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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前，毛泽东同志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饱经风霜的东方古国涅槃重生。而远在西南腹地的山城重庆，彼时却是黑暗如磐。囚禁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里的数百名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依然在用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同敌人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为了人民解放，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豪情壮歌。
川东党组织惨遭重创
1948年，解放战争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牵制国民党军队，重庆中共党组织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农村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则利用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这一斗争武器“对敌攻心”。是年初，根据开展“对敌攻心”斗争的需要，川东临委做出了“《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少在内部传看，主要寄给敌方人员;内容也作相应改变”的决定。随后，《挺进报》便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寄发给国民党各级官员，除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国民党方面人员的内容，以瓦解动摇敌人的心理防线。《挺进报》犹如一把匕首，直插敌人的心脏。《挺进报》这种办报方向的改变，终于激怒了国民党。
1948年春，国民党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接到一封《挺进报》的来信，十分恼怒，随即要求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限期破案”。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特务头目徐远举深感惶恐，焦躁不安。作为曾被蒋介石评价为忠诚可靠、精明能干的徐远举，当日便研究制定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破获共产党案件的“红旗特务计划”。不久，中共地下交通员任达哉被捕。被捕后的任达哉，因经受不住酷刑折磨而投敌叛变，交代组织，出卖同志，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由此引发一连串的共产党员被捕事件，造成了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的严重损失。特别是重庆市委书记刘围定、副书记冉益智等重要领导人的投敌叛变，直接导致川东党组织被大规模破坏，先后有刘同鋕、江竹筠、曾紫霞、陈然等3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他们大多数被集中关押在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秘密集中营，专门用于关押重要的政治犯。
无悔的选择，永不叛党
对于徐远举来说，江竹筠（《红岩》中江姐的原型——编者注）是一个令他非常头疼的对手。江竹筠从万县转押至渣滓洞监狱后，徐远举从叛徒口中得知她是下川东起义领导人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后，妄图从她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于是对她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刑讯。夹竹筷子、坐老虎凳、钉竹签子……，敌人用尽一切非人的手段去折磨她，以逼迫她交出更多的党员名单。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的刑讯虽然把江竹筠折磨得变了人形，但却始终没能从她口中得到一丁点儿有价值的情报。江竹筠的倔强、坚毅和勇敢，使得狱中所有同志对她心牛敬意，更有男监室难友在放风期问纷纷给予“心灵鼓舞”，它们是用竹签、红药水或者自制的炭黑写在草纸上的慰问信：“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亲爱的江姐，多次的严刑拷问，并没有能使你屈服，我们深深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难道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即使剪了翅膀，鹰，你曾在哪一瞬忘记了飞翔？”……
让徐远举同样无可奈何的还有刘国鋕。刘国鋕出身于四川泸州望族，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过中学校長。得知刘国鋕被捕，徐远举欣喜若狂，认为很快就能劝得他“迷途知返”。因为他压根儿不相信刘国鋕真会放弃优渥的家庭条件而选择什么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图一时新鲜罢了。于是他亲自提审了刘国鋕，对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将你抓获，是因为你的上级领导不够朋友，出卖了你，既然如此，你还硬扛个啥？可刘国鋕却回答到，人行一世，各有其志。失去耐心的徐远举随即对其施以酷刑。然而身受酷刑的刘国鋕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即便重获自由的机会就摆在他的面前。刘国鋕被捕后，刘家人先后两次派遣他的五哥刘国錤（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女婿——编者注）积极营救。第一次，专程从香港赶回来的刘国錤经过一番上下重金打点，使得徐远举提出了“只要刘国錤交出组织，登报声明叛党，即可获释”的放人条件。可刘国鋕却毫不动摇，只要求五哥尽快将家人的照片寄给他，仍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只需要在白白书上签一个字，便可以得到所谓的自由，但刘国鋕选择了放弃，这样的放弃却是另一种坚守。刘国鋕的选择让徐远举疑惑甚至愤怒。随后刘国鋕被升格到防守更为严密的白公馆监狱关押，长期囚禁在阴冷黑暗的地牢里，依然带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令进军西南，山城重庆解放在即。迫于形势，国民党内许多达官显贵纷纷撤到重庆，再经昆明飞往台湾。于是，刘家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展开第二次营救。当看到刘国錤递来一张空白支票任其开价时，徐远举立即爽快答应：只要刘国鋕在刘国錤代写的悔过书上签字，就可重获自由。但是刘国鋕十分坚定地表示，谁也不能动摇他的信念、意志和决心，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
