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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内政成绩
汉武帝既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皇帝。但无论是功是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汉武帝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一生：“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
先看“内强皇权”，一是汉武帝用各种手段削弱其他势力的权力，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其中包括打击诸侯王势力、遏制公卿贵族豢养门客、瓦解民间游侠集团、任用出身贫寒而且比較听话的人来做丞相。
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耍了不少手段。尤其是在打击诸侯王势力上，比如汉武帝通过制造冤案的方法，铲除了当时非常有威望的一位诸侯王——淮南王刘安。政治斗争，难免越出道德藩篱。抛开道德尺度，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步骤，汉武帝完成了秦始皇以来中央集权的建设，巩固了统一帝国，打击诸侯王是为了消除分裂隐患。
和这些直接加强皇权相配套的，还有汉武帝的统治策略。司马迁观察到一个现象，他说当时官吏们，都是靠法治手段帮助汉武帝巩固统治，但表面上却以儒术作为装饰。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司马迁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汉武帝时期统治形态的观察，入木三分。但我们今天从整个历史演变的大势来重新评估这件事，可以发现汉武帝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有它特殊的时代语境，也有它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利用严刑峻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其实延续了秦始皇时期的统治特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改朝换代要慢得多。大家起来造反，秦朝灭亡了，皇帝改姓了，但秦朝留下的那些社会制度、基本的社会状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日常生活中，不会那么快就彻底改变。所以汉武帝任用酷吏，施行严刑峻法这个特点，其实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而起用儒家学者这一点，恰恰相反，代表了历史的变革性。这是秦始皇时期没有的、汉朝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一个历史新特点。
司马迁对当时的这些现象观察得很深刻，但他看不到历史的后续发展。班固恰恰是受这些后续发展的影响，重新来评估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好比司马迁看不见自己背后的东西，班固站在司马迁身后，司马迁看不见的东西班固看到了。而展现在司马迁眼皮底下的那些东西，站在后面的班固又不如司马迁看得真切。所以，这还是一个角度问题。
关于汉武帝内政建设上的成绩，除了前面这些内容之外，其实“晚年改辙”这个板块，也可以算在里面。只不过这段历史比较特殊，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话题。
汉武帝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关于“外服四夷”，司马迁说汉武帝西伐大宛的时候，正好碰上“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史记·大宛列传》）从东到西，到处都是蝗灾、虫灾，但老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战争压力。司马迁用很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么一个事实，读来令人心酸，当时的老百姓苦啊！作为目击者，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积极开拓，持批判态度，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百姓的惨况。但司马迁的问题仍旧是看不到汉武帝这些行动对以后历史的影响。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有更高的认识：正是因为当时人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使得汉朝文明和西域文明有了充分交流。而且除了西域之外，汉武帝把汉朝的触角伸到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正是汉武帝的这些努力，初步奠定了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名将。最著名的像卫青、霍去病、李广，三部史书都有详细介绍。我们看到，在《史记》里司马迁对李广和李陵这对祖孙充满了感情，而对卫青、霍去病的人品不怎么认可，认为他们是仗着汉武帝的宠信，才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但司马光经过分析之后，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卫青的成功和李广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卫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善于领导，也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是个帅才。而李广有很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作为汉武帝来说，能够大胆起用卫青、霍去病这些年轻将领，事实证明非常成功，体现出汉武帝有知人善任的优点。所以，司马光在最后评价汉武帝的时候，专门有“善用人”这三个字。
三种视野下的“迷信神仙”
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三位史学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无法相互取代。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就必须综合考虑三位史学家的意见。比如司马迁，他的优势在哪里？因为有着和汉武帝直接接触的经验，使得司马迁看到的汉武帝有血有肉。我们从“迷信神仙”的角度来看一下。谈到汉武帝的性格和信仰，《史记》里有一篇《封禅书》，把汉武帝迷信鬼神、痴迷于成仙的行为、心态描写得非常细腻、生动。司马迁通过近距离观察，只用了四个字就把汉武帝的心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冀遇其真！”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总有一次能碰到真的神仙。
