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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的艺术和破碎的家庭
1926年，性格文静的徐守珍中学毕业，告别了家乡——湖南长沙，来到烟云繁华、人欲纵横的上海。她满怀对艺术的憧憬，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学校学画。
色彩与线条，组成这个年轻人心灵的伊甸园。她是勤奋而刻苦的学生，家庭的有限接济，首先满足学画的全部开支，常常闹得衣不御寒、食不果腹。但她并不灰心，只要口袋里有几个铜板，便拿着纸笔“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艺术以外的世界，她闭目塞听，对冒险家乐园的种种奇事轶闻置若罔闻。在她看来，一个激动人心的艺术家远胜过一个发号施令的帝王，政治只是暂时的过眼烟云，艺术，却是永恒的。可是她没有想到，她那个高洁超脱的艺术，却经不起严酷现实生活的一击。
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操起了屠刀。徐特立直面白色恐怖，就在这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身政治斗争漩涡。徐守珍与父亲的联系中断了，经济来源也随之消失。年轻的她尚不明白这次事变的全部意义，只是强烈地感到她的画笔受到了威胁。连每天的早饭都成问题，学画的开支又从何来呢?奇巧的艺术构思、线条的无穷含义，总不能代替一只烧饼；饥肠辘辘，寒衣萧索，绚丽的色彩也黯然无光。中断学业是势所必然，每天的食物又从哪里觅取呢?她从来没做过工，也不会做工。当时的上海，宁要童工，也不要像她那样手无缚鸡之力、又无一技之长的成人女工。她胆怯地走进几家工厂的大门，结果都在“去，去，去!”的迭迭声中逃了出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同一位老实巴交的工人结了婚。
婚后，柴米油盐的计较渐渐泯灭了她对艺术的追求。她窥见了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尽管让物质困扰着，却不乏最低限度的平和与乐趣。丈夫整天在外奔忙，她成日在家操劳。纤细的手指变粗糙了，敏感的神经变鲁钝了，曾经占据头脑现在却无暇思索的种种抽象问题慢慢淡忘了，消失了。生活的冲击终于使她变成一个脚踏实地、没有奢望、以不受冻馁、家庭平安为满足的、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
然而好景不长。婚后半年没到的一天，丈夫脸色青白地蹒跚回家，才坐下，便“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她求医问药，忙了一星期，无效。她忘不了丈夫最后的目光，那目光凝聚着普通人对自己家人生活无着的深切担忧……从此，在这“孤岛”上，她又孑然一身，不知所措了。
艰难世途和
玉洁冰清的性格
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徐守珍在上海难民收容所找到了一份差使。这儿的工作很辛苦，又很杂乱，徐守珍兢兢业业地干着，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她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她想不到，在人海茫茫的上海竟有同乡，而且同乡之间的情义又是全不为利益所左右的。她像一叶随波晃荡的孤帆终于驶进了避风港。那位同乡就是后来的丈夫陶真如，当时是收容所一个小小的负责人。
收容所是慈善机构，收入菲薄。他俩一无牵挂，却难有小康生活。有时因同乡遭难而倾囊相助，相互只以会心的微笑来填对方肚子的日子也不鲜见。收容所的工作总不是长久之计，再说，徐守珍也不忍看难民菜色的脸和浮肿的肢体。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紧紧抱住已经死了两天的孩子，不肯松手，这使她做了一星期恶梦。1939年某月的一天，徐守珍同陶真如吃晚饭时随随便便地交谈着，谁知，这次谈话却导致了两人下半世的不幸命运。
“听说那里薪水还不坏，不知你愿不愿去。”陶真如说。
“是什么行当呢?‘兴亚建国本部’，是否同日本人有瓜葛。”
“是中国人办的，他们说，不过借了日本人的房子。我想，日本人办的许多纱厂，里面干活的都是汉奸吗?要是情况不妙，再出来也不迟，你看呢?”
