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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意外车祸让西安女孩刘燚成为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为让轮椅上的女儿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当律师的妈妈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爸爸也提前退休一起陪着女儿穷游世界看风景。三个最脆弱的生命支点撑起了最稳定的家庭三角，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在90天时间里游历了28个国家、60余座城市。完成了生命极限旅行的刘燚在这漫漫亲情长征路上也获得了“重生”。2015年年初，她用仅能活动的小拇指敲下的为父母献礼的游记《一切都没那么糟》正式出版——
与死神拔河，顽强生命翻越32张病危通知单
2009年7月6日，对于大学即将毕业的我来说本应是个无比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准备去英国留学的我刚刚和同学们吃完了散伙饭。没想到当晚，在回学校的路上，一辆大货车从旁边横冲直撞地冲过来，一瞬间，我就被压到了车下。随后，我被送往急救中心抢救。
在医院里，我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妈妈大声哭泣着不停地请求医生，求他一定要救救我。一旁的爸爸穿着蓝色的T恤，后背已被汗水浸透。害怕失去我的他，在十几层楼的医院爬上爬下办理各种手续，甚至没能想起坐电梯。
那时候，我总觉得困，迷迷糊糊中听到妈妈不停地呼唤自己。我努力睁开眼睛，费力地说：“妈妈，对不起，我爱你们，我可能要先走了。”如果当时没有被抢救过来，那大概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一边哭一边喊：“傻丫头不许瞎说！挺住！挺住啊！”
因为腹腔内脏大面积破损，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医生为我开腹进行了手术，缝合了肺、胃、肝脏和肾脏，并摘除了破损的脾脏。
妈妈看到医生把摘除的脾脏端出手术室，顿时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没人能体会到，平时见我手上破点皮都要心疼的妈妈，心里该有着怎样的痛苦和悲伤。
接下来的日子对父母来说是一段无比难熬的黑暗时光。在重症监护室里，光病危通知单就下了32张，到后来，医生干脆直接在走廊的告示栏里张贴上“36床病危”的字样。那时候，妈妈每次踏进医院的大门，双腿都像踩了棉花一样软，她害怕再也见不到我。
第一次试图撤掉呼吸机的那天，我差点儿又丢了命。渐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我，发现妈妈紧紧地抱着我，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因气管切开发不出声音，我吃力地动着嘴唇：“妈妈，我好累，我再也挺不住了。”妈妈像是看明白了，泪水瞬间漫过她的脸，她喊道：“丫头，你要坚持，你不能把妈妈丢下！”
我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8个月，年过半百的爸爸就在监护室的地板上睡了8个月。我带着呼吸机，夜里熟睡的时候呼吸微弱，呼吸机就会不停地发出警报，爸爸经常一夜不合眼地守在我身旁，不时地用手放在我鼻子上试一试，然后安心睡觉。
有一次半夜口渴醒来，我看见爸爸在我床边坐着，就用口型示意要喝水。爸爸扶着床边的栏杆好长时间才吃力地站起来。原来爸爸的膝盖因为长时间睡地板受凉而疼得厉害。微弱的灯光中看着爸爸一瘸一拐地去倒水，我的鼻子忍不住一阵发酸。
怕我呛着，爸爸像照顾婴儿一样用奶瓶喂我，喝完水后我用口型对他说：“老爸，谢谢你。”爸爸的眼眶红了。
两个月后医生说我可以吃东西了，但我却丝毫感觉不到饥饿，对未来无望的我渐渐陷入了抑郁中，失眠、狂躁和厌食轮番轰炸。因为我不肯吃饭，一向疼爱我的爸爸竟然扇了我两个耳光，他以为我是要用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段时间，我每天不得不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身高1.7米的我瘦到不到40公斤，腿比爸爸的胳膊还细。可爸爸妈妈不肯放弃，他们在病床前的柜子里塞满了我以前最爱吃的巧克力和果冻。为了哄我吃点东西，爸爸甚至答应我“先咬他胳膊一口”才吃东西的无理要求。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状况是多么危险，如果没有父母夜以继日地陪伴，我其实早就没有“后来”了。
