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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御制钟表的拍卖与来源
根津美术馆收藏钟表早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十卷》中就有所记载，只是不够详细。而根津美术馆此次将馆藏的十五件清宫御制钟表推出上拍，主要还是因为钟表的收藏超出了其收藏的日本美术范畴，再加上最近该馆正在维修，急需经费，所以愿意将馆藏的这些中国钟表拍卖。根据佳士得官方人员介绍，当年根津美术馆收藏的这些钟表，是现任馆长根津宫一的祖父在1910年左右从著名的古董商山中商会(很多网站转载的翻译有误)所购。
提到山中商会，很多人应该会有所印象——辛亥革命后，没落的恭王府将其所藏全部一次性的卖给了山中商会。而当时究竟恭王府卖掉了多少收藏?根据《山中定次郎传》记述，“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无论哪个商人，这都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可断定：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采购，其数额无论与辛亥革命前后古董输出额相比，还是与民国十三年清朝皇室以古董为抵押、在北京盐业银行借下的最高借款额相比，都毫不逊色。日本的山中商会，是20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买卖机构，是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在北京设置的山中商会北京分会，从民国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的业务从未间断过。山中商会在中国活动长达30多年，致使大量中国国宝流失海外。
而根津美术馆当年除购买了这十五件御制钟表外，可从现在馆藏中发现其还购买了当时山中商会盗卖的天龙山石窟文物，据《巩县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孙迪杨明权编著)中考查，根津美术馆收藏了几件出自于天龙山石窟的佛头等佛造像。
关于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御用钟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始建年代没有明确的记载。最初是召募一些能工巧匠于内廷，禀承皇帝的旨意制作器物。至康熙三十年(1691)，工匠增多，于是移出内廷。新址有房1 50余间，已具相当规模。三十二年以后以不同工种分别设立作坊，四十六年厂房又有增加。雍正十年将贮存、修理、制作钟表的处所改名为“做钟处”，成为造办处内的一个作坊。
欧洲钟表进入皇宫后，为了日常的使用和维修，清宫内务府曾经任用熟悉钟表的欧洲传教士在内廷供职。顺治、康熙时有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传教士，他们在宫廷管理钟表，颇得皇帝的赏识。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令两广总督在新近来华的欧洲人中选送有技艺巧思之人来京。善制钟表的瑞士人巴特尔·施塔德林被送来京时，已年届五十，起中国名为林济各，被任用在做钟处领导制造自鸣钟。施塔德林在做钟处培养了不少制钟工匠。他的接班人巴特尔·芬丁·夏里尔(Pater Ventin Calier)曾记述：“18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他(施塔德林)领导下的作坊，包括库房，有一百名中国人在工作。”日后陆续有擅长制作钟表的欧洲人在做钟处工作，如：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法国人)，杨自新(Gilles Thebanlt法国人)，席澄元(1748年到做钟处工作)，汪达洪(Tean-Mathieu Ventavan法国人)，李衡良(1770-1775在做钟处工作)，李俊贤，以及德天赐、巴茂止等人。
做钟处主要是奉皇帝之命制作更钟、自鸣钟和时乐钟等，由造办处内漆、木、金、玉、牙、铸炉、枪炮等作坊配合制作。为了保证钟的质量，有时还要通过广东粤海关购买发条、表盘等。制作一件大型钟表需用几年功夫。如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就有详细记载乾隆八年十二月二日传旨着西洋人想法急速做有玩意钟一件：“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二日，西洋人想法画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山子、楼台玩意纸样一张……奉旨，外面楼做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再里面山子、树木、楼台交造办处做。着造办处再画样呈览，准时再做。”“乾隆十四年正月……初六日，首领孙祥将做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等时刻乐钟一座，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彩漆栏杆扫金，人头手做象牙，衣纹另做鲜明。里面安设玻璃镜四块，门上玻璃三块，后面俱贴画，再将此钟上有添做活计所少之处，俱向造办处要。”这件机构复杂、工艺繁琐的玩意时乐钟从设计到完工，共用了五年多。
