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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为研究对象，用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80周年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电视直播作样本，以电视媒介的符号系统当研究工具，运用内容分析法、符号学分析法及文本分析法研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的电视直播如何建构国家认同。
关键词：仪式传播；传播的仪式观；国家认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纪念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万生灵。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场。2014年12月13日，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首个国家公祭日。2017年12月13日，是我国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此次公祭仪式。南京大屠杀80周年国家公祭仪式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进行了直播，时长达34分钟。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以中国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它促使人类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而避免出现哪怕是片刻的忘却和麻木，共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良知，促进共同发展和时代进步。与此同时，也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一、“仪式传播”和“国家认同”的概念
（一）仪式传播含义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这个概念。他认为传播观念可以被划分成两种，即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后者强调传播本身就是仪式和神话。凯瑞认为仪式本身就是传播信仰与意义的媒介。一方面，一是具有群体传播性，仪式本身是用创造特定氛围、程序及符号的方式对情感、信仰等在群体内部进行传播，以达到增强观念及身份认同的目的；另一方面，仪式具有大众传播性，电视等大众媒介及新媒体对仪式内容的传播打破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创造了宏伟的仪式化场域。
美国传播学者罗森布尔在其著作《Ritual Communication》提到了仪式传播的概念，仪式传播包括“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及“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前者指的是包括如宗教礼仪、婚礼等的具有传播特性的正式仪式活动和包括见面握手、说谢谢等的非正式仪式；后者指的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宗教的、世俗的仪式都具有象征意义，因而它们具有传播特性，是一种强有效的传播机制；同时传播活动也可以仪式化，比如大众媒介报道的媒介事件等。
国内学者樊水科指出，将仪式传播等同于传播的仪式观是对凯瑞观点的误读。二者虽然存在重合部分，但还是有着明显的分别。传播的仪式观强调仪式作用下的传播活动超过其本身的内涵，是传播活动表现出仪式化的特点，并以传播媒介为中心。与传播的仪式观不同的是，仪式传播强调以仪式为中心的传播。
（二）国家认同含义
1.国家认同定义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只有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因此国内外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也主要有两种范式：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和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是从国际层面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变化进行分析的。他们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国际社会的政治构建，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逐步得到认同的过程，即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情况下确立适当的国家地位和自我身份，进而明确其利益，决定其对外政策和行为。
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研究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族群等多种因素复合的共同体，而这些因素及其它们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也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建构。
2.建构国家认同的一般途径
（1）认同建构的前提：“自我”
想要建构国家认同感，首先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是谁”。认同的前提是要确定认同的对象，及人民应该忠诚于哪个政治共同体。
（2）认同建构的基础：“他者”
“他者”是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没有“他者”，“自我”也是不存在的。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要以其他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才可以认识到自己国家的独特属性，从而获得认同感。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选择的“他国”对象以及把“他国”塑造成何种形象尤其重要。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日本是作为“他者”形象存在的。
二、国家公祭仪式电视直播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他者”和“自我”是认同建构的基础，笔者将以2017年南京大屠杀80周年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播的长达34分钟的电视视频为样本探究国家公祭仪式对于“他者”和“自我”形象的建构。
（1）国家认同建构的前提：中国“自我”形象塑造
1.言语文本对“自我”和平形象的塑造
解说词中提到“习近平第二次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誓的是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及“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利捍卫者，中国人民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其发表的讲话中也提到“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我们要为人类持久乃至永久和平作出不懈努力”及“中日两国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世代友好下去，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以上的言语文本通过对“和平”的号召传递了国家意识形态，刻画了我国“和平大国”及积极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的国家形象。 2.电视画面对“自我”身份符号的表现
