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元1939年夏天麦子黄时,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滩上,残阳如血,黄河声咽,热风猎猎。800个陕西冷娃与日军肉搏之后,走投无路,不愿受辱,宁愿赴死,朝西北方向的老家拜了三拜,纷纷跳入眼前泥汤似的黄河水,一位旗手用旗杆刺穿一名日军,将其压入黄河底,同归于尽,西北军旗帜在水面上猎猎招展……
这是张君祥等陕西本土作家首版于2004年的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中的描写。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该书序言中着重引述了这一壮烈图景。“陕西八百壮士跳黄河”这段“历史”,首次以带有文学色彩的演绎始为更多人所知。
“陕西冷娃跳黄河”是否确有其事?到底是800人还是多少人跳了黄河?他们是一起跳入还是以怎样的形式?这样一段往事为何被淹没多年?
译电员的秘密
“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1980年代的一天,山西垣曲县谢村人车国光对朋友王华兴说。
车国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第四集团军前身是参与过“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带领的陕军17路军。军中的战士绝大多数为陕西人。
1939年至1941年三万陕军驻守山西中条山、黄河沿岸抵制日军。陕军跳黄河,就发生在中条山保卫战中。
作为一名译电员,车国光曾在后方亲历中条山保卫战最惨烈的“六·六战役”,掌握了不少电文信息。陕西兵娃“跳黄河”的惨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释怀。
山西与陕西以黄河为界,而黄河东岸,则有一座山脉,叫中条山。1937年,日军在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前往重庆。阻隔日军西进陕西、攻占重庆的正是黄河与中条山这两道天然屏障。
1938年7月,蒋介石调集第四集团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南部中条山、黄河沿岸狙击日军。日本媒体刊登漫画称,蒋介石此举一石二鸟,一是让这支“杂牌军”守黄河,二来也是消耗这支自己一直有心结的部队。
1939年至1941年,陕军在中条山抗战三年,武器落后,后援匮乏,损失惨重,但一直死守阵地,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却很少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也极少登上当年的报端。
“六·六战役”是“中条山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日军出动3万人部队,发动9路分割包抄,飞机大炮轰炸,来势汹汹,目的是夺取黄河军事要塞茅津渡,以便渡河。经过13天激战,最终,陕军两万多人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
“跳黄河”就发生在战斗过程中、未能突围或被逼上绝路的官兵中。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鼓舞士气,“胜利”被“放大”,而惨烈的牺牲代价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壮烈的陕军跳黄河,在当时就被有意识地“忽视”了。
抗战胜利后,车国光加入胡宗南部队。国民党撤退时,他没有跟去台湾,成为“俘虏”,后经思想改造,到铁路上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清查干部”,车国光参加过“胡宗南”部队的“旧案”被翻出,他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当了几十年农民。“文革”期间,因他曾在胡宗南部队当译电员时救过共产党员,才未受到太多迫害,但对“过去”的历史从此闭口不提。
“文革”结束后,车国光被平反,成为垣曲县政协委员。他曾亲历过抗战,又有文化,因而受邀撰写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在38军的地下工作的文章。
但他心里一直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上世纪八十年代,车国光认识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两个人渐渐变成知己。车国光对王华兴讲起“六·六战役”和陕军“跳黄河”的事。
王华兴家就住在黄河边,“六·六战役”的时候,他八九岁,也听过大人们说“黄河上漂尸体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当一个可怕的传说,如今听车国光一讲,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黄河。
震惊之余,王华兴鼓励车国光:你应该把自己知道的写下来啊,写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是好事啊,是打日本。
1986年5月,车国光首次将自己的这段回忆记载在《垣曲文史资料第二期》上: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时许,进攻九十六军敌之主力将我一七七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一千五百余人。
这段文字很短,且仅作为内部资料刊登,看到人很少。但车国光仍然看到了希望,他对王华兴说:“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
根据车国光口述,王华兴又整理写出一万字的《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陕西省户县出版的人物传记《赵寿山将军》。
“我一直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被西安的人知道。我相信那一千多跳黄河的战士的后代,他们将来一定会来找自己的亲人的。”王华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民间的追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从多年政治运动中缓过劲来。黄河以西的陕西,不少家庭开始寻亲。寻亲者的父亲、叔叔、兄弟都是参加国民革命军队伍抗战队伍后一去不回的。
西安灞桥区是原第四集团军军长孙蔚如的老家,这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当年村里很多年轻娃跟着孙将军的部队到山西中条山打仗去了。
和孙蔚如“沾亲带故”的张君祥家就有9位亲人参军,回来了7个。听老人们一说,他才知道,山西有个“中条山”,很多陕西娃就死在那里。
在寻访老人的过程中,张君祥首次听说:中条山抗战时曾有很多士兵在战斗中跳黄河,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2004年,他和另外两位陕西本土作家徐剑铭、郭义民共同出版纪实文学《立马中条》,首度全面披露“中条山抗战”细节,由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作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北大学老师张恒开始给自己妻子的外爷杨世伍寻找当年牺牲的“档案”和证明(证明其确系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因为当时有风声说,原第四集团军38军的战士因后来起义,可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许多年的“国民党军官家属”帽子。 在给张恒的“牺牲证明”里,一位杨世伍当年的老战友在材料最后提到,在那场惨烈的“六·六战役”中,自己曾经和战友“扑入黄河,免遭被捕受辱”。张恒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事?”
