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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传统的媒体事件旨在引发人们的情感或行动，公众内部的差异和分歧往往被掩盖了。而在各种新媒体事件中，公众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彼此之间既有协作，也充满激烈的交锋甚至对抗。当前，“事件公众”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事件公众”的注意力非常短暂，随着新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出现，公众往往就会一哄而散。其次，“事件公众”对各种社会事件的态度更多是消费性的，主要是为了宣泄情感甚至是娱乐。最后，“事件公众”常常体现出一种矛盾的人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充满正义感，敢说敢言；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又谨小慎微，循规蹈矩。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公众”；新媒体事件；虚拟社区
新媒体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和改变是全方位的，就其与政治相关的方面而言，它所带来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各种新媒体事件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事件公众”的兴起。如今，在几乎每一起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以后，人们都会自发地在网络平台聚集起来进行交流和讨论，并由此形成各种类型的虚拟社区。如果说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所假定的公眾主要是借由一个共享的物理空间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事件公众”则主要是靠对一个社会事件的共同关注而集结起来。可以说，“事件公众”的兴起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如何评价其社会影响，直接关乎我们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理解和把握。
新媒体事件的大量出现
在考察新媒体的社会影响时，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经常有会人说，新媒体使人能够主动拉出自己所需的信息，而不再是被动地接收被推送的信息，所以它会带来信息的碎片化。据此，有人忧虑社会公众将加速分裂，重新部落化，并导致那种能够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不再可能出现，“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网络巴尔干化”（cyber balkanization）就是对这种状况的形象描绘。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窄播（narrowcast）引發了人们对美国民主活力的担忧，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公民不再从同一口信息之井中取饮了，他们是否会分裂成不同的交往社群？如果人们的背景和喜好变得各有差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否会因此而减少？”①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环境，就会发现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新媒体不仅没有造成信息环境的分裂、公众注意力的分散，相反还使人们的信息环境变得更加统一，公众的注意力变得更加集中。这突出表现在一些“现象级”新媒体事件的不断出现上，如今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某个时间段内，公众关注和谈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比如，从2015年10月开始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青岛天价虾事件”，在传统媒体时代，这样一个地方性新闻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全国性公共话题。因此，在当前这个“微时代”，公众的信息环境和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碎片化，而是借助新媒体快速的传播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变得高度统一了。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根据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的“公共领域”理论，断言新媒体将带来公共领域的复兴。在哈贝马斯那里，18世纪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咖啡馆、沙龙等是公共领域的原型。在当代社会中，这些实体性的公共空间依然大量存在，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供人交换信息和讨论公共事务的地方，而是变成了一个供人窃窃私语或安静发呆的地方。这就是理查德·桑内特所说的“死亡的公共空间”（dead public space）②，也是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公共的但不文明的地方”（public，but not civil space）③。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研究者都充满善意地期待，网络虚拟社区将取代实体性公共空间的功能。
然而，随着新媒体越来越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虚拟社区与公共领域理论之间的错位也越发明显。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理论建立在对“公共”和“私人”的严格区分之上，自古希腊以来，这种区分有悠久的传统，甚至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一块基石。而网络虚拟社区却打破了这种区分，它既不完全是一个公共空间，也不完全是一个私人空间，而是呈现出公共性和私人性相混杂的特征。正如有学者描述的那样，它“类似于一个敞开大门的私人房间，保留着通往公共场所的通道，却依然带有私人活动的深刻印记”。④
当前，很多新媒体事件都是由新媒体公共性和私人性相混杂的特征造成的。比如2011年2月，汕头市中医院医生李某在个人微博上称：“测试人品的时刻到了，有个病人的血压在往下跌，半夜极有可能得起床收尸。我未雨绸缪，殡仪馆的电话也问好了，但还是希望她能顶过今晚，这大冷天的，我暖个被窝也不容易，您就等我下班再死，好不？”这条微博一经传开，立即激起众怒，人们纷纷指责博主缺乏职业道德，冷血无情。最后，院方作出决定：对李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停止李某的处方权，并调离临床岗位。2012年12月，维珍航空公司两名中国籍空姐利用微博发表评论，吐槽自己公司推出的“精致餐食”服务，认为“东西少，又难吃，光改餐具有什么用？”结果遭到公司解雇。两位空姐不服，上诉到法院，而法院判决也支持了公司的解雇决定。2013年7月，女歌手吴虹飞在个人微博中声称：“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XX的建委……”此后不久，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言论不妥，立即删除了这条微博，并另发了一条微博：“我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居委会旁边麦当劳的——鸡翅、薯条、馒头。”似乎想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做补救，但为时已晚，第二天她就被北京警方带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吴虹飞受罚较轻，最终因发布威胁言论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在微信出现以后，类似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201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某教授发表公开信，与自己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断绝师生关系，原因是这位硕士生在微信朋友圈随意点评学界前辈，并对其中两位学者语出不敬。
