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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登山界奥斯卡”之称的金冰镐奖，可以说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水准最高的阿尔卑斯式攀登奖项，从1991年设立至今，已经举办24届。2016年4月14～17日，第24届金冰镐奖颁奖典礼一改以往在法国霞慕尼或是意大利库马约尔小镇举办的传统，第一次在法国拉梅耶山（La Meije）脚下的小城格拉夫（La Grave）举办。相比以往，本届颁奖典礼略显朴素，但依然不枉为全世界每年最吸引登山者眼球的盛会。金冰镐奖认为：登山运动从来就不是一场竞赛，尊重、分享、团队合作、公平、勇气、胆略和创新，才是其永恒的价值观。
分家了。曾联合创建金冰镐奖的高山俱乐部GHM（也译作高山集团，因为性质属于法国为主体的国际性精英登山者协会，为避免误解为商业集团，故改译此名）和法国高山杂志《Montagne》在经历了25年的风雨磕绊之后分道扬镳。今后金冰镐奖将由高山俱乐部GHM继续举办。
分歧是可以理解的。高山俱乐部是一个单纯的登山者的组织，宗旨是增强各国最优秀的登山者之间的联系，构建彼此交流的平台与途径。高山杂志是一个媒体，不可避免需要考虑如何吸引更多关注。金冰镐奖，作为两者合作的产物，如何平衡就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008年以前，高山杂志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每年都会从五六个提名名单中选出一个作为当年的金冰镐奖。但因为获奖标准不明晰，竞争性太过明显，因而饱受批评，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冰镐奖的停办。
2009年金 冰镐奖重新启动，高山俱乐部GHM主导了评选过程。担任金冰镐奖组委会主席的克里斯蒂安·特罗姆杜夫（Christian Trommsdorff）能力出众，也有着十分良好的人缘。毕业于法国名校的电子工程系，作为工程师有成功的创业经历，退出企业经营后转身成为职业高山向导。从小生活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工业和科技城市格勒诺布尔，攀登能力也十分了得，有过珠穆隆索、普马里基什等高水平的首攀和新路线经历。在他的领导下，金冰镐奖以清晰的评选标准，令人信服的评委会成员，公平的评选过程，重新赢得登山界的权威性声望。
但是有一个疙瘩还是留在那里，就是竞争性。既然存在竞争，就会带来输赢。虽然登山者们并不会像竞技体育那样，把一个奖项或者一个冠军头衔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当有人胜出，成为Winner的同时，就必然有人成为Loser。当看着获奖的登山者们在舞台中央灯光下，台下未获奖的坐在阴影里，脸上隐约还是可以看到几分落寞。这也是众多登山者极力反对的原因。这应该是场充满欢乐的聚会，为什么一定要在其中增加一点儿不和谐的气氛？
竞争和输赢来自比较，几乎所有的登山者，无论是曾经的登山传奇，还是当今的登山大神，包括特罗姆杜夫本人，都对不同攀登之间的比较持反对态度。今年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波兰登山家库蒂卡（Wojciech Kurtyka）曾首攀迦舒布鲁姆IV峰西壁，并且这次攀登被美国的Climbing杂志评为世纪之攀。当问起他对此评论的意见时，他反问“世纪美女又是谁呢？”—是的，这根本就没得比较。向来以大嘴著称的普叔（马可·普莱策Marko Prezelj）更加直白地说：“这次做爱和上次做爱哪次更爽？在喀喇昆仑和巴塔哥尼亚的攀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没法比。”2013年的金冰镐奖引发了一场风波。那一年的六组提名攀登确实个个精彩，南迦帕尔巴特的马泽诺山脊已经是几十年未决的一笔旧账，慕士塔格塔峰的东北壁也是难度超高，卡梅特西南壁的探索，福叔的湿婆峰是他一贯的风格，恶魔峰Ogre从来都是一个传奇故事，Kyashar南柱路线也必须经历Point of No Return的心理考验。最终评委会主席斯蒂文·维纳布尔斯（Stephen Venables）宣布，六组攀登全部获奖。还清楚地记得杂志的主编Manu在颁奖典礼上听到这一决定时一脸的怒气，感觉这是在拿一个奖项开涮。而杂志主编Claude Gardien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接说道：“既然可以从几十组上百组攀登中选出六组提名，那为什么就不能在六组中选出2～3组攀登获奖呢？”
在2014年的过渡之后，2015年的金冰镐奖再次改革，取消提名攀登，改名为技术委员会评委们直接选出获得金冰镐奖的攀登。同样作为媒体，我们很容易理解杂志对这种方式的不满。话题是媒体生存的养料，没有了获奖的悬念，也就失去了重要的话题。2016年，高山俱乐部GHM和杂志正式分道扬镳，金冰镐奖终于完全属于了登山者本身。