同样是这件事，在班固笔下意义就大不一样。班固说你不能光看到汉武帝求仙时的荒唐可笑，也应该看到，汉武帝的这些行为，是在加强和上天的沟通，以确保汉朝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说班固是在歪曲事实，替汉武帝辩护。班固生活在汉武帝之后一百多年，虽然不算近，但也不太远，正好在汉武帝影响力的“射程”范围内。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班固本人就非常相信“天人感应”学说。
还是汉武帝求仙这件事，到了司马光这儿，又有不一样的处理。《资治通鉴》描写汉武帝，是希望汉武帝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能对以后的统治者起到帮助作用。所以司马光谈到汉武帝晚年自我反省的时候，专门讲汉武帝对自己迷信方士、神仙非常后悔，下令把所有方士全都罢免。司马光是要告诫后世的皇帝，千万别学汉武帝，为了求仙而劳民伤财。神仙没求到，搞得老百姓怨气冲天，那是不值得的。
通过这样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各用一个词，概括出三位史学家的不同。司马迁是在记录历史。他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事都记下来了，里面夹杂着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的特点是鲜活生动。而班固是在解释历史。班固整理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要确立西汉王朝的伟大性。因为东汉是继承西汉而来的，只有证明了西汉的伟大，才能证明，东汉继承西汉是合理的。第三位史学家司马光，他是在分析历史。司马光笔下的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犯了很多错误，穷兵黩武、为求仙而劳民伤财，但为什么秦朝灭亡了而汉朝没有呢？司马光说，那是因为汉武帝晚年常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做出了自我纠正。通过这样的分析，司马光告诉后世统治者，汉武帝这个时代，什么样的教训要汲取，什么样的经验要借鉴，要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提高管理国家的水平。所以，司马光谈历史，并不注重那些流于表面的现象，而是更深入地去分析历史上成败兴衰的原因。
为什么是“三张面孔”
我们讲汉武帝，不是依据某一部史书，或某一位史学家的单一记载来讨论汉武帝和他的时代，而是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三部史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部史书里记载的汉武帝有很大的不同。三位史学家，每位史学家笔下都有一张汉武帝的面孔，三张面孔各不相同。
为什么会这样？是史学家在撒谎？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哪位史学家想欺骗读者，而是因为这些史学家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来观察汉武帝，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
从不同角度看汉武帝，就像我们看风景，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必然大不相同。
而我们今天，站在 21 世纪的历史平台上，重新来回顾、评论汉武帝这段历史，当然又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念。历史就这些内容，一个汉武帝为什么要不停地、反复地被解释？正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念和使命，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对以往的历史重新做出解释。这是历史认知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摘自《文汇报》）
汉武帝既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皇帝。但无论是功是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汉武帝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一生：“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
先看“内强皇权”，一是汉武帝用各种手段削弱其他势力的权力，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其中包括打击诸侯王势力、遏制公卿贵族豢养门客、瓦解民间游侠集团、任用出身贫寒而且比較听话的人来做丞相。
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耍了不少手段。尤其是在打击诸侯王势力上，比如汉武帝通过制造冤案的方法，铲除了当时非常有威望的一位诸侯王——淮南王刘安。政治斗争，难免越出道德藩篱。抛开道德尺度，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步骤，汉武帝完成了秦始皇以来中央集权的建设，巩固了统一帝国，打击诸侯王是为了消除分裂隐患。
和这些直接加强皇权相配套的，还有汉武帝的统治策略。司马迁观察到一个现象，他说当时官吏们，都是靠法治手段帮助汉武帝巩固统治，但表面上却以儒术作为装饰。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司马迁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汉武帝时期统治形态的观察，入木三分。但我们今天从整个历史演变的大势来重新评估这件事，可以发现汉武帝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有它特殊的时代语境，也有它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利用严刑峻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其实延续了秦始皇时期的统治特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改朝换代要慢得多。大家起来造反，秦朝灭亡了，皇帝改姓了，但秦朝留下的那些社会制度、基本的社会状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日常生活中，不会那么快就彻底改变。所以汉武帝任用酷吏，施行严刑峻法这个特点，其实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而起用儒家学者这一点，恰恰相反，代表了历史的变革性。这是秦始皇时期没有的、汉朝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一个历史新特点。
司马迁对当时的这些现象观察得很深刻，但他看不到历史的后续发展。班固恰恰是受这些后续发展的影响，重新来评估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好比司马迁看不见自己背后的东西，班固站在司马迁身后，司马迁看不见的东西班固看到了。而展现在司马迁眼皮底下的那些东西，站在后面的班固又不如司马迁看得真切。所以，这还是一个角度问题。
关于汉武帝内政建设上的成绩，除了前面这些内容之外，其实“晚年改辙”这个板块，也可以算在里面。只不过这段历史比较特殊，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话题。
