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干峙，1930年出生于苏州。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历任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建设委员会的材料科长、工地主任。国家城乡建设部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建设部副部长，现任建设部高级建筑师、清华大学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4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主要成就有参与西安、上海两个重点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1976年他主持了唐山、天津的震后城市规划重建。此外，他在旧城改造、特区城市规划、住宅制度和大小城市交通及城市规划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实践，对我国规划事业的发展也占有开创性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第17天，《中国城市经济》对周干峙院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永远不能忘记的唐山大地震
　　《中国城市经济》：此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首先想到的类似灾难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据了解，您作为第一批技术人员在震后第6天就赶到灾区。
　　周干峙：当时重建的工作落在国家建委下的城市建设局头上，我当时是这个局的规划处处长，局长是曹鸿滔。昨天我还去拜访了他，今年九十多岁了。地震以后一个礼拜我们就到了唐山，当时大家都很积极，建设局几乎倾巢而动，“唐山重建小组”的成员还有河北省建设厅组织的河北省各市的一些建设规划力量，那时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河北找不到什么很有经验的工程师，整个唐山市只有规划科科长赵振中是唯一一个了解规划专业的人。
　　《中国城市经济》：当时灾区的条件一定很艰苦，您和同事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周干峙：当时没有地方好待，大家就在飞机场跑道边上搭了帐篷住下。为了了解地震的损失跟地震恢复重建的选址情况，我们局的车队里天天有车子来往唐山，住飞机场帐篷的经常跑北京，有些事情回来汇报，要弄清楚地质构造、断裂带，要找地震局、地质部，与地质部的工程师会商，给图纸，来来回回。唐山到北京的国道，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回。
　　《中国城市经济》：到了唐山后，灾区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周干峙：所有的地震都是非常可怕的，可怕在于一瞬间你所看到的景观全变了。我们一到唐山灾害现场就闻到一阵奇臭，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肉制品的冷冻库，在河边上，地震以后没电了，肉全腐烂了，味道几里外都能闻到。找埋人的地方都来不及，路边都是一个一个小坑，很浅浅地埋上去的。后来又集中重新掩埋过一次。可见那时候的紧急状态。
　　《中国城市经济》：您是第一次到唐山吗？
　　周干峙：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唐山。建国后建委就在全国各地搞城市规划的调研，为了推进城市建设，我们在50年代开始搞重点城市的调查研究，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考察唐山这类二线城市，我已经到过唐山好多次。
　　


　　《中国城市经济》：我们都知道唐山地震中死亡的人数达到24万之巨，造成这样后果除了天灾外，是否也存在建筑设计等缺陷？
　　周干峙：那个时候的唐山还没有很多高层楼房，但死这么多人，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建筑结构上。当时，绝大多数楼房包括平房，都使用了预制楼板。墙砌起来以后将预制楼板两头各十公分搭在墙上，没有其它固定措施，结果一遇地震就垮下来了。因此，建筑的设防标准非常重要。
　　《中国城市经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千头万绪，当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周干峙：首先要解决喝水解决救人。为什么规划重要，因为哪里埋着水管，是多大的口径这些资料全都掌握在规划人员的手里。再就是临时建筑的搭建，这个临时建筑还不是几个月的过渡，比如说当时天津的临建普遍住了四五年。
　　《中国城市经济》：接下来的工作是怎样开展的？是否有个先后主次的问题？
　　周干峙：你说的没错。弄清楚了损失的面积损失的工程量，哪些地方可以用，哪些地方不能用了。震中位置，就是路南区、老京山铁路以南的小山地区，因大量压煤、震毁严重、工程地质条件差，是肯定不能用了。但是上面的铁路、火车站怎么办？我们把情况向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汇报了，结合各个专家意见，当时确定了新唐山分点重建的规划指导思想，实行规划、设计、投资、施工、分配、管理“六统一”，按“先外围、后中心，先地下、后地上，先住宅、后其他”的顺序组织施工。
　　《中国城市经济》：据说，重建唐山的讨论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意见，一是将原有的城市放弃，异地进行建设，一种是立足于原有的城市，原地进行建设。最后，第二种意见占上风。
