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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满脸皱纹的男人买了扎西的房子，没过几天就住了进来。
扎西要卖房子的事情，到最后我才知道。
我家的房子和扎西家的房子隔不了几米。以前我听别人说，其实我们两家的房子中间有条小路连着，两家大人你来我去，把路磨得光光滑滑。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两家大人不走动了，路上长满了草。再后来，两家干脆把路封了，彼此砌了一堵墙。从此，谁家的生活就是谁家的了。
那天院子里的鹅叫个不停。那几只鹅，被阿妈养得通了人性，遇见陌生人就扑过去啄别人，看见有野猫钻进屋，就去拖我们的裤角非把我们拉出来看个究竟。
那天鹅叫的声音，粗而沙哑，刚气得不行。它们倒是没来拖我的裤脚，只是在用它们刚气的声音告诉我，有事发生。
我走出去，往鹅叫的方向看过去。扎西爬在门口的核桃树上，晃动着树枝。他在摘去年的核桃。
我让“嘎嘎”叫的鹅闭嘴，它们就闭嘴了。我说过，它们已经很通人性了。
扎西听见鹅不叫了。从茂密的树叶中把脸伸出来看我。扎西的脸像发黄的叶子。
“你果然出来了。”扎西似乎算到我会出来一样。
“你摘核桃干吗？”我望着他说。
他把手中的两个核桃朝我扔过来。险些打到其中的一只鹅。几只鹅拍着翅膀走开了。
“我才不稀罕这破核桃。”我一脚把他扔过来的核桃踢了出去。
“我也不稀罕。”他坐在粗粗的核桃枝干上，手里把玩着一个核桃。
“你快有新邻居了。”他说。
“什么意思？”我问。
“以后这棵树送给你。”他说。
“我不要。我家有的是核桃树。”我说。
扎西沉默了好一会儿。一阵暖风吹过来，叶子盖住了扎西的脸。他拨开茂密的叶子，对我说：“我已经告诉那人了，门口的这棵树不是我们家的，是你家的。”
我撇着嘴看扎西。撇着嘴表明我并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
“让它好好活下去。”扎西说着，从树枝上慢慢往下滑。他要下树了。
“不摘核桃了？”我踮着脚冲着一棵树喊。我看不见扎西。
“我只是在树上等你。”扎西彻底下树了，我听见他开门的“吱吖”声。
虽然我们家和扎西家隔得很近，但是感情就跟那条荒废的路一样，大家都不想去整理了。
我和扎西倒没什么，我们小学在同一个班，中学在同一个班。在学校里，我们两个打打闹闹，但一回到凹村，我们就彼此冷漠了。我们的骨子里早就适应了那条荒在我们两家中间的小路。
好几天没看见扎西。其实，在凹村，我也习惯了看不见他。
今天，那个满脸是胡茬的男人敲我家的门。那几只鹅箭一样地朝他冲过。他吓坏了。
“你们也太顾家了吧？”他把门关得只剩一条细细的小缝隙。
“回去。”我对那几只兴奋着的鹅吼道。鹅垂头丧气地摇着肥屁股进窝了。
“能把鹅养成是狗的感觉来，这还真是少见呀。”那人慢慢把门推开，笑着对我说。有只鹅又想冲出来咬他，被我狠狠地瞪了回去。
“你找谁？”我看着他说。
“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顺便告诉你，我是你的新邻居。”他笑着说。
“新邻居？”我疑惑。难道扎西真的把房子卖给了这个满脸胡茬的人。
“从今天开始就是了。”他说。
我请他坐下来。给他倒上一大碗茶。看得出来，他喝不惯我们本地大茶。他皱着眉头，好一会儿才把茶水咽下去。
“这么快？”我不可思议地问。
“他需要一笔钱。而我刚好想找个地方住下来。他没告诉你？”满脸胡茬的人看着我。想继续说什么又没说下去。我想是我们不太熟的原因。
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隔得这么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扎西很多事情。
“这两座房子还真是挨得近呀，跟孪生的一样。”满脸胡茬的人说。他站起来，踮着脚看他的房子。我从后面看这个踮着脚，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人，他像一个长着狮子脑袋、鹅脖子的妖怪。