“那就试试吧。”
就这样，徐守珍及其丈夫进入了这个政治背景十分暧昧的机构。徐守珍给分配到“本部”所属一家商店当营业员，此外，还兼做送信，看守空房，接电话等工作。多年来的困苦遭遇使她养成事不关己，少问为佳的性格。她除了自己的本分工作外，对别人的事不甚关心。但她毕竟是中国人，要她帮日本人做损害中国的事，即使饿死也不愿干。她的是非观像大多数人一样，以人的行为作风为准则。在“本部”里，她觉得这些人行踪不定，忙忙碌碌，十分神秘。但是，她认为他们不是坏人，因为看上去都似乎挺有知识。特别是姓袁的最高负责人，举止文雅，待人和蔼。她听说有一个共产党女干部给日本人抓住，无论怎样拷打利诱，始终不屈，后来被判处死刑。这姓袁的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将她弄到“本部”来，要她在这儿工作。开始，她大骂袁是“汉奸、特务”，后来不知怎的，不骂了，愿意留在这儿了。徐守珍见过她，一身土布衣服，敏锐的目光，爽朗的性格，而且嫉恶如仇。她断定他们不会是“坏人”。
徐守珍沉默寡言，干活勤恳。要送的信件准时送到，从不耽误，商店工作也很尽职。她像中国大多数劳动妇女一样，唯恐所付不及所得，于心不安。
1944年，“本部”突然停止了工作。什么原因，她不知道，也不关心。她只感到又面临失业的危险了。幸好“本部”同事提携她，带她到镇江，在江边检局所任检查员，检查来往船只，查处走私者。这当儿，她突然发现“情况不妙”了。
一天，一位同事查获了一个走私者。那走私者与他握了握手，一大叠白花花的“大洋”转到执法者的手上，便安然通过。徐守珍惊得目瞪口呆。她找到了负责人。想不到负责人诡秘地一笑：“你呀，什么都好，可是我们这一行，为什么人人抢着要来?如果光靠薪水，我第一个就走了。你别硬拆自己的台……”
第二天，她默默地拿着行李，不辞而别，回到了上海。她宁愿受冻讨饭，也不愿昧着良心拿不明不白的钱。
无辜的罪人
和伟大的父亲
此后几年中，徐守珍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做家务，有机会就出去当临时工。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她不知不觉告别了青春，进入了中年。青年时代的爱好像一个梦，悄悄地遗忘在记忆的角落。亲人究竟在何方?老父亲身体如何？情况怎样?只是在闲暇时偶然泛起思念的浪花，而后随一声叹息消失。生活压在瘦弱的肩上，已经掂不出究竟有多重。终于，她目睹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
起初，她不甚明白“解放”的意义。战乱、饥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混乱政局，已经使她麻木了。但她发现生活好转了，日子安定了。她有了正常的工作——上海食品一店营业员。她从心底赞美这新生活。解放后不久，她找到住在北京的父亲徐特立。
有了工作后，她请了假去北京，看望离别多年的老父亲。父女久别重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身居高位的父亲和当营业员的女儿，谁也没想到要去改变一下女儿的处境。他们享受着天伦之乐，畅谈着新中国和新生活，却认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出力，是理所当然的事。越是革命者的后代，越要在平凡的劳动中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于是，女儿在北京玩了半个月，便告别父亲，回上海继续当营业员。当徐守珍靠在车窗旁凝望飞速后移的田野，含笑冥想老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她哪里想到父女的第二次见面竟会在“伤心无泪泪暗流”的情景中呢。
1957年7月某日，公安人员出现在徐守珍的面前。一夜之间，徐守珍便成了“反革命分子”。
定案过程极其简单：
“你叫徐守珍吗?”“是的。”“你在1939年到1944年曾在‘兴亚救国运动本部’工作过吗?”“是的。”“你的工作是传递信件，接收电话，是吗？”“是的。”
行了。罪证确凿：她是日伪“特务”。
徐守珍目瞪口呆，想哭，哭不出来，想辩，又从何辩起?她不知道这个“本部”的负责人袁某同潘汉年有联系，袁同潘1955年就被捕了。她更不知道这个“本部”同当时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影一有某种瓜葛，而且是在他的首肯下建立的。
与此同时，丈夫陶真如也因同样原因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她吓傻了。她只觉得生活极其恶意地捉弄了她。怨谁呢?她谁也不怨，只怨该诅咒的命运。她最伤心的是想到父亲获悉这一消息时的情景。她感到，头上戴着这顶帽子，对不起老父亲，更对不起全家。可是，这不是她的本意呀。世事本就难以捉摸，她，一个受生活拨弄的普通女工，哪里辨得清生活冥冥中安排下的陷井呢?苦酒一杯，独自吞饮。自作自受也还罢了，可她究竟做过什么坏事呢?