不难发现，这些新媒体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当事人都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完全当成了私人空间，没有意识到它可能产生的公共后果，结果引火上身，付出惨重代价。可以设想，如果这些内容不是出现在互联网上，而是出现在私人聚会场合，人们会很自然地理解为熟人之间的调侃和吐槽，虽不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和想法，但终归无伤大雅，更不会成为公共讨论的话题。这些事件突显出的共同问题是：一方面，网络空间不完全是一个私人空间，人们的一言一行随时都可能被昭告天下，因此人们不得不考虑自己言行可能产生的公共后果；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一再出现也提醒我们，网络空间也不完全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时刻都谨言慎行。否则，几乎所有的网络吐槽和调侃都可以上纲上线，人们在私人场合的牢骚和抱怨也随时可能曝光于网络，很显然，这不仅会在网络空间中造成一种“寒蝉效应”，还有可能摧毁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信任，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由此可见，新媒体扰乱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清晰界线，对于新媒体研究来说，公共领域理论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工具。 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可以看出，新媒体给当前社会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并非公共领域的复兴，而是各种新媒体事件层出不穷，围绕这些新媒体事件出现了一种新的公众类型，即“事件公众”。“事件公众”的兴起，固然与实体性公共空间的死亡、新的信息交流方式的出现有关，但更为深层的一个原因则在于，现代社会变得高度复杂化、专业化了，普通人已经很难理解，也很难形成独立的见解。正如有人提出的，“除了根深蒂固的兴趣缺乏外，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对于政治的看法，就像让一个码头装卸工去解决天体物理学问题一样”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如果去问一个普通人TPP会对我国造成什么影响，恐怕也会很难回答。但是，理解和参与一个社会事件的门槛却低得多。比如，如果去问一个人对“青岛天价虾事件”有什么看法，恐怕许多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因此，新媒体事件能够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事件公众”的兴起已成为当前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从媒体事件到新媒体事件
其实，早在新媒体出现以前，社会事件就是将分散的公众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基于这种认识，戴扬提出，不是传媒而是问题才是形成公众的中心，正是以共同关心的问题为纽带，人们才得以彼此联系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在《媒介事件》一书中，戴扬和卡茨还将这些具有社会聚合力量的媒介事件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即“竞赛”“征服”和“加冕⑥。”但是，在新媒体出现以前，围绕某个具体的媒体事件所形成的公众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由于传统媒体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播媒介，所以除非人们亲自走到一起，就这些事件展开面对面的讨论，否则这些公众就只是一种隐性存在。虽然这些隐性公众的意义不容忽视，但终究难以发挥直接的社会影响。此外，不管是“竞赛”“征服”还是“加冕”，传统的媒体事件都旨在引发人们的欢呼和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内部的差异和分歧被掩盖了。而在各种新媒体事件中，公众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面对同一个事件，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出现了分化，因此，彼此之间既有协作，也充满激烈的交锋甚至对抗。如果说传统的媒体事件是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的，它事先规定了受众的反馈；那么，新媒体事件则无法预知公众的反应，充满不确定性。
由于新媒体不仅克服了地域限制，而且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提供了可能，所以在新媒体出现以后，“事件公众”才得以浮现出来，成为一种真真切切的社会存在。如今，每当社会中出现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人们都会在网络空间自发地聚集起来，展开对话和交流。可以说，这些以社会事件为中心和纽带的网络论坛已成为一种最具公共性的虚拟社区形式，“事件公众”也已成为当代社会中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
这些存在于虚拟社区中的“事件公众”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正如“事件公众”一词所表明的，他们是通过对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的共同关注彼此联系起来的，因而他们讨论的话题非常具体和集中。其次，由于摆脱了空间的限制，所以“事件公众”的规模一般都十分庞大，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甚至能够集结起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参与者。此外，在通常状况下，这些“事件公众”都处于一种匿名状态，人们彼此之间无从得知对方的身份信息，每个人都完全凭借自己的观点赢得赞同或反对，这有利于实现公众之间的平等对话。最后，由于虚拟社区几乎不会对它的成员进行任何限制，人们参与和退出讨论的成本都很低，所以“事件公眾”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它的流动性表现在，人们不仅可以随意进出，而且还可以自己决定参与的程度。如此一来，“事件公众”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一方面，它使彼此相距遥远的人们获得了直接对话的可能，而这在新媒体出现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抹平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差异，有利于公众之间的平等交流。
从社区到虚拟社区