一切没那么糟，把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
在我出事前，妈妈在北京做律师，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如今，她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专心照顾我，爸爸也提前退休当起了我的专职陪护。
车祸之前，26岁的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觅得一份靠谱的好工作，希望在合适的时候“至尊宝”能踩着七彩祥云来娶自己，希望过安安稳稳的幸福生活……可在最该享受灿烂青春的时候，却遭遇如此厄运，那种生不如死的绝望让我根本看不到未来。其实，对父母来说，唯一的女儿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他们心中承受的伤痛并不比我少，但他们却故意在我面前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为了让我坚强起来，妈妈故意用激将法，用简单甚至“残忍”的方式让我接受现实。
专家给我做的伤残鉴定结果出来后，妈妈用力扔在我的病床上说：“看你‘造’成什么样了——‘一级伤残’！你说你以后要是不好好活着对社会还有什么价值！”当时的我无法接受自己“瘫痪”、“残疾”的现实，可妈妈却不想让我逃避，而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让我面对。
然而，即便我慢慢接受了“瘫痪”，即便拼命调整心态决心好好珍惜生活，生活中那些令人难堪的琐碎细节还是会将我轻易打败，如同鼓着腮帮费力地吹起一只大大的气球，被现实的芒刺轻轻一碰，所有的努力都能轻易地逃走。
因半夜翻身需要人帮忙，回家后父母就在我的旁边支了个小床，轮流陪我睡觉，晚上只要我一有动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醒来。可长时间坐在轮椅上，加上外出时要裹上厚厚的成人纸尿裤，即便父母千万分小心，我的臀部还是会出现压疮。小小的一点儿破损对于脊髓损伤者都是天大的事，因血液循环能力差，疮面很难复原。父母除了照顾我的吃喝拉撒还要照顾我臀部的疮面。别人看见的是我“没心没肺”的笑脸，而父母看到的是我疤痕累累的屁股。
有段时间，我讨厌坐轮椅出门，自我封闭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每次出门，看到陌生的眼光盯着轮椅上的我，我总是低下头来躲避这尴尬的目光。可我越是抗拒出门，妈妈却越带我出门。她认为，我必须接受现状才能继续以后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连她都不习惯用推着我的方式跟我一起外出，但她知道，自己必须要比我更勇敢。慢慢地，妈妈会大方地跟陌生人讲我为什么坐在轮椅上，而我也终于一点点地从内心接受了现实。
有一次，妈妈开玩笑说：“丫头，你现在彻底把我从一个大律师变成了老妈子。”
“不过，一切都没那么糟，对我们来说，能健康已是奢求。我们要把一锅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来。”妈妈安慰自己的同时更是说给我听。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阳光照进心底。
世界那么大痛是那么小，亲情长征路上温暖“重生”
2012年年初，是坐在轮椅上的第三年。那天，我坐在窗前看着天空发呆，妈妈突然对我说：“丫头，你不是一直想去欧洲吗？趁我和你爸走得动，我们带你出去看看吧，不然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就没人能陪你去想去的地方了。”
那一刻，我惊呆了，对于只能坐轮椅的我和年过半百的父母来说，出去走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况且，这场意外对家里的打击是巨大的，父母为了救我几乎花掉了所有积蓄，家里仅剩下原来为我留学存的一笔教育储蓄。我知道，妈妈希望我快乐，希望所有健康人能体会到的快乐我都能拥有，希望我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我能拖着不自由的身体拥有自由的精神。