2016年的金冰镐奖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霞慕尼和库马约，移师小镇格拉夫（la Grave）。这个小镇位于阿尔卑斯山最南侧的海拔约4000米的山峰埃克朗山域（les Ecrins），在梅耶峰（la Meije）的脚下。这里没有霞慕尼的繁华，高山雪场里也没有压过的雪道，而是以冰川野雪著称，但是却有和霞慕尼一样醇厚的登山底蕴。法国国家滑雪登山学校ENSA的高山向导培训基地曾经坐落于此。选址于此，与金冰镐奖变化不谋而合，简单，纯粹。不受外界干扰，享受属于登山者们的宁静。有人把金冰镐奖比作登山界的奥斯卡，这个比喻似乎并不很贴切。有人甚至惊叹于金冰镐奖的简陋，这里找不到半点奥斯卡的豪车红毯华服的影子，仅仅就是一个大帐篷，里面汇聚了一批人类中最勇敢、最强悍的精英和传奇。娱乐圈需要粉丝和观众的关注，不免投其所好。登山者们某种意义上是很自我的，需要登什么样的山，以什么方式登山，这是自己的事情，不用迎合任何人。
金冰镐奖迎来了登山者们期盼的状态，就像是凯瑟琳·黛丝蒂维尔（Catherine Destiville）和维克托·桑德斯（Victor Saunders）在视频中表示的，金冰镐奖不是一次竞赛，而是一次节日。因为山上风大，原定在冰川餐厅阳台上的午餐改在了格拉夫镇上。大家聚在露天餐厅，悠闲地晒着太阳。高山俱乐部GHM及金冰镐奖组委会前任主席，现在担任核物理教授的伊夫·佩松（Yves Peysson）说起金冰镐奖的这种风格变化时说：“金冰镐奖采用哪种形式，实际上是你（公众）快乐还是我（登山者）快乐的问题。经历了几年的变革，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答案。”
伟大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2016金冰镐终身成就奖获得者Wojciech Kurtyka
今年2月，金冰镐奖组委会公布了2016金冰镐终身成就奖（Piolet d’Or Carrière），授予69岁的波兰登山家沃申科·库蒂卡（Wojciech Kurtyka），这是第八位获此殊荣的登山家。Wojciech说：“阿式攀登是自由的艺术，它和山峰缔结了一种有创造性的关系。阿式风格攀登象征着攀登者和山峰之间的联系。”
Wojciech Kurtyka
1947年出生在波兰Skrzynka地区，21岁开始攀登，是喜马拉雅山脉阿式攀登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波兰登山家。1985年，他首攀了迦舒布鲁姆IV峰（或是Shining Wall）西壁，这被纯粹主义者认为是20世纪最为出色的阿尔卑斯风格攀爬。
浪漫主义，并非通常理解的玫瑰或者壁咚，它是艺术形式的一种，追求身随心动。
库蒂卡就是这样一位登山者，他的登山生涯起始于1970年代。他从不拘泥于已有的攀登方式，在他眼里，规则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打破。美学，是库蒂卡风格的全部诠释，用优雅的方式攀登心仪的山壁。他不在意外部世界对登山的关注点，不会因此左右自己的攀登。今天，库蒂卡的名字只在登山圈的小范围内流传，老爷子低调享受自由的生活，但是他的攀登，却是共同缔造了一个伟大的登山时代。
如果以贡献对登山者划分层次，站在最顶端的应该是这样一群登山者。
雅克·巴尔马（Jacques Balmat）和米歇尔-加布里尔·帕卡德（Michel-Gabriel Paccard），他们首登勃朗峰揭开了登山的序幕。
爱德华·温珀（ Edward Whymper）、米歇尔·克罗（Michel Croz）、沃克家族（Family Walker），阿道夫·摩尔（Adolphus W. Moore）等，他们创造了阿尔卑斯黄金年代，使登山变成一项更加纯粹的运动，探索未知，挑战自我成为这项运动的动力。勃朗峰东壁上Brenva Spur的攀登，开始了寻找更难路线攀登的历史。
阿尔伯特·马默里（Albert Mummery），他放弃攀登巨人齿峰，提出登山要以公平的方式（by fair means）进行。
海尔曼·布尔（Hermann Buhl），无氧冲顶，完成了南迦帕巴特峰的首登。与同胞蒂姆贝格（Kurt Diemberger）、温特施特勒（Wintersteller）和施穆克（Schmuck），不借助夏尔巴背夫，不使用氧气，完成了布洛阿特峰首登。
梅斯纳尔，完成了迦舒布鲁姆I峰首次8000米级山峰的阿式攀登、无氧登顶珠峰以及单人阿式攀登珠峰北壁。
这些登山者不仅是首登了一座山峰，开辟一条新路线，他们创造的是一种前人未曾思考或者践行的攀登方式。他们为后来的登山者打开了一扇门，为后来的登山者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他们的成就照耀和启发着后来的登山者。他们是登山界的大师。
库蒂卡就属于这群人当中的一员。
兴都库什的开篇
1960年代末，库蒂卡开始学习攀登，在波兰和斯洛伐克边境的Tetra山脉的冬季里，显露出他的勇气和天赋，很快跻身波兰登山精英的行列，这其中还有他未来的搭档库库奇卡。
