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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把握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来说，平常心是比新常态更为重要的基点
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态”的提法以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在政策层面和经济学界，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高层决策者首次将“新常态”一词应用于描述中国经济。
在考察这一概念的源流时我们注意到，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有学者开始用“新常态”描述危机后的金融和经济特征，2012年，有研究者明确提出，“7%-8%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并称“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决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政策目标。”2013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使用“新常态”一词描述经济运行。
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建立在对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及政策得失分析的基础上。与此前经济增长的呈现出的主要特征相比，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中国GDP增速在2009年4万亿刺激下经历了一轮反弹，但从2010年之后开始持续走低，到2012年市场对中国经济“强复苏”的展望不断下调至“弱复苏”和“软着陆”。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短周期波动特征，而进入2014年后，波动更为频繁，并且开始稳定在7%-7.5%这一通道内。
新常态到底有何显著特征？从目前的讨论来看，至少有一条是有共识的，即中国经济将下行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更准确的说，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旧稳态调整至新稳态的过程，也就是从过去二十年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逐渐过渡到更为持续、健康、均衡的增速上。而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在何处探底，则仍存诸多争议，比如林毅夫和李稻葵就认为通过改革有望让经济增速回到8%左右，而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则认为经济增速在未来五年下降到6%以下。
这涉及到究竟是供给端制约、还是需求端萎缩的问题。短期来看，经济下滑的问题出在需求萎缩，尽管人口、环境等制约因素也将影响到长期供给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对应到微观层面，就是我们更多看到了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劳动力闲置，而非企业加班加点供不应求。如果解决好结构失衡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不必面临大幅度下调，反之，在短期内只能依赖于资本堆积，再次导致高负债和泡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近期一份关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课题中对增长前景做出了判断，“未来10-15年之内中国经济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宏观政策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不再是一味刺激至强复苏，也不会强力挤压泡沫，而是采取定向、迅速的刺激政策，短期企稳后又开始去杠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让市场下行压力与政府向上托力之间形成稳态均衡。尽管当下的调控手段和力度还不甚明朗，甚至于市场上出现“要求大规模刺激是不信任改革”和“全面降准降息防止经济失速”两种极端声音，但高层决策者还是对表达了高度的自信。李克强日前表示，不会出台短期强刺激政策，而是对那些需要支持的企业和产业给以扶持。他强调，“我宁肯用‘改革’这个词来强化我们推进结构调整措施的理念。”
对经济下行采取容忍态度，对结构调整的信心，就建立在新常态的判断之上，根据这一判断，传统上势必要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不再是优先选项。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危机之后货币政策的锚由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锁定为金融稳定。过去央行加杠杆主要是通过负债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操作在地方层面，房地产部门将居民部门储蓄转化为房地产投资，并为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将土地抵押银行融资，不断放大杠杆，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风险累积。而如今，央行在资产端（再贷款、PSL等定向金融）操作，让信用更多流向中央政府着力于调结构的部门和项目，流向地方平台的比例会逐步下降。只要原来的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体制没有回归合理，央行对于负债端操作就会非常谨慎。
从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主要是看是否持续地进行结构调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淡化房地产部门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逐渐弱化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基于存量调整的定向供需政策和政府层面改革将成为重点，有助于更好的引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目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关于“新常态”的讲话中，习近平在“适应新常态”这句话之后，接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由此可以看出，适应新常态这一新形势，各级政策部门必须做出心态上的调整，将心态调整到平常状态。“新常态”必须附之于“平常心”，只有有了平常心，才能适应新形势。对于把握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来说，平常心是比新常态更为重要的基点。
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态”的提法以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在政策层面和经济学界，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高层决策者首次将“新常态”一词应用于描述中国经济。
在考察这一概念的源流时我们注意到，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有学者开始用“新常态”描述危机后的金融和经济特征，2012年，有研究者明确提出，“7%-8%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并称“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决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政策目标。”2013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使用“新常态”一词描述经济运行。
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建立在对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及政策得失分析的基础上。与此前经济增长的呈现出的主要特征相比，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中国GDP增速在2009年4万亿刺激下经历了一轮反弹，但从2010年之后开始持续走低，到2012年市场对中国经济“强复苏”的展望不断下调至“弱复苏”和“软着陆”。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短周期波动特征，而进入2014年后，波动更为频繁，并且开始稳定在7%-7.5%这一通道内。
新常态到底有何显著特征？从目前的讨论来看，至少有一条是有共识的，即中国经济将下行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更准确的说，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旧稳态调整至新稳态的过程，也就是从过去二十年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逐渐过渡到更为持续、健康、均衡的增速上。而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在何处探底，则仍存诸多争议，比如林毅夫和李稻葵就认为通过改革有望让经济增速回到8%左右，而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则认为经济增速在未来五年下降到6%以下。
这涉及到究竟是供给端制约、还是需求端萎缩的问题。短期来看，经济下滑的问题出在需求萎缩，尽管人口、环境等制约因素也将影响到长期供给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对应到微观层面，就是我们更多看到了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劳动力闲置，而非企业加班加点供不应求。如果解决好结构失衡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不必面临大幅度下调，反之，在短期内只能依赖于资本堆积，再次导致高负债和泡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近期一份关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课题中对增长前景做出了判断，“未来10-15年之内中国经济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宏观政策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不再是一味刺激至强复苏，也不会强力挤压泡沫，而是采取定向、迅速的刺激政策，短期企稳后又开始去杠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让市场下行压力与政府向上托力之间形成稳态均衡。尽管当下的调控手段和力度还不甚明朗，甚至于市场上出现“要求大规模刺激是不信任改革”和“全面降准降息防止经济失速”两种极端声音，但高层决策者还是对表达了高度的自信。李克强日前表示，不会出台短期强刺激政策，而是对那些需要支持的企业和产业给以扶持。他强调，“我宁肯用‘改革’这个词来强化我们推进结构调整措施的理念。”
对经济下行采取容忍态度，对结构调整的信心，就建立在新常态的判断之上，根据这一判断，传统上势必要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不再是优先选项。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危机之后货币政策的锚由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锁定为金融稳定。过去央行加杠杆主要是通过负债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操作在地方层面，房地产部门将居民部门储蓄转化为房地产投资，并为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将土地抵押银行融资，不断放大杠杆，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风险累积。而如今，央行在资产端（再贷款、PSL等定向金融）操作，让信用更多流向中央政府着力于调结构的部门和项目，流向地方平台的比例会逐步下降。只要原来的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体制没有回归合理，央行对于负债端操作就会非常谨慎。
从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主要是看是否持续地进行结构调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淡化房地产部门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逐渐弱化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基于存量调整的定向供需政策和政府层面改革将成为重点，有助于更好的引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目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关于“新常态”的讲话中，习近平在“适应新常态”这句话之后，接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由此可以看出，适应新常态这一新形势，各级政策部门必须做出心态上的调整，将心态调整到平常状态。“新常态”必须附之于“平常心”，只有有了平常心，才能适应新形势。对于把握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来说，平常心是比新常态更为重要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