切都受到约束。如《玉米》中的王家庄完全可以说是王连方的私人王国，一切都在王家庄之内发生、发展，小说《玉秧》也是如此，人们的生存空间集中在校园这个封闭式的空间里，人们被围困其中。这种禁锢力量甚至还体现在独具地域特色的生产劳动之中。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中，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为了生存，人们的劳动受到时令的约束与限制。“庄稼人的日子其实早就被老天爷控制住了，这个老天爷就是‘天时’”。“都说庄稼人勤快，谁勤快……都是叫老天爷逼的。说到底，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1]P3。在这里，不误农时成为约束力量的具体表现。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毕飞宇关于农事的诗意丰沛描述中，一个反复回荡的主题是‘纪律’，农夫必须遵守纪律，这纪律是天和地定的，无从商量。”[2]
乡村如此，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同样如此，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之中。小说中，毕飞宇无意描摹现代化都市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而其关注的重点是欲望化的都市。作者以冷静的笔触，通过对普通人生存现状的描摹揭示出人被禁锢的现实。在其笔下，城市的快速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缺少交流，每个人都被禁锢在城市之中，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现代化孤岛。《哥俩好》中的殷图南、《马家父子》中的老马等人都是在孑然独处中体会无边的孤独。正如作者在小说《大热天》中所写的那样：“人类成熟与文明的标志是城市，城市的标志则是更精致、更华丽、更高大、更结实、更有区分力的墙。”城市中，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对物的依赖性增强。在城市中，“想看一眼城里的天，天让高层的楼群和霓虹灯赶跑了。城里的天空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卖胡琴的乡下人》）。而城市就是“一个工地，一个永远也无法封顶的水泥制品”。“天空被水泥封死了，像坟墓的穹形顶部。水泥的表情使每一个路人都似行尸”（《哥俩好》）。在这个封闭的钢筋混凝土构成的世界中，人受到高度的约束，让你进不来又出不去，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在使人们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又使人被物所困。《生活在天上》中的蚕婆婆、蚕，《九层电梯》中的女儿与小猫耶萝、布莱克等都是如此，而在蚕茧内部苦苦挣扎的桑蚕们正是被困城市之中的生命的象征。
二、家的禁锢
在价值理想层面上，家是远走异乡游子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是一种对抗现实痛苦的精神抚慰与心灵寄托，是他们永远也回不去的精神家园，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家庭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生存场所与人伦关系，同时意味着一种价值上的终极关怀，人们对家的感情既表现为对具体家庭的眷恋，有时把它视为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3]P9对于毕飞宇而言，家庭是他进行文化反思的又一切入点。他并不着力于表现家庭的温馨，而是力图撕开那层被亲情笼罩的温情的面纱，重在揭示出家庭对人的禁锢，家庭之中的父辈与子辈之间、同辈之间的紧张关系。
作品中的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在毕飞宇的笔下，父辈与子辈之间似乎总是有着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如《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与其父亲、《马家父子》中的老马与儿子马多、《哥俩好》中的图北与其父亲及《平原》中的端方与继父王存粮，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压制与反抗几乎成为家庭的常态。这种紧张的对抗性关系还扩展到老师与学生之间，如《哥俩好》中的校长与老师试图决定图北高考志愿的填报，《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的音乐教授炳璋像耿东亮的父亲一样对耿东亮的学习与生活做出安排，希望耿东亮“像自己这样”生活。这种紧张的家庭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文化是分不开的，曹书文指出：“家族中的尊卑等级、长幼秩序使家长在拥有对全家经济支配权的同时，掌握着子女的前途和命运。”[4]P3传统文化中的家长专制虽在五四时期就遭到猛烈的抨击，但在当代中国还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小说中的父辈都具有强烈的支配欲，都试图决定子辈的命运，让他们按照自己设定好的道路前行，向自己认可的生活模式靠拢、融合。如《哥俩好》中的老父亲强制要求殷图北高考只能填报师范专业，“不许报花里胡哨的破玩意”，为的就是完成“为人世表，祖宗八代”的心愿。《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的父亲一直期望红豆能够继续书写自己家族的英雄之梦，作为一名从战场下来的残废军人，他盼望龙门出虎子，他的儿子能够威风八面，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一旦他面对被俘释放回家的红豆，甚至发出“他为什么不死？他为什么还活着”的责问。正是在父辈的压制之中，子辈才会感慨“父亲与儿子决不是一个辈分与另一个辈分，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是一个空间对另一个空间的笼罩”[5]P89。 在家庭之中，同辈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张的。