今天的阿富汗，总是和战火以及塔利班联系在一起，而在70年代，苏联入侵之前，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是登山者们的重要目标。1972年，库蒂卡随一支波兰登山队计划攀登海拔6995米的Kohe Tez和海拔7017米的Asker Chagh。用了12天，库蒂卡和同伴沿西山脊登顶Asker Chagh。在最后几天时间里，库蒂卡和同伴决定尝试将他们在Tetra山脉冬季攀登的经验移植到更高的山峰上，不预建营地，不铺设路绳，快速攀登Asker Chagh。仅用了三天，他们就完成了Asker Chagh西北壁一条直上路线。这次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攀登，虽然只低调地隐蔽在少数登山专业期刊中。它是第一次将阿尔卑斯式攀登推动到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大型山峰中，让同一时代的登山者们受到启发，即使是7000～8000米的大山，没有预建营地和路绳也是有可能的。
阿尔卑斯新世界
1974年底，库蒂卡参加了洛子峰冬季攀登远征队，1976年跟随波兰登山队尝试K2东山脊，以完成K2的第二次登顶。但是8000米山峰传统的远征方式却让库蒂卡厌倦，他已经确认了自己将来的攀登风格，轻量化，快速的阿尔卑斯式攀登。
虽身处冷战中的东欧地区，但库蒂卡还是获得多次访问英国和法国的机会。在霞慕尼，库蒂卡和同胞库库奇卡等人有机会尝试阿尔卑斯经典高难度路线，黑针峰（Aiguille Noir）西壁、小德吕峰（Petit Dru）西壁，并在小德吕峰北壁和大乔拉斯北壁上开辟了波兰登山者的新路线。与此同时，库蒂卡认识了英国和法国的登山者们—他未来的合作伙伴。
矮小的高峰：强卡邦
1978年，库蒂卡和英国搭档约翰·波特（John Potter）、阿列克斯·麦金泰尔（Alex MacIntyre）以及波兰同胞克里斯托弗·祖雷克（Krzysztof Zurek）前往印度迦瓦尔（Garhwal）地区，目标是海拔6864米高的强卡邦（Changabang）南壁。迦瓦尔地区高山林立，是恒河源头之一，在海拔7816米的南达德维（Nanda Devi）和海拔7756米的卡梅特（Kamet）等高山的映衬下，强卡邦峰并不醒目，但是陡峭突兀的山体外形，对任何一名攀登者都是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1974年伯宁顿爵士（Sir Chris Bonington）带队首登了这座山峰，1976年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和乔·塔斯克（Joe Taske）这对英国搭档用了25天在西壁开辟了一条大岩壁路线。库蒂卡和同伴在起步路段设置了120米的路绳，其余部分完全以阿式进行，一共用了八天完成这条路线。这是当时以阿尔卑斯式完成的技术难度最高的一次高海拔攀登。 搭档手足情
1979年随波兰队的道拉吉里北壁远征受阻于大雪和恶劣的天气，在一个短暂的晴朗的天气间隙期，库蒂卡注意到了道拉吉里的东壁，陡峭，2600米高，未登甚至没有尝试的记录，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登山美学。翌年，库蒂卡和他的英国兄弟麦金泰尔、法国登山者勒内·吉里尼（Rene Ghilini）以及波兰登山者路德维克·威尔金斯基（Ludwik Wilczynski）成功地在东壁上攀登了一条高难度的路线。东壁的底部是瓦片状的岩石覆盖着一层薄冰和薄雪，手点脚点保护点都十分困难，天气也相当糟糕，上方不断的流雪，梦魇般的营地，连续几晚都是半坐着，甚至连睡袋都没法钻进去。
1982年，麦金泰尔在安纳普尔娜峰南壁攀登中遇难，库蒂卡失去了一位心灵相通、志趣相投的攀登搭档。在之后的日子里，库库奇卡成了库蒂卡的搭档。相比麦金泰尔，库库奇卡和库蒂卡几乎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一个体壮如牛，一个瘦削清瘦；一个大大咧咧，一个温文儒雅；一个嗜肉如命，一个素食主义。没有人知道默契是如何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某种程度上堪比黑旋风李逵和浪子燕青的兄弟情。
1983年，库蒂卡和库库奇卡登顶了海拔7758米的迦舒布鲁姆II东峰这座未登卫峰，随后，两人沿着山脊撤回到位于海拔7400米的山坳，并在此宿营。第二天，沿着东山脊的新路线登顶迦舒布鲁姆II峰。回到大本营稍做休息，两人不知疲倦地再次沿着迦舒布鲁姆I峰西南壁左侧扶壁再次登顶，又是一条新路线。一个月之内，两个人的小队伍，两座8000米级山峰，两条新路线，并且全部是无氧阿式攀登。这又是登山历史上一次未曾有过的尝试。
1984年，库蒂卡和库库奇卡在布洛阿特峰上完成了一次精彩的三峰连穿，即北峰（7550米）、中央峰（8011米）和主峰（8051米）。库蒂卡自己描述道：“这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攀登，可以体现喜马拉雅攀登的精髓。山峰间连穿所感到的美妙，让登山者忘却身处的危险、恐惧和孤独感。”
闪亮的大墙
迦舒布鲁姆IV峰西壁，人称闪亮的大墙（ the Shining Wall）。几乎每一支在巴尔托洛冰川地区攀登的登山者都会被这座大墙的对称之美深深折服。