在张恒看来,那么多陕西兵娃,不论是为求生还是不愿被俘,以血肉之躯跳入黄河并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值得被记住的民族英雄,不啻于“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这样耳熟能详的先烈事迹,他们同样应该被后人记住。
在一位老兵那里,张恒听说,他在一本名为《赵寿山将军》的书中看到过关于“跳黄河”的详细描述,作者是王华兴。张恒很高兴,在论坛里发帖寻找王华兴,竟然被王华兴侄女看到了。
那时候车国光已去世,但王华兴已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一仗日本人准备得很充分,火力很强,我们的部队都被打散了,弹尽粮绝。陌南镇跳黄河的,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学生兵’,他们是96军177师的候补力量。这些学生兵思想进步,但还没上过前线,甚至还没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军分割包围,赤手空拳,走投无路,不愿被俘,于是跳了黄河……
车国光和王华兴的文字证明和口述历史让张恒更加确信,“跳黄河”确有其事。1998年开始到2010年,张恒带领学生历时四个年头,跑遍山西黄河边当年战场所在的村庄,寻访了上百位还在世的老人,希望能还原那段跳黄河的历史。
黄河边的记忆
翻开山西地图能看到,黄河在中条山之南,自西向东流淌,而中条山南麓的县城,自西向东为芮城、平陆、垣曲。“跳黄河”就发生在芮城和平陆之间的黄河滩、断崖边。张恒沿河走过,发现这一代还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甚至“老兵”记得当年的事。70年前的抗战记忆还没有被彻底遗忘。
黄河上游芮城县陌南镇坑南村,退休教师张铁铮讲了父亲张道生的故事。
张道生曾是一位老战士,早年毕业于西北陆军学校,抗战时期曾任第四集团军96军177师话剧团团长、辎重连连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回乡务农,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策划人,历次“社会主义运动”,如“大跃进”时代,“文革”时期,大型标语,墙壁宣传画都有他的“大作”。
但父亲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每年清明节,张铁铮常见父亲在村头“码头崖”边对着黄河烧纸钱,问他为啥在这儿烧纸,他什么也不说。父亲一生不好喝酒,每当喝酒时就把酒洒在地上,说我不喝让我那些兄弟们喝吧。
1988年张道生去世之前,才对张铁铮说:“有朝一日国共再度合作时,也重视了这段抗日历史,我可能就不在世了。但你们和后人不能忘了,这里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他们都是从这一带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陕西娃……”
“六·六战役”时张道生正在洛阳集训,回来后听说兄弟兵在自己的家乡跳了黄河,许多士兵身上没有枪伤,完全是处于绝境下跳得河,河水都有一缕被染成红色……
芮城县大沟南村村民吕庆荣小时候和家人在黄河边的窑洞里“躲日本”,见过几十个跳进黄河的抗日士兵。有的用腿上的缠子沿着崖边伸出的树绑着往下溜,中途却被赶来的日军打死。还有人抱着夏收的麦捆跳下崖……跳河的时候大骂日本人,还有人大喊“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平陆县东张峪村村民李克明听老人说,一个军官骑着马带着夫人和孩子渡河,马走到黄河中间时,一家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只有一匹空马浮到了对岸……
老兵胥继武曾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连连长,当年在老三门峡一带保卫司令部。老三门峡人称“神门、鬼门、人门”,是个大漩涡,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已被淹没。上游漂下来的尸体到三门峡时,在漩涡里打转停了下来。尸体早已发涨,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冲掉,面目不辨。胥继武带领连队一百多战士,流着眼泪打捞尸体,足有上千具……
随着“见证人”的增多,张恒渐渐勾画出当年“跳黄河”的详细状况:
1939年6月6日午后,芮城县的老庄村南窑、许家坡、方家村一带大约有一千人跳黄河。主要为96军177师的后勤人员、学兵队。
1939年6月6日午后,陌南镇的马家庄、沙窝渡、曲里的黄河滩和绝崖上,大约有500人扑入黄河或跳下悬崖。主要为96军177师工兵营部分官兵等。
