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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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从负面情绪应对的视角研究压力情境下情绪实体论者和情绪增长论者是否会采取不同类型的压力应对策略,同时探讨情绪可控性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实验法进行研究,实验采用单因素2水平(压力组vs.控制组)被试间设计.结果:在压力情境下,情绪增长论者比情绪实体论者更愿意选择增加积极情绪的应对策略(F=3.42,P＜0.05);相反,情绪实体论者比情绪增长论者更愿意选择减少消极情绪的应对策略(F=4.67,P＜0.05).同时,情绪可控性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减少消极情绪的应对策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LLCI=-0.195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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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营销管理学院 辽宁葫芦岛 12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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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从负面情绪应对的视角研究压力情境下情绪实体论者和情绪增长论者是否会采取不同类型的压力应对策略,同时探讨情绪可控性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实验法进行研究,实验采用单因素2水平(压力组vs.控制组)被试间设计.结果:在压力情境下,情绪增长论者比情绪实体论者更愿意选择增加积极情绪的应对策略(F=3.42,P＜0.05);相反,情绪实体论者比情绪增长论者更愿意选择减少消极情绪的应对策略(F=4.67,P＜0.05).同时,情绪可控性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减少消极情绪的应对策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LLCI=-0.1951,UlCI=-0.0123).结论:内隐情绪信念影响个体的压力应对策略选择,情绪可控性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减少消极情绪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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