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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熟知井冈山斗争历史的人绝大多数都知道红四军军长朱德有一个称呼叫“伙夫头”，而伴随这个称呼的由来也派生出了好几个精彩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奇怪的是，朱德这个“伙夫头”称呼不仅没有损害他作为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威信，反而使他那可亲可敬的形象呼之欲出。此后，无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还是作为新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生活起居，处处都保留着一种农民式的风格，农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挥之不去。
按理说，朱德经过严格而又正规的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训练，对日本军事理论造诣颇深，且留校当过军事教官，后又在德国和苏联深造过军事学，经过多次战争洗礼，已经完全可以说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更何况他几乎从投入国民革命军伊始就担任着高级领导职务，怎么会以“伙夫头”形象著称于世？
其实，朱德并非生就一个“伙夫头”形象，我们可以从他在学生时代，抑或是教员生涯时期存留的相片中看出他绝对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特别是朱德在滇军中任职的时候，那蓄着八字胡，身着戎装骑在战马上不苟言笑的样子，绝对给人以极其刚毅威猛的感觉，即便他和云南陆军讲武堂诸多同学（如朱培德等人）的合影照中，也“酷”得令人生畏。
早年的朱德与“伙夫头”形象挂不上钩，但人们对他的称呼与他自身的形象那么“深入人心”，以至许多人对此都有过“精彩”的描述。
抗日名将续范亭赠诗描述过朱德：“时人不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德国人王安娜描述自己在延安初次和朱德见面，朱德给她的感觉时说：“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爱泼斯坦谈到他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海伦·斯诺干脆说道：“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
那么，朱德又是如何从一个职业军人形象转化为普通民众形象，乃至日后在人们的眼中成了一个显不出有任何英雄色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的呢？
二
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探究这一现象，我们似乎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去探究朱德的心路历程，并从中找寻答案。为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
1922年，在滇军中历练13年的朱德早已厌倦了军阀派系之争，以及无休无止的战斗，而终于摆脱旧势力的羁绊，远渡重洋到德国留学。在那里，他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投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实现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1926年，在党组织安排下，朱德回国参加北伐革命。随后赴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以及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特别是服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安排，赴南昌以协助驻赣的滇军将领朱培德从事军政工作为名而暗地协助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等。
一些非常的经历和磨炼，如参加了多次革命运动，成就了朱德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特别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的思想变化，更引发了他的行为变化。这个变化是空前的，也是有着长久的影响力的。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参加革命后的朱德写的一些诗词中，体会到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后的那份欣悦之情。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这是朱德在1926年，为策应北伐，去泸州会友时写的几首诗中的一首。在诗中，他还郑重表明自己的志向与追求：“我本江南一鲰生，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
于是，原本锋芒毕露的朱德，开始脱胎换骨，其外表开始变得“平平无奇”和“没有什么军人气概”。这既是朱德长期有意识地克制自我，不突出自我，追求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导致的结果，也表明他已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最终归宿的心境。这个心境还包含着他与生俱来的农民情结。换句话说，就是他始终心系最普通的人民群众的那种心境表露。而恰恰这种心境表露使得朱德一方面常常能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免于危难，另一方面也常常使他在当时或以后被人忽视甚至轻侮。如在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的那段时间里，朱德曾因被当地土匪误认为伙夫而逃过一劫；在红军长征期间，朱德也曾被手下的红军战士当作伙夫支来使去。
因为如上的原因，后来朱德以“伙夫头”形象出现就不显得奇怪了。
三
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经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龚楚。龚楚回忆道：“朱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会的首长們到来，然后行进。这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很新鲜！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出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根据龚楚的描述，可以知悉，朱德的“伙夫头”称呼很可能就是出自这个“红军第一叛将”之口。
“我们脱离范（石生）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朱德的回忆也同样可以佐证这一史实。
及至1929年9月1日，陈毅更是将朱德的“伙夫头”形象向中共中央专门做了报告。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写道：“红军的官兵夫薪饷吃穿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区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就这样，朱德的“伙夫头”称呼不仅扬名八百里罗霄，同时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甚至还在更大的范围获得了“传播和推广”。■