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陆县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一带,大约有一千多人的96军177师和38军47旅被围官兵,在黄河滩上手拉手走入黄河,试图渡河逃生,大多数人被黄河波涛吞没。
1939年6月7日黄昏,平陆县老县城一带和太阳渡有500余名38军46旅官兵被日军包围,苦于没有船只,找来桌椅、箱柜、木料、木椽等丢入河水后再跳入黄河,但因黄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没。余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赶而来的日军机枪枪杀。所幸天色渐黑,极少数人因此侥幸生还。
两座纪念碑
李采勤就是一位“跳黄河”生还者。
李采勤曾是38军46旅战士,“六·六战役”时随部队在平陆太阳渡(黄河古渡和地名)驻守。当天日军飞机大炮轰炸,46旅只有“汉阳造”。部队和日军一直打到天黑,弹尽援绝,只好一步步退到黄河边。机枪声“哒哒”响着,向黄河逼近。没有人愿意投降,人们想办法跳河。
“我不会水,和军需处一个副官找了根檩条扔到黄河里后就扑到河里了。跳黄河时基本上已经天黑了。我身边四周扑黄河的人很多,但是到了黄河里都看不见了,一个是让水冲走了,一个是天也黑了看不清了,还有的是浪太大把人冲远了。我跳的地方离太阳渡不远,那地方水很深,浪也大……”
李采勤和那名副官抱着檩条,向黄河对岸划过去。划到水中央时,对岸的枪声响了,黄河南岸驻扎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督战”,也可能是害怕日本军过去,向黄河里开枪。李采勤只好和副官掉头往回游,四周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只有哗哗的水声和枪声。所幸天黑障眼,北岸的日军也撤离了,两人才捡了条命。
李采勤后来回到家乡,在山西永济市西姚温村务农,活到今天。他耳朵不好,跟他说话要在耳边喊。记性也不好了,讲起当年的事容易“串台”。直到前年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还应该是个“英雄”。
几年来,张恒见过四五位跳黄河老战士,全都八九十岁了。想起当年的部队,他们会突然呜呜地哭出来,他们想不到,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来问自己曾经打仗的事。
张恒走访过程中,也遇到过至今仍然十分“警惕”的老人。
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三门镇的李茂群89岁了,听到张恒来问“您过去当兵打过日本?”
他问:“你们是哪里的?问这些干啥?我都向组织交待过了嘛。”
李茂群是被政治运动搞怕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村里当“国民党反动军官”揪起来当众批斗。
跟张恒聊过一次后,老人又好几次托儿子给张恒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再到山西来。
不久,老人就去世了。
“我们不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该让我们的民族英雄这么心寒啊。”最近几年,张恒和其他“十七路军”后人们改“单打独斗”为“集体行动”,定期自发组团到山西走访祭奠。
一次,张恒误将一张纪念活动现场照片从QQ上发给西北大学老校长之女、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她知道了陕军“跳黄河”历史后,深为感动,决定捐出40万,在山西修建纪念碑。
2010年,“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在山西芮城县圣天湖畔落成。
2011年清明节,纪念碑正式揭碑。六十多位台湾同胞和居美侨胞专程赶来。他们在烈士公祭和揭碑现场泣不成声。陕西、山西当地、河南的一些群众得知信息,也自发参加了这次活动。一万多人参加这次公祭。
其实,早在1940年,西安市莲花公园的就曾经立过一座纪念中条山抗战壮举的碑。现在,已没了踪迹。
(本文部分参考《黄河魂》(张恒著)、《立马中条》(徐剑铭、郭义民、张君祥著)、《十万男儿血—中条山保卫战》(李幺傻著),特此感谢。)
这是张君祥等陕西本土作家首版于2004年的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中的描写。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该书序言中着重引述了这一壮烈图景。“陕西八百壮士跳黄河”这段“历史”,首次以带有文学色彩的演绎始为更多人所知。
“陕西冷娃跳黄河”是否确有其事?到底是800人还是多少人跳了黄河?他们是一起跳入还是以怎样的形式?这样一段往事为何被淹没多年?