我以前也经常踮着脚看扎西家的院坝。他们家的院坝常常是空空的，前几年还能听到狗叫和鸡叫声，这两年少了。
那人重新坐了下来。长长的鹅脖子缩在一起，又像人的脖子了。
我往他喝过茶的碗里倒茶。不管他能不能喝惯这茶，我只能用这茶招待他。
“核桃树还真是漂亮。扎西说它是一棵老树。你们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养成这样的。”他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脸一阵一阵的红。如果接着他的话继续说这棵核桃树的话，我什么也说不下去。我实在对一棵从来没有照顾过的树告诉眼前这个人什么。
“这个地方很好，人也好。”我说。说完之后，我心里觉得自己像个笑话。人的好到底在哪里？扎西和我隔得這么近，我们却如此陌生。
“扎西也这么说。所以我就来这里了。”那人说。
“你和扎西很熟吗？”我问。
“不熟。一面之缘。”他说。
我想知道他和扎西是怎么认识的。满脸胡茬的人就开始讲了起来。
他说他是在医院遇见扎西的。他们两人都并排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等医生叫他们的名字。那天人很多，轮到他们可能还有半小时的时间。是扎西先给他开口讲话的。
“你的病不严重吧？”扎西说。 “小感冒。不过也要这样等。”他无奈地对扎西说。
“我不在乎这样地等。如果这样等能给我多点时间的话，我倒是很感谢。”他说。
他看着扎西，已经猜到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了。
“你想买房子吗？”扎西突然问。
对这样的问话，他不知所措。
扎西说起了自己的房子。他说想卖了它。他需要钱。医生说如果没有钱，他就可以马上出院了。
满脸胡茬的人说他很想买扎西的房子。并不是他可怜扎西或者是想趁火打劫。他是真的需要一座像扎西嘴里说的那样的房子。在这之前，他就早早打听哪里有这样的房子了。
“你真的要卖？”他对扎西说。
“真的。”扎西肯定地说。
“卖了不后悔吧？”他说。
“那房子对我没什么意义了。况且我可能活不到让我后悔的日子了。”扎西说。
满脸胡茬的人告诉扎西他手上有些钱，不过不是很多。扎西没还价，直接就答应了。扎西说：他需要这笔钱。
扎西让他放心地住进房子里，他永远不会反悔。不知道为什么，满脸胡茬的人说他很相信扎西。后来，扎西带我来看过房子，一看他就喜欢上了这里。
“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一次很荒唐的交易。但还是发生了。”他补充说。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想到扎西那天爬到樹上对我说的话。
“我那边太乱了，我得回去好好收拾一下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日子相互走动。”他站起来，准备走了。
我把他送出门。
“其实两堵墙完全可以拆了。”他笑着说。
我心里想，如果不是扎西在这座房子里了，拆掉这墙完全是可以的，因为它实在太碍眼了。
“扎西现在怎样了？”我忍不住问了他。
“他拿着我给他的那笔钱，去治他的肿瘤晚期了。那钱太少了，但扎西说，可以顶上一段时间。他太需要那笔钱了。”满脸胡茬的人走出了门。
没走几步，他转过身告诉我，他是个画家。等这段时间把房子收拾干净，他第一幅画，一定会画这棵核桃树：“它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一棵树。”
等画家画这棵核桃树的时候，或许我真该动手拆了这两堵墙，把路恢复成原来光光滑滑的样子……
让这棵树好好地活下去。
没那么容易就丢了
潘多见我就说：“哪有那么容易掉的东西。”
“有些东西轻而易举就掉了，不是吗？”我说。
他不信。他摇头的样子跟风吹歪了一棵树一样，全身都在动。他用劲地反对我说的话，这从他歪着的身子就能看出来。
“我从来没有掉过东西。”说这句话，他自信到家了。站得笔直，像立在路边上僵硬的电杆。
我瞥了他一眼，呵呵地笑。
