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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最突出的特点是充满不确定性。二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力量平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断蔓延，传统热点仍未解决，非传统安全难题层出不穷。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是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欢呼雀跃。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更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模式已获得永久胜利，任何国家发展都必须符合西方模式。很不好意思，仅过了20多年，“历史终结论”就被事实无情地终结了。
近来，美国、英国和法国都陷入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困境，其根源在于制度性缺陷。可以试归纳成以下几点：
（一）选民正确论。西方制度设计者假设，选民总能做出正确选择，其实选民没有想象的完美。英国脱欧公投是本世纪首个重大黑天鹅事件，让许多人惊异错愕。投票结束后，大批英国民众上网了解什么是欧盟，点击率冲上榜首，叫人哭笑不得。对此结果英国政府只能接受，如果否定，就是直接否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是政治不正确，万万使不得。事实证明，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发祥地，也没有完美的选民，一人一票的公投也不靠谱。
（二）问责制缺位。按照西方制度设计，选民有权选择国家领导人，如不如意，可用选票把他们赶下台。但对当选领导人的言行和政绩的问责则显得苍白无力。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承诺：一是向中国学习，建高铁。二是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三是将10万亿美元国债减至5万亿 。 到2017年，他的前两项根本没做。第三项：2017年美国国债已达19.9万亿美元。他用8年将国债推高了9.3万亿美元。有人对他问责了吗？没有。
（三）外行领导内行。我们单位招聘时，均要求应聘人在特定领域有几年工作经验。然而，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选民要选出治国超人，无需治国理政经验。而他们设计的选举程序更适合挑选演员，而不是管理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商人，前国务卿蒂勒森从未担任公职，特朗普内阁成员大都没有相关领域的历练。法国总统马克龙从未参加过选举，仅当过两年经济部长，其22人的内阁18人是首次担任部长。此种政治组合极不稳定。特朗普总统上任两年内阁成员基本更换一遍，多达22位官员被更换。法国奥朗德政府五年中换了三位总理。反正是外行，换了也就换了。
（四）相互否决的制衡。西方多党制的设计是希望通过党派竞争督促执政党更好在治国理政。但是，忽视这一个重要事实，即执政党的错误是在野党执政的前提条件。于是，西方政党上演了相互否决大战，政党利益完全超越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处理“黄马甲”运动时，法国马克龙政府明确反对暴力行为，而在野党则谴责马克龙导致暴力或转移视线，趁火打劫。美国特朗普政府已被迫关门三次，创了历史纪录。美国议长取消总统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安排，总统则取消议长外访专机！民主制度成了党派争斗的工具，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成为政党博弈的筹码和牺牲品。
（五）导致分裂的政治设计。西方政治制度鼓励民族自决，强化族群的自我意识，刺激了少数民族的独立意愿。西方国家本身就长期面临国家解体的威胁：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法国的科西嘉、比利时北方的弗拉芒等等。效仿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往往也是国家解体：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前苏丹等等。此种政治设计是完全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否则，国家会越分越小。
纵观世界，西方国家普遍对国内政治体制产生困惑与焦虑。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更适应人类发展的政治体制设计，要比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西方政治制度设计要更加全面、平衡、且更富于挑战性。
二、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消失。中美贸易战引起了全球的关切和不安。美国对华态度的重大转变是美国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全面反弹，是意识形态之争、制度之争、道路之争，而绝非仅是贸易逆差。
（一）美国政客的三点共识（不仅是特朗普）：其一，中国已超越前苏联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其二，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基本失效，亟须重新调整部署。其三，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关键期，如不能有效应对，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二）中美关系四大变化：1、实力接近。两国变成世界“老大老二”，战略竞争在所难免。2、态势调整。美国战略重心全面转向亚太，抵近中国。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全方位“走出去”。3、基础变化，经贸关系曾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现在成为最突出的双边问题。4、处境变化，中国正在得到更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而美国四处树敌、日益孤立。
（三）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对手：1、有前苏联的幅员辽阔和军事实力，并选择了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2、支持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3、拥有比当年日本更大的经济金融规模，但更加独立自主，更具有潜力和战略回旋空间。4、拥有与西方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并具凝聚力和包容力。5、拥有像印度的人口规模，并将在2020年全面脱贫。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全新复合型对手。所以班农恨恨地说：将中国打回第三世界（还好，没讲打回到新石器时代）。