“事件公众”组成了虚拟社区，作为一种公共论坛，虚拟社区并非没有自身的缺陷，难以化解的难题之一是信任问题。显而易见，不管对于哪种类型的公共论坛来说，真诚和信任都是理性辩论的前提，由于虚拟社区基本上是由陌生人组成的，所以它更依赖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在虚拟世界，匿名性和流动性都带来了‘随进随出’‘匆匆而过’的关系。电脑互联通讯的这种散漫性正是它受到一些网民欢迎的原因，这也抑制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如果人们可以随进随出，那么承诺、信任、互助等关系就发展不起来。”⑦网络交往的匿名性的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解除人们的各种顾虑和禁忌，带来更有质量的对话；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人们的责任意识，损害了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信任。由于缺少相互信任，许多人在遇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都不是去认真厘清和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去揣测和质疑对方的动机，并简单粗暴地将之认定为居心叵测。显然，人们一旦将对方的动机认定为不纯或险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进一步对话和交往也就终止了。
此外，与传统的社区相比，虚拟社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成员的同质化。它不再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而是靠对某一问题或事件的共同关注而将人联系起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虚拟社区的成员在许多方面都千差万别，他们既不必相互接近，也不必有共同的文化或记忆；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可以主动选择加入或退出某个虚拟社区，所以虚拟社区的成员在某些方面又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虚拟社区一方面具有传统社区中的凝聚力，打动人们心中对社区亲密感觉的追寻；另一方面由于匿名性与化身的特性，它又具有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以及自由连接的特性。”⑧这也就意味着，除了相同的兴趣和相似的立场外，虚拟社区并不依靠任何强制力量将其成员束缚在一起，因此与传统社区相比，虚拟社区对其成员的忠诚度要求较低。当人们在虚拟社区中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时，他们就会待在那里；反之，他们则可以随时退出。如果说在传统社区中人们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遭遇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观点，那么新媒体则使人有机会建立一些乌托邦式的社群，即一些过滤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同质化社区。
如果一个虚拟社区完全是由同质化成员组成，那么它的公共性就会大打折扣。理查德·桑内特提出，在那种“不文明”的现代共同体中，人们会尽量避免与外来者、陌生人接触，他们共享的行动也越来越集中在决定谁属于共同体、谁不属于共同体上。“群体中的人们通过拒绝那些并不处在群体之内的人而获得了一种友爱的感觉。这种拒绝为群体创造出一种独立于外部世界、免遭外部世界打扰的要求；群体因而不再要求外部世界发生改变。”⑨在他看来，由于这类共同体的内部团结恰恰是通过排斥“外来者”而得以完成的，所以破裂和内部分化就成为这种友爱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导致自相残杀的友爱。许多学者指出，“使公共领域充满活力的是，人们总是遇到一些未曾预期的交往形式，其中并非所有都是令人愉快的，也并非所有都是人们主动寻求的。”⑩而在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中，虽然人与人之间也会进行相互交往，但这种交往不仅不可能纠正群体成员既有的偏向，还会把这种偏向推向更加极端的境地。这也就是凯斯·桑斯坦所说的“群体极化”，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虚拟社区都是由同质化成员组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网络传播不仅使人更容易找到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而且还使人更容易屏蔽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所以它本身确实孕育着形成同质化社区的风险。 最后，那些由“事件公众”组成的虚拟社区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它们的讨论很难持久和深入，通常情况下，它们都会随着问题的解决或失去新鲜感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新媒体时代，虽然大型传媒组织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但它们在引导和决定公众议程方面的强大作用仍然不可小觑，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即使是最具个人性的博客写作，其谈论的话题也常常受主流新闻媒体的强大影响。毫无疑问，在商业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大型传媒组织具有一种追逐社会新奇事件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態度是消费性的。因此，随着社会热点事件不断地“推陈出新”，“事件公众”通常也都是来去匆匆，他们既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也会随着新的热点事件的出现一哄而散。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曾描述过一种“衣帽间式的共同体”（cloakroom community），他提出，借助于一个共同感兴趣的公开展示的场面，一群在其他方面互不相干的人能够暂时联系起来，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熔铸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因为随着表演场面的结束，人群就一哄而散了。在他看来，“迅速扩大的共同体，是打破平日离群索居的单调生活的场合，并且像所有的表演活动一样，能让他们发泄被压抑的力量，并能让寻欢作乐者更好地忍受在喧闹时刻结束之后他们必须回到的日常生活”。因此，这种“衣帽间式的共同体”的心理抚慰功能要远远大于它的公共意义。对于我们认识“事件公众”以及由他们组成的虚拟社区来说，鲍曼的这种分析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从公众到“事件公众”
尼葛洛庞帝曾经提出，“网络的真正价值正越来越与信息无关，而与社区相关”。如今，这一预言已经变为现实。在Web2.0时代，我们与其说互联网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工具，不如说它是人们进行交往和互动的工具，借助这样的交往和互动，各种各样的虚拟社区应运而生。与此相应，传统的面对面交往的公众也逐渐为“事件公众”所取代。
作为一种公共论坛，由“事件公众”所组成的虚拟社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网络交往的去身份化特点，虚拟社区不仅有利于实现成员之间的平等对话，而且還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公共讨论的规模问题。如果说“屋子里装不下所有人”曾经是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的理由，那么虚拟社区则使这种排除失去了正当性。其次，在虚拟社区中，人们不是进行面对面的即时沟通，而是有一定的时间组织自己的发言，这就给慎议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有助于提高公共讨论的质量。最后，在虚拟社区中人们讨论的话题更加集中；同时，从总体上看，虚拟社区的成员还更加活跃，这是因为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上，他们不仅有更多的话要讲，而且还更关心别人说了什么。