以美学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库蒂卡对迦舒布鲁姆IV的西壁绝对不能忽视。和库库奇卡一起做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他约了奥地利的罗伯特·肖沃（Robert Schauer）再次尝试了这座2500米高的大墙。同样的轻量化，装备和给养压缩到了最简，一共只有三天的食物。西壁中央有一条拱柱，他们选择的路线从拱柱右侧的雪槽起步。第一天的攀登异常顺利，完成度将近一半。第二天开始，攀登难度骤然加大，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岩石大多是大理石岩质，极其破碎，几乎无法用岩锥确保，经常是两个保护点相隔达到40～80米，任何冲坠都可能是致命的。之后的几天每天只有不到150米的进展，营地几乎没有，甚至找不到容得下两个人一起坐的地方，晚上甚至两人各自相距数十米才能勉强分别找到可以坐着休息的岩石。第六天，暴风雪将他们困在7800米的高度，第七天甚至完全无法攀登。第八天到达了迦舒布鲁姆IV北峰，极度的饥饿、口渴与疲劳，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无法支撑攀登最后的主峰，转而沿西北山脊下撤。他们甚至产生了幻觉，感觉有人陪伴在一旁，在保护站上稍作停留就可以直接睡着。整整11天，库蒂卡和肖沃才回到了大本营。
这次攀登虽然没有登顶，却获得登山界极高的评价。美国的Climbing杂志甚至将之评选为世纪之攀。库蒂卡这般写道：“登山实际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它为人们接近山峰提供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可能性。而阿尔卑斯的攀登方式则体现了登山者与山的关系。只有在艺术中，人们才会把残缺当成作品的一部分，就像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说《城堡》。很意外的是登山界把我们这次攀登当成了一次完整的攀登，这其实也是暗示，登山是种艺术而非竞技。”
裸夜攀登
布洛阿特攀登的同时，波兰登山者克里斯托弗·维利斯基（Krzysztof Wielicki）完成了22个小时往返同一座山峰，喀喇昆仑的8000米级山峰变得像阿尔卑斯的4000米山峰一样。这也为库蒂卡提供了新的想法。1990年秋季，库蒂卡和瑞士的埃尔哈德·洛瑞唐（Erhard Loretan）及让·特华耶（Jean Troillet）在尚无人完攀的卓奥友西南壁上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30米的双绳，几个岩锥和岩塞，一个炉子，每人300克的食物——这就是一座8000米级山峰的全部装备。不间断攀登，即使半夜也没有扎营休息，清晨翻过了最后的难点，第二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决定临时露宿，避免夜色中寻找下撤路线。
一周后，三人再次来到希夏邦马南壁，同样的方式，不带任何宿营装备，甚至没有安全带。每人只携带了四个巧克力棒和一瓶水。黄昏6点出发，经过整个晚上和第二天白天，登顶了希夏邦马的中央峰。这种不带宿营装备，暴露在夜色中的攀登方式，被称为裸夜攀登Night naked climbing。
结尾
如果你没听说过库蒂卡的名字，并不意外。颁奖典礼后，我问库蒂卡是否和库库奇卡一样有过攀登14座8000米山峰的想法，他的回答十分直率：“极其无聊的计划，最后只剩吭哧吭哧。”库蒂卡或许有完成14座的机会，最终能够功成名就，但是他选择的都是8000米山峰最艰难的路线，五次K2西壁，两次马卡鲁西壁，两次南迦帕尔巴特的马泽诺山脊，都没有成功，但他却从来没妥协过，转向任何一条常规路线。按照他的个人哲学，这些残缺的攀登是登山艺术的一部分。
库蒂卡可以说是登山界的扫地僧，佛教有些许研习，内心平和，不在意尘世俗人追逐的名利，随性而为。刀削般线条分明的面庞，透着几分仙风道骨。过分的聪慧和犹如来自未来的想法，使得他曾在波兰登山界颇受争议。他曾数次拒绝了金冰镐终身成就奖的邀约，因为这对他并不重要。最终，金冰镐奖所做出的改革和曾经的攀登搭档们诚挚的邀请，终于让库蒂卡在2016年接受了这一奖项。
库蒂卡说：“这些危险的攀登有意义吗？是的。我从这些危险的攀登中收获了强烈的美感，这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财富，它贯穿我一生的旅程。在我的一生里，我时刻感受到我的攀登搭档们陪伴着我，还有他们的天赋、他们的护佑以及他们的友谊。他们在很多时候帮助我、引导我，我又多了一条满足的理由。在所有这些极度危险的攀登中，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力量，我和我的搭档们从来没有受过一点点轻微的伤。我默默地种下一份希望，终我一生追求的对强烈美感的热爱是共有的。这份希望真的令人鼓舞。”
8000米山峰攀登记录
1980年，道拉吉里峰东壁新路线，阿式攀登（未登顶），搭档：René Ghilini （瑞士）， Alex MacIntyre和Ludwik Wilczyński （波兰）
1982年，布洛阿特峰常规路线， 阿式攀登， 搭档：Jerzy Kukuczka
1983年，迦舒布鲁姆I峰、II峰两条新路线， 阿式攀登，搭档：Jerzy Kukuczka
