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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一套保守的日常西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9月底对上海的财富环球论坛的行政总裁们发表了一篇演说。在关于台湾和人权问题的宣传语言当中，他允诺“为来华投资的外国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4天之后，江发表了另一篇讲话。此时，背景不同（在天安门城楼），听众不同（聚集在一起庆祝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士兵和群众），江也不同：着毛装的中国主席在视觉上的象征意义是谁都不会忘却的。
所以，真正的江泽民是谁呢？——穿着毛式服装检阅人民解放军士兵的那位还是来到上海的那位务实主义者？这个问题和其对中国的意义是《财富》的《中国：未来50年》3天会议所蕴含的使人全神关注的事。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300位外国行政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超过200位的中国政府官员、经理、国内银行家和学者。参加者讨论了一系列主要的经济问题：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电子商务、法律问题、品牌、知识产权、环境和几乎20多个的其他题目。
在这些光芒底下，信息则较为温和。外国战略家、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和出席的绝大多数中国官员——都认同：中国只有继续经济改革一途，而别无选择。一位德意志银行在东京的经济学家KenCourtis说：“不可避免的是：中国被限定要增长。你必须一年创造1，800万到2，000万个职位，要不你就会令人民上街”。许多人都同意，要达到这样的增长就要求：中国初期的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重组银行体系以便贷款能流向真正会创造财富和工作职位的私人企业家里去；关掉亏本的国有公司；增加税收；加速法制改革。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将带来相当大的短期代价。前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说：“那将是非常、非常费力的。是的，将有能创造经济活力的投资和出口，但也将有破产，有失败。”
在会上提到的每一个议题几乎都反映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下一轮改革将更难完成；因为容易做的早已做过了。现在，更多的人将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希尔斯指出：“如果你干的是失去了的那种工作，你就不会关心（通过改革）将会创造出来的1，000万个职位。”第二，国家的当务之急相互有冲突。比如说，当政府继续坚持国有企业必须继续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时，怎么可能出现每个人都赞成必要的银行改革呢？
中国不能自以为只有西方人才全神贯注于这类问题。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以经典的方式责备中国官员说：“中国必须改善它的法律和行政体制，公仆要和私人企业分开以避免利益冲突”。他承认，当今领导人中的许多人是受（前）苏联训练的，要改变他们的思维方法是困难的，而下一代将必须创造一个更开放的体制。“在彬彬有礼的背后，中国人有着你们一样有的本能冲动。”
正如李的讲话所暗示的，中国领导层将要撞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中。因为中国要成为它明显希望成为的经济力量，政府就必须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但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体制会摧毁党的权力基础。
许多中国学者率直地谈到这个国家的困难，但中国企业的经理，国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则倾向于更加小心翼翼。事实上，与会者职位越高，似乎更多地引用党的路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定了调子：“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我们党和政府完全能够从容地驾驭宏观经济和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及时果断地处埋各种新的问题”。没被这种废话弄至打瞌睡的行政总裁们必须因它们而感到惊慌。