当年与刘国鋕关在同一问牢房的许晓轩也做出过同样的选择。1940年4月，南于叛徒出卖，许晓轩被捕入狱，冈禁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国民党特务提出只要他签下“自新手续”，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出狱。许晓轩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要枪毙请便，要我签字，休想！”随后，他便被转囚白公馆监狱。当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他时，看似斯文的许晓轩却用铅笔在一张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下“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告知家人自己的选择。如今，这张字条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珍藏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里供人们瞻仰，字里行问依然展现出革命者坚定的斗志和决心。
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1949年10月7日，是白公馆监狱难友们最激动和最喜悦的一天。这一天，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但却能读到报纸的爱国将领黄显声，通过监狱牢房的秘密渠道，告诉了狱中难友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围于10月1日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代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一特大喜讯让被黑暗笼罩的白公馆监狱瞬问沸腾起来。大家兴奋不已，压低了嗓音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扭起了秧歌，唱起了国歌，独唱的，吟诗的，座谈的……。黎明前的黑暗是如此压抑，但是白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却没有丝毫的恐惧。他们知道，黑暗已经走到了尽头，红日即将普照大地。为了这面五星红旗，几十年的流血奋斗，多少革命志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可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前仆后继，终于让五星红旗在新中国的上空高高飘扬。 就在大家尽情欢歌的时候，陈然、刘国鋕、丁地平、罗广斌等共产党员商量，也要制作一面五星红旗，扛着红旗冲出去迎接重庆解放。在一无所有的牢房，要制作一面旗帜，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罗广斌主动拿出自已有点绣花的红色绸子被面，当作旗面。大家用磨尖的铁钉精心地将黄色的草纸刻出五颗五角星。可是，国旗，又是什么样子的，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见过。围绕五星红旗的式样，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决定：把五颗五角星贴在旗帜的中央。于是大家平整了拆掉绣花的红绸被面后，又用省下的饭粒把五颗五角星粘在红绸被面的中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这样诞牛了。红旗做好以后，大家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又集体创作了一首诗，题目叫《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心，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这就是我们的旗帜！
鲜红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
等到解放大军到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冲出去！
这面红旗和这首诗，是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先烈献给刚刚诞牛的新中国的礼物，凝聚着革命者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和深情眷恋。然而就在重庆解放前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冈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志士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一·二七”惨案。被关押的同志，除了少数人越狱成功外，大多数都被杀害在歌乐山上，这些先烈没有看见自己制作的红旗，飘扬在共和国的晴空下。如今，陈列在白公馆里的這面别致的五星红旗，依然如此鲜艳，闪耀着信仰的光芒，成为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象征。
向死而生，死而无悔
随着解放西南战役的迅猛推进，国民党蓄谋已久的城市大破坏计划同时展开，对革命志士的大屠杀也在秘密进行。1949年8月，蒋介石偕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来到重庆，亲自布置并下令实施屠杀“政治犯”计划，拟定了公开枪杀10人、秘密处决30人的行动方案。据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中交代，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在就义前，陈然曾告诉他的狱友罗广斌，他想要写一首诗，并将诗的主题内容告诉了罗广斌。罗广斌脱险后，便整理写成了《我的“HH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这首充满浩然正气的明志诗，早已是广为流传的不朽诗篇。
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被押赴电台岚垭秘密杀害。牺牲前，江竹筠预感到有可能走不出牢房，等不到重庆解放，于是写了一封托孤信，由经党组织营救获释的曾紫霞转交给谭竹安。信中写道：“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大西南战役。在突破川黔湘边防线、乌江防线，攻占白马山后，开始了突破江南防线的战斗。11月26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来到南温泉，与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一六七师遭遇，打响了解放重庆的外围战斗。
11月26日，毛人凤把经蒋介石批准的屠杀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革命志士的名单交徐远举负责执行。
11月27日，屠杀达到了顶点，许晓轩、刘国鋕等近200人被屠杀。临刑前，许晓轩郑重地对大家说：“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要做的一切，直到牛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保持党的纯洁。”刘国鋕就义时，高声呼喊：“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我们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11月29日，离重庆解放仅有一天的时问。重庆市区已经能清晰地听到南岸传来的炮声。这声音激励着山城人民，更激励着囚禁在“新世界”临时看守所里的革命志士。是日上午，国民党特务借口“城里已不安全”，当场点名32人，随即押至松林坡杀害。
黎明在即，他们，用热血给天空破晓。一天后，重庆迎来解放，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了。
