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河、正定……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始终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他曾多次讲述他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推进扶贫工作的历程。
　　为让乡亲们“吃上玉米面”而苦干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
　　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搞农村改革探索脱贫路
　　1982年4月，我到了正定以后，看到那里大包干还没有搞起来。1983年，里双店公社书记提出来，他们那有一片沙滩地，想在那里试试大包干。我和一名县委副书记都支持他干。
　　结果一年下来：其他地方都是平产，就他那儿是大丰收。一下子全县的人都说，看来这个路子是可以的，大包干这才推行开来，这在河北算是早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于农村改革之中。
　　正定农业基础条件很好，但因为是单一经营，还有“高征购”問题，所以成了“高产穷县”，急需解放思想。我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级反映，争取核减正定的征购粮指标，得到上级支持。正定那时搞的是纯农业，我考虑正定离石家庄很近，就提出搞多种经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县里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我是县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边的5个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骑自行车去石家庄打工。
　　石家庄市场上，蔬菜是正定产的，卖扫帚、卖简易家具的是正定的，看锅炉房、看门的也是正定的。后来又搞旅游兴县，建了荣国府。
　　养奶牛也是那时开始的，我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去买过牛，黑白花牛（原产于荷兰等国，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间而得名）最好，但价格太贵了，我们买的是三河牛（我国培育的第一个乳肉兼用牛种，因集中分布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右旗三河地区而得名），价格便宜一半。
　　让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
　　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
　　我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时，还分管了3年农业。那时候，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福建成立了闽宁协作领导小组，我是组长，专门抓这个事情。对口帮扶搞什么好？我印象很深的有几件事。
　　第一个是搞井窖。窖是存水的，把雨水收集起来，喝的是这个水，浇地也用这个水。打井、建水窖帮了西海固很多人。再一个是坡改梯。生活设施上抓井窖工程，生产上抓坡地改梯田。还有一个是发展马铃薯产业。我动员福建、宁夏的农科系统研究土豆脱毒技术。
　　在西吉县，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当年人均增收三百块钱。土豆种出来后，收购、加工都是福建的厂子做，全部加工成阿尔法淀粉，供应给福建、广东的水产专业户。因为养鳗鱼需要饲料，而饲料要用阿尔法淀粉做粘结剂，喂鱼时才不会散掉。
　　我们还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移民吊庄。“吊庄”意思是把这个村从那儿吊到这儿，福建叫移民。移民吊庄投资很大，那时基本上只能搞一个试点。当时，福建搞了闽宁村，从西海固移民到银川附近，搬迁了几千户，花了上千万。
　　国务院主抓扶贫的领导同志打电话说，移民吊庄这个经验好，能不能全这么搞？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接下来要继续做好。
　　扶贫不能“手榴弹炸跳蚤”
　　党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贫，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肃东乡，都是最贫困的。他们怎么致富？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
　　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扶贫也要精准，否则钱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为总书记去过了，就搞得和别处不一样了，搞成一个不可推广的盆景。
　　贫困地区教育一定要搞上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现在，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教育经费，要把更多钱倾斜到边远地区、农村，把义务教育真正抓起来。
　　对贫困山区，要乡村教师进去，或者让孩子们在外面寄宿。对实在太偏远的，可以不搞集中住宿，为了到寄宿点，孩子要走几个小时的路，很不安全。可以派教师进去，把待遇搞得好一点，搞轮換制，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提级的一个重要依据。
　　脱贫攻坚中，不能搞腐败，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搞盲目的政绩，也要严防“三拍”现象——拍脑瓜、拍胸脯、拍屁股走人。我对分管领导同志说，得来点儿真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要稳在那儿，把责任担到底，不脱贫“不能走”，一个萝卜一个坑，出水才见两腿泥。没有一点实招、硬招，我很怕这件好事办不好，最后给人民交不了账，给历史交不了账。
　　（人民网201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