虽然像人权和政治改革这类的敏感题目未摆上正式议程，但它们在一些会议上被端上来了。特别是，多次提到要有透明度和要有法治。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行政总裁同情於他们的官方主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中国是一个大的复杂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美国国际集团的行政总裁MaunceGreenberg说：“中国有13亿人。领导人的首要工作就是使这么多的人有饭吃，有衣穿和有地方住。那是要用尽全部时间的工作。而期望他们对我们的首要工作作出回应则有些天真了。”
只有少数的行政总裁公开承认同中国做生意的严重的下降超势，就是一份官方调查也发现了只有1/3的外国企业在那里赚到钱。但公司负责人私下则交谈着腐败、剽窃知识产权和政府专擅行为的故事。一位列名于《财富》500强的行政总裁在一次就餐时扫掉桌上的面包屑问道：“看到这些吗？所有这些，政府都要。”存在一种明显的担心：中国在大步后退。看来改革派朱基总理的失色，蔓延开来的通缩，日益增加的马列主义词句都在困扰着总裁们。这些担心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外国投资的水平降到了1998年破纪录的450亿美元的20％之下。
在一些更加特定的问题上，中国和外国的参加者则可能发现惊人之多的共同立场。
互联网：诚然目前中国电子商务是一笔非常小的业务，但电脑行政总裁对于它可能的发展则感到目瞪口呆。戴尔电脑行政总裁米高·戴尔说：“中国市场是如此之大，增长是如此之快。”
中国只有大约200万互联网使用者。虽然这个数字在迅速增长，但因为一般城市家庭收入约为1000美元，电脑还不能列入绝大多数家庭的预算中。麻省理工学院MediaLab的NicholasNe－groponte提议电脑应降价到100美元之下，以使大量中国人买得起它们。戴尔电脑无法提供一部100美元的个人电脑，但它可以通过直接在网上或在电话上出卖电脑使它们相对便宜些。虽然这家公司在大陆只运作一年，但它的业务已有盈利。
当中国人上网了，公司可绕过昂贵的西方输送系统，能够更有效地为他们服务。这正是福特行政总裁JacquesNasser的观点，他希望通过中国互联网出售汽车。Nasser指出：“美国有23000个汽车代理商。而中国市场有朝一日会像美国一样的大。在中国，你需要23000个代理商吗？”不。Nasser想像这样一个世界：消费者能够像购买一部戴尔电脑的方式购买一部汽车，选好了一种款式、颜色，在网上作选择，然后根据要求定做。
英国电讯总裁AlfredMockett则想像互联网同移动电话的联姻。中国现在有3000万移动电话用户；到2020年它有6亿用户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有限的合适的固定线路的电讯基本设施。Mookett相信“中国将超越世界其他地方。”他猜测：绝大多数的这些流动电话有可能减轻互联网的物质的负担，而所有业务和消费者交易的1/3将通过无线系统处理。
媒体：我们的小组演讲者同意：中国代表着世界媒体公司的一个具有潜力的金矿。时代华纳主席和总裁GeraldLevin相信需要提供更多的当地影片、电视、音乐、书籍和杂志。“当你来到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市场，你会发现一个电影制作人或一个音乐家的特殊才能。一个像我们这样公司的工作就是给他们一个发言的讲台。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角色。那不是选择美国文化和将其推向世界。它实际上是试图保持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民族多样性并使这种多样性得到表现。
环境：只要从正在举行会议的新的会议中心的窗口向外一瞥就可瞥见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污染。在任何一天，上海天空都覆盖层层浓雾，其中多数源于烧煤，中国能源的75％靠煤，每件事从发电到家庭煮食都用媒。全世界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9个是在中国。
中国如何做到满足日益增长的对能源的需要而不进一步降低其空气和水的质量呢？巨型的瑞士工程公司ABB是有争议的三峡水坝工程的主要供应者。这家公司总裁GoranLindahl说：“每个国家需要一个平衡的能源组合，它包括干净的煤、天然气、核能，水电和风力。”基地在休斯敦的能源公司Enron的总裁KenLay认为这个国家应投资于天然气，它烧起来要比煤更干净。他说：“中国拥有比已开发的多得多的天然气。只因为它们有的尚未发现。”转向天然气并不容易。一则它可能更为昂贵，而且关掉中国煤炭工业将会失去职位。
中国能源系统大大缺乏效率，而正是在这里，Honeywell（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业操纵器制造商）总裁MichaelBonsignore看到了商机。他指出：“目前，如果一个中国人寓所太热了，人们只是打开窗户。有些事则简单到用一个家庭恒温器可以保住巨大数量的能源。”
