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江南的一座古城。说到这座城市，人们会想到运河，想到园林，想到美食……然而于我而言，最想念的，却是那些纵横交错的小巷。
　　小巷，仿佛已成为江南城市的符号。一个没有小巷的城市，大概称不上真正的江南。
　　其实，小巷并非只有南方才有，北方的城市里同样存在，譬如北京。只不过到了北方，不叫“小巷”而叫“胡同”，但所指的仍是城市主要街道之间的比较小的街道。
　　北方的胡同，南方的小巷，都是城市的符号。
　　大街把城市切成一个个方块，如一个个方块字，胡同、小巷就是字的笔画，书写城市的历史。
　　那些胡同与小巷里有太多故事。每一个胡同名或小巷名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历史或传说。作家老舍在其多部作品里就写到过北京的一条小羊圈胡同。“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像个葫芦……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事实上，老舍正是出生于这条胡同，如今，这里已改叫“小杨家胡同”。胡同与小巷，从历史中走来，在岁月里坚守，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变迁。
　　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胡同与小巷可谓“大隐隐于市”。任凭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只要一拐进某处胡同或小巷，浮华的世界就立马隔绝开来，浮躁的心顿时安定下来。胡同和小巷里的日子仿佛很慢，慢得就像停止了一样。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寂静无声，只有家门口摆放着的一盆盆花花草草，或天台上晾晒的飘扬的衣服，标记着这一方独立世界里仍在前行的静水流深的日子。“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作家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便如此形容。说的虽是北方的胡同，但这样的情形在南方的小巷也是常见的。在巷间走着，偶尔，从身后传来丁零零的自行车铃铛声，“栀子花——茉莉花——”的叫卖声，或是一两声远远的犬吠，将人从游走的思绪中拉回。
　　但，北方的胡同和南方的小巷，分明又是不同的。那些胡同与小巷里活色生香的生活，标记着一个个城市的独特性格。
　　北方的胡同连着的是四合院、大宅门，走着走着，就瞧见一所王公府邸，红色的外墙、黄色的琉璃瓦，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却仍彰显着一股皇家气派，主人也许就是百年前的某位皇室成员。而南方的小巷里坐落的是私家别苑，门脸虽不起眼，里面却是庭院深深深几许，门厅、卧室、书房、后花园，粉墙黛瓦，古木修竹……主人多是当年城里某位经商或从文的大户人家。
　　说起南方的小巷，不少人立刻会想到诗人戴望舒的那首《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笔下的小巷，曲径深幽，古典婉约，散发着浪漫的气质，只属于江南，与“江南”二字的精神内核最为契合。
　　到了作家王安忆那里，则将上海这一近代以来江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弄堂”情形描写得淋漓尽致。“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小说《长恨歌》的开篇，王安忆用了相当篇幅写上海的弄堂。上海人把小巷唤作“弄堂”，这些弄堂成了“海派文化”的一面镜子。
　　而在汪曾祺看来，北京一个又一个方块般的大街、胡同，“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相较南方的小巷，北方的胡同横平竖直，让人感受到的是规整、严谨以及气度。
　　胡同与小巷，从大街延伸开去，从古代延伸至今，如城市的经脉，更如城市的文脉。南北文化的差异，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区别，在这小小的胡同与巷子之间都体现出来了。
　　而今，胡同与小巷在作为历史遗存的同时，也成了旅游观光的一道风景。不少城市纷纷推出“胡同游”“小巷游”，一些外地人到了这些城市后，便会按图索骥，一头扎进那些胡同或小巷之中。或是在其间行走漫步，拜访老宅故居，走近那些在历史长卷中留下印记的人物；或是坐上人力车，听车夫讲解有关这座城市的繁华与辉煌，欢乐与安逸，战乱与悲痛，抵抗与不屈……
　　仔细想来，胡同也好，小巷也罢，人们来到这里到底寻找的是什么？我想，是日常生活的真切面孔，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是某种也许不该忘记的情怀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