乾隆时期是做钟处最兴盛的时期，制造了大量钟表，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型自鸣钟、更钟、时乐座钟、座钟、问钟、闹钟等大多都是乾隆时期的产品。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衰落，制钟较少。道光以后已不再做钟。光绪时只是管理各殿陈设的钟表，损坏的钟表，也是送到北京城内的钟表店去修理。
做钟处制作的大型自鸣钟和更钟，大多采用坠跎为动力源更钟是根据中国夜间打更报时的传统而创造它的机械构造，除走时、报时、报刻的齿轮传动系统外，还增加了发更、打更，以及调更、定更装置，能够按一年之中二十四节气夜间的长短，调整并确定更的起讫和间隔时间，按时准确地打更。做钟处制作的座钟，其表盘上大多有“乾隆年制”四字表盘的偏上方有一处缺口，露出钟摆，称“明摆钟”机芯多以发条为动源，配以链条和塔轮组成动源机构，都是二针钟，能走时、报时，机构复杂一些的，还能打刻、打乐等。有的效果很好，可说是中西合璧——如“铜镀金錾花荷花缸钟”，錾花的铜缸是广东制造的，缸内有法国的音乐机器，缸上嵌的钟、茂盛的荷花，花芯上有牙雕白猿、童子、西王母等坐像，控制荷花瓣开合的机械都是做钟处制作，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一座有趣的玩意音乐钟。
最终，这批被相关专家认为件件都是“美术馆”级拍品的御藏钟表，引来不少藏家参与竞拍，15件御藏钟表100％成交，总成交额取得了2.78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一件钟表的价格都高达1854万元。其中有3件钟表的拍卖价格超过了3000万元，这件钟表用精致的珐琅与无数的人造宝石结合在一起，更显装饰的华丽，自动钟机件看来简单又引人入胜，每当音乐钟声响起，底座上的欧洲人物群像就会同时起舞；花盆中亦有一朵花伴随乐声转动。堪称同时期中国工艺品的代表作。另18世纪晚期《乔治三世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水法音乐钟》以3255万元成交，清晚期《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字音乐钟》以3053.4万元成交。
根津美术馆收藏钟表早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十卷》中就有所记载，只是不够详细。而根津美术馆此次将馆藏的十五件清宫御制钟表推出上拍，主要还是因为钟表的收藏超出了其收藏的日本美术范畴，再加上最近该馆正在维修，急需经费，所以愿意将馆藏的这些中国钟表拍卖。根据佳士得官方人员介绍，当年根津美术馆收藏的这些钟表，是现任馆长根津宫一的祖父在1910年左右从著名的古董商山中商会(很多网站转载的翻译有误)所购。
提到山中商会，很多人应该会有所印象——辛亥革命后，没落的恭王府将其所藏全部一次性的卖给了山中商会。而当时究竟恭王府卖掉了多少收藏?根据《山中定次郎传》记述，“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无论哪个商人，这都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可断定：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采购，其数额无论与辛亥革命前后古董输出额相比，还是与民国十三年清朝皇室以古董为抵押、在北京盐业银行借下的最高借款额相比，都毫不逊色。日本的山中商会，是20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买卖机构，是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在北京设置的山中商会北京分会，从民国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的业务从未间断过。山中商会在中国活动长达30多年，致使大量中国国宝流失海外。
而根津美术馆当年除购买了这十五件御制钟表外，可从现在馆藏中发现其还购买了当时山中商会盗卖的天龙山石窟文物，据《巩县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孙迪杨明权编著)中考查，根津美术馆收藏了几件出自于天龙山石窟的佛头等佛造像。
关于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御用钟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始建年代没有明确的记载。最初是召募一些能工巧匠于内廷，禀承皇帝的旨意制作器物。至康熙三十年(1691)，工匠增多，于是移出内廷。新址有房1 50余间，已具相当规模。三十二年以后以不同工种分别设立作坊，四十六年厂房又有增加。雍正十年将贮存、修理、制作钟表的处所改名为“做钟处”，成为造办处内的一个作坊。