那些由“事件公众”组成的虚拟社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常常能够通过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讨论，生发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议题。与那些宏大而高深的公共议题相比，社会事件显然更容易为人所理解，也更容易激起人的共鸣，因而具有更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广泛吸引社会各阶层成员参与讨论。许多情况下，这些“事件公众”借助持续不断的讨论和“围观”，不仅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促成事件的妥善解决，而且还能够引发人们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关注，并从这些具体事件中提炼出一个公共议题，从而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在新媒体事件不长的历史上，的确有过许多成功的案例，即人们通过对一个具体事件的关注，提炼出一个公共议题并促成相关问题的解决，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成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但是，大部分新媒体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与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所假定的公众相比，“事件公众”在影响社会方面有一些优势，同时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影响了其公共性的发挥。
首先，新媒体事件引起公众关注的时间越来越短，各领风骚三五天，随着新的热点事件的出现，公众就会一哄而散，被另一个新媒体事件吸引过去。人们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短暂，记忆变得越来越健忘。新媒体事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关注，然后迅速被遗忘，刚刚发生不久的事件就会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仿佛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事件公众”就像是新时代的乌合之众，缺少持续关注的耐心，在应对网络舆情时，许多管理部门也已摸索出一条经验，那就是冷处理，不去理会，舆论狂潮也会自然消退。
其次，人们对这些新媒体事件的关注态度更多是消费性的，主要是为了宣泄情感甚至是娱乐。格雷姆·特纳曾经提出“愤怒产业”概念，即一个新闻事件越是能够激发公众的愤怒情绪，就越是会产生更高的点击率，越具有消费价值。因此，与官方对网络正能量的倡导相反，我们会发现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负能量，如各种耸人听闻的暴力、色情、贪腐等。据此，还有学者提出了“怨恨批评”概念。“没有积极目标、不分青红皂白的‘怨恨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此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怨恨批评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作出任何的肯定、赞赏和颂扬，仅是一味地否定、贬低、谴责。”对于许多人来说，新媒体事件的意义主要是为“吐槽”提供了机会和材料。在社会新闻网站上经常可以发现，许多网友坦承自己就是来看评论的，因为一些“神评论”“神吐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资源。
比如，在“青岛天价虾事件”中就出现了许多网络段子，如“中国新土豪四大标准”：敢扶大爷大妈、敢拍马云涂鸦、敢买新疆切糕、敢点青岛大虾。还有开发商打出巨幅促销广告：77—137平米，三至五万，150只青岛大虾每平米起；成交送789只青岛大虾。在我们看来，类似青岛宰客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青岛大虾之所以成为热点，就在于太具戏剧性了，一个本来应该出现在喜剧作品中的桥段，却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发生了，为人们的吐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有人提出，山东花巨资打造的好客山东形象毁于一盘大虾，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人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它，它也不会对青岛的旅游和城市形象造成太大的影响。 最后，“事件公众”体现出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既融合又分裂的悖论。融合的一面表现在，虚拟空间不再被看成一个异度空间、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飞地，而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交融，尤其是在各种社交媒体出现后，人们的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已经彻底连为一体。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分裂。这主要表现在，新媒体培养出一种十分矛盾的人格：一方面，他们在虚拟空间充满正义感，敢说敢言；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又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如此一来，虚拟社区就仿佛变成了一个受到默许的法外之地，为那些偶尔逃逸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提供了短暂的休憩，以使他们能够更长久地忍受现实世界的压抑。显然，如果虚拟社区割裂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而变成了一个空中楼阁、一块远离现实世界的飞地，那它的作用就仅止于为人提供一种虚假的安慰，并借此安抚人们的怨愤情绪。
结语
总之，在当前这个以各种新媒体的出现为标志的微时代，“事件公众”的出现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症候。随着实体性公共空间的消失和死亡，新媒体事件成为重新将人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由各种“事件公众”组成的虚拟社区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还是满足了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线下的公共论坛匮乏的环境中，这些“事件公众”的存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正在成为撬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Doris A. Graber. Processing Politics：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in the Internet Ag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166﹒
②⑨〔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第338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譯，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4页，第311页。
④刘津：《博客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期。
⑤Harry C. Boyte. Everyday politics：Reconnecting Citizen and Public Life.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2﹒
⑥〔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北京》，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⑦〔美〕罗伯特·帕特南：《獨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