国家领导人的影像是国家形象修辞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代表着国家的一种身份符号。影像对国家领导人的画面显现其实表达着他们所象征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人在画面里的“表演”十分重要，一场仪式活动所取得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形象和人格魅力。
在此次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的电视直播画面中，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没有发表讲话，但是整场直播对习近平进行了多达10次的近景和中景镜头呈现，且都是固定镜头，这彰显了习近平作为国家形象代表人物的主体地位，是构建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音乐符号对“自我”国家认同的强化
公祭仪式开始时，配合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全场齐唱了国歌。国歌是国家尊严及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国歌描述了我国景秀山河的壮美、民族精神与气节并且記载着中华民族战胜困难实现辉煌的历史，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进行追忆，强化了公民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二）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日本“他者”形象的塑造
1.言语文本对日本狠毒的“他者”形象的塑造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电视直播中，言语文本主要包括了解说词、80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的《和平宣言》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发表的讲话。以上言语文本在对日本“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名词、动词及形容词体现的。
（1）名词性主语是对句子中动作发出者身份进行定位的词语。在2017年的国家公祭仪式上，以“日本侵略者”这一名次作主语的次数就高达9次，从中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我国对日本“他者”的形象定位就是侵略者。《和平宣言》中对日本形象的描述是“侵华日寇”；国家代表人俞正声发表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字眼。“日本侵略者”、“侵华日寇”及“日本军国主义”都有着鲜明的贬义意味在里面。
（2）形容词是用于描写或修饰的词语，从对日本“他者”形象描述的形容词中体现了我国的情感表明。形容词表述是对行动主体的形象进行具体修饰的词语，我们可以从形容词中看到“我国”对“日本”的一种情感表达。在此次国家公祭仪式中，解说词中把日本形容为“惨绝人寰的”、“野蛮的”和“反人类的”。国家代表人俞正声发表的讲话中把日本塑造成“灭绝人性的”、“令人发指的”、“穷凶极恶的”和“十分黑暗”的“他者”形象。以上形容词无一不体现着我国对日本的憎恶之情。
（3）对于动词的使用也彰显着丰富的感情色彩。解说词和国家代表人俞正声的讲话里运用“杀戮”、“屠杀”、“掳掠烧杀”和“蹂躏”等词语对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进行了表述。
2.音乐符号对日本“他者”形象的强化
音乐符号在对日本残忍的“他者”形象塑造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国家领导人俞正声讲话的过程中，仪式现场保持着庄重威严的气氛，因此现场及电视直播过程中没有添加任何背景音乐。在解说员进行解说的过程中配合了用了《安魂曲》作为背景音乐，该段通过音乐的辅助，再配合着解说员惋惜、悲愤的语调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民的情绪。解说词再配合上对南京城的航拍使人们仿佛就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更好地置身于仪式氛围中去。
80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在朗读《和平宣言》时，以《龙华祭》、《神州颂》和《英雄》这三部交响乐作为背景音乐。通过低沉的音调，以朴实的音乐符号烘托了现场庄严肃穆的氛围，表达了对大屠杀死难者的追思。强化了国民对日本“他者”的厌恶感和排斥感。
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电视直播的价值意义
（一）塑造集体记忆，深化历史积淀
如涂尔干所言：“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展现出了高度规模化和程序化的特征，通过各种象征符号的互相组合产生了深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仪式现场，下半旗致哀、全场齐唱国歌、拉响防空警报全场默哀、敬献花圈等由群体参加的公祭活动，体现出共同体相互统一的力量。
在群体的参与过程中，公祭仪式本身所传播的各种象征符号的隐喻持续引起群体情感的共鸣。这种共同的情感是持续的，不会随着仪式的完成而结束。群体成员通过公祭仪式活动产生更加广泛的集体认同感，这种由共同的情感所引发的行为反应使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从而不断强化集体的记忆。
（二）维持政治秩序，凝聚社会共识
随着社会的持续变迁，仪式作为主权国家捍卫权威性的重要方式，通过象征符号的互动，在周期性的不断操演中使得国家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真实的民族共同体。
2014年，中国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从法律上给予了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的合法性，使其成为政府主导下的国家公祭。这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缅怀，更是对外展示国家主权的好方式。
参考文献：
[1] 国晓光.国歌塑造认同：超越政体类型学的国家认同建构——基于对121国国歌的政治学分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2）.
[2] 邢彦辉，林如鹏.电视仪式传播建构国家认同的符号机制[J].当代传播，2019（01）.
[3] 贾佳.丧葬仪式的仪式传播解析[D].西北大学，2017.
[4] 周游.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6.
[5] 夏林晨.电视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D].苏州大学，2016.
[6] 张方敏.仪式传播场域论纲——对传播仪式观研究支点的探索[J].当代传播，2015（05）.
[7] 张淑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仪式化传播研究[D].兰州大学，2014.
[8] 邢彦辉.电视仪式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D].武汉大学，2013.
[9] 谌湘闽.詹姆斯·W.凯瑞传播仪式观研究[D].中南大学，2013.
[10] 刘建明.“传播的仪式观”与“仪式传播”概念再辨析：与樊水科商榷[J].国际新闻界，2013（04）.
[11] 王清清.电视仪式：电视人类学研究发展[ J].广西民族研究，2010（01）.
