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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习惯于将说谎与个人道德的败坏联系起来。《牛津英语词典》释义说，谎言(lie)一词通常表示道德上的严重瑕疵，一般言谈中人们多避讳不用，常以假话(falsehood)与不实(untruth)代之。水门事件前，尼克松将民主党竞争对手比作说谎者时，曾说过：“这个人用过的车，你敢向他买吗?”可见说谎的政客必不见容于社会大众。
不过，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的结尾也曾记述了苏格拉底“高贵的谎言”：为了维护整个城邦正义乃至政体(regime)的稳定，苏格拉底告诉希腊的古代民众，人分为金银铜铁四种，贵贱天定。人们应该各司其职，不应僭越其位。由此，有人得出结论说，当说谎的结果对多数人有利时，谎言便成为一种“道德的”谎言，说谎者也应为世人所原谅。
面对关于谎言大相径庭的阐释，我们如何去判定一个谎言的性质呢?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在《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谎言》一书中探讨了这样的吊诡。他认为，除了说谎者的动机以外，“谎言的重要约束来自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生活在稳定群体中的动物，它们如果尝试进行欺骗交流的话，将会遇到特殊的问题”。具体而言，前工业社会稳定而简单的社会环境因为缺乏私人空间而使得谎言被抓的几率极高；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隐私空间唾手可得，加之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让说谎骗人成功的几率大增。在这样的社会形态里，对于政界、军界、商界那些“弥天大谎”的考察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且耐人寻味。
埃克曼在书中指出，历史上任何谎言的本质都不过是被识破的恐惧感(fear of being caught)，欺骗的快感(dupingdelight)，和说谎的罪恶感(guilt abOUt lying)这三方博弈的产物，但由于不同说谎者所处的地位与处境的不同，三种要素所占的比率会大不一样。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在已经掌握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確凿证据的情况下，在会见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时成功地向对方隐瞒了自己已经掌握的事实，从而为美国的军事部署准备了时间。根据埃克曼的评估，由于当时美国在事件中并未占得先机，公开事实对苏联实际上更为有利，因此尽管肯尼迪始终保持着镇定，但他在说谎时的“恐惧感”指标还是比较高的。
与之相反的例子出现在1938年希特勒会见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幕。希特勒一面秘密调集军队一面施展他的表演天赋，向张伯伦承诺和平，而这位老迈的首相居然相信希特勒是个“言出必践的人”。与面对苏联大使“说谎”的肯尼迪所不同，对于欺骗德国的宿敌之一英国，希特勒则可以说完全沉浸在说谎的自豪感之中，毫无心理负担。以埃克曼的“说谎坐标系”来评估，无论是在制造慕尼黑阴谋还是当众蒙骗张伯伦时，希特勒对敌人说谎的“快感指数”(duping delight)无疑大大超越了说谎的罪恶感，这也使他能够在二战时期巧舌如簧，接连骗倒了糊涂的张伯伦和颇为精明的斯大林。
当然，希特勒的成功其实也离不开张伯伦的暗中“帮助”，因为他如果对希特勒的承诺表示不信任，无异于承认自己鼓吹的绥靖政策的破产。这个后果，对于作为首相的他而言比爆发大战更加可怕。作者对此打趣道：“丈夫故意不去面对妻子的外遇，至少可以暂时免掉戴绿帽子的羞辱以及离婚的结果。”由此看来，埃克曼虽然为说谎的定义反复推敲，为测谎的准确度再三辨析，但谎言之所以成为谎言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政客们的狭隘和自私。的确，在现代政治的游戏中。杰斐逊所信仰的“治理之道，诚信而已”早已不太适用。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1937—1949》
[美]易劳逸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国民党政权溃败60周年。国民党何以失败?这是1949年之后，国际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易劳逸无疑是最有资格做出判断的学者之一，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他负责的两个章节中，易劳逸已经展现了自己对1927年至1945年之间国民政府的深刻了解。
《扭曲的人性之材》
[美]以赛亚·伯林著 岳秀坤译
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秉持多元主义价值观的以赛亚·伯林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主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
《日本人与中国人》
[日]陈舜臣著 刘玮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日本和中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文化、风俗等方面有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但越是认为自己和对方相似，越是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误区。祖籍台湾、却从小在日本长大的著名通俗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陈舜臣，作为生长在日本的中国人，其对中日问题的观察别具一格。司马辽太郎曾言：“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陈舜臣!”