为了这次出行，我心怀忐忑并且认真地做了将近三个月的行前准备，在自助游的网站上获取大量资讯，准备签证所需要的材料和翻译件。出发前，我和妈妈一起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涂了指甲，这一次出行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就像是一种仪式，告别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2012年4月，带着轮椅，我们仨终于登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
第一站是比利时。由于时差不适，我的头隐隐疼痛，妈妈陪着我躺在被窝里看着外面的天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变幻莫测的天，从窗户里可以看见云彩呼呼地飘过，我用力地呼吸着这陌生而带有水气的新鲜空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谢自己的肺，感谢自己身体残存的机能。虽然神经受损切断了大脑指挥肌肉的通路，但至少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鼻子可以闻到呀！
第二天，爸爸租了辆小POLO车，行李很多，我也一并被塞进车里，靠在爸爸身上扭曲得变了形，兴奋地四处张望，正式开始的异域之旅让之前忐忑而激动的神经紧绷且亢奋起来。
下车后，爸爸把我抱到轮椅上，推着我在古老的石子路上慢慢地走着，有时遇到粗糙的大颗粒石子，坐在轮椅上极其颠簸，很多地方会卡住车轮难以前行，妈妈就和爸爸一起抬着轮椅走。走一阵，歇一阵。那时候，我把自己幻想成古代坐花轿的公主，只不过为我抬“轿”的不是轿夫，而是为了陪我看风景而累得气喘吁吁的父母。
在梵蒂冈博物馆的时候，有一段旋转楼梯，刚进入楼梯下行坡度很缓，爸爸带我从楼梯下楼，越往下走楼梯的台阶越窄，台阶的高度却越来越高，到最后爸爸的力量已经控制不住轮椅和我的重力，紧急关头，妈妈一个箭步跑上前拉住了轮椅才安全“着陆”。从那以后，爸爸推轮椅的时候更小心了，他像推着一件艺术品，生怕摔到一点点，小心翼翼地走着。
旅途中，除了需要被父母推着才能行走每一步，因为脊髓损伤对冷太过敏感也时时刻刻成为环绕在父母心中的“紧箍咒”。每次停下的时候，爸爸总会把轮椅靠在有阳光的地方，让我身上因为冷而不适的感觉随着温暖的阳光有所缓解。
即便非常小心，有时也会遭遇不测“风云”。在奥斯坦德的小城，我们正在欣赏美丽的北大西洋，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风急雨斜，我没敢下车，但因为很久没在13度的环境中停留好几个小时，我的身体从上到下仿佛已被冻透，心脏供血不足的我睁不开眼睛，感觉几乎要窒息。爸爸冒着大雨跑到附近的小店买巧克力，给我塞到嘴里，妈妈把我揽在怀里，像抱着婴儿一样朝我的脸上不停地哈热气。慢慢地，调整好呼吸的我再一次体会到，当“呼吸”都成为一种幸运时，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拥有？
一路上，我们仨边走边看，累了就在宾馆里休息。有一天晚上，爸爸为我剪指甲。他烧好一盆热水，用手试过水的温度后，才把我的双脚泡在里面。等我的脚泡好之后，爸爸就戴上金丝边老花镜搬个小板凳坐下，把我那双有些水肿的脚放在怀里，然后仔细地一个个地剪，剪完之后还要用锉刀细心地打磨。看着灯光下爸爸头上的白发，我心里又温暖又难过。而一旁的妈妈则安静地烘着我们的衣服，时而抬头微笑着看看我们爷俩。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世界那么大痛那么小，只要我们仨在一起，心安处即是家……
2012年7月，我们一家终于完成了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旅程。90天的时间，28个国家、60余座城市，35000公里的路程，我们仨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走完。对于“重生”的我来说，它承载着迷茫、寻找和豁然。
为了纪念自己的“重生”，我开始用仅能活动的右手小拇指在博客上发表游记。渐渐地，找回信心的我开始重新拾起码字的爱好，我为自己取了新的名字“易懿”，取自《易经》“君子以懿文德”，在网络社区发表了大量短评、歌词、散文，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轮椅上的最美行者”、“折翼天使”。