当前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绝非中国高调冒进所致。不论中国如何努力避免冲突，美国挑战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现在更为激烈而已。这就是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坡更徒”。对于中国来讲，不进则退，退无可退，非進不可！
三、中美贸易战
（一）美国的理由：1、巨额贸易赤字（3，760多亿美元）。美国在自己骗自己。其实：美国居民储蓄率降到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且消费过高，以及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功能，必然导致美贸易逆差。美长期限制对华出口，也推高了对华贸易逆差。贸易是否平衡，完全由市场决定。贸易逆差丝毫不意味着美国吃亏。美国家庭长期享用到更多性价比高的产品，对华贸易为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节省850美元。2、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美方的批评不公正，也不客观。比如 “盗窃知识产权”问题。从2001年加入WTO起，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年均增长17%。2017年达到286亿美元，其中对美国支付费用达到71.3亿美元，约占总额四分之一。再如“强制技术转让”。中外技术合作完全基于自愿原则。许多外国企业在中国实现了巨大利益。很多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把技术带到中国，通过销售产品获取巨额利润;也有中美合资企业没把技术带来，要从美国母公司购买技术，不断为知识产权买单。中国公司也能创新。2017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7，500亿元，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第20位升至第17位。中国申请专利数量4.8882万件，超过日本升至全球第二。 （二）贸易战的真正原因：1、转嫁危机。通过贸易战，迫使对方让渡经济利益。把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等内部问题和由于储蓄率过低等结构性问题归咎于中美贸易逆差，嫁祸于人。2、遏制中国。美国打击前苏联和日本是其经典之作。2018年美国把中国定义为长期 “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重拳打击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目 的就是遏制中国发展。3、模式打压。美国指责中国发展模式为“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在大打贸易战的同时，通过舆论、关税、科技等综合手段全面向中国施压，逼迫中国改变发展模式。
（三）美国误判形势。美国主要贸易官员是当年打前贸易战老手，他们严重误判形势。1、美国已失去当年优势。美国当年对苏、日两国的强势已不存在。今天中美两国是相互依赖关系，且中国体量巨大。下手轻，没啥感觉;下手狠，等于自残。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金额高达281亿美元。郑州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几乎占了该公司全球销量的接近一半。苹果公司也是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遥遥领先美国各种互联网企業，金融机构和能源公司。打击中国制造的苹果机出口，就是打击美国自家企业。2、低估了全球生产链的相关性。现在生产链全球布局，对中国实行单边制裁，将打乱整个生产链，使美国企业最终产品失去竞争力。不卖给华为芯片，将使美国芯片企业失去巨大市场，这将引起美国经济萧条和失业增加，使美国经济整体下滑。3、以小博大、自损严重。中国是世界最大汽车销售市场、留学教育市场、出境游消费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国以及世界第二大医疗、药品市场等，拥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找不到可替代中国的大市场。放弃中国市场，将损失巨大。4、三个没想到。（1）如此不讲信用。美国财长刚公开表示，双方不打贸易战了。白宫的关税大棒就劈头打过来。（2）如此蛮横无知。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纷纷警告，将贸易赤字看作是亏损，是对贸易概念的一窍不通。但美国政府仍然不管不顾，执意开始中美贸易战。（3）如此胡搅蛮缠。耍横已超越经贸领域，最近以中俄军事合作为由，对中国军方制裁。对华为的安全问题指责拿不出证据，就把中国共产党扯上充数，打意识形态战。
（四）对我负面影响。根据周小川引用的数学模型计算，对中国GDP的影响不到0.5%。“最坏的情况是，中国不再向美国市场出口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相反，而是将这些出口商品以最快的速度出口到其他国家。”清华大学教授魏杰测算，2017年，中国出口依赖度已经从2007年接近70%降到了10%左右，而对美出口只占总出口的1/3。2018年，中国出口依赖度已降至9.1%，消费对中国经济贡献率则达到近60%。因此，中美贸易战对双方都会造成损失，对中国来讲总体可控。
（五）中方五点立场：第一，贸易摩擦是美方挑起的。美国向中国开了第一枪，中方只能采取“正当防卫”。第二，贸易失衡责任不在中方。贸易不平衡源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超高消费，以及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等。因此，贸易逆差根源在美国自身。第三，顺差和逆差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顺差不意味占便宜，逆差也未必吃亏。此外，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60%是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第四，美国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中美都是世贸组织成员，理应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摩擦。但美方却根据国内法处理对外贸易摩擦。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做法，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第五，中国奉陪到底。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中美双方的分歧。中国不想打、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中国绝对不怕打，并能奉陪到底。