1984年，布洛阿特峰三峰登顶，北壁（新路线）、中峰及主峰，阿式攀登，搭档：Jerzy Kukuczka
1990年，卓奥友西南壁新路线，阿式攀登，搭档：Erhard Loretan 和Jean Troillet
1990年，希夏邦马中央峰，8008米， 西壁新路线， 阿式攀登，搭档：Erhard Loretan和Jean Troillet
分家了。曾联合创建金冰镐奖的高山俱乐部GHM（也译作高山集团，因为性质属于法国为主体的国际性精英登山者协会，为避免误解为商业集团，故改译此名）和法国高山杂志《Montagne》在经历了25年的风雨磕绊之后分道扬镳。今后金冰镐奖将由高山俱乐部GHM继续举办。
分歧是可以理解的。高山俱乐部是一个单纯的登山者的组织，宗旨是增强各国最优秀的登山者之间的联系，构建彼此交流的平台与途径。高山杂志是一个媒体，不可避免需要考虑如何吸引更多关注。金冰镐奖，作为两者合作的产物，如何平衡就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008年以前，高山杂志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每年都会从五六个提名名单中选出一个作为当年的金冰镐奖。但因为获奖标准不明晰，竞争性太过明显，因而饱受批评，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冰镐奖的停办。
2009年金 冰镐奖重新启动，高山俱乐部GHM主导了评选过程。担任金冰镐奖组委会主席的克里斯蒂安·特罗姆杜夫（Christian Trommsdorff）能力出众，也有着十分良好的人缘。毕业于法国名校的电子工程系，作为工程师有成功的创业经历，退出企业经营后转身成为职业高山向导。从小生活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工业和科技城市格勒诺布尔，攀登能力也十分了得，有过珠穆隆索、普马里基什等高水平的首攀和新路线经历。在他的领导下，金冰镐奖以清晰的评选标准，令人信服的评委会成员，公平的评选过程，重新赢得登山界的权威性声望。
但是有一个疙瘩还是留在那里，就是竞争性。既然存在竞争，就会带来输赢。虽然登山者们并不会像竞技体育那样，把一个奖项或者一个冠军头衔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当有人胜出，成为Winner的同时，就必然有人成为Loser。当看着获奖的登山者们在舞台中央灯光下，台下未获奖的坐在阴影里，脸上隐约还是可以看到几分落寞。这也是众多登山者极力反对的原因。这应该是场充满欢乐的聚会，为什么一定要在其中增加一点儿不和谐的气氛？
竞争和输赢来自比较，几乎所有的登山者，无论是曾经的登山传奇，还是当今的登山大神，包括特罗姆杜夫本人，都对不同攀登之间的比较持反对态度。今年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波兰登山家库蒂卡（Wojciech Kurtyka）曾首攀迦舒布鲁姆IV峰西壁，并且这次攀登被美国的Climbing杂志评为世纪之攀。当问起他对此评论的意见时，他反问“世纪美女又是谁呢？”—是的，这根本就没得比较。向来以大嘴著称的普叔（马可·普莱策Marko Prezelj）更加直白地说：“这次做爱和上次做爱哪次更爽？在喀喇昆仑和巴塔哥尼亚的攀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没法比。”2013年的金冰镐奖引发了一场风波。那一年的六组提名攀登确实个个精彩，南迦帕尔巴特的马泽诺山脊已经是几十年未决的一笔旧账，慕士塔格塔峰的东北壁也是难度超高，卡梅特西南壁的探索，福叔的湿婆峰是他一贯的风格，恶魔峰Ogre从来都是一个传奇故事，Kyashar南柱路线也必须经历Point of No Return的心理考验。最终评委会主席斯蒂文·维纳布尔斯（Stephen Venables）宣布，六组攀登全部获奖。还清楚地记得杂志的主编Manu在颁奖典礼上听到这一决定时一脸的怒气，感觉这是在拿一个奖项开涮。而杂志主编Claude Gardien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接说道：“既然可以从几十组上百组攀登中选出六组提名，那为什么就不能在六组中选出2～3组攀登获奖呢？”
在2014年的过渡之后，2015年的金冰镐奖再次改革，取消提名攀登，改名为技术委员会评委们直接选出获得金冰镐奖的攀登。同样作为媒体，我们很容易理解杂志对这种方式的不满。话题是媒体生存的养料，没有了获奖的悬念，也就失去了重要的话题。2016年，高山俱乐部GHM和杂志正式分道扬镳，金冰镐奖终于完全属于了登山者本身。
2016年的金冰镐奖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霞慕尼和库马约，移师小镇格拉夫（la Grave）。这个小镇位于阿尔卑斯山最南侧的海拔约4000米的山峰埃克朗山域（les Ecrins），在梅耶峰（la Meije）的脚下。这里没有霞慕尼的繁华，高山雪场里也没有压过的雪道，而是以冰川野雪著称，但是却有和霞慕尼一样醇厚的登山底蕴。法国国家滑雪登山学校ENSA的高山向导培训基地曾经坐落于此。选址于此，与金冰镐奖变化不谋而合，简单，纯粹。不受外界干扰，享受属于登山者们的宁静。有人把金冰镐奖比作登山界的奥斯卡，这个比喻似乎并不很贴切。有人甚至惊叹于金冰镐奖的简陋，这里找不到半点奥斯卡的豪车红毯华服的影子，仅仅就是一个大帐篷，里面汇聚了一批人类中最勇敢、最强悍的精英和传奇。娱乐圈需要粉丝和观众的关注，不免投其所好。登山者们某种意义上是很自我的，需要登什么样的山，以什么方式登山，这是自己的事情，不用迎合任何人。