她本来工作就很认真，在戴帽监督劳动期间，她干起活来真是没日没夜。年轻时得的胃病发作得更频繁了，但她咬牙挺住。她在写给同父亲住在一起的女儿的信中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再也不来北京了，除非我用诚心诚意的汗水洗刷掉身上的耻辱……
她从来没敢怀疑自己是否遭受了冤屈。她只认为总是自己无意中有错。可是，当她诚心悔罪时，又觉得茫茫然，不知罪在何处。于是她就只好用辛勤的汗水来赎自己也不明白的罪。
北京家里没有任何消息。她也不敢多写信。好不容易找到了父亲，见了一次面，现在又被一道更深更宽的鸿沟隔开了。她更加沉默寡言，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同别人说话。同事们虽没对她横眉相向，但远而避之总是保险的态度。她消瘦了，胃疼频繁了，头发过早地斑白了。
她没想到，她的问题给全家带来多大的震惊，全家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离散多年的她，究竟对人民做过什么坏事。她的女儿曾通过组织来了解过妈妈的问题，结果是：曾为日特机关效劳。问题实在严重，但父亲毕竟是父亲，虽然政治立场不容含糊，但怜女之情又不可抗拒，父亲常常在物质上给她一些帮助。
上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一天，一辆小轿车停在食品一店门口。父亲来到上海，接女儿去谈谈。
徐守珍又激动又惭愧，浑身哆嗦，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头发全白了，满脸都是皱纹。她真想扑进父亲怀里，像小时候那样大哭一场，但是她不能。“我没有做过坏事，没做过坏事，真的，没做任何坏事呀！”这些话在舌尖上打转，但她不能说。要是换一个普通的父亲，她不妨一吐心中的委屈，但她的父亲是党的高级干部，她这么表白，无疑是一种求情，那父亲会多难过，多难堪呀。
徐老嚅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也没有说。他已经听有关方面谈过女儿的事，如果他再问女儿，岂不是不相信组织么?
他只是慈祥地问了问女儿的工作情况，要求她好好干，要振作精神，为党为人民做些好事。
女儿含着泪，一个劲地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当晚，女儿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这是她戴帽以来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流泪。
正直的执法者
1963年，徐守珍“老老实实”地接受了监督劳动，由于她“认罪态度”极诚恳，以及工作超乎寻常的努力，她头上的“帽子”被摘掉了。但在档案中，“历史反革命”这个称谓却依然如故。她以“摘帽反革命”的身份，在单位里又工作了几年。1966年，她退了休，但已是老态龙钟，身体虚弱不堪。
他们夫妻俩的住房只有12平方米。一到阴天，地上就潮湿不堪，简陋的家具都霉坏了，她就在这样的住房里生活了几十年。1969年，丈夫死了，于是她一个人，老眼昏花，步履蹒跚地捱着余下的日子。文革期间，像她这样的身份，待遇如何，自不待言。身边没有亲人，而且亲人也自身难保。她自己买菜、烧饭、洗衣，笨拙地料理着自己。饥饿、寒冷、胃疼，她已安之若素。生活中深切的痛苦和欢乐，都已成了历史。一个邻居曾询问过她“犯罪”的事，她混浊的目光突然一亮，说：“我没罪，一点也没罪。”她终于明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明白这差错并不在她身上。1973年一个寒冷的冬天，这盏摇摇晃晃的孤烛，终于在昏暗的陋室中熄灭了。女儿赶来，看到母亲枯瘦的肢体，禁不住号啕大哭……
她是一代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的女儿，曾经做过许多绚丽的艺术之梦。可是她却如此悲惨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一生让衣食和政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她是能够瞑目的，因为她终于自信是清白的，她的清白终将为世人所承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燃起的炽热阳光，终于照到了这支早已燃尽的“孤烛”身上。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本着中央认真清查历史疑案的指示精神，主动复查了徐守珍案件。复查结果表明：以袁某为首的“兴亚”组织是在潘汉年同志同意下成立的，确曾为党提供了某些重要情报。袁某已平反昭雪。徐守珍虽与我党没有直接联系，但她对当时所传递的信件内容一无所知，再者，信件名为“情报”，实为蛊惑日本人视听的各种社会传闻。真相终于大白，徐守珍冤案昭雪，彻底恢复了名誉。她女儿写信给黄浦区检察院，信中说：无人申诉的案件也得到平反纠正，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威力，也是各级法律工作者对人民认真负责工作的成果。徐守珍九泉之下有知，当可欣慰于怀了。