2015年年初，我用小拇指敲出的二十多万字的游记正式出版，书名为《一切都没那么糟》，那是妈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父母，是他们陪我走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如今，我已经不再惧怕未来，因为“我们仨”在一起就是最稳定的家庭三角，一切都没有那么糟……
（摘自《妇女》）
与死神拔河，顽强生命翻越32张病危通知单
2009年7月6日，对于大学即将毕业的我来说本应是个无比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准备去英国留学的我刚刚和同学们吃完了散伙饭。没想到当晚，在回学校的路上，一辆大货车从旁边横冲直撞地冲过来，一瞬间，我就被压到了车下。随后，我被送往急救中心抢救。
在医院里，我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妈妈大声哭泣着不停地请求医生，求他一定要救救我。一旁的爸爸穿着蓝色的T恤，后背已被汗水浸透。害怕失去我的他，在十几层楼的医院爬上爬下办理各种手续，甚至没能想起坐电梯。
那时候，我总觉得困，迷迷糊糊中听到妈妈不停地呼唤自己。我努力睁开眼睛，费力地说：“妈妈，对不起，我爱你们，我可能要先走了。”如果当时没有被抢救过来，那大概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一边哭一边喊：“傻丫头不许瞎说！挺住！挺住啊！”
因为腹腔内脏大面积破损，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医生为我开腹进行了手术，缝合了肺、胃、肝脏和肾脏，并摘除了破损的脾脏。
妈妈看到医生把摘除的脾脏端出手术室，顿时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没人能体会到，平时见我手上破点皮都要心疼的妈妈，心里该有着怎样的痛苦和悲伤。
接下来的日子对父母来说是一段无比难熬的黑暗时光。在重症监护室里，光病危通知单就下了32张，到后来，医生干脆直接在走廊的告示栏里张贴上“36床病危”的字样。那时候，妈妈每次踏进医院的大门，双腿都像踩了棉花一样软，她害怕再也见不到我。
第一次试图撤掉呼吸机的那天，我差点儿又丢了命。渐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我，发现妈妈紧紧地抱着我，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因气管切开发不出声音，我吃力地动着嘴唇：“妈妈，我好累，我再也挺不住了。”妈妈像是看明白了，泪水瞬间漫过她的脸，她喊道：“丫头，你要坚持，你不能把妈妈丢下！”
我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8个月，年过半百的爸爸就在监护室的地板上睡了8个月。我带着呼吸机，夜里熟睡的时候呼吸微弱，呼吸机就会不停地发出警报，爸爸经常一夜不合眼地守在我身旁，不时地用手放在我鼻子上试一试，然后安心睡觉。
有一次半夜口渴醒来，我看见爸爸在我床边坐着，就用口型示意要喝水。爸爸扶着床边的栏杆好长时间才吃力地站起来。原来爸爸的膝盖因为长时间睡地板受凉而疼得厉害。微弱的灯光中看着爸爸一瘸一拐地去倒水，我的鼻子忍不住一阵发酸。
怕我呛着，爸爸像照顾婴儿一样用奶瓶喂我，喝完水后我用口型对他说：“老爸，谢谢你。”爸爸的眼眶红了。
两个月后医生说我可以吃东西了，但我却丝毫感觉不到饥饿，对未来无望的我渐渐陷入了抑郁中，失眠、狂躁和厌食轮番轰炸。因为我不肯吃饭，一向疼爱我的爸爸竟然扇了我两个耳光，他以为我是要用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段时间，我每天不得不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身高1.7米的我瘦到不到40公斤，腿比爸爸的胳膊还细。可爸爸妈妈不肯放弃，他们在病床前的柜子里塞满了我以前最爱吃的巧克力和果冻。为了哄我吃点东西，爸爸甚至答应我“先咬他胳膊一口”才吃东西的无理要求。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状况是多么危险，如果没有父母夜以继日地陪伴，我其实早就没有“后来”了。
一切没那么糟，把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