金冰镐奖迎来了登山者们期盼的状态，就像是凯瑟琳·黛丝蒂维尔（Catherine Destiville）和维克托·桑德斯（Victor Saunders）在视频中表示的，金冰镐奖不是一次竞赛，而是一次节日。因为山上风大，原定在冰川餐厅阳台上的午餐改在了格拉夫镇上。大家聚在露天餐厅，悠闲地晒着太阳。高山俱乐部GHM及金冰镐奖组委会前任主席，现在担任核物理教授的伊夫·佩松（Yves Peysson）说起金冰镐奖的这种风格变化时说：“金冰镐奖采用哪种形式，实际上是你（公众）快乐还是我（登山者）快乐的问题。经历了几年的变革，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答案。”
伟大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2016金冰镐终身成就奖获得者Wojciech Kurtyka
今年2月，金冰镐奖组委会公布了2016金冰镐终身成就奖（Piolet d’Or Carrière），授予69岁的波兰登山家沃申科·库蒂卡（Wojciech Kurtyka），这是第八位获此殊荣的登山家。Wojciech说：“阿式攀登是自由的艺术，它和山峰缔结了一种有创造性的关系。阿式风格攀登象征着攀登者和山峰之间的联系。”
Wojciech Kurtyka
1947年出生在波兰Skrzynka地区，21岁开始攀登，是喜马拉雅山脉阿式攀登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波兰登山家。1985年，他首攀了迦舒布鲁姆IV峰（或是Shining Wall）西壁，这被纯粹主义者认为是20世纪最为出色的阿尔卑斯风格攀爬。
浪漫主义，并非通常理解的玫瑰或者壁咚，它是艺术形式的一种，追求身随心动。
库蒂卡就是这样一位登山者，他的登山生涯起始于1970年代。他从不拘泥于已有的攀登方式，在他眼里，规则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打破。美学，是库蒂卡风格的全部诠释，用优雅的方式攀登心仪的山壁。他不在意外部世界对登山的关注点，不会因此左右自己的攀登。今天，库蒂卡的名字只在登山圈的小范围内流传，老爷子低调享受自由的生活，但是他的攀登，却是共同缔造了一个伟大的登山时代。
如果以贡献对登山者划分层次，站在最顶端的应该是这样一群登山者。
雅克·巴尔马（Jacques Balmat）和米歇尔-加布里尔·帕卡德（Michel-Gabriel Paccard），他们首登勃朗峰揭开了登山的序幕。
爱德华·温珀（ Edward Whymper）、米歇尔·克罗（Michel Croz）、沃克家族（Family Walker），阿道夫·摩尔（Adolphus W. Moore）等，他们创造了阿尔卑斯黄金年代，使登山变成一项更加纯粹的运动，探索未知，挑战自我成为这项运动的动力。勃朗峰东壁上Brenva Spur的攀登，开始了寻找更难路线攀登的历史。
阿尔伯特·马默里（Albert Mummery），他放弃攀登巨人齿峰，提出登山要以公平的方式（by fair means）进行。
海尔曼·布尔（Hermann Buhl），无氧冲顶，完成了南迦帕巴特峰的首登。与同胞蒂姆贝格（Kurt Diemberger）、温特施特勒（Wintersteller）和施穆克（Schmuck），不借助夏尔巴背夫，不使用氧气，完成了布洛阿特峰首登。
梅斯纳尔，完成了迦舒布鲁姆I峰首次8000米级山峰的阿式攀登、无氧登顶珠峰以及单人阿式攀登珠峰北壁。
这些登山者不仅是首登了一座山峰，开辟一条新路线，他们创造的是一种前人未曾思考或者践行的攀登方式。他们为后来的登山者打开了一扇门，为后来的登山者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他们的成就照耀和启发着后来的登山者。他们是登山界的大师。
库蒂卡就属于这群人当中的一员。
兴都库什的开篇
1960年代末，库蒂卡开始学习攀登，在波兰和斯洛伐克边境的Tetra山脉的冬季里，显露出他的勇气和天赋，很快跻身波兰登山精英的行列，这其中还有他未来的搭档库库奇卡。
今天的阿富汗，总是和战火以及塔利班联系在一起，而在70年代，苏联入侵之前，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是登山者们的重要目标。1972年，库蒂卡随一支波兰登山队计划攀登海拔6995米的Kohe Tez和海拔7017米的Asker Chagh。用了12天，库蒂卡和同伴沿西山脊登顶Asker Chagh。在最后几天时间里，库蒂卡和同伴决定尝试将他们在Tetra山脉冬季攀登的经验移植到更高的山峰上，不预建营地，不铺设路绳，快速攀登Asker Chagh。仅用了三天，他们就完成了Asker Chagh西北壁一条直上路线。这次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攀登，虽然只低调地隐蔽在少数登山专业期刊中。它是第一次将阿尔卑斯式攀登推动到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大型山峰中，让同一时代的登山者们受到启发，即使是7000～8000米的大山，没有预建营地和路绳也是有可能的。