（责编 郝家正）
1926年，性格文静的徐守珍中学毕业，告别了家乡——湖南长沙，来到烟云繁华、人欲纵横的上海。她满怀对艺术的憧憬，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学校学画。
色彩与线条，组成这个年轻人心灵的伊甸园。她是勤奋而刻苦的学生，家庭的有限接济，首先满足学画的全部开支，常常闹得衣不御寒、食不果腹。但她并不灰心，只要口袋里有几个铜板，便拿着纸笔“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艺术以外的世界，她闭目塞听，对冒险家乐园的种种奇事轶闻置若罔闻。在她看来，一个激动人心的艺术家远胜过一个发号施令的帝王，政治只是暂时的过眼烟云，艺术，却是永恒的。可是她没有想到，她那个高洁超脱的艺术，却经不起严酷现实生活的一击。
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操起了屠刀。徐特立直面白色恐怖，就在这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身政治斗争漩涡。徐守珍与父亲的联系中断了，经济来源也随之消失。年轻的她尚不明白这次事变的全部意义，只是强烈地感到她的画笔受到了威胁。连每天的早饭都成问题，学画的开支又从何来呢?奇巧的艺术构思、线条的无穷含义，总不能代替一只烧饼；饥肠辘辘，寒衣萧索，绚丽的色彩也黯然无光。中断学业是势所必然，每天的食物又从哪里觅取呢?她从来没做过工，也不会做工。当时的上海，宁要童工，也不要像她那样手无缚鸡之力、又无一技之长的成人女工。她胆怯地走进几家工厂的大门，结果都在“去，去，去!”的迭迭声中逃了出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同一位老实巴交的工人结了婚。
婚后，柴米油盐的计较渐渐泯灭了她对艺术的追求。她窥见了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尽管让物质困扰着，却不乏最低限度的平和与乐趣。丈夫整天在外奔忙，她成日在家操劳。纤细的手指变粗糙了，敏感的神经变鲁钝了，曾经占据头脑现在却无暇思索的种种抽象问题慢慢淡忘了，消失了。生活的冲击终于使她变成一个脚踏实地、没有奢望、以不受冻馁、家庭平安为满足的、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
然而好景不长。婚后半年没到的一天，丈夫脸色青白地蹒跚回家，才坐下，便“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她求医问药，忙了一星期，无效。她忘不了丈夫最后的目光，那目光凝聚着普通人对自己家人生活无着的深切担忧……从此，在这“孤岛”上，她又孑然一身，不知所措了。
艰难世途和
玉洁冰清的性格
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徐守珍在上海难民收容所找到了一份差使。这儿的工作很辛苦，又很杂乱，徐守珍兢兢业业地干着，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她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她想不到，在人海茫茫的上海竟有同乡，而且同乡之间的情义又是全不为利益所左右的。她像一叶随波晃荡的孤帆终于驶进了避风港。那位同乡就是后来的丈夫陶真如，当时是收容所一个小小的负责人。
收容所是慈善机构，收入菲薄。他俩一无牵挂，却难有小康生活。有时因同乡遭难而倾囊相助，相互只以会心的微笑来填对方肚子的日子也不鲜见。收容所的工作总不是长久之计，再说，徐守珍也不忍看难民菜色的脸和浮肿的肢体。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紧紧抱住已经死了两天的孩子，不肯松手，这使她做了一星期恶梦。1939年某月的一天，徐守珍同陶真如吃晚饭时随随便便地交谈着，谁知，这次谈话却导致了两人下半世的不幸命运。
“听说那里薪水还不坏，不知你愿不愿去。”陶真如说。
“是什么行当呢?‘兴亚建国本部’，是否同日本人有瓜葛。”
“是中国人办的，他们说，不过借了日本人的房子。我想，日本人办的许多纱厂，里面干活的都是汉奸吗?要是情况不妙，再出来也不迟，你看呢?”