“自然之友”是中国第一个独立的环保组织。它的创建者梁康杰问道：如果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富裕世界的水平，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上海是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但只有18000辆私人汽车；有朝一日绝大多数家庭都有能力买一辆。那对交通拥挤和空气质量的含义是可怕的。梁的不客气的建议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世界其他地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企业家：一个中国大企业，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CNN创建人和时代华纳主席TedTurner，和台湾出生的美国人、雅虎后面精神力量之一的杨致远，有着极其不同的生活经历。但他们都用极其相同的方式看世界：都喜爱经营技巧；都有同政府间的不愉快问题；都经常注重发明。Turner说：“迅速致富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去做以前没人做过的事。”刘和杨点头强调这个观点。
这3人也都叹息在关键时刻获得资金的难处。Turher对一群明显对其困境缺乏同情的听众说：“如果我早先有一点点钱，那么我会是怎样就没得说的了”。刘的故事更具戏剧牲。当中国在80年代初开始允许私人商业时，这位四川本地人当时是每月只得38元人民币（按今天汇率不到5美元）的教师。他卖掉他所有的每件东西，包括他的手表和脚踏车，凑足150美元去买孵鸡器。他的公司经历了可怕的时期。得不到一笔银行贷款来扩展业务，他和他的兄弟可笑地想过逃往边远的新疆或是跳入长江。但他们能够通过私人贷款和利润为增长融资。新希望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私营食品加工企业之一，它还有房地产业务。杨承认，说到资金，他无法与刘的故事相比拟，因为，“钱来找我们。”最后，正是如此。同Turner和刘一样，他说：“我愿我们能在早些时候筹集到更多的钱……，在认识了我现在所认识到的东西后，我们就能够按下最快向前发展的按钮。”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按下最快向前发展的按钮吗？没有进一步的改革，这个国家将停滞不前，而共产党为了得到公众支持需要经济的增长。但中国领导层不会自然而然地放弃控制。这种紧张情况的信号早已显露出来。一位国有企业的经理就抱怨：无论何时他的公司想要推出一个新产品，都一定要先得到政府的批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和一党国家相嫁接是不好办的。比如说，一个真正的银行系统决定贷款是看哪里会得到回报，而不是看哪里在政治上是否合适。
摘译自《财富》19999年11月8日
所以，真正的江泽民是谁呢？——穿着毛式服装检阅人民解放军士兵的那位还是来到上海的那位务实主义者？这个问题和其对中国的意义是《财富》的《中国：未来50年》3天会议所蕴含的使人全神关注的事。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300位外国行政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超过200位的中国政府官员、经理、国内银行家和学者。参加者讨论了一系列主要的经济问题：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电子商务、法律问题、品牌、知识产权、环境和几乎20多个的其他题目。
在这些光芒底下，信息则较为温和。外国战略家、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和出席的绝大多数中国官员——都认同：中国只有继续经济改革一途，而别无选择。一位德意志银行在东京的经济学家KenCourtis说：“不可避免的是：中国被限定要增长。你必须一年创造1，800万到2，000万个职位，要不你就会令人民上街”。许多人都同意，要达到这样的增长就要求：中国初期的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重组银行体系以便贷款能流向真正会创造财富和工作职位的私人企业家里去；关掉亏本的国有公司；增加税收；加速法制改革。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将带来相当大的短期代价。前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说：“那将是非常、非常费力的。是的，将有能创造经济活力的投资和出口，但也将有破产，有失败。”
在会上提到的每一个议题几乎都反映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下一轮改革将更难完成；因为容易做的早已做过了。现在，更多的人将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希尔斯指出：“如果你干的是失去了的那种工作，你就不会关心（通过改革）将会创造出来的1，000万个职位。”第二，国家的当务之急相互有冲突。比如说，当政府继续坚持国有企业必须继续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时，怎么可能出现每个人都赞成必要的银行改革呢？
