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长城一路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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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考取了中国驾照之后,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1931年,先后有20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800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化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
  没有人对这项计划采取过行动,无疑是因为长城穿越的地区太偏远太贫瘠。可是,70年之后,这条线路引起了我这个驾驶员的好奇。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 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像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做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开车驶过的几个村子,名字同样粗犷:牛心山,双峰村,山神庙。长城俯瞰着这些红砖碧瓦的小镇,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横过山脊。转过一座座山丘时,我总会瞥上一眼。这些建筑物主要是16世纪的明朝人修建的,他们的做工可真细致——石砌的基座,灰砖砌成的墙体,依旧牢牢地附着在山脊上。城墙有时会向下斜入山谷,在这样低洼的地势里,只会被人们像收割田里的庄稼那样不留茬子。砖砌的墙面如今荡然无存:残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筑成的内墙结构,满是不平的坑洼,以及剥落的残渣。这样裸露的墙体横过山谷的地面,再顺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后,灰砖才又重现身影。在谷地的两侧,留下一条水平方向的破坏痕迹,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横扫河北大地。不过,这股洪流是人类。而留下的那条水迹宣示着一种动机,它的高度,精确地显示着人们愿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费的灰砖。
  在营房村,我停下车来察看其中一段光秃秃的城墙,一个叫王国安(音译)的农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时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说,“‘文革’中毁了很多。”
  他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场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支持中国人民向传统的和“封建的”事物发起进攻。长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毁坏的,王国安还记得,营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毁当地的防御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于别的建设项目。
  他带着我去他家后院,那里堆放的一摞摞旧城墙砖足有1米多高。“这些都是从长城上取下来的,”他说,“根据灰浆你就看得出来——过去他们就用这种灰浆。这是从村里一个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来的。”
  我问是否还有人在摧残那个防御工事,他摇了摇头。“政府再也不让干了,”他说,“这些墙砖最先是在40年前取下来的。先用来盖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点别的什么,还用得着。”
  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潜在的资源。河北的大小跟华盛顿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11倍——总共有6800万之多。山坡被开垦成梯级台地,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墙砖,当然要利用,有时候还得用过一次再一次。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随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在一张名片上,我看见过列出最多的工种数是27种。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边上,一场葬礼上,我遇到了这个人。
  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葬礼过后就是吃饭,有些人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宴席行列。开车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个个的葬礼,事实上,有人靠这个行当吃饭——无尽的自驾旅途中,每停车一次,就代表着某个人的人生终点。在新荣,我碰到了一个名叫魏福(音译)的人和他的老婆,他们的专长就是在葬礼上演出传统晋剧。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牌卡车,为了演出方便,卡车的车厢进行了改装。在新荣,他们把卡车停在一条主路上,拉起手刹,去掉车厢拦板,支起一个雨棚,架起两只大大的“百威”音箱。
  不到半小时,他们搭起了舞台,数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们周围。那是一场长达7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鲜,因为死者曾经是整个新荣最大的一家店铺的老板。店铺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處。哪怕是死了,他仍旧在好好地打理着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着挤进商店,买上一些零食,边听晋剧,边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场葬礼,死者刚刚入土。那里是农村,位于一个开阔的平原上,一个大大的烽火台标志性地耸立着。附近没有任何城市——在中国,法律规定人死后多数要火葬,仅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允许土葬。烽火台边上,20多个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着白色麻布,腰间用一根红绳系着。远处,是一大块政府的宣传标语:“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译者:李雪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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