“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埋头看我。
我比他矮上一大截。我每次看他，都仰着头。这点令他有一种天生就比我了不起的得意。
我想，除了得意。从他高处往下看的感觉，我可能长得像个怪物。
“我昨天掉了一顶帽子，怎么想都不知道掉在哪里了。”我伤心地垂下头。
地上有只蚂蚁在爬。左走几步，右走几步，完全失魂落魄的样子。最后，我看见蚂蚁爬进了潘多宽宽的裤腿里。我没有告诉他。
潘多一屁股坐下，地上的草瞬间就被他的大屁股压得看不见了。
“那顶帽子你是不是真的有过？”他看了我一眼，把头转向对面的一大群吃草的羊。
羊吃草，没有正行，乱七八糟的。想到哪儿吃到哪儿，从来不考虑身边是谁。
我懒得理潘多。我想那只蚂蚁在他裤子里跑到哪里了。
“我爷爷你还记得吗？”他问我。
对面一只埋头吃草的羊，差点撞到了另外一只羊的屁股。它愣愣地看了一下那只羊的屁股，又埋头吃草了。那只险些被撞着的羊，不知道有另一只羊刚才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它的屁股。
“快忘干净了。”我望羊说。
“我爷爷相信，有些东西不会那么容易就丢掉了。”潘多看着我，那眼神真诚得要命。他要我相信他。
我躲过潘多真诚得要命的眼神，我在心里想潘多嘴里提到的他的爷爷。
他爷爷在世的时候，我八九岁或者十岁的样子。放学路上，我经常遇见他。他把一个小钉耙揣在裤包里，眼睛望着远处。仿佛他的眼里只有远方。每次我快和他擦肩而过了，他似乎才看见我。
“今天在学校里学到什么了？”他满不在乎地问我。
“学到一点点。”我边走边回答他。然后他又继续走他的路，我又继续走我的路。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的后面总是跟着一条黄尾巴狗。有时我会回过头向那条黄尾巴狗做鬼脸。我瞪它，它奇怪地看我。我向它噘嘴巴，它把头偏在一边，疑惑地盯着我。我对它扭屁股，它把脖子缩得紧紧的上下打量我。我无聊地走了，它也满不在乎地跟上主人。有一次它肯定没有想到我转身后会马上回过头看它。它跟在主人身后，屁股也和我一样，上下左右地扭动着。
潘多的爷爷去的那个地方，整个凹村的人都知道。他也不在乎别人知道他要去的地方。
“别去刨那些地边了。没用的。都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劝他。
“不会那么轻易就掉了。”他固执地说。嘴里衔着的烟斗不断地冒着青烟。
“只要有土，它就化不成灰。它有种子。它的种子太多了。”他坚持。 “你找到一粒它的种子没有？”那些人摇头。
“我在找。我想，它就藏在什么地方，我离它越来越近了。”他说。
潘多爷爷找的是一种叫冬红瓜的种子。据说冬红瓜和篮球差不多大，之所以叫冬红瓜，就是在冬天它才成熟。冬红瓜漂亮极了，红红的颜色，甜甜的味道。那时，一到冬天雪就落个不停。冬红瓜镶嵌在雪中，像大地开出的红艳艳的花朵。
潘多爷爷呆的那个时代并没有包产到户。不过也快接近包产到户了。之所以这样，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未知的一切充满恐惧和期待。怕饿肚子的人，开始为自己的以后打小算盘。他们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在地边上挖很多深坑，把一个个冬红瓜埋进小坑里。那年，冬红瓜在雪地里少了很多。有些清楚此事。不过清查的人自己也在地边埋了好多冬红瓜。他们的清查显得郑重其事，实际上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后来包产到户。土地是自己的了，谁也管不住谁了。他们在众人前讲起自己偷埋冬红瓜的事情。这样一讲，很多埋冬红瓜的地方显露出来。也有很多埋冬红瓜的地方模糊不清了。再过了很多年，冬红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现在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老人提起冬红瓜这个名字，冬红瓜可能就真的会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我也相信冬红瓜的种子一定在，只是我爷爷在世上的时间短了些。”潘多嘴里衔着一根绿绿的草。上面的一片叶子是缺角的，我想那是下面的那群羊中谁啃过一口剩下的。
