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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的书，这本书何以值得推荐？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启发？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对法国大革命素有研究，本期刊发他就此主题所做的长篇演讲，供读者参考。
1.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
“大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当时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时代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将巴黎改建为宜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是有政治目的。因为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也有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自家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不妨碍他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的名言是“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
路易十六的太太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将其引入凡尔赛宫中。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我们认为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尽管是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而且经济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为何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
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时，革命就来了。
3.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一场革命
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除了俄国革命不是因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引起，其余都是。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此时，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战败。到了1787年，13州闹独立时，法王乐观其成，支持北美独立，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非常昂贵，尽管打赢这一仗，但国库亏欠得厉害。路易十六对这个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召集过来，问他们：“你们出不出钱？”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 召开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这个三级会议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150多年。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没想到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于是三级代表就在广场上发誓，一定要把会开下去，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市徽扔在地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发生。
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
4.法国“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第一阶段，其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很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之前的派别，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中国“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
法国“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5.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
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巳经被“思凡”置换，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新组织起来的政府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
（摘自《老年文汇报》2012.12.21）B①
1.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
“大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当时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时代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将巴黎改建为宜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是有政治目的。因为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也有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自家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不妨碍他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的名言是“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
路易十六的太太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将其引入凡尔赛宫中。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我们认为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尽管是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而且经济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为何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
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时，革命就来了。
3.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一场革命
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除了俄国革命不是因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引起，其余都是。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此时，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战败。到了1787年，13州闹独立时，法王乐观其成，支持北美独立，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非常昂贵，尽管打赢这一仗，但国库亏欠得厉害。路易十六对这个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召集过来，问他们：“你们出不出钱？”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 召开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这个三级会议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150多年。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没想到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于是三级代表就在广场上发誓，一定要把会开下去，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市徽扔在地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发生。
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
4.法国“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第一阶段，其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很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之前的派别，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中国“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
法国“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5.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
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巳经被“思凡”置换，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新组织起来的政府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
（摘自《老年文汇报》2012.12.21）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