“那就试试吧。”
就这样，徐守珍及其丈夫进入了这个政治背景十分暧昧的机构。徐守珍给分配到“本部”所属一家商店当营业员，此外，还兼做送信，看守空房，接电话等工作。多年来的困苦遭遇使她养成事不关己，少问为佳的性格。她除了自己的本分工作外，对别人的事不甚关心。但她毕竟是中国人，要她帮日本人做损害中国的事，即使饿死也不愿干。她的是非观像大多数人一样，以人的行为作风为准则。在“本部”里，她觉得这些人行踪不定，忙忙碌碌，十分神秘。但是，她认为他们不是坏人，因为看上去都似乎挺有知识。特别是姓袁的最高负责人，举止文雅，待人和蔼。她听说有一个共产党女干部给日本人抓住，无论怎样拷打利诱，始终不屈，后来被判处死刑。这姓袁的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将她弄到“本部”来，要她在这儿工作。开始，她大骂袁是“汉奸、特务”，后来不知怎的，不骂了，愿意留在这儿了。徐守珍见过她，一身土布衣服，敏锐的目光，爽朗的性格，而且嫉恶如仇。她断定他们不会是“坏人”。
徐守珍沉默寡言，干活勤恳。要送的信件准时送到，从不耽误，商店工作也很尽职。她像中国大多数劳动妇女一样，唯恐所付不及所得，于心不安。
1944年，“本部”突然停止了工作。什么原因，她不知道，也不关心。她只感到又面临失业的危险了。幸好“本部”同事提携她，带她到镇江，在江边检局所任检查员，检查来往船只，查处走私者。这当儿，她突然发现“情况不妙”了。
一天，一位同事查获了一个走私者。那走私者与他握了握手，一大叠白花花的“大洋”转到执法者的手上，便安然通过。徐守珍惊得目瞪口呆。她找到了负责人。想不到负责人诡秘地一笑：“你呀，什么都好，可是我们这一行，为什么人人抢着要来?如果光靠薪水，我第一个就走了。你别硬拆自己的台……”
第二天，她默默地拿着行李，不辞而别，回到了上海。她宁愿受冻讨饭，也不愿昧着良心拿不明不白的钱。
无辜的罪人
和伟大的父亲
此后几年中，徐守珍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做家务，有机会就出去当临时工。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她不知不觉告别了青春，进入了中年。青年时代的爱好像一个梦，悄悄地遗忘在记忆的角落。亲人究竟在何方?老父亲身体如何？情况怎样?只是在闲暇时偶然泛起思念的浪花，而后随一声叹息消失。生活压在瘦弱的肩上，已经掂不出究竟有多重。终于，她目睹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
起初，她不甚明白“解放”的意义。战乱、饥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混乱政局，已经使她麻木了。但她发现生活好转了，日子安定了。她有了正常的工作——上海食品一店营业员。她从心底赞美这新生活。解放后不久，她找到住在北京的父亲徐特立。
有了工作后，她请了假去北京，看望离别多年的老父亲。父女久别重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身居高位的父亲和当营业员的女儿，谁也没想到要去改变一下女儿的处境。他们享受着天伦之乐，畅谈着新中国和新生活，却认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出力，是理所当然的事。越是革命者的后代，越要在平凡的劳动中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于是，女儿在北京玩了半个月，便告别父亲，回上海继续当营业员。当徐守珍靠在车窗旁凝望飞速后移的田野，含笑冥想老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她哪里想到父女的第二次见面竟会在“伤心无泪泪暗流”的情景中呢。
1957年7月某日，公安人员出现在徐守珍的面前。一夜之间，徐守珍便成了“反革命分子”。
定案过程极其简单：
“你叫徐守珍吗?”“是的。”“你在1939年到1944年曾在‘兴亚救国运动本部’工作过吗?”“是的。”“你的工作是传递信件，接收电话，是吗？”“是的。”
行了。罪证确凿：她是日伪“特务”。
徐守珍目瞪口呆，想哭，哭不出来，想辩，又从何辩起?她不知道这个“本部”的负责人袁某同潘汉年有联系，袁同潘1955年就被捕了。她更不知道这个“本部”同当时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影一有某种瓜葛，而且是在他的首肯下建立的。
与此同时，丈夫陶真如也因同样原因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她吓傻了。她只觉得生活极其恶意地捉弄了她。怨谁呢?她谁也不怨，只怨该诅咒的命运。她最伤心的是想到父亲获悉这一消息时的情景。她感到，头上戴着这顶帽子，对不起老父亲，更对不起全家。可是，这不是她的本意呀。世事本就难以捉摸，她，一个受生活拨弄的普通女工，哪里辨得清生活冥冥中安排下的陷井呢?苦酒一杯，独自吞饮。自作自受也还罢了，可她究竟做过什么坏事呢?