“有的話，这么多年，地边上会长出冬红瓜的苗。可是我一棵也没有看见过。”天上的云被风吹着走。它们的样子一会儿变一个样。
“冬红瓜有很多种子，总有没有被发现的。”潘多说。
我从草地上站起来。我说我要回家了。
“你说它会在哪里呢？”潘多跟在我屁股后面问我。
“丢掉了。”我烦死了潘多。
“哪有那么容易就掉了。我爷爷说的。”他站在后面说。我飞快地冲下山。我突然害怕潘多再问我什么问题。
后来，我在路上遇见过潘多几次。他跟他爷爷一样，裤包装着一个小钉耙，眼睛望着远方。
有些路我怎么也绕不开他。我们快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才看见我似地对我说：“我去那边找找，没那么容易就丢了。”
潘多又长高了一大截。他高高地把头埋下来给我说话，我想我在潘多的眼睛里，已经怪了不行了。
潘多的后面没一条黄尾巴的狗。他的身后什么都没有。
他跟怪物没啥区别。
黄牙人的村子
那个村子生活着一村子的黄牙人。那个村子的人无论到哪里，看见他们的人都悄悄在后面叫他们黄牙人。
那个村子的人从不对外面的人笑，他们板着一张硬脸，跟上辈子别人就欠他们几升青稞种一样。
其他村子的人都不喜欢黄牙人。他们说那个村子的人生来就丧气，活跟没活一样，还不如去死。死而重生可能会改变一村子黄牙人的丧气。
小时候我阿奶告诉我：离黄牙人远点，小心那难看的黄染上你。阿奶说过的话，凹村的大部分大人都说过。
人与人之间的隔就这样生长起来。
黄牙人在自己村子四周砌上了高高的石墙。只要可以，他们想隔开一切不属于自己村子的任何东西。围好四周之后，他们安上了两扇厚重的杉木门。门上挂着一把大大的铁锁。以前每家配置一把开锁的钥匙。很远路过的人，都能听见有人拿钥匙开门的声音。后来，他们越活越小心。他们不再用钥匙开门，他们不想让外人听见自己村子的人什么时候出去了，什么时候又回来。出去和回来在他们那里变得私密起来。
他们在四季里的某一天，换成了人守门。人守门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条大狼狗。人往哪儿走，狗就往哪儿走。人和狗白天夜里地待在杉木门槛上。门槛被人和狗磨得透亮透亮。亮得特别晃眼的地方，弯弯地凹了下去，像个月牙儿，夜夜照着自己的村子。
守门的人，一天换一次。狗永远是那条狗。即使不是那条狗，也是那条狗产下的崽子。几年之前看着是那模样，再过几年看还是那模样。狗永远都没有老过。在守门这件事情上，有些东西已经从血脉上遗传了下来。
守门的人倒不是没有老过。他们随时都在老与不老中来回地走。他们今天换个年轻的，明天换个老的，后天换个抱娃的。早几年，还有人说认识几个守门的，现在没人说了。他们对一个本来陌生的村子越来越陌生了。谁都分不清这个村子的人是一直年轻着，还是一直老着。
守门人和狗看每一个门槛以外的人和其他东西都是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谁也别想和他们套近乎。
听见有声音，人站起来到处张望。狗立着尾巴、竖着耳朵机警地往四处望。总有几头误走错路的笨牛，守门人用小石子驱赶。狗汪汪汪地恶叫，叫不走的，做出扑咬的姿势。夏天的蝉最多，这个村子飞那个村子，只要被守门人和狗看见，他们会用尽所有力气捕捉那些蝉。狗会一天一夜地跳着去咬那些蝉。咬住一只吃掉一只，吃饱了就撕了蝉的翅膀，让蝉飞不进村子或溜不出村子。他们不想让外来的蝉带进村什么，也不想让自己村子的蝉带走村子的什么。
太阳、月亮、云朵、星星，还有风雨雷电，黄牙人也想和外面分开，他们是想彻底和外村的一切分开。可有些东西天生就只能共用，人的力量小如蚊子。黄牙人不罢休，他们在厚重的杉木门的墙顶上，插上一面大大的黄颜色的旗子。风一吹，旗子“啪啦啪啦”地响。风把旗子拉得长长的、宽宽的，盖住下面的黄牙人。黄牙人从地上往天看，天上的所有东西都染成黄黄的了。风一次次地吹，那些东西一遍遍地染。他们想即使不能分开，也要让那些外来的东西在过门槛时变成他们喜欢的颜色。