欧洲钟表进入皇宫后，为了日常的使用和维修，清宫内务府曾经任用熟悉钟表的欧洲传教士在内廷供职。顺治、康熙时有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传教士，他们在宫廷管理钟表，颇得皇帝的赏识。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令两广总督在新近来华的欧洲人中选送有技艺巧思之人来京。善制钟表的瑞士人巴特尔·施塔德林被送来京时，已年届五十，起中国名为林济各，被任用在做钟处领导制造自鸣钟。施塔德林在做钟处培养了不少制钟工匠。他的接班人巴特尔·芬丁·夏里尔(Pater Ventin Calier)曾记述：“18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他(施塔德林)领导下的作坊，包括库房，有一百名中国人在工作。”日后陆续有擅长制作钟表的欧洲人在做钟处工作，如：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法国人)，杨自新(Gilles Thebanlt法国人)，席澄元(1748年到做钟处工作)，汪达洪(Tean-Mathieu Ventavan法国人)，李衡良(1770-1775在做钟处工作)，李俊贤，以及德天赐、巴茂止等人。
做钟处主要是奉皇帝之命制作更钟、自鸣钟和时乐钟等，由造办处内漆、木、金、玉、牙、铸炉、枪炮等作坊配合制作。为了保证钟的质量，有时还要通过广东粤海关购买发条、表盘等。制作一件大型钟表需用几年功夫。如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就有详细记载乾隆八年十二月二日传旨着西洋人想法急速做有玩意钟一件：“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二日，西洋人想法画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山子、楼台玩意纸样一张……奉旨，外面楼做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再里面山子、树木、楼台交造办处做。着造办处再画样呈览，准时再做。”“乾隆十四年正月……初六日，首领孙祥将做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等时刻乐钟一座，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彩漆栏杆扫金，人头手做象牙，衣纹另做鲜明。里面安设玻璃镜四块，门上玻璃三块，后面俱贴画，再将此钟上有添做活计所少之处，俱向造办处要。”这件机构复杂、工艺繁琐的玩意时乐钟从设计到完工，共用了五年多。
乾隆时期是做钟处最兴盛的时期，制造了大量钟表，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型自鸣钟、更钟、时乐座钟、座钟、问钟、闹钟等大多都是乾隆时期的产品。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衰落，制钟较少。道光以后已不再做钟。光绪时只是管理各殿陈设的钟表，损坏的钟表，也是送到北京城内的钟表店去修理。
做钟处制作的大型自鸣钟和更钟，大多采用坠跎为动力源更钟是根据中国夜间打更报时的传统而创造它的机械构造，除走时、报时、报刻的齿轮传动系统外，还增加了发更、打更，以及调更、定更装置，能够按一年之中二十四节气夜间的长短，调整并确定更的起讫和间隔时间，按时准确地打更。做钟处制作的座钟，其表盘上大多有“乾隆年制”四字表盘的偏上方有一处缺口，露出钟摆，称“明摆钟”机芯多以发条为动源，配以链条和塔轮组成动源机构，都是二针钟，能走时、报时，机构复杂一些的，还能打刻、打乐等。有的效果很好，可说是中西合璧——如“铜镀金錾花荷花缸钟”，錾花的铜缸是广东制造的，缸内有法国的音乐机器，缸上嵌的钟、茂盛的荷花，花芯上有牙雕白猿、童子、西王母等坐像，控制荷花瓣开合的机械都是做钟处制作，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一座有趣的玩意音乐钟。
最终，这批被相关专家认为件件都是“美术馆”级拍品的御藏钟表，引来不少藏家参与竞拍，15件御藏钟表100％成交，总成交额取得了2.78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一件钟表的价格都高达1854万元。其中有3件钟表的拍卖价格超过了3000万元，这件钟表用精致的珐琅与无数的人造宝石结合在一起，更显装饰的华丽，自动钟机件看来简单又引人入胜，每当音乐钟声响起，底座上的欧洲人物群像就会同时起舞；花盆中亦有一朵花伴随乐声转动。堪称同时期中国工艺品的代表作。另18世纪晚期《乔治三世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水法音乐钟》以3255万元成交，清晚期《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字音乐钟》以3053.4万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