中国不能自以为只有西方人才全神贯注于这类问题。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以经典的方式责备中国官员说：“中国必须改善它的法律和行政体制，公仆要和私人企业分开以避免利益冲突”。他承认，当今领导人中的许多人是受（前）苏联训练的，要改变他们的思维方法是困难的，而下一代将必须创造一个更开放的体制。“在彬彬有礼的背后，中国人有着你们一样有的本能冲动。”
正如李的讲话所暗示的，中国领导层将要撞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中。因为中国要成为它明显希望成为的经济力量，政府就必须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但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体制会摧毁党的权力基础。
许多中国学者率直地谈到这个国家的困难，但中国企业的经理，国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则倾向于更加小心翼翼。事实上，与会者职位越高，似乎更多地引用党的路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定了调子：“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我们党和政府完全能够从容地驾驭宏观经济和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及时果断地处埋各种新的问题”。没被这种废话弄至打瞌睡的行政总裁们必须因它们而感到惊慌。
虽然像人权和政治改革这类的敏感题目未摆上正式议程，但它们在一些会议上被端上来了。特别是，多次提到要有透明度和要有法治。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行政总裁同情於他们的官方主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中国是一个大的复杂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美国国际集团的行政总裁MaunceGreenberg说：“中国有13亿人。领导人的首要工作就是使这么多的人有饭吃，有衣穿和有地方住。那是要用尽全部时间的工作。而期望他们对我们的首要工作作出回应则有些天真了。”
只有少数的行政总裁公开承认同中国做生意的严重的下降超势，就是一份官方调查也发现了只有1/3的外国企业在那里赚到钱。但公司负责人私下则交谈着腐败、剽窃知识产权和政府专擅行为的故事。一位列名于《财富》500强的行政总裁在一次就餐时扫掉桌上的面包屑问道：“看到这些吗？所有这些，政府都要。”存在一种明显的担心：中国在大步后退。看来改革派朱基总理的失色，蔓延开来的通缩，日益增加的马列主义词句都在困扰着总裁们。这些担心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外国投资的水平降到了1998年破纪录的450亿美元的20％之下。
在一些更加特定的问题上，中国和外国的参加者则可能发现惊人之多的共同立场。
互联网：诚然目前中国电子商务是一笔非常小的业务，但电脑行政总裁对于它可能的发展则感到目瞪口呆。戴尔电脑行政总裁米高·戴尔说：“中国市场是如此之大，增长是如此之快。”
中国只有大约200万互联网使用者。虽然这个数字在迅速增长，但因为一般城市家庭收入约为1000美元，电脑还不能列入绝大多数家庭的预算中。麻省理工学院MediaLab的NicholasNe－groponte提议电脑应降价到100美元之下，以使大量中国人买得起它们。戴尔电脑无法提供一部100美元的个人电脑，但它可以通过直接在网上或在电话上出卖电脑使它们相对便宜些。虽然这家公司在大陆只运作一年，但它的业务已有盈利。
当中国人上网了，公司可绕过昂贵的西方输送系统，能够更有效地为他们服务。这正是福特行政总裁JacquesNasser的观点，他希望通过中国互联网出售汽车。Nasser指出：“美国有23000个汽车代理商。而中国市场有朝一日会像美国一样的大。在中国，你需要23000个代理商吗？”不。Nasser想像这样一个世界：消费者能够像购买一部戴尔电脑的方式购买一部汽车，选好了一种款式、颜色，在网上作选择，然后根据要求定做。
英国电讯总裁AlfredMockett则想像互联网同移动电话的联姻。中国现在有3000万移动电话用户；到2020年它有6亿用户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有限的合适的固定线路的电讯基本设施。Mookett相信“中国将超越世界其他地方。”他猜测：绝大多数的这些流动电话有可能减轻互联网的物质的负担，而所有业务和消费者交易的1/3将通过无线系统处理。