他们喜欢一切黄色的东西，黄色是他们信仰的宗教。
扎西要卖房子的事情，到最后我才知道。
我家的房子和扎西家的房子隔不了几米。以前我听别人说，其实我们两家的房子中间有条小路连着，两家大人你来我去，把路磨得光光滑滑。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两家大人不走动了，路上长满了草。再后来，两家干脆把路封了，彼此砌了一堵墙。从此，谁家的生活就是谁家的了。
那天院子里的鹅叫个不停。那几只鹅，被阿妈养得通了人性，遇见陌生人就扑过去啄别人，看见有野猫钻进屋，就去拖我们的裤角非把我们拉出来看个究竟。
那天鹅叫的声音，粗而沙哑，刚气得不行。它们倒是没来拖我的裤脚，只是在用它们刚气的声音告诉我，有事发生。
我走出去，往鹅叫的方向看过去。扎西爬在门口的核桃树上，晃动着树枝。他在摘去年的核桃。
我让“嘎嘎”叫的鹅闭嘴，它们就闭嘴了。我说过，它们已经很通人性了。
扎西听见鹅不叫了。从茂密的树叶中把脸伸出来看我。扎西的脸像发黄的叶子。
“你果然出来了。”扎西似乎算到我会出来一样。
“你摘核桃干吗？”我望着他说。
他把手中的两个核桃朝我扔过来。险些打到其中的一只鹅。几只鹅拍着翅膀走开了。
“我才不稀罕这破核桃。”我一脚把他扔过来的核桃踢了出去。
“我也不稀罕。”他坐在粗粗的核桃枝干上，手里把玩着一个核桃。
“你快有新邻居了。”他说。
“什么意思？”我问。
“以后这棵树送给你。”他说。
“我不要。我家有的是核桃树。”我说。
扎西沉默了好一会儿。一阵暖风吹过来，叶子盖住了扎西的脸。他拨开茂密的叶子，对我说：“我已经告诉那人了，门口的这棵树不是我们家的，是你家的。”
我撇着嘴看扎西。撇着嘴表明我并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
“让它好好活下去。”扎西说着，从树枝上慢慢往下滑。他要下树了。
“不摘核桃了？”我踮着脚冲着一棵树喊。我看不见扎西。
“我只是在树上等你。”扎西彻底下树了，我听见他开门的“吱吖”声。
虽然我们家和扎西家隔得很近，但是感情就跟那条荒废的路一样，大家都不想去整理了。
我和扎西倒没什么，我们小学在同一个班，中学在同一个班。在学校里，我们两个打打闹闹，但一回到凹村，我们就彼此冷漠了。我们的骨子里早就适应了那条荒在我们两家中间的小路。
好几天没看见扎西。其实，在凹村，我也习惯了看不见他。
今天，那个满脸是胡茬的男人敲我家的门。那几只鹅箭一样地朝他冲过。他吓坏了。
“你们也太顾家了吧？”他把门关得只剩一条细细的小缝隙。
“回去。”我对那几只兴奋着的鹅吼道。鹅垂头丧气地摇着肥屁股进窝了。
“能把鹅养成是狗的感觉来，这还真是少见呀。”那人慢慢把门推开，笑着对我说。有只鹅又想冲出来咬他，被我狠狠地瞪了回去。
“你找谁？”我看着他说。
“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顺便告诉你，我是你的新邻居。”他笑着说。
“新邻居？”我疑惑。难道扎西真的把房子卖给了这个满脸胡茬的人。
“从今天开始就是了。”他说。
我请他坐下来。给他倒上一大碗茶。看得出来，他喝不惯我们本地大茶。他皱着眉头，好一会儿才把茶水咽下去。
“这么快？”我不可思议地问。
“他需要一笔钱。而我刚好想找个地方住下来。他没告诉你？”满脸胡茬的人看着我。想继续说什么又没说下去。我想是我们不太熟的原因。
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隔得这么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扎西很多事情。
“这两座房子还真是挨得近呀，跟孪生的一样。”满脸胡茬的人说。他站起来，踮着脚看他的房子。我从后面看这个踮着脚，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人，他像一个长着狮子脑袋、鹅脖子的妖怪。
我以前也经常踮着脚看扎西家的院坝。他们家的院坝常常是空空的，前几年还能听到狗叫和鸡叫声，这两年少了。
那人重新坐了下来。长长的鹅脖子缩在一起，又像人的脖子了。