在我出事前，妈妈在北京做律师，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如今，她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专心照顾我，爸爸也提前退休当起了我的专职陪护。
车祸之前，26岁的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觅得一份靠谱的好工作，希望在合适的时候“至尊宝”能踩着七彩祥云来娶自己，希望过安安稳稳的幸福生活……可在最该享受灿烂青春的时候，却遭遇如此厄运，那种生不如死的绝望让我根本看不到未来。其实，对父母来说，唯一的女儿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他们心中承受的伤痛并不比我少，但他们却故意在我面前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为了让我坚强起来，妈妈故意用激将法，用简单甚至“残忍”的方式让我接受现实。
专家给我做的伤残鉴定结果出来后，妈妈用力扔在我的病床上说：“看你‘造’成什么样了——‘一级伤残’！你说你以后要是不好好活着对社会还有什么价值！”当时的我无法接受自己“瘫痪”、“残疾”的现实，可妈妈却不想让我逃避，而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让我面对。
然而，即便我慢慢接受了“瘫痪”，即便拼命调整心态决心好好珍惜生活，生活中那些令人难堪的琐碎细节还是会将我轻易打败，如同鼓着腮帮费力地吹起一只大大的气球，被现实的芒刺轻轻一碰，所有的努力都能轻易地逃走。
因半夜翻身需要人帮忙，回家后父母就在我的旁边支了个小床，轮流陪我睡觉，晚上只要我一有动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醒来。可长时间坐在轮椅上，加上外出时要裹上厚厚的成人纸尿裤，即便父母千万分小心，我的臀部还是会出现压疮。小小的一点儿破损对于脊髓损伤者都是天大的事，因血液循环能力差，疮面很难复原。父母除了照顾我的吃喝拉撒还要照顾我臀部的疮面。别人看见的是我“没心没肺”的笑脸，而父母看到的是我疤痕累累的屁股。
有段时间，我讨厌坐轮椅出门，自我封闭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每次出门，看到陌生的眼光盯着轮椅上的我，我总是低下头来躲避这尴尬的目光。可我越是抗拒出门，妈妈却越带我出门。她认为，我必须接受现状才能继续以后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连她都不习惯用推着我的方式跟我一起外出，但她知道，自己必须要比我更勇敢。慢慢地，妈妈会大方地跟陌生人讲我为什么坐在轮椅上，而我也终于一点点地从内心接受了现实。
有一次，妈妈开玩笑说：“丫头，你现在彻底把我从一个大律师变成了老妈子。”
“不过，一切都没那么糟，对我们来说，能健康已是奢求。我们要把一锅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来。”妈妈安慰自己的同时更是说给我听。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阳光照进心底。
世界那么大痛是那么小，亲情长征路上温暖“重生”
2012年年初，是坐在轮椅上的第三年。那天，我坐在窗前看着天空发呆，妈妈突然对我说：“丫头，你不是一直想去欧洲吗？趁我和你爸走得动，我们带你出去看看吧，不然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就没人能陪你去想去的地方了。”
那一刻，我惊呆了，对于只能坐轮椅的我和年过半百的父母来说，出去走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况且，这场意外对家里的打击是巨大的，父母为了救我几乎花掉了所有积蓄，家里仅剩下原来为我留学存的一笔教育储蓄。我知道，妈妈希望我快乐，希望所有健康人能体会到的快乐我都能拥有，希望我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我能拖着不自由的身体拥有自由的精神。
为了这次出行，我心怀忐忑并且认真地做了将近三个月的行前准备，在自助游的网站上获取大量资讯，准备签证所需要的材料和翻译件。出发前，我和妈妈一起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涂了指甲，这一次出行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就像是一种仪式，告别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2012年4月，带着轮椅，我们仨终于登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