[12]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付俊妮（1997—），女，陕西宝鸡人，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方向：新媒体与国际传播。
关键词：仪式传播；传播的仪式观；国家认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纪念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万生灵。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场。2014年12月13日，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首个国家公祭日。2017年12月13日，是我国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此次公祭仪式。南京大屠杀80周年国家公祭仪式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进行了直播，时长达34分钟。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以中国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它促使人类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而避免出现哪怕是片刻的忘却和麻木，共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良知，促进共同发展和时代进步。与此同时，也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一、“仪式传播”和“国家认同”的概念
（一）仪式传播含义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这个概念。他认为传播观念可以被划分成两种，即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后者强调传播本身就是仪式和神话。凯瑞认为仪式本身就是传播信仰与意义的媒介。一方面，一是具有群体传播性，仪式本身是用创造特定氛围、程序及符号的方式对情感、信仰等在群体内部进行传播，以达到增强观念及身份认同的目的；另一方面，仪式具有大众传播性，电视等大众媒介及新媒体对仪式内容的传播打破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创造了宏伟的仪式化场域。
美国传播学者罗森布尔在其著作《Ritual Communication》提到了仪式传播的概念，仪式传播包括“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及“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前者指的是包括如宗教礼仪、婚礼等的具有传播特性的正式仪式活动和包括见面握手、说谢谢等的非正式仪式；后者指的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宗教的、世俗的仪式都具有象征意义，因而它们具有传播特性，是一种强有效的传播机制；同时传播活动也可以仪式化，比如大众媒介报道的媒介事件等。
国内学者樊水科指出，将仪式传播等同于传播的仪式观是对凯瑞观点的误读。二者虽然存在重合部分，但还是有着明显的分别。传播的仪式观强调仪式作用下的传播活动超过其本身的内涵，是传播活动表现出仪式化的特点，并以传播媒介为中心。与传播的仪式观不同的是，仪式传播强调以仪式为中心的传播。
（二）国家认同含义
1.国家认同定义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只有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因此国内外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也主要有两种范式：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和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是从国际层面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变化进行分析的。他们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国际社会的政治构建，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逐步得到认同的过程，即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情况下确立适当的国家地位和自我身份，进而明确其利益，决定其对外政策和行为。
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研究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族群等多种因素复合的共同体，而这些因素及其它们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也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建构。
2.建构国家认同的一般途径
（1）认同建构的前提：“自我”
想要建构国家认同感，首先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是谁”。认同的前提是要确定认同的对象，及人民应该忠诚于哪个政治共同体。
（2）认同建构的基础：“他者”
“他者”是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没有“他者”，“自我”也是不存在的。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要以其他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才可以认识到自己国家的独特属性，从而获得认同感。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选择的“他国”对象以及把“他国”塑造成何种形象尤其重要。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日本是作为“他者”形象存在的。
二、国家公祭仪式电视直播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他者”和“自我”是认同建构的基础，笔者将以2017年南京大屠杀80周年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播的长达34分钟的电视视频为样本探究国家公祭仪式对于“他者”和“自我”形象的建构。
（1）国家认同建构的前提：中国“自我”形象塑造
1.言语文本对“自我”和平形象的塑造
解说词中提到“习近平第二次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誓的是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及“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利捍卫者，中国人民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其发表的讲话中也提到“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我们要为人类持久乃至永久和平作出不懈努力”及“中日两国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世代友好下去，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以上的言语文本通过对“和平”的号召传递了国家意识形态，刻画了我国“和平大国”及积极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的国家形象。 2.电视画面对“自我”身份符号的表现