我往他喝过茶的碗里倒茶。不管他能不能喝惯这茶，我只能用这茶招待他。
“核桃树还真是漂亮。扎西说它是一棵老树。你们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养成这样的。”他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脸一阵一阵的红。如果接着他的话继续说这棵核桃树的话，我什么也说不下去。我实在对一棵从来没有照顾过的树告诉眼前这个人什么。
“这个地方很好，人也好。”我说。说完之后，我心里觉得自己像个笑话。人的好到底在哪里？扎西和我隔得這么近，我们却如此陌生。
“扎西也这么说。所以我就来这里了。”那人说。
“你和扎西很熟吗？”我问。
“不熟。一面之缘。”他说。
我想知道他和扎西是怎么认识的。满脸胡茬的人就开始讲了起来。
他说他是在医院遇见扎西的。他们两人都并排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等医生叫他们的名字。那天人很多，轮到他们可能还有半小时的时间。是扎西先给他开口讲话的。
“你的病不严重吧？”扎西说。 “小感冒。不过也要这样等。”他无奈地对扎西说。
“我不在乎这样地等。如果这样等能给我多点时间的话，我倒是很感谢。”他说。
他看着扎西，已经猜到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了。
“你想买房子吗？”扎西突然问。
对这样的问话，他不知所措。
扎西说起了自己的房子。他说想卖了它。他需要钱。医生说如果没有钱，他就可以马上出院了。
满脸胡茬的人说他很想买扎西的房子。并不是他可怜扎西或者是想趁火打劫。他是真的需要一座像扎西嘴里说的那样的房子。在这之前，他就早早打听哪里有这样的房子了。
“你真的要卖？”他对扎西说。
“真的。”扎西肯定地说。
“卖了不后悔吧？”他说。
“那房子对我没什么意义了。况且我可能活不到让我后悔的日子了。”扎西说。
满脸胡茬的人告诉扎西他手上有些钱，不过不是很多。扎西没还价，直接就答应了。扎西说：他需要这笔钱。
扎西让他放心地住进房子里，他永远不会反悔。不知道为什么，满脸胡茬的人说他很相信扎西。后来，扎西带我来看过房子，一看他就喜欢上了这里。
“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一次很荒唐的交易。但还是发生了。”他补充说。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想到扎西那天爬到樹上对我说的话。
“我那边太乱了，我得回去好好收拾一下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日子相互走动。”他站起来，准备走了。
我把他送出门。
“其实两堵墙完全可以拆了。”他笑着说。
我心里想，如果不是扎西在这座房子里了，拆掉这墙完全是可以的，因为它实在太碍眼了。
“扎西现在怎样了？”我忍不住问了他。
“他拿着我给他的那笔钱，去治他的肿瘤晚期了。那钱太少了，但扎西说，可以顶上一段时间。他太需要那笔钱了。”满脸胡茬的人走出了门。
没走几步，他转过身告诉我，他是个画家。等这段时间把房子收拾干净，他第一幅画，一定会画这棵核桃树：“它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一棵树。”
等画家画这棵核桃树的时候，或许我真该动手拆了这两堵墙，把路恢复成原来光光滑滑的样子……
让这棵树好好地活下去。
没那么容易就丢了
潘多见我就说：“哪有那么容易掉的东西。”
“有些东西轻而易举就掉了，不是吗？”我说。
他不信。他摇头的样子跟风吹歪了一棵树一样，全身都在动。他用劲地反对我说的话，这从他歪着的身子就能看出来。
“我从来没有掉过东西。”说这句话，他自信到家了。站得笔直，像立在路边上僵硬的电杆。
我瞥了他一眼，呵呵地笑。
“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埋头看我。
我比他矮上一大截。我每次看他，都仰着头。这点令他有一种天生就比我了不起的得意。