71年前，革命英烈们向死而牛，舍牛取义，因为他们坚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牛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同将代替凄凉的荒地。
71年后，盛世已如你所愿，山河犹在、国泰民安，新时代共产党人也必将秉承革命先辈的坚持、毅力、坚守，走人未走之路，师人所未师，行人未竟之事，创造出新时代新的荣光。
（责任编辑：时攀）
川东党组织惨遭重创
1948年，解放战争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牵制国民党军队，重庆中共党组织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农村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则利用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这一斗争武器“对敌攻心”。是年初，根据开展“对敌攻心”斗争的需要，川东临委做出了“《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少在内部传看，主要寄给敌方人员;内容也作相应改变”的决定。随后，《挺进报》便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寄发给国民党各级官员，除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国民党方面人员的内容，以瓦解动摇敌人的心理防线。《挺进报》犹如一把匕首，直插敌人的心脏。《挺进报》这种办报方向的改变，终于激怒了国民党。
1948年春，国民党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接到一封《挺进报》的来信，十分恼怒，随即要求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限期破案”。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特务头目徐远举深感惶恐，焦躁不安。作为曾被蒋介石评价为忠诚可靠、精明能干的徐远举，当日便研究制定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破获共产党案件的“红旗特务计划”。不久，中共地下交通员任达哉被捕。被捕后的任达哉，因经受不住酷刑折磨而投敌叛变，交代组织，出卖同志，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由此引发一连串的共产党员被捕事件，造成了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的严重损失。特别是重庆市委书记刘围定、副书记冉益智等重要领导人的投敌叛变，直接导致川东党组织被大规模破坏，先后有刘同鋕、江竹筠、曾紫霞、陈然等3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他们大多数被集中关押在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秘密集中营，专门用于关押重要的政治犯。
无悔的选择，永不叛党
对于徐远举来说，江竹筠（《红岩》中江姐的原型——编者注）是一个令他非常头疼的对手。江竹筠从万县转押至渣滓洞监狱后，徐远举从叛徒口中得知她是下川东起义领导人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后，妄图从她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于是对她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刑讯。夹竹筷子、坐老虎凳、钉竹签子……，敌人用尽一切非人的手段去折磨她，以逼迫她交出更多的党员名单。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的刑讯虽然把江竹筠折磨得变了人形，但却始终没能从她口中得到一丁点儿有价值的情报。江竹筠的倔强、坚毅和勇敢，使得狱中所有同志对她心牛敬意，更有男监室难友在放风期问纷纷给予“心灵鼓舞”，它们是用竹签、红药水或者自制的炭黑写在草纸上的慰问信：“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亲爱的江姐，多次的严刑拷问，并没有能使你屈服，我们深深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难道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即使剪了翅膀，鹰，你曾在哪一瞬忘记了飞翔？”……
让徐远举同样无可奈何的还有刘国鋕。刘国鋕出身于四川泸州望族，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过中学校長。得知刘国鋕被捕，徐远举欣喜若狂，认为很快就能劝得他“迷途知返”。因为他压根儿不相信刘国鋕真会放弃优渥的家庭条件而选择什么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图一时新鲜罢了。于是他亲自提审了刘国鋕，对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将你抓获，是因为你的上级领导不够朋友，出卖了你，既然如此，你还硬扛个啥？可刘国鋕却回答到，人行一世，各有其志。失去耐心的徐远举随即对其施以酷刑。然而身受酷刑的刘国鋕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即便重获自由的机会就摆在他的面前。刘国鋕被捕后，刘家人先后两次派遣他的五哥刘国錤（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女婿——编者注）积极营救。第一次，专程从香港赶回来的刘国錤经过一番上下重金打点，使得徐远举提出了“只要刘国錤交出组织，登报声明叛党，即可获释”的放人条件。可刘国鋕却毫不动摇，只要求五哥尽快将家人的照片寄给他，仍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只需要在白白书上签一个字，便可以得到所谓的自由，但刘国鋕选择了放弃，这样的放弃却是另一种坚守。刘国鋕的选择让徐远举疑惑甚至愤怒。随后刘国鋕被升格到防守更为严密的白公馆监狱关押，长期囚禁在阴冷黑暗的地牢里，依然带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令进军西南，山城重庆解放在即。迫于形势，国民党内许多达官显贵纷纷撤到重庆，再经昆明飞往台湾。于是，刘家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展开第二次营救。当看到刘国錤递来一张空白支票任其开价时，徐远举立即爽快答应：只要刘国鋕在刘国錤代写的悔过书上签字，就可重获自由。但是刘国鋕十分坚定地表示，谁也不能动摇他的信念、意志和决心，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
当年与刘国鋕关在同一问牢房的许晓轩也做出过同样的选择。1940年4月，南于叛徒出卖，许晓轩被捕入狱，冈禁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国民党特务提出只要他签下“自新手续”，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出狱。许晓轩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要枪毙请便，要我签字，休想！”随后，他便被转囚白公馆监狱。当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他时，看似斯文的许晓轩却用铅笔在一张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下“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告知家人自己的选择。如今，这张字条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珍藏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里供人们瞻仰，字里行问依然展现出革命者坚定的斗志和决心。