不过，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的结尾也曾记述了苏格拉底“高贵的谎言”：为了维护整个城邦正义乃至政体(regime)的稳定，苏格拉底告诉希腊的古代民众，人分为金银铜铁四种，贵贱天定。人们应该各司其职，不应僭越其位。由此，有人得出结论说，当说谎的结果对多数人有利时，谎言便成为一种“道德的”谎言，说谎者也应为世人所原谅。
面对关于谎言大相径庭的阐释，我们如何去判定一个谎言的性质呢?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在《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谎言》一书中探讨了这样的吊诡。他认为，除了说谎者的动机以外，“谎言的重要约束来自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生活在稳定群体中的动物，它们如果尝试进行欺骗交流的话，将会遇到特殊的问题”。具体而言，前工业社会稳定而简单的社会环境因为缺乏私人空间而使得谎言被抓的几率极高；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隐私空间唾手可得，加之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让说谎骗人成功的几率大增。在这样的社会形态里，对于政界、军界、商界那些“弥天大谎”的考察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且耐人寻味。
埃克曼在书中指出，历史上任何谎言的本质都不过是被识破的恐惧感(fear of being caught)，欺骗的快感(dupingdelight)，和说谎的罪恶感(guilt abOUt lying)这三方博弈的产物，但由于不同说谎者所处的地位与处境的不同，三种要素所占的比率会大不一样。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在已经掌握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確凿证据的情况下，在会见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时成功地向对方隐瞒了自己已经掌握的事实，从而为美国的军事部署准备了时间。根据埃克曼的评估，由于当时美国在事件中并未占得先机，公开事实对苏联实际上更为有利，因此尽管肯尼迪始终保持着镇定，但他在说谎时的“恐惧感”指标还是比较高的。
与之相反的例子出现在1938年希特勒会见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幕。希特勒一面秘密调集军队一面施展他的表演天赋，向张伯伦承诺和平，而这位老迈的首相居然相信希特勒是个“言出必践的人”。与面对苏联大使“说谎”的肯尼迪所不同，对于欺骗德国的宿敌之一英国，希特勒则可以说完全沉浸在说谎的自豪感之中，毫无心理负担。以埃克曼的“说谎坐标系”来评估，无论是在制造慕尼黑阴谋还是当众蒙骗张伯伦时，希特勒对敌人说谎的“快感指数”(duping delight)无疑大大超越了说谎的罪恶感，这也使他能够在二战时期巧舌如簧，接连骗倒了糊涂的张伯伦和颇为精明的斯大林。
当然，希特勒的成功其实也离不开张伯伦的暗中“帮助”，因为他如果对希特勒的承诺表示不信任，无异于承认自己鼓吹的绥靖政策的破产。这个后果，对于作为首相的他而言比爆发大战更加可怕。作者对此打趣道：“丈夫故意不去面对妻子的外遇，至少可以暂时免掉戴绿帽子的羞辱以及离婚的结果。”由此看来，埃克曼虽然为说谎的定义反复推敲，为测谎的准确度再三辨析，但谎言之所以成为谎言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政客们的狭隘和自私。的确，在现代政治的游戏中。杰斐逊所信仰的“治理之道，诚信而已”早已不太适用。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1937—1949》
[美]易劳逸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国民党政权溃败60周年。国民党何以失败?这是1949年之后，国际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易劳逸无疑是最有资格做出判断的学者之一，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他负责的两个章节中，易劳逸已经展现了自己对1927年至1945年之间国民政府的深刻了解。
《扭曲的人性之材》
[美]以赛亚·伯林著 岳秀坤译
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秉持多元主义价值观的以赛亚·伯林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主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
《日本人与中国人》
[日]陈舜臣著 刘玮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日本和中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文化、风俗等方面有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但越是认为自己和对方相似，越是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误区。祖籍台湾、却从小在日本长大的著名通俗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陈舜臣，作为生长在日本的中国人，其对中日问题的观察别具一格。司马辽太郎曾言：“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陈舜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