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岁之后，我剪断了和我故乡最后的一根脐带。
　　那一年我考取了这个村庄前所未有的名校。
　　爷爷从终年守望的羊群选了两头毛色最乌亮的山羊，一路下坡，拴到我门前。酒宴如婚宴，父亲一遍又一遍拨电话给八竿子才能搂到的亲友，凑也要凑齐这热闹。
　　那个时候，50桌的宾客和我一样——统统不知道那是我见她的倒数第二面。
　　2、
　　她是拄着拐杖挪到我面前的。头背虾米一样弯着。每动一步，浆在身上的衣服壳子比身子先动一下。
　　母亲趴在我耳边嘀咕了一番“八竿子”，提示我：“四姨奶奶”。
　　四姨奶奶颤颤巍巍的从斜襟褂子里掏出二十块钱，整整齐齐用红布包着。母亲推推拒拒。
　　四姨奶奶拐杖往地下一顿，几乎恼怒，“人人瞧不起我，连给孩子的钱也没人要。”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女朋克，剃了平头，满脸青春痘。母亲后来又拿给我几根芦荟叶子，说“四姨奶奶给的，涂脸上就好了。”又叮嘱我钱不要花，放箱子底压着。
　　钱和钱有什么区别？我一面摆弄着芦荟叶子，一面回忆起来：她是一个疯子。
　　3、
　　小时候我打过她，我的四姨奶奶。
　　童年的夏天每个孩子都是从河里捞出来的，湿哒哒的走在沿河柳下。
　　四姨奶奶那个时候就拄拐杖，站在正午的白日头里一遍遍咒念：“谁下河淹死谁，谁下河淹死谁……”有时候也会抓住我们的胳膊。
　　烦了我们就拿小石子往她灰布褂子上砸。
　　母亲告诉我：“她大孙女刚死，她一直是疯的。我小时候她就天天站在河边念唱‘大闺女想男人，大闺女别嫁人’”。
　　在母亲的转述里，四姨奶奶是附近几个村庄第一个离婚的女人。
　　1960年的春天，四姨奶奶从人民公社领到了和她货郎丈夫的离婚协议书。据说这是我们这十几个村庄联合组成的公社里第一桩自由离婚案件。
　　货郎出轨了。
　　货郎爱上了邻村一个右派的老婆。
　　“右派老婆”带着四个南京城的儿女住在村头，据说每天都需要闺女烧饭，儿子烧水，在暮色里洗澡梳头，然后摇着蒲扇抽烟纳凉。
　　四姨奶奶正在玉米地里埋头拔草的时候，货郎把“右派老婆”和她的四个孩子接进了家。
　　四姨奶奶问，人家男人呢？货郎只答，离婚吧。
　　四姨奶奶很快改嫁给一个放羊的光棍。羊倌嗜酒早逝。俩人围着羊棚垒的两间石头房子直到我小时候却也还结实。
　　四姨奶奶经常爬到房顶用泥巴和稻草修补漏处。房顶下有她和羊倌的两儿两女。
　　只是她疯了。常在河边。又唱又念。最喜欢扯着大姑娘的衣襟说她们“想男人”。
　　4、
　　1966年的冬天，文革悄悄的也蔓延到了我和四姨奶奶的村庄。
　　爷爷回忆起来，笑说：“贫农太多，‘坏分子’的名额实在分不完，最后两个就派在货郎和他‘右派老婆’头上。”
　　“搞破鞋”和别人独独不同。“右派老婆”脖子上挂满了旧鞋底，穿最丑陋的黑衣服，挨家挨户到每个人的院门口喊“我是破鞋”，让人吐上两口。
　　四姨奶奶这个时候“疯病”好了，拿起鞋底狠狠往货郎和“右派老婆”头脸上甩。一直打到邻居出门拉劝。
　　从此四姨奶奶却也真正“疯了”。
　　“货郎怕‘右派老婆’挨家挨户批斗太累，推着小货郎车和‘破鞋’出来游街！推着‘破鞋’出来游街！”这是四姨奶奶一生反复倾诉的一幕。
　　5、
　　村庄里的女人叙事，最多的就是“疯”。
　　这个村里常有女人“疯”了。