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1949年10月7日，是白公馆监狱难友们最激动和最喜悦的一天。这一天，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但却能读到报纸的爱国将领黄显声，通过监狱牢房的秘密渠道，告诉了狱中难友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围于10月1日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代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一特大喜讯让被黑暗笼罩的白公馆监狱瞬问沸腾起来。大家兴奋不已，压低了嗓音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扭起了秧歌，唱起了国歌，独唱的，吟诗的，座谈的……。黎明前的黑暗是如此压抑，但是白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却没有丝毫的恐惧。他们知道，黑暗已经走到了尽头，红日即将普照大地。为了这面五星红旗，几十年的流血奋斗，多少革命志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可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前仆后继，终于让五星红旗在新中国的上空高高飘扬。 就在大家尽情欢歌的时候，陈然、刘国鋕、丁地平、罗广斌等共产党员商量，也要制作一面五星红旗，扛着红旗冲出去迎接重庆解放。在一无所有的牢房，要制作一面旗帜，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罗广斌主动拿出自已有点绣花的红色绸子被面，当作旗面。大家用磨尖的铁钉精心地将黄色的草纸刻出五颗五角星。可是，国旗，又是什么样子的，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见过。围绕五星红旗的式样，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决定：把五颗五角星贴在旗帜的中央。于是大家平整了拆掉绣花的红绸被面后，又用省下的饭粒把五颗五角星粘在红绸被面的中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这样诞牛了。红旗做好以后，大家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又集体创作了一首诗，题目叫《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心，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这就是我们的旗帜！
鲜红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
等到解放大军到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冲出去！
这面红旗和这首诗，是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先烈献给刚刚诞牛的新中国的礼物，凝聚着革命者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和深情眷恋。然而就在重庆解放前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冈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志士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一·二七”惨案。被关押的同志，除了少数人越狱成功外，大多数都被杀害在歌乐山上，这些先烈没有看见自己制作的红旗，飘扬在共和国的晴空下。如今，陈列在白公馆里的這面别致的五星红旗，依然如此鲜艳，闪耀着信仰的光芒，成为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象征。
向死而生，死而无悔
随着解放西南战役的迅猛推进，国民党蓄谋已久的城市大破坏计划同时展开，对革命志士的大屠杀也在秘密进行。1949年8月，蒋介石偕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来到重庆，亲自布置并下令实施屠杀“政治犯”计划，拟定了公开枪杀10人、秘密处决30人的行动方案。据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中交代，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在就义前，陈然曾告诉他的狱友罗广斌，他想要写一首诗，并将诗的主题内容告诉了罗广斌。罗广斌脱险后，便整理写成了《我的“HH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这首充满浩然正气的明志诗，早已是广为流传的不朽诗篇。
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被押赴电台岚垭秘密杀害。牺牲前，江竹筠预感到有可能走不出牢房，等不到重庆解放，于是写了一封托孤信，由经党组织营救获释的曾紫霞转交给谭竹安。信中写道：“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大西南战役。在突破川黔湘边防线、乌江防线，攻占白马山后，开始了突破江南防线的战斗。11月26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来到南温泉，与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一六七师遭遇，打响了解放重庆的外围战斗。
11月26日，毛人凤把经蒋介石批准的屠杀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革命志士的名单交徐远举负责执行。
11月27日，屠杀达到了顶点，许晓轩、刘国鋕等近200人被屠杀。临刑前，许晓轩郑重地对大家说：“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要做的一切，直到牛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保持党的纯洁。”刘国鋕就义时，高声呼喊：“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我们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11月29日，离重庆解放仅有一天的时问。重庆市区已经能清晰地听到南岸传来的炮声。这声音激励着山城人民，更激励着囚禁在“新世界”临时看守所里的革命志士。是日上午，国民党特务借口“城里已不安全”，当场点名32人，随即押至松林坡杀害。
黎明在即，他们，用热血给天空破晓。一天后，重庆迎来解放，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了。
71年前，革命英烈们向死而牛，舍牛取义，因为他们坚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牛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同将代替凄凉的荒地。
71年后，盛世已如你所愿，山河犹在、国泰民安，新时代共产党人也必将秉承革命先辈的坚持、毅力、坚守，走人未走之路，师人所未师，行人未竟之事，创造出新时代新的荣光。
（责任编辑：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