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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网络
硅谷地区的华人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这里不但每个大陆学校的校友会都非常活跃,而且有无数大大小小的专业性协会以及其他兴趣团体。对于这些社会团体有很多人认为数目过多,分散了华人有限的力量,主要功能只是组织大家吃吃喝喝,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些团体虽然分散,但是提供了很好的“创业网络”孵化。在这里,很多成功的创业者本人就是活跃的社团组织者乃至创立者。
根据网络社会学理论,发达的社团网络体系,往往需要一些中央节点(HUB)来进行网络间的联系和协调。一般来说这些节点的形成更多的通过三种方式:首先是朋友,其次是同学和同事,第三是协会社团等社会网络。我们很荣幸一开始就认识了硅谷华人网络的一些节点:中关村管委会驻硅谷地区办公室主任谈锋先生、亚洲艺术中心的舒建华先生以及谈锋向我们介绍的林昇衡先生。他们帮我们联络了大量的硅谷地区华人创业者,尤其是林昇恒先生,他通过硅谷的社团网络能联系到2万多人,给我们介绍了各个校友会和协会的人。这样高效的联络能力,来源于互联网技术以及在硅谷的高效组织和应用方式,主要体现就是电子邮件群发。电子邮件群发在国内则因为更多的成为垃圾邮件的载体而较少为人采用,但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网络内信息的快速发布和反馈条件,通过各个协会的邮件群发,林的邮件能很快的发到两万人手里面。国内还没有形成这样发达的群发机制,但是我们可以搞群发短信。中关村在短信领域很强,但是短信群发的应用到现在为止还远不成熟,下步可以从技术上和模式上发掘短信群发,在中关村搞出来声势浩大的网络出来。
硅谷华人网络的一个特点是大陆背景和台湾背景的华人间的合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入和广泛得多。例如,原本是以台湾来的华人为主体的美华半导体的协会负责人马上将由大陆人来担任。事实上一直以来,华人在创业过程中,往往会得到来自两岸华人的风险投资支持,并没有形成闭塞排斥的小圈子。邓峰等人曾经是橡子园的天使投资人,金海平谢青的天使投资人当中,也有着一些台湾企业家的身影。
硅谷地区的华人网络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理工科背景,工程师色彩浓厚。我们在硅谷遇到的华人大多很淳朴,他们普遍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可能是这里的中国人理工科出身居多,工程师不尚空谈,踏实肯干的作风是主流。因此这里的华人都很热情,很多非常成功的人士都愿意安排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硅谷创业
到了硅谷才能感受到这里弥漫的创业氛围有多么强烈。似乎“创业”这一概念深深的融入到了硅谷人的血液里,不管怎样的教育背景和出身经历的人都有了创业的欲望和意识。我们从访谈、座谈的每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不管什么情况下,大家在一起讨论的话题总也离不开“创业”这一主题。
硅谷的人脉网络实际上是硅谷创业的重要土壤。我原来以为在硅谷创业的过程中,规范专业的风险投资发挥很大作用,这点从不少人的创业经历中也确实得到了体现,但同时发现,更多的投资者在初创过程中首先获得的资金并不是这些专业的风险投资,包括朱敏在内的很多创业者,一方面利用自己之前的“第一桶金”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进行天使投资融资。这样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成功的创业网络,最后发展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俱乐部”。他们相互进行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利用彼此的专业能力实现风险收益的最大化。这也是硅谷创业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关村最为缺乏薄弱的地方,除去国内机制法律条件的不成熟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缺乏这样一种人与人彼此间的信任。
这次去硅谷对于硅谷的创业精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就是创业的使命感,硅谷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人追求的是要创造一种技术、或一种商业模式来改变世界。有人讲的很好,硅谷不光要改变世界,而且要每3-4年出现一个改变世界的大公司,这样的公司往往是从零开始,变成很大。正是这种创业的使命感,铸就了硅谷最大的成就。
还有些人,并不满足于创立一个公司里面做大做强,而是创办一个公司卖掉然后再创办下一个公司。这是硅谷创业精神的集中体现。因为经营一家公司和创办一家公司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营一家公司,更多的需要职业经理人和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复杂的公司体系,这对很多有创意的人来说是一种掣肘和消耗,他们更享受不断创新的过程,这是美国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好体现,这些不断创业的人被称作是“系列创业家”,也往往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国内也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较少受到重视,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都相对不足。
在硅谷遇到大量的创业者来自于浙江,甚至有集中在宁波等几个区域背景的趋势。感觉浙江人的创业精神和欲望比硅谷还厉害,而且他们也很会相互提携和扶持,彼此进行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营造创业的氛围。而且不光是在国外,在国内也是这样子,相比上海和北京来说,杭州在创业的氛围营造和软条件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这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的。
硅谷VS中关村