　　周干峙：不是这样的。应该说，那时候救灾重建规划效率真是非常高。几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争论。没有个人之争、权力之争、部门之争。集体主义意识很强，大家都很关心全局。当时我们进行了很认真的勘查，看了一圈下来，大家就都明白了，完全在原地已经不可能了。震中在市区南面，东矿区灾情轻一些，房子也全倒了。这两个方向被否决后，接下来只有是向西向北，但是向北马上就是陡河电厂，也没有太大余地，西边是飞机场。选来选去，最后选的是我和吴良镛先生两个人定的，在丰润东面建城，同时，城市用地向北、向西适当扩展。这样一来，新规划就成了鼎足而三的一个局面：老唐山、正北10多公里新唐山、再向东是东矿区，三角形，中间是陡河电厂，留了一些环保绿地。
　　《中国城市经济》：在唐山重建过程中，您觉得哪些经验值得认真借鉴的？
　　周干峙：在汇报唐山地震恢复重建的时候，我们还画过一张二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区域规划图，我们汇报不完全讲唐山，还讲京、津、唐地区，这张图上有北京、唐山、天津，还有燕山山脉。我当时跟吴良镛先生讲，这是我们国家很早的一张区域规划图了。这张图考虑到城镇要均匀分布，城市大小得当。可以说当时的规划已经完全是就城市论城市，已经有了区域的观点。30年以前，这个观念已经很不落后了。
　　《中国城市经济》：后来您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天津震后重建的？
　　周干峙：唐山地震中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是唐山，经济上最惨重的其实是天津。1976年国家注意力都在唐山，三年以后，建委主任谷牧去天津大吃一惊，看上去太破烂了，就又派工程组到天津去，我就从唐山到了天津做规划，我根据天津重建规划做了个预算，报了24.6亿元，国家把这笔钱批下来并分三年给，天津重建就全靠这笔钱了。
　　
　　


　　汶川地震破坏力远大于唐山地震
　　《中国城市经济》：当前，有多个观点认为汶川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大于唐山地震，有些观点是从经济损失分析，有些是从地震区域范围比较，您对此有何见解？
　　周干峙：这次汶川地震损失和影响力大于唐山地震是个不争的事实。就地震的惨烈程度而言不亚于唐山地震，从破坏力看也远远大于唐山。目前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城镇，如果加上农村，估计损失会更大一些。
　　《中国城市经济》：造成这种结果是否与两个地方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有关，比如唐山处于平原地区，汶川处于山区？
　　周干峙：应当说有这个因素，但还要更复杂一些。我认为三个方面决定了汶川地震的后果比唐山严重。首先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汶川虽处于山区，但决不是一般的山区，因为它周围山的高度一般在3000～4000米，最高到5500米，而且坡度也非常大。从电视画面看，有些地方的地形地貌的改变非常巨大，很难看出原来的模样。发生大规模坍塌和滑坡的地方，植被完全破坏，恢复起来绝不是一朝一夕。相比较唐山毕竟处于平原地区，不存在这些问题。其次是水利设施的破坏。这个地方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近些年修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库，现在一震，不仅自身受到破坏，而且还对下游产生威胁。此外，还形成很多堰塞湖，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下游的绵阳城区就不得不紧急疏散市民才能保障安全。第三就是交通设施的破坏。汶川的道路在修筑的时都是顺着山势水势在峡谷里一点点挖出来的，有的甚至是在笔陡的山腰上生硬地辟开一条路，结果地震中很容易被滑坡泥石流中的巨石将路堵塞，有的地方被堵上千米，依靠人类的力量是很难一下子清除掉这些下来的石头。唐山地震，路坏了，把废墟扒开就能走，这里的情况严重得多。而人生存密切相关的生态、水利和道路的严重破坏也决定了汶川震后重建的复杂性。
　　


　　
　　抗震救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城市经济》：汶川地震对您个人有哪些触动？
　　周干峙：这次地震让我很心痛，损失这么大。同时也很感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体现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得知消息后，我很着急，也很想去灾区。
　　《中国城市经济》：汶川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第一时间号召全国人民协力抗灾救灾，行动迅速，效率非常高，信息披露也透明公开迅速，受到了海外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国外应对此类灾难的情况看，我国此次抗灾救灾的特点是什么？
　　周干峙：可以说，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国外根本是学不到的，这次救灾是极其有力、极其成功的。我们这样的凝聚力，我们这样的效率。我们能够调动十几万的军队，别的国家是很难做到的。这叫什么？这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中国了不起的地方，要感谢社会主义制度和坚强有力的领导。没有这些前提，要实现这样的抢险救灾成效，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现在地震了就看出来它的长处。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按照市场经济，招标，谁去。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但是把市场经济说成是万能的是不对的。我这个观点是非常明确的！