阿尔卑斯新世界
1974年底，库蒂卡参加了洛子峰冬季攀登远征队，1976年跟随波兰登山队尝试K2东山脊，以完成K2的第二次登顶。但是8000米山峰传统的远征方式却让库蒂卡厌倦，他已经确认了自己将来的攀登风格，轻量化，快速的阿尔卑斯式攀登。
虽身处冷战中的东欧地区，但库蒂卡还是获得多次访问英国和法国的机会。在霞慕尼，库蒂卡和同胞库库奇卡等人有机会尝试阿尔卑斯经典高难度路线，黑针峰（Aiguille Noir）西壁、小德吕峰（Petit Dru）西壁，并在小德吕峰北壁和大乔拉斯北壁上开辟了波兰登山者的新路线。与此同时，库蒂卡认识了英国和法国的登山者们—他未来的合作伙伴。
矮小的高峰：强卡邦
1978年，库蒂卡和英国搭档约翰·波特（John Potter）、阿列克斯·麦金泰尔（Alex MacIntyre）以及波兰同胞克里斯托弗·祖雷克（Krzysztof Zurek）前往印度迦瓦尔（Garhwal）地区，目标是海拔6864米高的强卡邦（Changabang）南壁。迦瓦尔地区高山林立，是恒河源头之一，在海拔7816米的南达德维（Nanda Devi）和海拔7756米的卡梅特（Kamet）等高山的映衬下，强卡邦峰并不醒目，但是陡峭突兀的山体外形，对任何一名攀登者都是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1974年伯宁顿爵士（Sir Chris Bonington）带队首登了这座山峰，1976年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和乔·塔斯克（Joe Taske）这对英国搭档用了25天在西壁开辟了一条大岩壁路线。库蒂卡和同伴在起步路段设置了120米的路绳，其余部分完全以阿式进行，一共用了八天完成这条路线。这是当时以阿尔卑斯式完成的技术难度最高的一次高海拔攀登。 搭档手足情
1979年随波兰队的道拉吉里北壁远征受阻于大雪和恶劣的天气，在一个短暂的晴朗的天气间隙期，库蒂卡注意到了道拉吉里的东壁，陡峭，2600米高，未登甚至没有尝试的记录，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登山美学。翌年，库蒂卡和他的英国兄弟麦金泰尔、法国登山者勒内·吉里尼（Rene Ghilini）以及波兰登山者路德维克·威尔金斯基（Ludwik Wilczynski）成功地在东壁上攀登了一条高难度的路线。东壁的底部是瓦片状的岩石覆盖着一层薄冰和薄雪，手点脚点保护点都十分困难，天气也相当糟糕，上方不断的流雪，梦魇般的营地，连续几晚都是半坐着，甚至连睡袋都没法钻进去。
1982年，麦金泰尔在安纳普尔娜峰南壁攀登中遇难，库蒂卡失去了一位心灵相通、志趣相投的攀登搭档。在之后的日子里，库库奇卡成了库蒂卡的搭档。相比麦金泰尔，库库奇卡和库蒂卡几乎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一个体壮如牛，一个瘦削清瘦；一个大大咧咧，一个温文儒雅；一个嗜肉如命，一个素食主义。没有人知道默契是如何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某种程度上堪比黑旋风李逵和浪子燕青的兄弟情。
1983年，库蒂卡和库库奇卡登顶了海拔7758米的迦舒布鲁姆II东峰这座未登卫峰，随后，两人沿着山脊撤回到位于海拔7400米的山坳，并在此宿营。第二天，沿着东山脊的新路线登顶迦舒布鲁姆II峰。回到大本营稍做休息，两人不知疲倦地再次沿着迦舒布鲁姆I峰西南壁左侧扶壁再次登顶，又是一条新路线。一个月之内，两个人的小队伍，两座8000米级山峰，两条新路线，并且全部是无氧阿式攀登。这又是登山历史上一次未曾有过的尝试。
1984年，库蒂卡和库库奇卡在布洛阿特峰上完成了一次精彩的三峰连穿，即北峰（7550米）、中央峰（8011米）和主峰（8051米）。库蒂卡自己描述道：“这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攀登，可以体现喜马拉雅攀登的精髓。山峰间连穿所感到的美妙，让登山者忘却身处的危险、恐惧和孤独感。”
闪亮的大墙
迦舒布鲁姆IV峰西壁，人称闪亮的大墙（ the Shining Wall）。几乎每一支在巴尔托洛冰川地区攀登的登山者都会被这座大墙的对称之美深深折服。