熟知井冈山斗争历史的人绝大多数都知道红四军军长朱德有一个称呼叫“伙夫头”，而伴随这个称呼的由来也派生出了好几个精彩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奇怪的是，朱德这个“伙夫头”称呼不仅没有损害他作为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威信，反而使他那可亲可敬的形象呼之欲出。此后，无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还是作为新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生活起居，处处都保留着一种农民式的风格，农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挥之不去。
按理说，朱德经过严格而又正规的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训练，对日本军事理论造诣颇深，且留校当过军事教官，后又在德国和苏联深造过军事学，经过多次战争洗礼，已经完全可以说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更何况他几乎从投入国民革命军伊始就担任着高级领导职务，怎么会以“伙夫头”形象著称于世？
其实，朱德并非生就一个“伙夫头”形象，我们可以从他在学生时代，抑或是教员生涯时期存留的相片中看出他绝对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特别是朱德在滇军中任职的时候，那蓄着八字胡，身着戎装骑在战马上不苟言笑的样子，绝对给人以极其刚毅威猛的感觉，即便他和云南陆军讲武堂诸多同学（如朱培德等人）的合影照中，也“酷”得令人生畏。
早年的朱德与“伙夫头”形象挂不上钩，但人们对他的称呼与他自身的形象那么“深入人心”，以至许多人对此都有过“精彩”的描述。
抗日名将续范亭赠诗描述过朱德：“时人不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德国人王安娜描述自己在延安初次和朱德见面，朱德给她的感觉时说：“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爱泼斯坦谈到他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海伦·斯诺干脆说道：“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
那么，朱德又是如何从一个职业军人形象转化为普通民众形象，乃至日后在人们的眼中成了一个显不出有任何英雄色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的呢？
二
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探究这一现象，我们似乎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去探究朱德的心路历程，并从中找寻答案。为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
1922年，在滇军中历练13年的朱德早已厌倦了军阀派系之争，以及无休无止的战斗，而终于摆脱旧势力的羁绊，远渡重洋到德国留学。在那里，他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投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实现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1926年，在党组织安排下，朱德回国参加北伐革命。随后赴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以及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特别是服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安排，赴南昌以协助驻赣的滇军将领朱培德从事军政工作为名而暗地协助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等。
一些非常的经历和磨炼，如参加了多次革命运动，成就了朱德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特别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的思想变化，更引发了他的行为变化。这个变化是空前的，也是有着长久的影响力的。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参加革命后的朱德写的一些诗词中，体会到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后的那份欣悦之情。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这是朱德在1926年，为策应北伐，去泸州会友时写的几首诗中的一首。在诗中，他还郑重表明自己的志向与追求：“我本江南一鲰生，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
于是，原本锋芒毕露的朱德，开始脱胎换骨，其外表开始变得“平平无奇”和“没有什么军人气概”。这既是朱德长期有意识地克制自我，不突出自我，追求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导致的结果，也表明他已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最终归宿的心境。这个心境还包含着他与生俱来的农民情结。换句话说，就是他始终心系最普通的人民群众的那种心境表露。而恰恰这种心境表露使得朱德一方面常常能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免于危难，另一方面也常常使他在当时或以后被人忽视甚至轻侮。如在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的那段时间里，朱德曾因被当地土匪误认为伙夫而逃过一劫；在红军长征期间，朱德也曾被手下的红军战士当作伙夫支来使去。
因为如上的原因，后来朱德以“伙夫头”形象出现就不显得奇怪了。
三
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经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龚楚。龚楚回忆道：“朱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会的首长們到来，然后行进。这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很新鲜！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出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根据龚楚的描述，可以知悉，朱德的“伙夫头”称呼很可能就是出自这个“红军第一叛将”之口。
“我们脱离范（石生）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朱德的回忆也同样可以佐证这一史实。
及至1929年9月1日，陈毅更是将朱德的“伙夫头”形象向中共中央专门做了报告。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写道：“红军的官兵夫薪饷吃穿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区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就这样，朱德的“伙夫头”称呼不仅扬名八百里罗霄，同时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甚至还在更大的范围获得了“传播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