　　
　　震后重建是个特殊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中国城市经济》：对于当前灾区重建来说规划部门能做什么？
　　周干峙：我认为首要问题就是要弄清楚灾害的损失情况。一个是地质条件，一个是工程地质条件，这两个还不是一回事。地球内部自身是活动的，历史上就留有不少痕迹，所以要弄清下面断裂带的情况。这次汶川大地震的地方就处于两大大陆板块碰撞带，也就是所谓的龙门山大断裂带，而且这个断裂带很长，一直延续到德阳、广元、汉中及西安。这也就是离震中很近的成都为何受影响小的原因。对于规划部门来说，震后一定要早介入，这样可以亲身经历受灾情况，看到损失情况，目睹清理过程，才能把损失的账算清，为下一步重建做好准备。要将临时设施与永久设施相结合，把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统一，统筹考虑规划措施。
　　《中国城市经济》：此次汶川地震对于我国城市建筑灾害设防有哪些启示？
　　周干峙：目前全国城市设防等级分为12度，地震分为9级。唐山地震后北京的设防标准是8度，汶川我了解大概是按照6度设防，而且很多建筑实际上还没有按照这个标准设防。特别是中小学校教学楼坍塌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令人痛心。如果按照设防标准，预制楼板的坍塌应该是连续的，因为中间应该有个焊接点，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块块分离开的，显然设防标准没有达到。因此，我认为国家和地方要补充制定、修改建设标准，公共建筑、中小学建筑不但要加强一般意义上的防震，而且还要做到比其他的建筑更结实，在大灾的情况下，这里要成为避难所。而且，对于城市来说，居民区的密度和楼高必须控制。这次地震提醒我们，再也不能以城市的短期利益、开发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一定规模的居住区必须留出“救命用地”，不然，真正遇到地震真的连个跑的地方也没有了。
　　《中国城市经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有些靠近山体的建筑受损严重，有些村庄甚至被大山泥石流和滚石掩埋，对于这些的确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灾后应当有怎样的安排考虑？
　　周干峙：没有到现场，我无法做准确判断。如果仅从表面现象看，有些地方的确是不适合再建建筑。此外，灾区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死了一半，没有那么多人了。还有就业问题，农田尚在的农民可以生存，没有农田的干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移民问题。还有就是城镇的布局，须尊重自然客观规律，必须尊重地质情况，不能看表面现象。如果按照目前已知的地质条件，汶川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成为县城，因为它很明显地处于断裂带上。还有就是不应该再往里增加新的企业了。矿业可以。
　　《中国城市经济》：说到这里，我们觉得灾后重建涉及点多面广，非常复杂？
　　周干峙：是这样的。前一阶段抗震救灾的任务是救人。目前就涉及到重建问题，但所面临的任务绝非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既要有快速有效的解决方式，也要有长远的考虑。现在主要解决堰塞湖的问题，估计大的至少也有几十个，直接威胁到下游城市的安全。况且，城乡规划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选址到规划，有多少地可以利用，还要根据地方的具体承载能力决定去留多少人，还有各个行业的产业问题。还有就是生态环境被改变了，地质条件被改变了。没有水利规划，人怎么生存，没有交通规划，如何与周边联系。这就决定了除了城乡自身系统以外，与其紧密相关的生态、水利、道路等三个大系统必须要考虑进来。用系统工程来讲，这是个特殊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光做城市规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全国几十个规划单位等在那里要规划任务。不了解具体情况，不了解地质情况，怎么搞？这个重建规划绝不是看看表面现象再画画图纸就行的。由于系统的开放性，所以各个有关部门包括规划部门，需要连通交流，互相影响，协作好。
　　《中国城市经济》：这次地震对于我国规划界的指导思想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干峙：我先说一个事情，这次全国因地震出险水库、水电站共2385座，其中有一个工程基本无损，这既是修建于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你们说这有没有点意思。这实际关系到一个对水如何利用的大问题。我们现在修筑了多少水坝，只要有落差就修。包括这次的震区，一个接一个的水库。虽然水库修建多少我们要尊重水利专家的意见，但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未来有些水利工程可以考虑和提倡能引水不筑坝，这样才能到达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划思想本来就要遵循整体、综合、长远的原则，这些原则亘古不变。过去规划考虑的是孤立的城市，现在要考虑的是更大的区域。现在大家一谈什么生态规划，什么区域规划，以为是新的，我认为根本不是新的。这些理论的基础在我们古老的城乡建设思想里都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