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复对卢梭的批判

　　关于严复对卢梭的态度，学术界曾一度认为严复早年追求进步，认同卢梭的“天赋自由”论，戊戌以后渐入颓唐，转而抨击卢梭。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看法逐渐得到改观。学者逐渐认识到，尽管严复肯定了卢梭的某些观点，但总体而言，他对卢梭的“天赋自由”一直持有批判态度。这无疑跟革命派的鼓噪有关，最典型也最为人所周知的，便是邹容的《革命军》。书中，邹容依据卢梭《民约论》指出，“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寇、巨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并以此号召革命“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批判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亦如同于清算清季革命派，这符合严复一贯的政治立场。
　　除去政治立场，亦有学者指出，这跟严复的西学背景有莫大的关系，他基本是站在英国功利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边反对卢梭。应当说，这个观点是富有见地的，但当中仍有问题需要澄清。
　　一九○一年十月，梁启超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将卢梭、斯宾塞二人分别划入“平权派”和“强权派”。前者主张“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而后者则主张“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这个看法与我们今天对卢梭、斯宾塞的认识大异其趣，却与严复的观点殊无二致。严氏正是以斯宾塞“社会有机体”比附甄克思“军国社会”，并以此批判卢梭“民约论”。
　　在一九○五年的《政治讲义》中，严复指出：
　　而斯宾塞亦云，人群者，有机之大物……其始由蛮夷社会，而入宗法。宗法既立，欲有以自存于物竞之中，于是变化分合，往往成有机之大团体。又或以宗教崛兴，信奉既同，其众遂合。而以战争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机关亦成。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方其起也……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
　　与斯宾塞、甄克思不同，霍布斯、洛克皆主张“国家未立之际，人人自立自由，各不相管，如无所统摄之散沙……此论似之，但惜其非事实耳”，二人“皆不悟人群先有宗法社会”。在一九一四年春发表的《〈民约〉平议》一文中，严复又指出，卢梭之《民约论》，以郝伯思（按：霍布斯）、洛克为先导，正所谓“民约之义，创于郝而和于洛，卢梭特发挥昌大之而已”。三人之“民约论”虽然各有不同，但究其实质并无根本区别。批判霍布斯、洛克之说不符合事实，即等于批判卢梭之说不符合事实。三人之中，卢梭之说尤为玄远，危害尤烈。
　　在《〈民约〉平议》一文中，严复首先指出：“中国老庄明自然，而卢梭亦明自然。明自然，故皆尚道德而恶礼刑。彼以为民生而有困穷苦痛者，礼刑实为之祸首罪魁焉。”进而又将卢梭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点，并逐一展开批判：
　　（甲）民生而自由者也，于其群为平等而皆善，处于自然，则常如此。是故自由平等而乐善者，其天赋之权利也。（乙）天赋之权利皆同，无一焉有侵夺其余之权利。是故公养之物，莫之能私。……（丙）群之权利，以公约为之基：战胜之权利，非权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义得以力而夺之。
　　三点之中，（甲）为前提，（乙）、（丙）为推论，其核心即“民生而自由”，享有“天赋之权利”。在严复看来，“天赋自由”或曰“自然权利”，有类于老、庄之说，其不仅有违历史进化之道，更可能导致绝弃“礼刑”，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张目，从而危害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休谟也曾指出，即便思想家所设想的“原始契约”真的存在，也于史无征。“它既没有写在羊皮纸上，也没有写在树叶或树皮上。”“可以设想，它由于年代久远，也早不为现代人所知。”这种“契约”当然不可能真正对今天发生效用，人们服从于权威，并不是由于什么“原始契约”，只是由于习惯。与休谟一样，严复注意到了权威和服从是历史积淀的产物，绝不可能出于什么“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和“原始契约”。
　　又，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则指出，尽管霍布斯的“利维坦”貌似强大无比，但其产生于自然人的约定，实乃保全个人自然权利之工具。这意味着，在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者那里，个人始终优先于国家。这在根本上是有违国家之主权者地位的。准此而论，严复对“天赋权利”（自然权利）的批判，不可不谓极富洞见。然而，一个根本问题却是，“天赋权利”（自然权利）符合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本意吗？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过“天赋自由平等”吗？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只有征之于卢梭本人的著作，才能得到答案。

二、《社会契约论》第一章“题旨”绎读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共分为四卷四十八章，美国学者吉尔丁发现，除去第一章“题旨”和最后一章“结论”，正文四十六章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即“一、绪论”，“二、社会契约：主权者与公意”，“三、立法者”，“四、政府”，“五、主权人民与政府”，“六、制度支持”。其中，最后一章“结论”没有实质内容，而第一章“题旨”虽然只有两段话，却总括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写作意图。通过绎读第一章，可解答前文遗留的问题。
　　第一段：“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本段第一句话就极易引起误解。单独抽出这句话来看，卢梭似乎是在控诉专制政府桎梏了人天生自由的权利。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据此要求推翻政府，以恢复人的自由平等状态。诸如刘师培就从这里得出“原人平等说”，以张其无政府主义之道。无疑，卢梭在《爱弥儿》开篇就说，自然之物总是好的，“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一书中，他更是把自然状态描绘得尽善尽美。这些似乎都坐实了近代革命派的解读。卢梭曾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这更“证明了”严复批判其“人人不得有私产业，凡产业皆篡者”的主张是对的。然而，这里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矛盾—人类文明起源于私有制及阶级分化，等于否定了人类文明是由自由平等的契约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