译电员的秘密
“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1980年代的一天,山西垣曲县谢村人车国光对朋友王华兴说。
车国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第四集团军前身是参与过“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带领的陕军17路军。军中的战士绝大多数为陕西人。
1939年至1941年三万陕军驻守山西中条山、黄河沿岸抵制日军。陕军跳黄河,就发生在中条山保卫战中。
作为一名译电员,车国光曾在后方亲历中条山保卫战最惨烈的“六·六战役”,掌握了不少电文信息。陕西兵娃“跳黄河”的惨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释怀。
山西与陕西以黄河为界,而黄河东岸,则有一座山脉,叫中条山。1937年,日军在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前往重庆。阻隔日军西进陕西、攻占重庆的正是黄河与中条山这两道天然屏障。
1938年7月,蒋介石调集第四集团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南部中条山、黄河沿岸狙击日军。日本媒体刊登漫画称,蒋介石此举一石二鸟,一是让这支“杂牌军”守黄河,二来也是消耗这支自己一直有心结的部队。
1939年至1941年,陕军在中条山抗战三年,武器落后,后援匮乏,损失惨重,但一直死守阵地,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却很少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也极少登上当年的报端。
“六·六战役”是“中条山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日军出动3万人部队,发动9路分割包抄,飞机大炮轰炸,来势汹汹,目的是夺取黄河军事要塞茅津渡,以便渡河。经过13天激战,最终,陕军两万多人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
“跳黄河”就发生在战斗过程中、未能突围或被逼上绝路的官兵中。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鼓舞士气,“胜利”被“放大”,而惨烈的牺牲代价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壮烈的陕军跳黄河,在当时就被有意识地“忽视”了。
抗战胜利后,车国光加入胡宗南部队。国民党撤退时,他没有跟去台湾,成为“俘虏”,后经思想改造,到铁路上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清查干部”,车国光参加过“胡宗南”部队的“旧案”被翻出,他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当了几十年农民。“文革”期间,因他曾在胡宗南部队当译电员时救过共产党员,才未受到太多迫害,但对“过去”的历史从此闭口不提。
“文革”结束后,车国光被平反,成为垣曲县政协委员。他曾亲历过抗战,又有文化,因而受邀撰写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在38军的地下工作的文章。
但他心里一直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上世纪八十年代,车国光认识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两个人渐渐变成知己。车国光对王华兴讲起“六·六战役”和陕军“跳黄河”的事。
王华兴家就住在黄河边,“六·六战役”的时候,他八九岁,也听过大人们说“黄河上漂尸体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当一个可怕的传说,如今听车国光一讲,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黄河。
震惊之余,王华兴鼓励车国光:你应该把自己知道的写下来啊,写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是好事啊,是打日本。
1986年5月,车国光首次将自己的这段回忆记载在《垣曲文史资料第二期》上: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时许,进攻九十六军敌之主力将我一七七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一千五百余人。
这段文字很短,且仅作为内部资料刊登,看到人很少。但车国光仍然看到了希望,他对王华兴说:“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
根据车国光口述,王华兴又整理写出一万字的《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陕西省户县出版的人物传记《赵寿山将军》。
“我一直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被西安的人知道。我相信那一千多跳黄河的战士的后代,他们将来一定会来找自己的亲人的。”王华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民间的追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从多年政治运动中缓过劲来。黄河以西的陕西,不少家庭开始寻亲。寻亲者的父亲、叔叔、兄弟都是参加国民革命军队伍抗战队伍后一去不回的。
西安灞桥区是原第四集团军军长孙蔚如的老家,这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当年村里很多年轻娃跟着孙将军的部队到山西中条山打仗去了。
和孙蔚如“沾亲带故”的张君祥家就有9位亲人参军,回来了7个。听老人们一说,他才知道,山西有个“中条山”,很多陕西娃就死在那里。
在寻访老人的过程中,张君祥首次听说:中条山抗战时曾有很多士兵在战斗中跳黄河,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2004年,他和另外两位陕西本土作家徐剑铭、郭义民共同出版纪实文学《立马中条》,首度全面披露“中条山抗战”细节,由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作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北大学老师张恒开始给自己妻子的外爷杨世伍寻找当年牺牲的“档案”和证明(证明其确系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因为当时有风声说,原第四集团军38军的战士因后来起义,可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许多年的“国民党军官家属”帽子。 在给张恒的“牺牲证明”里,一位杨世伍当年的老战友在材料最后提到,在那场惨烈的“六·六战役”中,自己曾经和战友“扑入黄河,免遭被捕受辱”。张恒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事?”