⑧翟本瑞：《从社区、虚拟社区到社交网络：社会理论的变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⑩Richard Ling. The Mobile Connection： The Cell Phone’s Impact on Society. San Francisco：Morgan Kaufmann，2005：（193）﹒
〔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成伯清：《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公众”；新媒体事件；虚拟社区
新媒体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和改变是全方位的，就其与政治相关的方面而言，它所带来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各种新媒体事件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事件公众”的兴起。如今，在几乎每一起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以后，人们都会自发地在网络平台聚集起来进行交流和讨论，并由此形成各种类型的虚拟社区。如果说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所假定的公眾主要是借由一个共享的物理空间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事件公众”则主要是靠对一个社会事件的共同关注而集结起来。可以说，“事件公众”的兴起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如何评价其社会影响，直接关乎我们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理解和把握。
新媒体事件的大量出现
在考察新媒体的社会影响时，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经常有会人说，新媒体使人能够主动拉出自己所需的信息，而不再是被动地接收被推送的信息，所以它会带来信息的碎片化。据此，有人忧虑社会公众将加速分裂，重新部落化，并导致那种能够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不再可能出现，“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网络巴尔干化”（cyber balkanization）就是对这种状况的形象描绘。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窄播（narrowcast）引發了人们对美国民主活力的担忧，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公民不再从同一口信息之井中取饮了，他们是否会分裂成不同的交往社群？如果人们的背景和喜好变得各有差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否会因此而减少？”①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环境，就会发现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新媒体不仅没有造成信息环境的分裂、公众注意力的分散，相反还使人们的信息环境变得更加统一，公众的注意力变得更加集中。这突出表现在一些“现象级”新媒体事件的不断出现上，如今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某个时间段内，公众关注和谈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比如，从2015年10月开始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青岛天价虾事件”，在传统媒体时代，这样一个地方性新闻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全国性公共话题。因此，在当前这个“微时代”，公众的信息环境和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碎片化，而是借助新媒体快速的传播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变得高度统一了。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根据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的“公共领域”理论，断言新媒体将带来公共领域的复兴。在哈贝马斯那里，18世纪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咖啡馆、沙龙等是公共领域的原型。在当代社会中，这些实体性的公共空间依然大量存在，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供人交换信息和讨论公共事务的地方，而是变成了一个供人窃窃私语或安静发呆的地方。这就是理查德·桑内特所说的“死亡的公共空间”（dead public space）②，也是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公共的但不文明的地方”（public，but not civil space）③。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研究者都充满善意地期待，网络虚拟社区将取代实体性公共空间的功能。
然而，随着新媒体越来越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虚拟社区与公共领域理论之间的错位也越发明显。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理论建立在对“公共”和“私人”的严格区分之上，自古希腊以来，这种区分有悠久的传统，甚至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一块基石。而网络虚拟社区却打破了这种区分，它既不完全是一个公共空间，也不完全是一个私人空间，而是呈现出公共性和私人性相混杂的特征。正如有学者描述的那样，它“类似于一个敞开大门的私人房间，保留着通往公共场所的通道，却依然带有私人活动的深刻印记”。④
当前，很多新媒体事件都是由新媒体公共性和私人性相混杂的特征造成的。比如2011年2月，汕头市中医院医生李某在个人微博上称：“测试人品的时刻到了，有个病人的血压在往下跌，半夜极有可能得起床收尸。我未雨绸缪，殡仪馆的电话也问好了，但还是希望她能顶过今晚，这大冷天的，我暖个被窝也不容易，您就等我下班再死，好不？”这条微博一经传开，立即激起众怒，人们纷纷指责博主缺乏职业道德，冷血无情。最后，院方作出决定：对李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停止李某的处方权，并调离临床岗位。2012年12月，维珍航空公司两名中国籍空姐利用微博发表评论，吐槽自己公司推出的“精致餐食”服务，认为“东西少，又难吃，光改餐具有什么用？”结果遭到公司解雇。两位空姐不服，上诉到法院，而法院判决也支持了公司的解雇决定。2013年7月，女歌手吴虹飞在个人微博中声称：“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XX的建委……”此后不久，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言论不妥，立即删除了这条微博，并另发了一条微博：“我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居委会旁边麦当劳的——鸡翅、薯条、馒头。”似乎想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做补救，但为时已晚，第二天她就被北京警方带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吴虹飞受罚较轻，最终因发布威胁言论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在微信出现以后，类似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201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某教授发表公开信，与自己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断绝师生关系，原因是这位硕士生在微信朋友圈随意点评学界前辈，并对其中两位学者语出不敬。