汉武帝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关于“外服四夷”，司马迁说汉武帝西伐大宛的时候，正好碰上“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史记·大宛列传》）从东到西，到处都是蝗灾、虫灾，但老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战争压力。司马迁用很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么一个事实，读来令人心酸，当时的老百姓苦啊！作为目击者，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积极开拓，持批判态度，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百姓的惨况。但司马迁的问题仍旧是看不到汉武帝这些行动对以后历史的影响。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有更高的认识：正是因为当时人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使得汉朝文明和西域文明有了充分交流。而且除了西域之外，汉武帝把汉朝的触角伸到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正是汉武帝的这些努力，初步奠定了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名将。最著名的像卫青、霍去病、李广，三部史书都有详细介绍。我们看到，在《史记》里司马迁对李广和李陵这对祖孙充满了感情，而对卫青、霍去病的人品不怎么认可，认为他们是仗着汉武帝的宠信，才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但司马光经过分析之后，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卫青的成功和李广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卫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善于领导，也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是个帅才。而李广有很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作为汉武帝来说，能够大胆起用卫青、霍去病这些年轻将领，事实证明非常成功，体现出汉武帝有知人善任的优点。所以，司马光在最后评价汉武帝的时候，专门有“善用人”这三个字。
三种视野下的“迷信神仙”
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三位史学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无法相互取代。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就必须综合考虑三位史学家的意见。比如司马迁，他的优势在哪里？因为有着和汉武帝直接接触的经验，使得司马迁看到的汉武帝有血有肉。我们从“迷信神仙”的角度来看一下。谈到汉武帝的性格和信仰，《史记》里有一篇《封禅书》，把汉武帝迷信鬼神、痴迷于成仙的行为、心态描写得非常细腻、生动。司马迁通过近距离观察，只用了四个字就把汉武帝的心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冀遇其真！”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总有一次能碰到真的神仙。
同样是这件事，在班固笔下意义就大不一样。班固说你不能光看到汉武帝求仙时的荒唐可笑，也应该看到，汉武帝的这些行为，是在加强和上天的沟通，以确保汉朝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说班固是在歪曲事实，替汉武帝辩护。班固生活在汉武帝之后一百多年，虽然不算近，但也不太远，正好在汉武帝影响力的“射程”范围内。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班固本人就非常相信“天人感应”学说。
还是汉武帝求仙这件事，到了司马光这儿，又有不一样的处理。《资治通鉴》描写汉武帝，是希望汉武帝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能对以后的统治者起到帮助作用。所以司马光谈到汉武帝晚年自我反省的时候，专门讲汉武帝对自己迷信方士、神仙非常后悔，下令把所有方士全都罢免。司马光是要告诫后世的皇帝，千万别学汉武帝，为了求仙而劳民伤财。神仙没求到，搞得老百姓怨气冲天，那是不值得的。
通过这样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各用一个词，概括出三位史学家的不同。司马迁是在记录历史。他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事都记下来了，里面夹杂着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的特点是鲜活生动。而班固是在解释历史。班固整理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要确立西汉王朝的伟大性。因为东汉是继承西汉而来的，只有证明了西汉的伟大，才能证明，东汉继承西汉是合理的。第三位史学家司马光，他是在分析历史。司马光笔下的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犯了很多错误，穷兵黩武、为求仙而劳民伤财，但为什么秦朝灭亡了而汉朝没有呢？司马光说，那是因为汉武帝晚年常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做出了自我纠正。通过这样的分析，司马光告诉后世统治者，汉武帝这个时代，什么样的教训要汲取，什么样的经验要借鉴，要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提高管理国家的水平。所以，司马光谈历史，并不注重那些流于表面的现象，而是更深入地去分析历史上成败兴衰的原因。
为什么是“三张面孔”
我们讲汉武帝，不是依据某一部史书，或某一位史学家的单一记载来讨论汉武帝和他的时代，而是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三部史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部史书里记载的汉武帝有很大的不同。三位史学家，每位史学家笔下都有一张汉武帝的面孔，三张面孔各不相同。
为什么会这样？是史学家在撒谎？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哪位史学家想欺骗读者，而是因为这些史学家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来观察汉武帝，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
从不同角度看汉武帝，就像我们看风景，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必然大不相同。
而我们今天，站在 21 世纪的历史平台上，重新来回顾、评论汉武帝这段历史，当然又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念。历史就这些内容，一个汉武帝为什么要不停地、反复地被解释？正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念和使命，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对以往的历史重新做出解释。这是历史认知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