我想，除了得意。从他高处往下看的感觉，我可能长得像个怪物。
“我昨天掉了一顶帽子，怎么想都不知道掉在哪里了。”我伤心地垂下头。
地上有只蚂蚁在爬。左走几步，右走几步，完全失魂落魄的样子。最后，我看见蚂蚁爬进了潘多宽宽的裤腿里。我没有告诉他。
潘多一屁股坐下，地上的草瞬间就被他的大屁股压得看不见了。
“那顶帽子你是不是真的有过？”他看了我一眼，把头转向对面的一大群吃草的羊。
羊吃草，没有正行，乱七八糟的。想到哪儿吃到哪儿，从来不考虑身边是谁。
我懒得理潘多。我想那只蚂蚁在他裤子里跑到哪里了。
“我爷爷你还记得吗？”他问我。
对面一只埋头吃草的羊，差点撞到了另外一只羊的屁股。它愣愣地看了一下那只羊的屁股，又埋头吃草了。那只险些被撞着的羊，不知道有另一只羊刚才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它的屁股。
“快忘干净了。”我望羊说。
“我爷爷相信，有些东西不会那么容易就丢掉了。”潘多看着我，那眼神真诚得要命。他要我相信他。
我躲过潘多真诚得要命的眼神，我在心里想潘多嘴里提到的他的爷爷。
他爷爷在世的时候，我八九岁或者十岁的样子。放学路上，我经常遇见他。他把一个小钉耙揣在裤包里，眼睛望着远处。仿佛他的眼里只有远方。每次我快和他擦肩而过了，他似乎才看见我。
“今天在学校里学到什么了？”他满不在乎地问我。
“学到一点点。”我边走边回答他。然后他又继续走他的路，我又继续走我的路。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的后面总是跟着一条黄尾巴狗。有时我会回过头向那条黄尾巴狗做鬼脸。我瞪它，它奇怪地看我。我向它噘嘴巴，它把头偏在一边，疑惑地盯着我。我对它扭屁股，它把脖子缩得紧紧的上下打量我。我无聊地走了，它也满不在乎地跟上主人。有一次它肯定没有想到我转身后会马上回过头看它。它跟在主人身后，屁股也和我一样，上下左右地扭动着。
潘多的爷爷去的那个地方，整个凹村的人都知道。他也不在乎别人知道他要去的地方。
“别去刨那些地边了。没用的。都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劝他。
“不会那么轻易就掉了。”他固执地说。嘴里衔着的烟斗不断地冒着青烟。
“只要有土，它就化不成灰。它有种子。它的种子太多了。”他坚持。 “你找到一粒它的种子没有？”那些人摇头。
“我在找。我想，它就藏在什么地方，我离它越来越近了。”他说。
潘多爷爷找的是一种叫冬红瓜的种子。据说冬红瓜和篮球差不多大，之所以叫冬红瓜，就是在冬天它才成熟。冬红瓜漂亮极了，红红的颜色，甜甜的味道。那时，一到冬天雪就落个不停。冬红瓜镶嵌在雪中，像大地开出的红艳艳的花朵。
潘多爷爷呆的那个时代并没有包产到户。不过也快接近包产到户了。之所以这样，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未知的一切充满恐惧和期待。怕饿肚子的人，开始为自己的以后打小算盘。他们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在地边上挖很多深坑，把一个个冬红瓜埋进小坑里。那年，冬红瓜在雪地里少了很多。有些清楚此事。不过清查的人自己也在地边埋了好多冬红瓜。他们的清查显得郑重其事，实际上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后来包产到户。土地是自己的了，谁也管不住谁了。他们在众人前讲起自己偷埋冬红瓜的事情。这样一讲，很多埋冬红瓜的地方显露出来。也有很多埋冬红瓜的地方模糊不清了。再过了很多年，冬红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现在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老人提起冬红瓜这个名字，冬红瓜可能就真的会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我也相信冬红瓜的种子一定在，只是我爷爷在世上的时间短了些。”潘多嘴里衔着一根绿绿的草。上面的一片叶子是缺角的，我想那是下面的那群羊中谁啃过一口剩下的。