中关村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学习硅谷,在经历20年发展之后,可以从三个方面和硅谷进行比较:(一)企业,中关村的企业和硅谷的创新动力很像,每年都有三千家企业在中关村初创,十来家企业IPO,中关村企业的生命力和创业精神并不落后于硅谷;(二)大学教育方面,中关村的差距是最大的。硅谷地区大学的教育制度和中关村有很大的距离。例如他们的咨询教授制度,其本质是开放式的,某一个人有独特的专长就可以做咨询教授,不是仅仅是课堂式或研究式的。同时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和教学制度也非常开放,学校通过各种机制鼓励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无论是创业的还是兴趣的,并不拿入学时的专业和各种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有创业欲望的学生中途可以随时中断学业出来创业,如果想继续学业也可以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继续。我们认识的一个企业家在伯克利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中断了将近40年,目前已经通过校方的同意着手继续。很多创业者也都是没有写博士论文就来创业的。而国内,比如说清华大学读书的压力相比大很多,这几年反而在鼓励、扶持学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的实践方面有一定的倒退;(三)政府,中关村在这方面有可能做的更好,中关村管委会在中关村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观硅谷,一直缺乏一个区域性的决策机制来统筹开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也是在访谈过程中一些本地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
硅谷也有很落后的地方,最落后的地方,是很多地方打不了手机,在硅谷指数发布会上,非盈利民间组织“硅谷联合投资”总裁拉塞尔·汉考克(Russel Hancock)提出要实现硅谷地区的手机信号全覆盖。这是北京10年前提出来的,现在硅谷还没有解决。
金融危机下的合作趋势
这次到美国最大的感受是金融危机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居民的日常消费例如餐饮、购物都有反映,在汽车、地产等方面更加明显。硅谷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表现在增长速度急剧放缓,部分指标开始出现衰退趋势,风险投资规模开始快速萎缩,投资趋于谨慎,很多企业的业务也开始收缩,甚至开始裁员调整。但是仍然有两个热点趋势,一个热点是清洁环保技术,几乎成为了硅谷的“救命稻草”;另一个热点则是中国大陆,这次采访到的各个华人企业,或者已经在中国大陆设有分支开拓业务,或者将大陆视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在大陆创业的兴趣非常高涨。
在这种背景下,硅谷的两岸华人有很强的合作趋势。历史上,两岸华人间的关系受政治影响很多,两岸关系缓和的时候,硅谷的两岸华人就在一起搞协会,两岸关系紧张时,硅谷的两岸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这次硅谷之行发现两岸华人再次紧密合作的趋势明显,大量成功创业的台湾背景的华人纷纷到大陆。感觉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不仅两岸的华人进一步携手互助,开拓大陆是硅谷华人度过危机的关键;“中国因素”也将在硅谷下一阶段的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和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为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特聘顾问。)
硅谷地区的华人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这里不但每个大陆学校的校友会都非常活跃,而且有无数大大小小的专业性协会以及其他兴趣团体。对于这些社会团体有很多人认为数目过多,分散了华人有限的力量,主要功能只是组织大家吃吃喝喝,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些团体虽然分散,但是提供了很好的“创业网络”孵化。在这里,很多成功的创业者本人就是活跃的社团组织者乃至创立者。
根据网络社会学理论,发达的社团网络体系,往往需要一些中央节点(HUB)来进行网络间的联系和协调。一般来说这些节点的形成更多的通过三种方式:首先是朋友,其次是同学和同事,第三是协会社团等社会网络。我们很荣幸一开始就认识了硅谷华人网络的一些节点:中关村管委会驻硅谷地区办公室主任谈锋先生、亚洲艺术中心的舒建华先生以及谈锋向我们介绍的林昇衡先生。他们帮我们联络了大量的硅谷地区华人创业者,尤其是林昇恒先生,他通过硅谷的社团网络能联系到2万多人,给我们介绍了各个校友会和协会的人。这样高效的联络能力,来源于互联网技术以及在硅谷的高效组织和应用方式,主要体现就是电子邮件群发。电子邮件群发在国内则因为更多的成为垃圾邮件的载体而较少为人采用,但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网络内信息的快速发布和反馈条件,通过各个协会的邮件群发,林的邮件能很快的发到两万人手里面。国内还没有形成这样发达的群发机制,但是我们可以搞群发短信。中关村在短信领域很强,但是短信群发的应用到现在为止还远不成熟,下步可以从技术上和模式上发掘短信群发,在中关村搞出来声势浩大的网络出来。
硅谷华人网络的一个特点是大陆背景和台湾背景的华人间的合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入和广泛得多。例如,原本是以台湾来的华人为主体的美华半导体的协会负责人马上将由大陆人来担任。事实上一直以来,华人在创业过程中,往往会得到来自两岸华人的风险投资支持,并没有形成闭塞排斥的小圈子。邓峰等人曾经是橡子园的天使投资人,金海平谢青的天使投资人当中,也有着一些台湾企业家的身影。
硅谷地区的华人网络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理工科背景,工程师色彩浓厚。我们在硅谷遇到的华人大多很淳朴,他们普遍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可能是这里的中国人理工科出身居多,工程师不尚空谈,踏实肯干的作风是主流。因此这里的华人都很热情,很多非常成功的人士都愿意安排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硅谷创业
到了硅谷才能感受到这里弥漫的创业氛围有多么强烈。似乎“创业”这一概念深深的融入到了硅谷人的血液里,不管怎样的教育背景和出身经历的人都有了创业的欲望和意识。我们从访谈、座谈的每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不管什么情况下,大家在一起讨论的话题总也离不开“创业”这一主题。
