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盛产竹子。对喜欢以物明志的中华民族来说，竹子又因其虚中洁外的特征、高风亮节的品格、清拨凌云的姿质受到人们，尤其是文人们的喜爱。苏东坡的一句：“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更是道出了竹子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这种独特的竹文化，也通过咏竹画竹等等追求竹之风韵的行为，一代 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而竹刻就是其中最能体现竹子特点的一个艺术门类。
　　
　　竹刻起源甚早，现收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中国唐代乐器“尺八”竹刻件，即是运用了“留青”浮雕技法生动展示了花鸟、树木、仕女等形象。在明以前，传世竹刻器物及知名刻工绝少，当时尚未形成专门艺术。而至明中叶，文人艺术家们在前人基础上终于把竹刻从比较简单的、以实用为主的工艺品，提高到比较细致的、以欣赏为主的艺术品，使之形成为一种专门艺术。当时，大部分竹刻高手都集中在嘉定和金陵一带，一些士人便将这些精工典雅的作品，根据雕刻技法和风格特征划分流派，即所谓嘉定派与金陵派，其中尤以嘉定派的影响为最大。上海博物馆是嘉定竹刻的收藏重镇，所藏嘉定竹刻文物既丰且精，为业界所瞩目。下面即择其要者介绍如下。供大家欣赏。
　　嘉定派最早的创始人是朱鹤，在嘉定竹刻艺术中，以朱鹤祖孙三代最为著名，史称“嘉定三朱”。“嘉定三朱”都擅长诗文书画，他们将南宗画法揉合在北宗的雕刻之中，创造出深刻法，为唐代以来发展的竹刻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上博藏有朱鹤之子朱缨(号小松)刻制的“刘阮入天台”竹香筒。此香筒1966年4月出土于上海宝山县顾村乡明代朱守诚墓中，是至今唯一有确切出土年代的嘉定竹刻。作品运用透雕、浮雕、留青、浅刻、镶嵌等多种技法，将画面表现得层次分明、中心突出，人物神态逼真，景物穿插有序，实用与欣赏得到了完美结合，堪称嘉定竹刻的典范之作。朱缨传世作品很少，出土的迄今唯此一件，当属稀世珍品。三朱一代“器物愈备，技法愈精，声名愈盛，而学之者愈众”。这也直接导致嘉定竹刻名家辈出，如本为以医济世的沈大生，也工朱氏雕镂法，竞也成绩斐然。上博藏有沈大生的多件作品，其中以“庭园读书图”竹笔筒最为世人所称道。此件笔筒构图以园林门洞取景，匠心独特，景物虽多却不繁杂，技法多样、刻制精湛。明代竹刻流传较少，而象此件工艺绝佳的明代著名竹刻家的代表作更为稀有，实属珍品。
　　嘉定派竹刻到了清代康雍乾嘉时期，已达到了黄金盛世。嘉定也被称为“竹刻之乡”，当时有名的竹刻家就达六七十人之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吴之墙、周灏、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张希黄、邓孚嘉，马国珍等，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与晚明刻竹名家一样，大都精于书画，并遵循应物造型。随类赋色的艺术法则，大多数作品达到极物之体、尽物之神、得物之趣的境地。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吴之埔。吴之皤，长于浮雕，尤以“薄地阳纹”最为工绝，被誉为朱稚征(三松)后嘉定第一名手。上博藏吴之墙“二乔并读图”竹笔筒。此件正而图案作深浮雕，殊不多见。人物姿态生动，层次分明，诗面交融，镂刻精致，将其“薄地阳纹”绝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为代表其多样风格的优秀作品。如果说吴之璠为浮雕高手，那封锡禄则以圆雕擅长。封锡禄，与兄锡爵、弟锡璋皆精竹刻，号称鼎足。康熙四十二年曾与弟同以艺值养心殿，由此开创竹刻艺人服务宫廷之始，封氏名声由此大噪。上博藏封锡禄圆雕竹根罗汉，所刻人物状写入微、神情并茂、栩栩如生，以竹根人物而言，几臻于完美。封锡禄作品流传极少，此件竹根雕罗汉可谓嘉定竹刻中别树一帜的佳品。而另一位张希黄也是独辟蹊径，他所创造的留青刻法，为竹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竹刻的三大风格之一。上博藏张希黄的“山水楼阁图”竹雕。此筒景物满布，用皮雕手法，借竹筠竹肌质地呈色的差异，分阴阳层次变化，笔画分明、工细如画，山水人物生动有致，是张希黄的代表作。
　　其他如周颢、邓孚嘉、马国珍等嘉定竹刻各路名家，上博也皆有其代表作品收藏。这些竹刻名品荟萃于一处，于方寸竹材之中，诠释了“以刀代笔，以书法刻竹”这一嘉定竹刻的关键词，并借此完成了枯竹成珍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