媒体：我们的小组演讲者同意：中国代表着世界媒体公司的一个具有潜力的金矿。时代华纳主席和总裁GeraldLevin相信需要提供更多的当地影片、电视、音乐、书籍和杂志。“当你来到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市场，你会发现一个电影制作人或一个音乐家的特殊才能。一个像我们这样公司的工作就是给他们一个发言的讲台。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角色。那不是选择美国文化和将其推向世界。它实际上是试图保持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民族多样性并使这种多样性得到表现。
环境：只要从正在举行会议的新的会议中心的窗口向外一瞥就可瞥见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污染。在任何一天，上海天空都覆盖层层浓雾，其中多数源于烧煤，中国能源的75％靠煤，每件事从发电到家庭煮食都用媒。全世界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9个是在中国。
中国如何做到满足日益增长的对能源的需要而不进一步降低其空气和水的质量呢？巨型的瑞士工程公司ABB是有争议的三峡水坝工程的主要供应者。这家公司总裁GoranLindahl说：“每个国家需要一个平衡的能源组合，它包括干净的煤、天然气、核能，水电和风力。”基地在休斯敦的能源公司Enron的总裁KenLay认为这个国家应投资于天然气，它烧起来要比煤更干净。他说：“中国拥有比已开发的多得多的天然气。只因为它们有的尚未发现。”转向天然气并不容易。一则它可能更为昂贵，而且关掉中国煤炭工业将会失去职位。
中国能源系统大大缺乏效率，而正是在这里，Honeywell（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业操纵器制造商）总裁MichaelBonsignore看到了商机。他指出：“目前，如果一个中国人寓所太热了，人们只是打开窗户。有些事则简单到用一个家庭恒温器可以保住巨大数量的能源。”
“自然之友”是中国第一个独立的环保组织。它的创建者梁康杰问道：如果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富裕世界的水平，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上海是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但只有18000辆私人汽车；有朝一日绝大多数家庭都有能力买一辆。那对交通拥挤和空气质量的含义是可怕的。梁的不客气的建议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世界其他地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企业家：一个中国大企业，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CNN创建人和时代华纳主席TedTurner，和台湾出生的美国人、雅虎后面精神力量之一的杨致远，有着极其不同的生活经历。但他们都用极其相同的方式看世界：都喜爱经营技巧；都有同政府间的不愉快问题；都经常注重发明。Turner说：“迅速致富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去做以前没人做过的事。”刘和杨点头强调这个观点。
这3人也都叹息在关键时刻获得资金的难处。Turher对一群明显对其困境缺乏同情的听众说：“如果我早先有一点点钱，那么我会是怎样就没得说的了”。刘的故事更具戏剧牲。当中国在80年代初开始允许私人商业时，这位四川本地人当时是每月只得38元人民币（按今天汇率不到5美元）的教师。他卖掉他所有的每件东西，包括他的手表和脚踏车，凑足150美元去买孵鸡器。他的公司经历了可怕的时期。得不到一笔银行贷款来扩展业务，他和他的兄弟可笑地想过逃往边远的新疆或是跳入长江。但他们能够通过私人贷款和利润为增长融资。新希望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私营食品加工企业之一，它还有房地产业务。杨承认，说到资金，他无法与刘的故事相比拟，因为，“钱来找我们。”最后，正是如此。同Turner和刘一样，他说：“我愿我们能在早些时候筹集到更多的钱……，在认识了我现在所认识到的东西后，我们就能够按下最快向前发展的按钮。”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按下最快向前发展的按钮吗？没有进一步的改革，这个国家将停滞不前，而共产党为了得到公众支持需要经济的增长。但中国领导层不会自然而然地放弃控制。这种紧张情况的信号早已显露出来。一位国有企业的经理就抱怨：无论何时他的公司想要推出一个新产品，都一定要先得到政府的批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和一党国家相嫁接是不好办的。比如说，一个真正的银行系统决定贷款是看哪里会得到回报，而不是看哪里在政治上是否合适。
摘译自《财富》19999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