她本来工作就很认真，在戴帽监督劳动期间，她干起活来真是没日没夜。年轻时得的胃病发作得更频繁了，但她咬牙挺住。她在写给同父亲住在一起的女儿的信中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再也不来北京了，除非我用诚心诚意的汗水洗刷掉身上的耻辱……
她从来没敢怀疑自己是否遭受了冤屈。她只认为总是自己无意中有错。可是，当她诚心悔罪时，又觉得茫茫然，不知罪在何处。于是她就只好用辛勤的汗水来赎自己也不明白的罪。
北京家里没有任何消息。她也不敢多写信。好不容易找到了父亲，见了一次面，现在又被一道更深更宽的鸿沟隔开了。她更加沉默寡言，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同别人说话。同事们虽没对她横眉相向，但远而避之总是保险的态度。她消瘦了，胃疼频繁了，头发过早地斑白了。
她没想到，她的问题给全家带来多大的震惊，全家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离散多年的她，究竟对人民做过什么坏事。她的女儿曾通过组织来了解过妈妈的问题，结果是：曾为日特机关效劳。问题实在严重，但父亲毕竟是父亲，虽然政治立场不容含糊，但怜女之情又不可抗拒，父亲常常在物质上给她一些帮助。
上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一天，一辆小轿车停在食品一店门口。父亲来到上海，接女儿去谈谈。
徐守珍又激动又惭愧，浑身哆嗦，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头发全白了，满脸都是皱纹。她真想扑进父亲怀里，像小时候那样大哭一场，但是她不能。“我没有做过坏事，没做过坏事，真的，没做任何坏事呀！”这些话在舌尖上打转，但她不能说。要是换一个普通的父亲，她不妨一吐心中的委屈，但她的父亲是党的高级干部，她这么表白，无疑是一种求情，那父亲会多难过，多难堪呀。
徐老嚅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也没有说。他已经听有关方面谈过女儿的事，如果他再问女儿，岂不是不相信组织么?
他只是慈祥地问了问女儿的工作情况，要求她好好干，要振作精神，为党为人民做些好事。
女儿含着泪，一个劲地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当晚，女儿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这是她戴帽以来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流泪。
正直的执法者
1963年，徐守珍“老老实实”地接受了监督劳动，由于她“认罪态度”极诚恳，以及工作超乎寻常的努力，她头上的“帽子”被摘掉了。但在档案中，“历史反革命”这个称谓却依然如故。她以“摘帽反革命”的身份，在单位里又工作了几年。1966年，她退了休，但已是老态龙钟，身体虚弱不堪。
他们夫妻俩的住房只有12平方米。一到阴天，地上就潮湿不堪，简陋的家具都霉坏了，她就在这样的住房里生活了几十年。1969年，丈夫死了，于是她一个人，老眼昏花，步履蹒跚地捱着余下的日子。文革期间，像她这样的身份，待遇如何，自不待言。身边没有亲人，而且亲人也自身难保。她自己买菜、烧饭、洗衣，笨拙地料理着自己。饥饿、寒冷、胃疼，她已安之若素。生活中深切的痛苦和欢乐，都已成了历史。一个邻居曾询问过她“犯罪”的事，她混浊的目光突然一亮，说：“我没罪，一点也没罪。”她终于明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明白这差错并不在她身上。1973年一个寒冷的冬天，这盏摇摇晃晃的孤烛，终于在昏暗的陋室中熄灭了。女儿赶来，看到母亲枯瘦的肢体，禁不住号啕大哭……
她是一代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的女儿，曾经做过许多绚丽的艺术之梦。可是她却如此悲惨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一生让衣食和政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她是能够瞑目的，因为她终于自信是清白的，她的清白终将为世人所承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燃起的炽热阳光，终于照到了这支早已燃尽的“孤烛”身上。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本着中央认真清查历史疑案的指示精神，主动复查了徐守珍案件。复查结果表明：以袁某为首的“兴亚”组织是在潘汉年同志同意下成立的，确曾为党提供了某些重要情报。袁某已平反昭雪。徐守珍虽与我党没有直接联系，但她对当时所传递的信件内容一无所知，再者，信件名为“情报”，实为蛊惑日本人视听的各种社会传闻。真相终于大白，徐守珍冤案昭雪，彻底恢复了名誉。她女儿写信给黄浦区检察院，信中说：无人申诉的案件也得到平反纠正，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威力，也是各级法律工作者对人民认真负责工作的成果。徐守珍九泉之下有知，当可欣慰于怀了。
（责编 郝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