　　有生不出儿子的女人突然某天口吐白沫，整碗整碗灌下刚煮沸的开水，告诉丈夫和婆婆：“我是白蛇大仙转世”，勒令他们跪下并给自己煮一盘肉馅的水饺。
　　四姨奶奶常年的“疯”再寻常不过。
　　人人啃着瓜果说“她是个疯子”，人人也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她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她“疯”着也没荒了粮食和灶台。
　　直到我母亲也“疯”了。
　　那种“疯”是一种近似艺术的咒念。
　　每个深夜，我拿着手电筒在麦垛下的月光里找到正边哭边笑的母亲，她唱念的咒骂像歌谣一样动人。星辉月色下像是有观众，她的泪水和曲调在蝉声蛙鸣里回荡，唱给熟睡的丈夫和天上的月亮。
　　6岁那年的一个正午，我和妹妹从抽屉里掏出所有的煎饼渣泡了碗午饭。四姨奶奶拿着几包草药找到了坐在柳树下的母亲。
　　“孩子，喝了吧，喝了就好了。你看看你的孩子饭都吃不上了。”
　　那个下午，母亲喝下了四姨奶奶一碗带着蚯蚓、红花、蛇皮的中药，浑身无力的躺在床上。四姨奶奶杀了一只鸡，用她的拐杖捅旺了灶台的火苗。
　　我和母亲、妹妹把半熟的母鸡啃个精光。
　　6、
　　四姨奶奶的大孙女叫小芳。死在公路转弯下的一颗柳树旁。
　　小芳顶着冲天麻花辫，一辆摩托车就给撞倒了。
　　四姨奶奶和全村十几口亲戚抱着死尸往医院赶，中途拖拉机又翻在上坡路上，好几个人骨折了腿。
　　大儿媳妇也“疯”了之后，四姨奶奶的“疯病”神奇的好了。每天蹲在儿子家给媳妇煮饭洗衣，听儿媳的斥责咒骂——直到大儿媳又生了大孙子。
　　2000年之后四姨奶奶的时光都是兴奋和喜悦的，没人再想起“疯”这个字眼。
　　四姨奶奶上小学的大孙子憨实粗壮，每天露着温顺的大白牙和四姨奶奶一起采摘水果。祖孙二人再把一个个又红又亮的大苹果装进包装袋，整整齐齐码进纸箱子。
　　2000年之后，这个村庄再也没有蔬菜和粮食。
　　农药的细雾缭绕在每个清晨，成排成排的大卡车一辆又一辆把鲜亮的桃子、梨子、樱桃运去遥远的城市。
　　四姨奶奶这样的工种据说一天能赚一百块钱，一个秋季就会攒下孙子的学费。 　　“没病”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四姨奶奶的大儿媳妇不见了。跟水果贩子跑了。跑到了遥远的南宁。
　　儿子喝酒，毒打孙子。四姨奶奶抡着拐杖把孙子带回石头房子。
　　从此又变回“疯子”。
　　6、
　　最后一次见四姨奶奶我是逃回这个村庄的。
　　26岁那年我流掉了我第一个孩子。
　　孩子的父亲是个潦倒乐手，疯狂的想结婚。
　　我跑回家，摸着平滑的肚子，在柳树下坐了半个月。
　　柳絮簌簌的飘在衣服上，飘进鼻孔里，顺着河水流成趟。四姨奶奶悄无声息的站在我背后，说“我要找你爷爷”。
　　我问她“柳絮飘到河尽头会不会就沉下水底？”四姨奶奶说“我找你爷爷”。
　　爷爷正坐在太师椅上听京戏。
　　四姨奶奶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在他面前，从胳肢窝里掏出一个生锈的小铁盒。
　　“我拿给你看看”，四姨奶奶窸窸窣窣的打开铁盒，摸出两张发脆的白纸。白纸上一式一样写着：靳学花和宋作武协议离婚。
　　“是你给我办的！是你劝我办的！政府和公社盖了公章的！我是公社做主离的婚！”四姨奶奶又跳又骂一个下午，虾米一样的腰身里扭动出垂死的节奏，眼睛里的精光和嘴唇上的口沫流淌着绝望和疯狂。