“有的話，这么多年，地边上会长出冬红瓜的苗。可是我一棵也没有看见过。”天上的云被风吹着走。它们的样子一会儿变一个样。
“冬红瓜有很多种子，总有没有被发现的。”潘多说。
我从草地上站起来。我说我要回家了。
“你说它会在哪里呢？”潘多跟在我屁股后面问我。
“丢掉了。”我烦死了潘多。
“哪有那么容易就掉了。我爷爷说的。”他站在后面说。我飞快地冲下山。我突然害怕潘多再问我什么问题。
后来，我在路上遇见过潘多几次。他跟他爷爷一样，裤包装着一个小钉耙，眼睛望着远方。
有些路我怎么也绕不开他。我们快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才看见我似地对我说：“我去那边找找，没那么容易就丢了。”
潘多又长高了一大截。他高高地把头埋下来给我说话，我想我在潘多的眼睛里，已经怪了不行了。
潘多的后面没一条黄尾巴的狗。他的身后什么都没有。
他跟怪物没啥区别。
黄牙人的村子
那个村子生活着一村子的黄牙人。那个村子的人无论到哪里，看见他们的人都悄悄在后面叫他们黄牙人。
那个村子的人从不对外面的人笑，他们板着一张硬脸，跟上辈子别人就欠他们几升青稞种一样。
其他村子的人都不喜欢黄牙人。他们说那个村子的人生来就丧气，活跟没活一样，还不如去死。死而重生可能会改变一村子黄牙人的丧气。
小时候我阿奶告诉我：离黄牙人远点，小心那难看的黄染上你。阿奶说过的话，凹村的大部分大人都说过。
人与人之间的隔就这样生长起来。
黄牙人在自己村子四周砌上了高高的石墙。只要可以，他们想隔开一切不属于自己村子的任何东西。围好四周之后，他们安上了两扇厚重的杉木门。门上挂着一把大大的铁锁。以前每家配置一把开锁的钥匙。很远路过的人，都能听见有人拿钥匙开门的声音。后来，他们越活越小心。他们不再用钥匙开门，他们不想让外人听见自己村子的人什么时候出去了，什么时候又回来。出去和回来在他们那里变得私密起来。
他们在四季里的某一天，换成了人守门。人守门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条大狼狗。人往哪儿走，狗就往哪儿走。人和狗白天夜里地待在杉木门槛上。门槛被人和狗磨得透亮透亮。亮得特别晃眼的地方，弯弯地凹了下去，像个月牙儿，夜夜照着自己的村子。
守门的人，一天换一次。狗永远是那条狗。即使不是那条狗，也是那条狗产下的崽子。几年之前看着是那模样，再过几年看还是那模样。狗永远都没有老过。在守门这件事情上，有些东西已经从血脉上遗传了下来。
守门的人倒不是没有老过。他们随时都在老与不老中来回地走。他们今天换个年轻的，明天换个老的，后天换个抱娃的。早几年，还有人说认识几个守门的，现在没人说了。他们对一个本来陌生的村子越来越陌生了。谁都分不清这个村子的人是一直年轻着，还是一直老着。
守门人和狗看每一个门槛以外的人和其他东西都是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谁也别想和他们套近乎。
听见有声音，人站起来到处张望。狗立着尾巴、竖着耳朵机警地往四处望。总有几头误走错路的笨牛，守门人用小石子驱赶。狗汪汪汪地恶叫，叫不走的，做出扑咬的姿势。夏天的蝉最多，这个村子飞那个村子，只要被守门人和狗看见，他们会用尽所有力气捕捉那些蝉。狗会一天一夜地跳着去咬那些蝉。咬住一只吃掉一只，吃饱了就撕了蝉的翅膀，让蝉飞不进村子或溜不出村子。他们不想让外来的蝉带进村什么，也不想让自己村子的蝉带走村子的什么。
太阳、月亮、云朵、星星，还有风雨雷电，黄牙人也想和外面分开，他们是想彻底和外村的一切分开。可有些东西天生就只能共用，人的力量小如蚊子。黄牙人不罢休，他们在厚重的杉木门的墙顶上，插上一面大大的黄颜色的旗子。风一吹，旗子“啪啦啪啦”地响。风把旗子拉得长长的、宽宽的，盖住下面的黄牙人。黄牙人从地上往天看，天上的所有东西都染成黄黄的了。风一次次地吹，那些东西一遍遍地染。他们想即使不能分开，也要让那些外来的东西在过门槛时变成他们喜欢的颜色。
他们喜欢一切黄色的东西，黄色是他们信仰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