第一站是比利时。由于时差不适，我的头隐隐疼痛，妈妈陪着我躺在被窝里看着外面的天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变幻莫测的天，从窗户里可以看见云彩呼呼地飘过，我用力地呼吸着这陌生而带有水气的新鲜空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谢自己的肺，感谢自己身体残存的机能。虽然神经受损切断了大脑指挥肌肉的通路，但至少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鼻子可以闻到呀！
第二天，爸爸租了辆小POLO车，行李很多，我也一并被塞进车里，靠在爸爸身上扭曲得变了形，兴奋地四处张望，正式开始的异域之旅让之前忐忑而激动的神经紧绷且亢奋起来。
下车后，爸爸把我抱到轮椅上，推着我在古老的石子路上慢慢地走着，有时遇到粗糙的大颗粒石子，坐在轮椅上极其颠簸，很多地方会卡住车轮难以前行，妈妈就和爸爸一起抬着轮椅走。走一阵，歇一阵。那时候，我把自己幻想成古代坐花轿的公主，只不过为我抬“轿”的不是轿夫，而是为了陪我看风景而累得气喘吁吁的父母。
在梵蒂冈博物馆的时候，有一段旋转楼梯，刚进入楼梯下行坡度很缓，爸爸带我从楼梯下楼，越往下走楼梯的台阶越窄，台阶的高度却越来越高，到最后爸爸的力量已经控制不住轮椅和我的重力，紧急关头，妈妈一个箭步跑上前拉住了轮椅才安全“着陆”。从那以后，爸爸推轮椅的时候更小心了，他像推着一件艺术品，生怕摔到一点点，小心翼翼地走着。
旅途中，除了需要被父母推着才能行走每一步，因为脊髓损伤对冷太过敏感也时时刻刻成为环绕在父母心中的“紧箍咒”。每次停下的时候，爸爸总会把轮椅靠在有阳光的地方，让我身上因为冷而不适的感觉随着温暖的阳光有所缓解。
即便非常小心，有时也会遭遇不测“风云”。在奥斯坦德的小城，我们正在欣赏美丽的北大西洋，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风急雨斜，我没敢下车，但因为很久没在13度的环境中停留好几个小时，我的身体从上到下仿佛已被冻透，心脏供血不足的我睁不开眼睛，感觉几乎要窒息。爸爸冒着大雨跑到附近的小店买巧克力，给我塞到嘴里，妈妈把我揽在怀里，像抱着婴儿一样朝我的脸上不停地哈热气。慢慢地，调整好呼吸的我再一次体会到，当“呼吸”都成为一种幸运时，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拥有？
一路上，我们仨边走边看，累了就在宾馆里休息。有一天晚上，爸爸为我剪指甲。他烧好一盆热水，用手试过水的温度后，才把我的双脚泡在里面。等我的脚泡好之后，爸爸就戴上金丝边老花镜搬个小板凳坐下，把我那双有些水肿的脚放在怀里，然后仔细地一个个地剪，剪完之后还要用锉刀细心地打磨。看着灯光下爸爸头上的白发，我心里又温暖又难过。而一旁的妈妈则安静地烘着我们的衣服，时而抬头微笑着看看我们爷俩。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世界那么大痛那么小，只要我们仨在一起，心安处即是家……
2012年7月，我们一家终于完成了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旅程。90天的时间，28个国家、60余座城市，35000公里的路程，我们仨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走完。对于“重生”的我来说，它承载着迷茫、寻找和豁然。
为了纪念自己的“重生”，我开始用仅能活动的右手小拇指在博客上发表游记。渐渐地，找回信心的我开始重新拾起码字的爱好，我为自己取了新的名字“易懿”，取自《易经》“君子以懿文德”，在网络社区发表了大量短评、歌词、散文，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轮椅上的最美行者”、“折翼天使”。
2015年年初，我用小拇指敲出的二十多万字的游记正式出版，书名为《一切都没那么糟》，那是妈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父母，是他们陪我走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如今，我已经不再惧怕未来，因为“我们仨”在一起就是最稳定的家庭三角，一切都没有那么糟……
（摘自《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