以美学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库蒂卡对迦舒布鲁姆IV的西壁绝对不能忽视。和库库奇卡一起做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他约了奥地利的罗伯特·肖沃（Robert Schauer）再次尝试了这座2500米高的大墙。同样的轻量化，装备和给养压缩到了最简，一共只有三天的食物。西壁中央有一条拱柱，他们选择的路线从拱柱右侧的雪槽起步。第一天的攀登异常顺利，完成度将近一半。第二天开始，攀登难度骤然加大，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岩石大多是大理石岩质，极其破碎，几乎无法用岩锥确保，经常是两个保护点相隔达到40～80米，任何冲坠都可能是致命的。之后的几天每天只有不到150米的进展，营地几乎没有，甚至找不到容得下两个人一起坐的地方，晚上甚至两人各自相距数十米才能勉强分别找到可以坐着休息的岩石。第六天，暴风雪将他们困在7800米的高度，第七天甚至完全无法攀登。第八天到达了迦舒布鲁姆IV北峰，极度的饥饿、口渴与疲劳，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无法支撑攀登最后的主峰，转而沿西北山脊下撤。他们甚至产生了幻觉，感觉有人陪伴在一旁，在保护站上稍作停留就可以直接睡着。整整11天，库蒂卡和肖沃才回到了大本营。
这次攀登虽然没有登顶，却获得登山界极高的评价。美国的Climbing杂志甚至将之评选为世纪之攀。库蒂卡这般写道：“登山实际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它为人们接近山峰提供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可能性。而阿尔卑斯的攀登方式则体现了登山者与山的关系。只有在艺术中，人们才会把残缺当成作品的一部分，就像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说《城堡》。很意外的是登山界把我们这次攀登当成了一次完整的攀登，这其实也是暗示，登山是种艺术而非竞技。”
裸夜攀登
布洛阿特攀登的同时，波兰登山者克里斯托弗·维利斯基（Krzysztof Wielicki）完成了22个小时往返同一座山峰，喀喇昆仑的8000米级山峰变得像阿尔卑斯的4000米山峰一样。这也为库蒂卡提供了新的想法。1990年秋季，库蒂卡和瑞士的埃尔哈德·洛瑞唐（Erhard Loretan）及让·特华耶（Jean Troillet）在尚无人完攀的卓奥友西南壁上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30米的双绳，几个岩锥和岩塞，一个炉子，每人300克的食物——这就是一座8000米级山峰的全部装备。不间断攀登，即使半夜也没有扎营休息，清晨翻过了最后的难点，第二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决定临时露宿，避免夜色中寻找下撤路线。
一周后，三人再次来到希夏邦马南壁，同样的方式，不带任何宿营装备，甚至没有安全带。每人只携带了四个巧克力棒和一瓶水。黄昏6点出发，经过整个晚上和第二天白天，登顶了希夏邦马的中央峰。这种不带宿营装备，暴露在夜色中的攀登方式，被称为裸夜攀登Night naked climbing。
结尾
如果你没听说过库蒂卡的名字，并不意外。颁奖典礼后，我问库蒂卡是否和库库奇卡一样有过攀登14座8000米山峰的想法，他的回答十分直率：“极其无聊的计划，最后只剩吭哧吭哧。”库蒂卡或许有完成14座的机会，最终能够功成名就，但是他选择的都是8000米山峰最艰难的路线，五次K2西壁，两次马卡鲁西壁，两次南迦帕尔巴特的马泽诺山脊，都没有成功，但他却从来没妥协过，转向任何一条常规路线。按照他的个人哲学，这些残缺的攀登是登山艺术的一部分。
库蒂卡可以说是登山界的扫地僧，佛教有些许研习，内心平和，不在意尘世俗人追逐的名利，随性而为。刀削般线条分明的面庞，透着几分仙风道骨。过分的聪慧和犹如来自未来的想法，使得他曾在波兰登山界颇受争议。他曾数次拒绝了金冰镐终身成就奖的邀约，因为这对他并不重要。最终，金冰镐奖所做出的改革和曾经的攀登搭档们诚挚的邀请，终于让库蒂卡在2016年接受了这一奖项。
库蒂卡说：“这些危险的攀登有意义吗？是的。我从这些危险的攀登中收获了强烈的美感，这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财富，它贯穿我一生的旅程。在我的一生里，我时刻感受到我的攀登搭档们陪伴着我，还有他们的天赋、他们的护佑以及他们的友谊。他们在很多时候帮助我、引导我，我又多了一条满足的理由。在所有这些极度危险的攀登中，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力量，我和我的搭档们从来没有受过一点点轻微的伤。我默默地种下一份希望，终我一生追求的对强烈美感的热爱是共有的。这份希望真的令人鼓舞。”
8000米山峰攀登记录
1980年，道拉吉里峰东壁新路线，阿式攀登（未登顶），搭档：René Ghilini （瑞士）， Alex MacIntyre和Ludwik Wilczyński （波兰）
1982年，布洛阿特峰常规路线， 阿式攀登， 搭档：Jerzy Kukuczka
1983年，迦舒布鲁姆I峰、II峰两条新路线， 阿式攀登，搭档：Jerzy Kukuczka
1984年，布洛阿特峰三峰登顶，北壁（新路线）、中峰及主峰，阿式攀登，搭档：Jerzy Kukuczka
1990年，卓奥友西南壁新路线，阿式攀登，搭档：Erhard Loretan 和Jean Troillet
1990年，希夏邦马中央峰，8008米， 西壁新路线， 阿式攀登，搭档：Erhard Loretan和Jean Troill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