小说中的夫妻关系是紧张的，金钱往往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如《叙事》中的我与林康、《家里乱了》中的苟泉与乐果都是如此。同辈之间的紧张家庭关系主要体现在长兄或者长姐对弟弟/妹妹的压制之中。他们像父亲一样安排弟弟/妹妹生活的各个方面。《大热天》中的大哥安排弟弟光头的爱情、人生道路，甚至连假期都做了安排；《哥俩好》中的殷图南把殷图北送进师范大学读书，安排弟弟将来成为一名教师；《玉米》中玉米安排玉秀进粮食收购站工作等。作为家中的长子或长女，他们深受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在行为上更多地表现为维护家族利益的责任，就其实质，他们的“所作所为正体现了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制系统在整个传统文化中起的关键性作用”[6]P89。他们在家庭之中与其父辈一样成为禁锢子辈自由的存在。
三、文化之困
中国是一个有着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封建宗法观念与伦理思想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而彻底消失，还这样那样地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相对地域与家庭而言，文化上的禁锢显得较为隐性，不是那么明显。但多年形成的文化传统还在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成为一种广泛的压抑性机制，决定着人们的命运。
为了突出文化对人的围困，毕飞宇把关注重点放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女性身上。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他者与弱者，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当做男性的附属品，被看成传宗接代的工具。传统文化中的贞操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以身相许的报恩思想已经深深内化于人们的血液之中，成为限制女性自由的一种深层社会性的文化。《玉米》中王连方的老婆施桂芳由于一直没有生出儿子，不仅王连方对她不理不睬，连自己也一直保持低调，而在她终于生出一个儿子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嗑瓜子都能够嗑出目中无人的感觉，这是对男权文化与女性工具性身份的主动认同。贞操观念更是对女性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玉米》中的玉秀在父亲王连方倒台后，成为村里人报复的对象而被奸污。失去贞洁的事实成为她一生无法摆脱的噩梦，生活中她经常感觉低人一等，时时小心翼翼，相亲过程中的失态及对爱情的自怨自艾都是源于此。这种贞操观念在身体被侵犯之外甚至还包括被目光侵犯，女性哪怕被看都不行。《林红的假日》中的知青陈月芳游泳上岸后，面对村民格外执著的围观，当时身着近乎透明衣服的她羞愧难当，当晚便上吊自杀。另外，女性对权力的追逐既有现实的生存压力，又有内在的文化根源。毕飞宇曾经指出：“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人在人上’构成了特殊的鬼文化……我想，这里面蕴含的价值意义也许是普世的。对我们来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7]P22-24《平原》中的知青吴蔓玲就是如此，她一直沉浸在“前途无量”的权力憧憬之中，为了追逐权力，她自囚于对官员的想象之中，不做城里人要做农村人，不做女性要做男性，在衣着、言行举止等方面向男性靠拢，向人们期待并认可的领导形象靠拢，压抑自己作为女人的内心渴望，最终在对权力的追逐中渐渐迷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传统不是孤立地、单一地对女性产生影响，经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对女性构筑起一道囚禁的围墙。《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的知青童惠娴之所以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耿家圩子的耿长喜结婚，就与传统文化对她的压制分不开。小说中，耿长喜救了童惠娴的命又强暴了她，坏了她的清白。面对童惠娴的寻死与耿长喜在性幻想之中面临死亡的处境，村里人的处理方式是不让童惠娴寻死而嫁给耿长喜。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传统文化中贞操观念与以身相许的报恩思想对女性的双重影响。在此过程之中，女性的个人意愿被忽视，结婚这种方式表面上似乎保全童惠娴的贞洁，实际上抹去耿长喜的恶行，同时是传统文化中女性以身相许报恩方式的具体体现，为了逼童惠娴就范，耿支书甚至站在道德制高点发出“做人不能忘恩负义”的责问。
毕飞宇紧紧围绕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展开叙事，写出人们在禁锢突围中的痛苦与挣扎，并借此把笔触直接伸向人的内心深处，完成对人性的拷问与文化的反思。无论是地域层面还是家庭层面的禁锢都与文化禁锢密切相关，而人们为改变自身境遇努力突围往往是悲剧性的。
参考文献：
[1]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李敬泽.那是一颗“平原”式的心——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文艺报，2005-10-18.
[3][4]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毕飞宇.毕飞宇文集·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6]孙建茵.破碎：转型期的现实感悟——毕飞宇小说研究.理论与创作，2006（1）.
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视野中的毕飞宇小说研究”（编号：2012JSB750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