四、中国战略机遇期
过去七十年时间，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依靠国家外部环境。比如“9·11”后，美国注意力转向反恐，使我在中美撞机后所受压力减轻，得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现在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构成因素发生了变化。其最重要变化之一是，我国主动塑造有利条件和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越来越强。
（一）中国的独特优势。1、政治优势。我国具有政权稳定、政策连续性强等政治优势。2、制度优势。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制度优势。3、人才优势。每年有800万大学生毕业，人才济济;每天诞生1800万家企业，我们有一亿多家市场主体。4、市场优势。中等收入人口达4亿人，是美国人口的四倍多。中国市场的庞大潜力，将最终影响中美贸易。5、理念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支持多边机制，倡导合作共赢等中国理念，远比“美国优先”主张更受国际社会欢迎。
（二）外部环境依然相对稳定。2018年经合组织（OECD）监测的45个经济体全部实现正增长，带动全球经济增速达到3.8%，货物和服务贸易实际增长4.9%。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建立更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多边经贸规则体系，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和共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大势所趋，难以逆转。
（三）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41大类、191中类、525小类，美国只有94%），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形成了巨大消费需求;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延长中国产业生命周期，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我国应对风险和挑战能力明显增强。
（四）化外部压力为发展动力。如果说过去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依靠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现在的战略机遇期更多的是依靠我们自身优势和能力把握和创造出来的，因而此种战略机遇期往往伴随着风险和挑战。外部的不利因素和极限施压，对我形成前所未有的倒逼压力。只要我们坚持发展不动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化压力为动力，就能塑造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正如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可见，如何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是至关重要。
习近平主席说：“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祝同学们学业进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复合型人才，为祖国和国际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欢呼雀跃。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更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模式已获得永久胜利，任何国家发展都必须符合西方模式。很不好意思，仅过了20多年，“历史终结论”就被事实无情地终结了。
近来，美国、英国和法国都陷入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困境，其根源在于制度性缺陷。可以试归纳成以下几点：
（一）选民正确论。西方制度设计者假设，选民总能做出正确选择，其实选民没有想象的完美。英国脱欧公投是本世纪首个重大黑天鹅事件，让许多人惊异错愕。投票结束后，大批英国民众上网了解什么是欧盟，点击率冲上榜首，叫人哭笑不得。对此结果英国政府只能接受，如果否定，就是直接否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是政治不正确，万万使不得。事实证明，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发祥地，也没有完美的选民，一人一票的公投也不靠谱。
（二）问责制缺位。按照西方制度设计，选民有权选择国家领导人，如不如意，可用选票把他们赶下台。但对当选领导人的言行和政绩的问责则显得苍白无力。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承诺：一是向中国学习，建高铁。二是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三是将10万亿美元国债减至5万亿 。 到2017年，他的前两项根本没做。第三项：2017年美国国债已达19.9万亿美元。他用8年将国债推高了9.3万亿美元。有人对他问责了吗？没有。
（三）外行领导内行。我们单位招聘时，均要求应聘人在特定领域有几年工作经验。然而，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选民要选出治国超人，无需治国理政经验。而他们设计的选举程序更适合挑选演员，而不是管理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商人，前国务卿蒂勒森从未担任公职，特朗普内阁成员大都没有相关领域的历练。法国总统马克龙从未参加过选举，仅当过两年经济部长，其22人的内阁18人是首次担任部长。此种政治组合极不稳定。特朗普总统上任两年内阁成员基本更换一遍，多达22位官员被更换。法国奥朗德政府五年中换了三位总理。反正是外行，换了也就换了。
（四）相互否决的制衡。西方多党制的设计是希望通过党派竞争督促执政党更好在治国理政。但是，忽视这一个重要事实，即执政党的错误是在野党执政的前提条件。于是，西方政党上演了相互否决大战，政党利益完全超越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处理“黄马甲”运动时，法国马克龙政府明确反对暴力行为，而在野党则谴责马克龙导致暴力或转移视线，趁火打劫。美国特朗普政府已被迫关门三次，创了历史纪录。美国议长取消总统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安排，总统则取消议长外访专机！民主制度成了党派争斗的工具，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成为政党博弈的筹码和牺牲品。