不难发现，这些新媒体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当事人都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完全当成了私人空间，没有意识到它可能产生的公共后果，结果引火上身，付出惨重代价。可以设想，如果这些内容不是出现在互联网上，而是出现在私人聚会场合，人们会很自然地理解为熟人之间的调侃和吐槽，虽不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和想法，但终归无伤大雅，更不会成为公共讨论的话题。这些事件突显出的共同问题是：一方面，网络空间不完全是一个私人空间，人们的一言一行随时都可能被昭告天下，因此人们不得不考虑自己言行可能产生的公共后果；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一再出现也提醒我们，网络空间也不完全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时刻都谨言慎行。否则，几乎所有的网络吐槽和调侃都可以上纲上线，人们在私人场合的牢骚和抱怨也随时可能曝光于网络，很显然，这不仅会在网络空间中造成一种“寒蝉效应”，还有可能摧毁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信任，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由此可见，新媒体扰乱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清晰界线，对于新媒体研究来说，公共领域理论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工具。 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可以看出，新媒体给当前社会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并非公共领域的复兴，而是各种新媒体事件层出不穷，围绕这些新媒体事件出现了一种新的公众类型，即“事件公众”。“事件公众”的兴起，固然与实体性公共空间的死亡、新的信息交流方式的出现有关，但更为深层的一个原因则在于，现代社会变得高度复杂化、专业化了，普通人已经很难理解，也很难形成独立的见解。正如有人提出的，“除了根深蒂固的兴趣缺乏外，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对于政治的看法，就像让一个码头装卸工去解决天体物理学问题一样”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如果去问一个普通人TPP会对我国造成什么影响，恐怕也会很难回答。但是，理解和参与一个社会事件的门槛却低得多。比如，如果去问一个人对“青岛天价虾事件”有什么看法，恐怕许多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因此，新媒体事件能够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事件公众”的兴起已成为当前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从媒体事件到新媒体事件
其实，早在新媒体出现以前，社会事件就是将分散的公众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基于这种认识，戴扬提出，不是传媒而是问题才是形成公众的中心，正是以共同关心的问题为纽带，人们才得以彼此联系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在《媒介事件》一书中，戴扬和卡茨还将这些具有社会聚合力量的媒介事件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即“竞赛”“征服”和“加冕⑥。”但是，在新媒体出现以前，围绕某个具体的媒体事件所形成的公众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由于传统媒体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播媒介，所以除非人们亲自走到一起，就这些事件展开面对面的讨论，否则这些公众就只是一种隐性存在。虽然这些隐性公众的意义不容忽视，但终究难以发挥直接的社会影响。此外，不管是“竞赛”“征服”还是“加冕”，传统的媒体事件都旨在引发人们的欢呼和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内部的差异和分歧被掩盖了。而在各种新媒体事件中，公众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面对同一个事件，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出现了分化，因此，彼此之间既有协作，也充满激烈的交锋甚至对抗。如果说传统的媒体事件是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的，它事先规定了受众的反馈；那么，新媒体事件则无法预知公众的反应，充满不确定性。
由于新媒体不仅克服了地域限制，而且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提供了可能，所以在新媒体出现以后，“事件公众”才得以浮现出来，成为一种真真切切的社会存在。如今，每当社会中出现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人们都会在网络空间自发地聚集起来，展开对话和交流。可以说，这些以社会事件为中心和纽带的网络论坛已成为一种最具公共性的虚拟社区形式，“事件公众”也已成为当代社会中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
这些存在于虚拟社区中的“事件公众”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正如“事件公众”一词所表明的，他们是通过对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的共同关注彼此联系起来的，因而他们讨论的话题非常具体和集中。其次，由于摆脱了空间的限制，所以“事件公众”的规模一般都十分庞大，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甚至能够集结起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参与者。此外，在通常状况下，这些“事件公众”都处于一种匿名状态，人们彼此之间无从得知对方的身份信息，每个人都完全凭借自己的观点赢得赞同或反对，这有利于实现公众之间的平等对话。最后，由于虚拟社区几乎不会对它的成员进行任何限制，人们参与和退出讨论的成本都很低，所以“事件公眾”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它的流动性表现在，人们不仅可以随意进出，而且还可以自己决定参与的程度。如此一来，“事件公众”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一方面，它使彼此相距遥远的人们获得了直接对话的可能，而这在新媒体出现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抹平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差异，有利于公众之间的平等交流。
从社区到虚拟社区
“事件公众”组成了虚拟社区，作为一种公共论坛，虚拟社区并非没有自身的缺陷，难以化解的难题之一是信任问题。显而易见，不管对于哪种类型的公共论坛来说，真诚和信任都是理性辩论的前提，由于虚拟社区基本上是由陌生人组成的，所以它更依赖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在虚拟世界，匿名性和流动性都带来了‘随进随出’‘匆匆而过’的关系。电脑互联通讯的这种散漫性正是它受到一些网民欢迎的原因，这也抑制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如果人们可以随进随出，那么承诺、信任、互助等关系就发展不起来。”⑦网络交往的匿名性的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解除人们的各种顾虑和禁忌，带来更有质量的对话；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人们的责任意识，损害了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信任。由于缺少相互信任，许多人在遇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都不是去认真厘清和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去揣测和质疑对方的动机，并简单粗暴地将之认定为居心叵测。显然，人们一旦将对方的动机认定为不纯或险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进一步对话和交往也就终止了。