在张恒看来,那么多陕西兵娃,不论是为求生还是不愿被俘,以血肉之躯跳入黄河并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值得被记住的民族英雄,不啻于“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这样耳熟能详的先烈事迹,他们同样应该被后人记住。
在一位老兵那里,张恒听说,他在一本名为《赵寿山将军》的书中看到过关于“跳黄河”的详细描述,作者是王华兴。张恒很高兴,在论坛里发帖寻找王华兴,竟然被王华兴侄女看到了。
那时候车国光已去世,但王华兴已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一仗日本人准备得很充分,火力很强,我们的部队都被打散了,弹尽粮绝。陌南镇跳黄河的,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学生兵’,他们是96军177师的候补力量。这些学生兵思想进步,但还没上过前线,甚至还没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军分割包围,赤手空拳,走投无路,不愿被俘,于是跳了黄河……
车国光和王华兴的文字证明和口述历史让张恒更加确信,“跳黄河”确有其事。1998年开始到2010年,张恒带领学生历时四个年头,跑遍山西黄河边当年战场所在的村庄,寻访了上百位还在世的老人,希望能还原那段跳黄河的历史。
黄河边的记忆
翻开山西地图能看到,黄河在中条山之南,自西向东流淌,而中条山南麓的县城,自西向东为芮城、平陆、垣曲。“跳黄河”就发生在芮城和平陆之间的黄河滩、断崖边。张恒沿河走过,发现这一代还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甚至“老兵”记得当年的事。70年前的抗战记忆还没有被彻底遗忘。
黄河上游芮城县陌南镇坑南村,退休教师张铁铮讲了父亲张道生的故事。
张道生曾是一位老战士,早年毕业于西北陆军学校,抗战时期曾任第四集团军96军177师话剧团团长、辎重连连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回乡务农,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策划人,历次“社会主义运动”,如“大跃进”时代,“文革”时期,大型标语,墙壁宣传画都有他的“大作”。
但父亲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每年清明节,张铁铮常见父亲在村头“码头崖”边对着黄河烧纸钱,问他为啥在这儿烧纸,他什么也不说。父亲一生不好喝酒,每当喝酒时就把酒洒在地上,说我不喝让我那些兄弟们喝吧。
1988年张道生去世之前,才对张铁铮说:“有朝一日国共再度合作时,也重视了这段抗日历史,我可能就不在世了。但你们和后人不能忘了,这里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他们都是从这一带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陕西娃……”
“六·六战役”时张道生正在洛阳集训,回来后听说兄弟兵在自己的家乡跳了黄河,许多士兵身上没有枪伤,完全是处于绝境下跳得河,河水都有一缕被染成红色……
芮城县大沟南村村民吕庆荣小时候和家人在黄河边的窑洞里“躲日本”,见过几十个跳进黄河的抗日士兵。有的用腿上的缠子沿着崖边伸出的树绑着往下溜,中途却被赶来的日军打死。还有人抱着夏收的麦捆跳下崖……跳河的时候大骂日本人,还有人大喊“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平陆县东张峪村村民李克明听老人说,一个军官骑着马带着夫人和孩子渡河,马走到黄河中间时,一家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只有一匹空马浮到了对岸……
老兵胥继武曾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连连长,当年在老三门峡一带保卫司令部。老三门峡人称“神门、鬼门、人门”,是个大漩涡,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已被淹没。上游漂下来的尸体到三门峡时,在漩涡里打转停了下来。尸体早已发涨,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冲掉,面目不辨。胥继武带领连队一百多战士,流着眼泪打捞尸体,足有上千具……
随着“见证人”的增多,张恒渐渐勾画出当年“跳黄河”的详细状况:
1939年6月6日午后,芮城县的老庄村南窑、许家坡、方家村一带大约有一千人跳黄河。主要为96军177师的后勤人员、学兵队。