（五）导致分裂的政治设计。西方政治制度鼓励民族自决，强化族群的自我意识，刺激了少数民族的独立意愿。西方国家本身就长期面临国家解体的威胁：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法国的科西嘉、比利时北方的弗拉芒等等。效仿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往往也是国家解体：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前苏丹等等。此种政治设计是完全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否则，国家会越分越小。
纵观世界，西方国家普遍对国内政治体制产生困惑与焦虑。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更适应人类发展的政治体制设计，要比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西方政治制度设计要更加全面、平衡、且更富于挑战性。
二、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消失。中美贸易战引起了全球的关切和不安。美国对华态度的重大转变是美国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全面反弹，是意识形态之争、制度之争、道路之争，而绝非仅是贸易逆差。
（一）美国政客的三点共识（不仅是特朗普）：其一，中国已超越前苏联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其二，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基本失效，亟须重新调整部署。其三，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关键期，如不能有效应对，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二）中美关系四大变化：1、实力接近。两国变成世界“老大老二”，战略竞争在所难免。2、态势调整。美国战略重心全面转向亚太，抵近中国。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全方位“走出去”。3、基础变化，经贸关系曾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现在成为最突出的双边问题。4、处境变化，中国正在得到更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而美国四处树敌、日益孤立。
（三）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对手：1、有前苏联的幅员辽阔和军事实力，并选择了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2、支持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3、拥有比当年日本更大的经济金融规模，但更加独立自主，更具有潜力和战略回旋空间。4、拥有与西方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并具凝聚力和包容力。5、拥有像印度的人口规模，并将在2020年全面脱贫。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全新复合型对手。所以班农恨恨地说：将中国打回第三世界（还好，没讲打回到新石器时代）。
当前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绝非中国高调冒进所致。不论中国如何努力避免冲突，美国挑战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现在更为激烈而已。这就是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坡更徒”。对于中国来讲，不进则退，退无可退，非進不可！
三、中美贸易战
（一）美国的理由：1、巨额贸易赤字（3，760多亿美元）。美国在自己骗自己。其实：美国居民储蓄率降到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且消费过高，以及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功能，必然导致美贸易逆差。美长期限制对华出口，也推高了对华贸易逆差。贸易是否平衡，完全由市场决定。贸易逆差丝毫不意味着美国吃亏。美国家庭长期享用到更多性价比高的产品，对华贸易为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节省850美元。2、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美方的批评不公正，也不客观。比如 “盗窃知识产权”问题。从2001年加入WTO起，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年均增长17%。2017年达到286亿美元，其中对美国支付费用达到71.3亿美元，约占总额四分之一。再如“强制技术转让”。中外技术合作完全基于自愿原则。许多外国企业在中国实现了巨大利益。很多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把技术带到中国，通过销售产品获取巨额利润;也有中美合资企业没把技术带来，要从美国母公司购买技术，不断为知识产权买单。中国公司也能创新。2017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7，500亿元，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第20位升至第17位。中国申请专利数量4.8882万件，超过日本升至全球第二。 （二）贸易战的真正原因：1、转嫁危机。通过贸易战，迫使对方让渡经济利益。把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等内部问题和由于储蓄率过低等结构性问题归咎于中美贸易逆差，嫁祸于人。2、遏制中国。美国打击前苏联和日本是其经典之作。2018年美国把中国定义为长期 “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重拳打击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目 的就是遏制中国发展。3、模式打压。美国指责中国发展模式为“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在大打贸易战的同时，通过舆论、关税、科技等综合手段全面向中国施压，逼迫中国改变发展模式。