此外，与传统的社区相比，虚拟社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成员的同质化。它不再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而是靠对某一问题或事件的共同关注而将人联系起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虚拟社区的成员在许多方面都千差万别，他们既不必相互接近，也不必有共同的文化或记忆；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可以主动选择加入或退出某个虚拟社区，所以虚拟社区的成员在某些方面又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虚拟社区一方面具有传统社区中的凝聚力，打动人们心中对社区亲密感觉的追寻；另一方面由于匿名性与化身的特性，它又具有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以及自由连接的特性。”⑧这也就意味着，除了相同的兴趣和相似的立场外，虚拟社区并不依靠任何强制力量将其成员束缚在一起，因此与传统社区相比，虚拟社区对其成员的忠诚度要求较低。当人们在虚拟社区中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时，他们就会待在那里；反之，他们则可以随时退出。如果说在传统社区中人们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遭遇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观点，那么新媒体则使人有机会建立一些乌托邦式的社群，即一些过滤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同质化社区。
如果一个虚拟社区完全是由同质化成员组成，那么它的公共性就会大打折扣。理查德·桑内特提出，在那种“不文明”的现代共同体中，人们会尽量避免与外来者、陌生人接触，他们共享的行动也越来越集中在决定谁属于共同体、谁不属于共同体上。“群体中的人们通过拒绝那些并不处在群体之内的人而获得了一种友爱的感觉。这种拒绝为群体创造出一种独立于外部世界、免遭外部世界打扰的要求；群体因而不再要求外部世界发生改变。”⑨在他看来，由于这类共同体的内部团结恰恰是通过排斥“外来者”而得以完成的，所以破裂和内部分化就成为这种友爱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导致自相残杀的友爱。许多学者指出，“使公共领域充满活力的是，人们总是遇到一些未曾预期的交往形式，其中并非所有都是令人愉快的，也并非所有都是人们主动寻求的。”⑩而在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中，虽然人与人之间也会进行相互交往，但这种交往不仅不可能纠正群体成员既有的偏向，还会把这种偏向推向更加极端的境地。这也就是凯斯·桑斯坦所说的“群体极化”，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虚拟社区都是由同质化成员组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网络传播不仅使人更容易找到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而且还使人更容易屏蔽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所以它本身确实孕育着形成同质化社区的风险。 最后，那些由“事件公众”组成的虚拟社区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它们的讨论很难持久和深入，通常情况下，它们都会随着问题的解决或失去新鲜感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新媒体时代，虽然大型传媒组织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但它们在引导和决定公众议程方面的强大作用仍然不可小觑，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即使是最具个人性的博客写作，其谈论的话题也常常受主流新闻媒体的强大影响。毫无疑问，在商业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大型传媒组织具有一种追逐社会新奇事件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態度是消费性的。因此，随着社会热点事件不断地“推陈出新”，“事件公众”通常也都是来去匆匆，他们既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也会随着新的热点事件的出现一哄而散。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曾描述过一种“衣帽间式的共同体”（cloakroom community），他提出，借助于一个共同感兴趣的公开展示的场面，一群在其他方面互不相干的人能够暂时联系起来，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熔铸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因为随着表演场面的结束，人群就一哄而散了。在他看来，“迅速扩大的共同体，是打破平日离群索居的单调生活的场合，并且像所有的表演活动一样，能让他们发泄被压抑的力量，并能让寻欢作乐者更好地忍受在喧闹时刻结束之后他们必须回到的日常生活”。因此，这种“衣帽间式的共同体”的心理抚慰功能要远远大于它的公共意义。对于我们认识“事件公众”以及由他们组成的虚拟社区来说，鲍曼的这种分析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从公众到“事件公众”
尼葛洛庞帝曾经提出，“网络的真正价值正越来越与信息无关，而与社区相关”。如今，这一预言已经变为现实。在Web2.0时代，我们与其说互联网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工具，不如说它是人们进行交往和互动的工具，借助这样的交往和互动，各种各样的虚拟社区应运而生。与此相应，传统的面对面交往的公众也逐渐为“事件公众”所取代。
作为一种公共论坛，由“事件公众”所组成的虚拟社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网络交往的去身份化特点，虚拟社区不仅有利于实现成员之间的平等对话，而且還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公共讨论的规模问题。如果说“屋子里装不下所有人”曾经是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的理由，那么虚拟社区则使这种排除失去了正当性。其次，在虚拟社区中，人们不是进行面对面的即时沟通，而是有一定的时间组织自己的发言，这就给慎议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有助于提高公共讨论的质量。最后，在虚拟社区中人们讨论的话题更加集中；同时，从总体上看，虚拟社区的成员还更加活跃，这是因为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上，他们不仅有更多的话要讲，而且还更关心别人说了什么。
那些由“事件公众”组成的虚拟社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常常能够通过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讨论，生发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议题。与那些宏大而高深的公共议题相比，社会事件显然更容易为人所理解，也更容易激起人的共鸣，因而具有更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广泛吸引社会各阶层成员参与讨论。许多情况下，这些“事件公众”借助持续不断的讨论和“围观”，不仅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促成事件的妥善解决，而且还能够引发人们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关注，并从这些具体事件中提炼出一个公共议题，从而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在新媒体事件不长的历史上，的确有过许多成功的案例，即人们通过对一个具体事件的关注，提炼出一个公共议题并促成相关问题的解决，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成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但是，大部分新媒体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与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所假定的公众相比，“事件公众”在影响社会方面有一些优势，同时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影响了其公共性的发挥。