硅谷的人脉网络实际上是硅谷创业的重要土壤。我原来以为在硅谷创业的过程中,规范专业的风险投资发挥很大作用,这点从不少人的创业经历中也确实得到了体现,但同时发现,更多的投资者在初创过程中首先获得的资金并不是这些专业的风险投资,包括朱敏在内的很多创业者,一方面利用自己之前的“第一桶金”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进行天使投资融资。这样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成功的创业网络,最后发展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俱乐部”。他们相互进行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利用彼此的专业能力实现风险收益的最大化。这也是硅谷创业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关村最为缺乏薄弱的地方,除去国内机制法律条件的不成熟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缺乏这样一种人与人彼此间的信任。
这次去硅谷对于硅谷的创业精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就是创业的使命感,硅谷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人追求的是要创造一种技术、或一种商业模式来改变世界。有人讲的很好,硅谷不光要改变世界,而且要每3-4年出现一个改变世界的大公司,这样的公司往往是从零开始,变成很大。正是这种创业的使命感,铸就了硅谷最大的成就。
还有些人,并不满足于创立一个公司里面做大做强,而是创办一个公司卖掉然后再创办下一个公司。这是硅谷创业精神的集中体现。因为经营一家公司和创办一家公司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营一家公司,更多的需要职业经理人和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复杂的公司体系,这对很多有创意的人来说是一种掣肘和消耗,他们更享受不断创新的过程,这是美国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好体现,这些不断创业的人被称作是“系列创业家”,也往往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国内也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较少受到重视,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都相对不足。
在硅谷遇到大量的创业者来自于浙江,甚至有集中在宁波等几个区域背景的趋势。感觉浙江人的创业精神和欲望比硅谷还厉害,而且他们也很会相互提携和扶持,彼此进行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营造创业的氛围。而且不光是在国外,在国内也是这样子,相比上海和北京来说,杭州在创业的氛围营造和软条件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这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的。
硅谷VS中关村
中关村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学习硅谷,在经历20年发展之后,可以从三个方面和硅谷进行比较:(一)企业,中关村的企业和硅谷的创新动力很像,每年都有三千家企业在中关村初创,十来家企业IPO,中关村企业的生命力和创业精神并不落后于硅谷;(二)大学教育方面,中关村的差距是最大的。硅谷地区大学的教育制度和中关村有很大的距离。例如他们的咨询教授制度,其本质是开放式的,某一个人有独特的专长就可以做咨询教授,不是仅仅是课堂式或研究式的。同时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和教学制度也非常开放,学校通过各种机制鼓励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无论是创业的还是兴趣的,并不拿入学时的专业和各种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有创业欲望的学生中途可以随时中断学业出来创业,如果想继续学业也可以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继续。我们认识的一个企业家在伯克利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中断了将近40年,目前已经通过校方的同意着手继续。很多创业者也都是没有写博士论文就来创业的。而国内,比如说清华大学读书的压力相比大很多,这几年反而在鼓励、扶持学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的实践方面有一定的倒退;(三)政府,中关村在这方面有可能做的更好,中关村管委会在中关村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观硅谷,一直缺乏一个区域性的决策机制来统筹开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也是在访谈过程中一些本地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
硅谷也有很落后的地方,最落后的地方,是很多地方打不了手机,在硅谷指数发布会上,非盈利民间组织“硅谷联合投资”总裁拉塞尔·汉考克(Russel Hancock)提出要实现硅谷地区的手机信号全覆盖。这是北京10年前提出来的,现在硅谷还没有解决。
金融危机下的合作趋势
这次到美国最大的感受是金融危机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居民的日常消费例如餐饮、购物都有反映,在汽车、地产等方面更加明显。硅谷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表现在增长速度急剧放缓,部分指标开始出现衰退趋势,风险投资规模开始快速萎缩,投资趋于谨慎,很多企业的业务也开始收缩,甚至开始裁员调整。但是仍然有两个热点趋势,一个热点是清洁环保技术,几乎成为了硅谷的“救命稻草”;另一个热点则是中国大陆,这次采访到的各个华人企业,或者已经在中国大陆设有分支开拓业务,或者将大陆视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在大陆创业的兴趣非常高涨。
在这种背景下,硅谷的两岸华人有很强的合作趋势。历史上,两岸华人间的关系受政治影响很多,两岸关系缓和的时候,硅谷的两岸华人就在一起搞协会,两岸关系紧张时,硅谷的两岸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这次硅谷之行发现两岸华人再次紧密合作的趋势明显,大量成功创业的台湾背景的华人纷纷到大陆。感觉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不仅两岸的华人进一步携手互助,开拓大陆是硅谷华人度过危机的关键;“中国因素”也将在硅谷下一阶段的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和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为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特聘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