（三）美国误判形势。美国主要贸易官员是当年打前贸易战老手，他们严重误判形势。1、美国已失去当年优势。美国当年对苏、日两国的强势已不存在。今天中美两国是相互依赖关系，且中国体量巨大。下手轻，没啥感觉;下手狠，等于自残。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金额高达281亿美元。郑州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几乎占了该公司全球销量的接近一半。苹果公司也是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遥遥领先美国各种互联网企業，金融机构和能源公司。打击中国制造的苹果机出口，就是打击美国自家企业。2、低估了全球生产链的相关性。现在生产链全球布局，对中国实行单边制裁，将打乱整个生产链，使美国企业最终产品失去竞争力。不卖给华为芯片，将使美国芯片企业失去巨大市场，这将引起美国经济萧条和失业增加，使美国经济整体下滑。3、以小博大、自损严重。中国是世界最大汽车销售市场、留学教育市场、出境游消费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国以及世界第二大医疗、药品市场等，拥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找不到可替代中国的大市场。放弃中国市场，将损失巨大。4、三个没想到。（1）如此不讲信用。美国财长刚公开表示，双方不打贸易战了。白宫的关税大棒就劈头打过来。（2）如此蛮横无知。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纷纷警告，将贸易赤字看作是亏损，是对贸易概念的一窍不通。但美国政府仍然不管不顾，执意开始中美贸易战。（3）如此胡搅蛮缠。耍横已超越经贸领域，最近以中俄军事合作为由，对中国军方制裁。对华为的安全问题指责拿不出证据，就把中国共产党扯上充数，打意识形态战。
（四）对我负面影响。根据周小川引用的数学模型计算，对中国GDP的影响不到0.5%。“最坏的情况是，中国不再向美国市场出口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相反，而是将这些出口商品以最快的速度出口到其他国家。”清华大学教授魏杰测算，2017年，中国出口依赖度已经从2007年接近70%降到了10%左右，而对美出口只占总出口的1/3。2018年，中国出口依赖度已降至9.1%，消费对中国经济贡献率则达到近60%。因此，中美贸易战对双方都会造成损失，对中国来讲总体可控。
（五）中方五点立场：第一，贸易摩擦是美方挑起的。美国向中国开了第一枪，中方只能采取“正当防卫”。第二，贸易失衡责任不在中方。贸易不平衡源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超高消费，以及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等。因此，贸易逆差根源在美国自身。第三，顺差和逆差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顺差不意味占便宜，逆差也未必吃亏。此外，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60%是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第四，美国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中美都是世贸组织成员，理应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摩擦。但美方却根据国内法处理对外贸易摩擦。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做法，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第五，中国奉陪到底。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中美双方的分歧。中国不想打、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中国绝对不怕打，并能奉陪到底。
四、中国战略机遇期
过去七十年时间，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依靠国家外部环境。比如“9·11”后，美国注意力转向反恐，使我在中美撞机后所受压力减轻，得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现在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构成因素发生了变化。其最重要变化之一是，我国主动塑造有利条件和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越来越强。
（一）中国的独特优势。1、政治优势。我国具有政权稳定、政策连续性强等政治优势。2、制度优势。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制度优势。3、人才优势。每年有800万大学生毕业，人才济济;每天诞生1800万家企业，我们有一亿多家市场主体。4、市场优势。中等收入人口达4亿人，是美国人口的四倍多。中国市场的庞大潜力，将最终影响中美贸易。5、理念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支持多边机制，倡导合作共赢等中国理念，远比“美国优先”主张更受国际社会欢迎。
（二）外部环境依然相对稳定。2018年经合组织（OECD）监测的45个经济体全部实现正增长，带动全球经济增速达到3.8%，货物和服务贸易实际增长4.9%。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建立更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多边经贸规则体系，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和共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大势所趋，难以逆转。
（三）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41大类、191中类、525小类，美国只有94%），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形成了巨大消费需求;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延长中国产业生命周期，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我国应对风险和挑战能力明显增强。
（四）化外部压力为发展动力。如果说过去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依靠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现在的战略机遇期更多的是依靠我们自身优势和能力把握和创造出来的，因而此种战略机遇期往往伴随着风险和挑战。外部的不利因素和极限施压，对我形成前所未有的倒逼压力。只要我们坚持发展不动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化压力为动力，就能塑造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正如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可见，如何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是至关重要。
习近平主席说：“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祝同学们学业进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复合型人才，为祖国和国际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