首先，新媒体事件引起公众关注的时间越来越短，各领风骚三五天，随着新的热点事件的出现，公众就会一哄而散，被另一个新媒体事件吸引过去。人们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短暂，记忆变得越来越健忘。新媒体事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关注，然后迅速被遗忘，刚刚发生不久的事件就会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仿佛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事件公众”就像是新时代的乌合之众，缺少持续关注的耐心，在应对网络舆情时，许多管理部门也已摸索出一条经验，那就是冷处理，不去理会，舆论狂潮也会自然消退。
其次，人们对这些新媒体事件的关注态度更多是消费性的，主要是为了宣泄情感甚至是娱乐。格雷姆·特纳曾经提出“愤怒产业”概念，即一个新闻事件越是能够激发公众的愤怒情绪，就越是会产生更高的点击率，越具有消费价值。因此，与官方对网络正能量的倡导相反，我们会发现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负能量，如各种耸人听闻的暴力、色情、贪腐等。据此，还有学者提出了“怨恨批评”概念。“没有积极目标、不分青红皂白的‘怨恨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此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怨恨批评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作出任何的肯定、赞赏和颂扬，仅是一味地否定、贬低、谴责。”对于许多人来说，新媒体事件的意义主要是为“吐槽”提供了机会和材料。在社会新闻网站上经常可以发现，许多网友坦承自己就是来看评论的，因为一些“神评论”“神吐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资源。
比如，在“青岛天价虾事件”中就出现了许多网络段子，如“中国新土豪四大标准”：敢扶大爷大妈、敢拍马云涂鸦、敢买新疆切糕、敢点青岛大虾。还有开发商打出巨幅促销广告：77—137平米，三至五万，150只青岛大虾每平米起；成交送789只青岛大虾。在我们看来，类似青岛宰客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青岛大虾之所以成为热点，就在于太具戏剧性了，一个本来应该出现在喜剧作品中的桥段，却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发生了，为人们的吐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有人提出，山东花巨资打造的好客山东形象毁于一盘大虾，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人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它，它也不会对青岛的旅游和城市形象造成太大的影响。 最后，“事件公众”体现出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既融合又分裂的悖论。融合的一面表现在，虚拟空间不再被看成一个异度空间、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飞地，而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交融，尤其是在各种社交媒体出现后，人们的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已经彻底连为一体。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分裂。这主要表现在，新媒体培养出一种十分矛盾的人格：一方面，他们在虚拟空间充满正义感，敢说敢言；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又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如此一来，虚拟社区就仿佛变成了一个受到默许的法外之地，为那些偶尔逃逸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提供了短暂的休憩，以使他们能够更长久地忍受现实世界的压抑。显然，如果虚拟社区割裂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而变成了一个空中楼阁、一块远离现实世界的飞地，那它的作用就仅止于为人提供一种虚假的安慰，并借此安抚人们的怨愤情绪。
结语
总之，在当前这个以各种新媒体的出现为标志的微时代，“事件公众”的出现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症候。随着实体性公共空间的消失和死亡，新媒体事件成为重新将人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由各种“事件公众”组成的虚拟社区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还是满足了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线下的公共论坛匮乏的环境中，这些“事件公众”的存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正在成为撬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Doris A. Graber. Processing Politics：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in the Internet Ag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166﹒
②⑨〔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第338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譯，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4页，第311页。
④刘津：《博客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期。
⑤Harry C. Boyte. Everyday politics：Reconnecting Citizen and Public Life.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2﹒
⑥〔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北京》，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⑦〔美〕罗伯特·帕特南：《獨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
⑧翟本瑞：《从社区、虚拟社区到社交网络：社会理论的变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⑩Richard Ling. The Mobile Connection： The Cell Phone’s Impact on Society. San Francisco：Morgan Kaufmann，2005：（193）﹒
〔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成伯清：《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