　　在她断断续续的描述里，我和爷爷凑出了章节。
　　原来四姨奶奶已经糊涂衰弱到时常忘记了地点和去处，走到村头的石块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河塘里游泳出来的孩子成群结队的围成排，远远观看她念念咒骂，看够了就笑嘻嘻的扔石子。
　　已经读初中的大孙子碰上几回这样的场面。也只是远远看。
　　四姨奶奶一口咬定是因为自己离了婚，老老少少统统瞧她不起。
　　父亲母亲哭笑不得的把她劝回家，当个笑话聊了整个街坊。
　　7、
　　送走四姨奶奶的傍晚，我坐在柳树下捧着饭碗，把米饭一粒粒扔进河里。男友醉醺醺的打来电话，“我要结婚，我要孩子，你这个王八蛋。你是个王八蛋。你一直是个王八蛋。”
　　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其实还是特别喜欢你唱的歌。”
　　“我老家很多女人会唱歌，我母亲，我四姨奶奶，唱歌都特别好听。如果你见了她们，你肯定能唱的更好。以后，你还是要好好唱歌，多唱一些歌给别人听。”
　　8、
　　趟在男友和前男友的宿醉里，我是几乎不回家的。
　　母亲问我，这次怎么在家这么长时间？我说，我累了，休年假呢。
　　“年假”结束了，我和很多这个村庄的姑娘一起再把自己当柳树，挪到另一个“故乡”。
　　四姨奶奶的死讯我也只是在母亲的电话里听到的。
　　母亲絮絮叨叨的告诉我，“你四姨奶奶上吊了，她怀疑自己得了绝症。”
　　“床头底下压着一万多块钱。死之前她曾到邻居家串门，说要治病钱都得花光了。死了，钱全留给孙子上学。”
　　9、
　　2013年的中秋节，我回家。
　　四姨奶奶已经死了三年。
　　还没进家门，便望见有颗柳树倒了。半个身子躺在河水里。
　　“怎么倒了？”
　　“这本来就种在河堤上，根扎不进柏油里。风一吹就能倒了。”母亲说。
　　我想问怎么处理，是否需要再寻人用绳索拉起来？把树根重新埋好固定能否让它活下去？
　　母亲兴冲冲地抢断话头，跟我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你妹妹怀孕了。刚有，还不让往外处说。”
　　我看着满脸喜悦的母亲，答非所问：“你还记得我读大学前，四姨奶奶来给我送钱吗？那好像是我见她的倒数第二面。”
　　母亲很诧异，“以后都没见过吗？”。
　　“没有”。
　　0、
　　妹妹的孩子也是在柳树下长大的。
　　我在电话里问妹妹那棵柳树的去处，妹妹一边和孩子吵闹一边告诉我：“早就当柴火烧了。那么多柳。沿河都是。”
　　2014年，我遇上了一位修行的法师。
　　第一个问题我问他“你说众生平等，那门前的这棵柳和那棵柳可有差别？为什么我们总会在这棵的叶子、那棵的树形上产生偏爱？”
　　法师答我，“只有差别心，从无差别法。”
　　我又问他，“那怎么阻止一棵柳树的命运和别的柳树格外不同？”
　　法师笑笑，“你想阻止谁？你看到了柳，你看到你自己了吗？”
　　《牡丹亭》说柳梦梅和杜丽娘，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我爱在柳树下做梦。
　　生生死死情之所衷。终于在2014年我第一次梦到了四姨奶奶。
　　在梦里，她一会儿变成人，一会儿变作柳。
　　我正要上前摸摸她，她突然笑着指指我：“你到底是人还是柳？”
　　（本文作者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