国家领导人的影像是国家形象修辞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代表着国家的一种身份符号。影像对国家领导人的画面显现其实表达着他们所象征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人在画面里的“表演”十分重要，一场仪式活动所取得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形象和人格魅力。
在此次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的电视直播画面中，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没有发表讲话，但是整场直播对习近平进行了多达10次的近景和中景镜头呈现，且都是固定镜头，这彰显了习近平作为国家形象代表人物的主体地位，是构建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音乐符号对“自我”国家认同的强化
公祭仪式开始时，配合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全场齐唱了国歌。国歌是国家尊严及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国歌描述了我国景秀山河的壮美、民族精神与气节并且記载着中华民族战胜困难实现辉煌的历史，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进行追忆，强化了公民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二）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日本“他者”形象的塑造
1.言语文本对日本狠毒的“他者”形象的塑造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电视直播中，言语文本主要包括了解说词、80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的《和平宣言》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发表的讲话。以上言语文本在对日本“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名词、动词及形容词体现的。
（1）名词性主语是对句子中动作发出者身份进行定位的词语。在2017年的国家公祭仪式上，以“日本侵略者”这一名次作主语的次数就高达9次，从中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我国对日本“他者”的形象定位就是侵略者。《和平宣言》中对日本形象的描述是“侵华日寇”；国家代表人俞正声发表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字眼。“日本侵略者”、“侵华日寇”及“日本军国主义”都有着鲜明的贬义意味在里面。
（2）形容词是用于描写或修饰的词语，从对日本“他者”形象描述的形容词中体现了我国的情感表明。形容词表述是对行动主体的形象进行具体修饰的词语，我们可以从形容词中看到“我国”对“日本”的一种情感表达。在此次国家公祭仪式中，解说词中把日本形容为“惨绝人寰的”、“野蛮的”和“反人类的”。国家代表人俞正声发表的讲话中把日本塑造成“灭绝人性的”、“令人发指的”、“穷凶极恶的”和“十分黑暗”的“他者”形象。以上形容词无一不体现着我国对日本的憎恶之情。
（3）对于动词的使用也彰显着丰富的感情色彩。解说词和国家代表人俞正声的讲话里运用“杀戮”、“屠杀”、“掳掠烧杀”和“蹂躏”等词语对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进行了表述。
2.音乐符号对日本“他者”形象的强化
音乐符号在对日本残忍的“他者”形象塑造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国家领导人俞正声讲话的过程中，仪式现场保持着庄重威严的气氛，因此现场及电视直播过程中没有添加任何背景音乐。在解说员进行解说的过程中配合了用了《安魂曲》作为背景音乐，该段通过音乐的辅助，再配合着解说员惋惜、悲愤的语调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民的情绪。解说词再配合上对南京城的航拍使人们仿佛就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更好地置身于仪式氛围中去。
80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在朗读《和平宣言》时，以《龙华祭》、《神州颂》和《英雄》这三部交响乐作为背景音乐。通过低沉的音调，以朴实的音乐符号烘托了现场庄严肃穆的氛围，表达了对大屠杀死难者的追思。强化了国民对日本“他者”的厌恶感和排斥感。
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电视直播的价值意义
（一）塑造集体记忆，深化历史积淀
如涂尔干所言：“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展现出了高度规模化和程序化的特征，通过各种象征符号的互相组合产生了深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仪式现场，下半旗致哀、全场齐唱国歌、拉响防空警报全场默哀、敬献花圈等由群体参加的公祭活动，体现出共同体相互统一的力量。
在群体的参与过程中，公祭仪式本身所传播的各种象征符号的隐喻持续引起群体情感的共鸣。这种共同的情感是持续的，不会随着仪式的完成而结束。群体成员通过公祭仪式活动产生更加广泛的集体认同感，这种由共同的情感所引发的行为反应使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从而不断强化集体的记忆。
（二）维持政治秩序，凝聚社会共识
随着社会的持续变迁，仪式作为主权国家捍卫权威性的重要方式，通过象征符号的互动，在周期性的不断操演中使得国家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真实的民族共同体。
2014年，中国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从法律上给予了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的合法性，使其成为政府主导下的国家公祭。这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缅怀，更是对外展示国家主权的好方式。
参考文献：
[1] 国晓光.国歌塑造认同：超越政体类型学的国家认同建构——基于对121国国歌的政治学分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2）.
[2] 邢彦辉，林如鹏.电视仪式传播建构国家认同的符号机制[J].当代传播，2019（01）.
[3] 贾佳.丧葬仪式的仪式传播解析[D].西北大学，2017.
[4] 周游.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6.
[5] 夏林晨.电视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D].苏州大学，2016.
[6] 张方敏.仪式传播场域论纲——对传播仪式观研究支点的探索[J].当代传播，2015（05）.
[7] 张淑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仪式化传播研究[D].兰州大学，2014.
[8] 邢彦辉.电视仪式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D].武汉大学，2013.
[9] 谌湘闽.詹姆斯·W.凯瑞传播仪式观研究[D].中南大学，2013.
[10] 刘建明.“传播的仪式观”与“仪式传播”概念再辨析：与樊水科商榷[J].国际新闻界，2013（04）.
[11] 王清清.电视仪式：电视人类学研究发展[ J].广西民族研究，2010（01）.
[12]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付俊妮（1997—），女，陕西宝鸡人，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方向：新媒体与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