1939年6月6日午后,陌南镇的马家庄、沙窝渡、曲里的黄河滩和绝崖上,大约有500人扑入黄河或跳下悬崖。主要为96军177师工兵营部分官兵等。
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陆县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一带,大约有一千多人的96军177师和38军47旅被围官兵,在黄河滩上手拉手走入黄河,试图渡河逃生,大多数人被黄河波涛吞没。
1939年6月7日黄昏,平陆县老县城一带和太阳渡有500余名38军46旅官兵被日军包围,苦于没有船只,找来桌椅、箱柜、木料、木椽等丢入河水后再跳入黄河,但因黄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没。余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赶而来的日军机枪枪杀。所幸天色渐黑,极少数人因此侥幸生还。
两座纪念碑
李采勤就是一位“跳黄河”生还者。
李采勤曾是38军46旅战士,“六·六战役”时随部队在平陆太阳渡(黄河古渡和地名)驻守。当天日军飞机大炮轰炸,46旅只有“汉阳造”。部队和日军一直打到天黑,弹尽援绝,只好一步步退到黄河边。机枪声“哒哒”响着,向黄河逼近。没有人愿意投降,人们想办法跳河。
“我不会水,和军需处一个副官找了根檩条扔到黄河里后就扑到河里了。跳黄河时基本上已经天黑了。我身边四周扑黄河的人很多,但是到了黄河里都看不见了,一个是让水冲走了,一个是天也黑了看不清了,还有的是浪太大把人冲远了。我跳的地方离太阳渡不远,那地方水很深,浪也大……”
李采勤和那名副官抱着檩条,向黄河对岸划过去。划到水中央时,对岸的枪声响了,黄河南岸驻扎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督战”,也可能是害怕日本军过去,向黄河里开枪。李采勤只好和副官掉头往回游,四周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只有哗哗的水声和枪声。所幸天黑障眼,北岸的日军也撤离了,两人才捡了条命。
李采勤后来回到家乡,在山西永济市西姚温村务农,活到今天。他耳朵不好,跟他说话要在耳边喊。记性也不好了,讲起当年的事容易“串台”。直到前年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还应该是个“英雄”。
几年来,张恒见过四五位跳黄河老战士,全都八九十岁了。想起当年的部队,他们会突然呜呜地哭出来,他们想不到,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来问自己曾经打仗的事。
张恒走访过程中,也遇到过至今仍然十分“警惕”的老人。
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三门镇的李茂群89岁了,听到张恒来问“您过去当兵打过日本?”
他问:“你们是哪里的?问这些干啥?我都向组织交待过了嘛。”
李茂群是被政治运动搞怕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村里当“国民党反动军官”揪起来当众批斗。
跟张恒聊过一次后,老人又好几次托儿子给张恒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再到山西来。
不久,老人就去世了。
“我们不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该让我们的民族英雄这么心寒啊。”最近几年,张恒和其他“十七路军”后人们改“单打独斗”为“集体行动”,定期自发组团到山西走访祭奠。
一次,张恒误将一张纪念活动现场照片从QQ上发给西北大学老校长之女、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她知道了陕军“跳黄河”历史后,深为感动,决定捐出40万,在山西修建纪念碑。
2010年,“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在山西芮城县圣天湖畔落成。
2011年清明节,纪念碑正式揭碑。六十多位台湾同胞和居美侨胞专程赶来。他们在烈士公祭和揭碑现场泣不成声。陕西、山西当地、河南的一些群众得知信息,也自发参加了这次活动。一万多人参加这次公祭。
其实,早在1940年,西安市莲花公园的就曾经立过一座纪念中条山抗战壮举的碑。现在,已没了踪迹。
(本文部分参考《黄河魂》(张恒著)、《立马中条》(徐剑铭、郭义民、张君祥著)、《十万男儿血—中条山保卫战》(李幺傻著),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