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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民社会，历来是哲学与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尤其在近现代社会中，工业化以来，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种种对冲与摩擦更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细致地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处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中生活，这样的问题促发着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从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在我们今天看来，仍旧弥足珍贵。本文试图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相关内容的文本梳理与二者的比较，借鉴学习其理论中的精华所在，以便更有利于思考认识当下的社会政治生活。
关键词：市民社会；国家；黑格尔；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
一.何为“市民社会”
当我们谈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时，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历史的比较。市民社会“最初是表示社会和国家的一个一般术语，与‘政治社会’同义；后来表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1>在古代西方，“市民社会”指市民的共同体，即国家。例如在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开创人洛克的著作中，“市民社会”是与“自然社会”相对的人为构成。“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合适的地方。”<2>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早期思想启蒙的阶段，洛克等思想家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存在的张力与不同，但这始终并没有体现在时代的主流中。
而本文中所介绍的市民社会，是十九世纪以来，由黑格尔首先明确的概念，“所援引的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美国学者约翰·基恩认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这一传统术语含义的修正，是政治哲学中自博丹创主权概念、卢梭发明公意概念以来的最富有创意的革新。
其后的马克思等哲学家，沿循这条崭新的路径向前开辟，在对黑格尔理论的扬弃中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与自身理论的突破。
仰海峰认为：一方面，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由葛兰西发端，经哈贝马斯的讨论之后，被忽视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问题得到重新审视。<4>在国内，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进入大众的视野。同时，学生愚以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也越发提高。人们更多地关心国家与政治，如此一来，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所处的国家，自然逐渐成为讨论与研究的重点。
二.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直接结合。他通过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对此进行表述，“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5>
同时，黑格尔将私人的利己之心与国家的普遍性结合起来，指出等级的重要性。“如果说，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那末它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等级。”<6>在黑格尔关于等级体系的论述中，他把等级规定为：实体性的或直接的等级、反思的或形式的等级、普遍的等级。而在谈到等级的意义时，黑格尔在后文论述国家时予以指出，“各等级的真正意义就是：国家通过它们进入人民的主观意识，而人民也就开始参与国事。”<7>即个人通过等级实现自身的诉求。
市民社会具有三个层级的构成，分别是：需要的体系、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人们在社会中生活，首先是产生需要并满足需要。然后，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司法的作用显现出来，“好的法律可以使国家昌盛，而自由所有制是国家繁荣的基本条件。”<8>在司法中，“市民社会回复到它的概念，即自在地存在的普遍物跟主观特殊性的统一”。<9>第三，警察和同业公会使得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福利（财产）有了更加牢固、更进一步的保障。
虽然市民社会内部看似复杂完备，然而，它的本性却被人的私欲所支配，这是无法改变的。“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0>
总之，“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11>国家不仅在形而上的领域决定着市民社会的生成，同时，也在现实生活中调整约束着市民社会的邪恶。在黑格尔所生活的时代，官方的哲学思想尤其需要这一方面的表述，“黑格尔所谓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指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12>而在君主制的德国，论述市民社会由国家决定支配的黑格尔被确立为官方哲学的代言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
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13>可见，一方面，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反向的修正，他对“思辨的思维”的理念进行了又一轮的“头足倒置”。
马克思在实践与观察中，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虚无与无力，并力图对黑格尔哲学做出批判与扬弃。马克思自己也曾说：“我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据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14> 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随着马克思不断深化的思想体系发展。总体来讲，黑格尔主张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15>而马克思将这种颠倒重新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国家受市民社会的制约，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在这里起到了基石性的作用：“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16>
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关于市民社会的思维体系与思维模式基本上是沿袭着黑格尔的思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理解是正确且有意义的。但是黑格尔自身的哲学体系却将这一本属于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推上了绝对精神的云层，使地上的人们捕捉不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影子。例如，黑格尔在国家与立法关系问题上的讨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它既是“立法”的前提又包含着“立法”，使得自身成为一种绝对精神的必然，这是马克思所强烈反对与批判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运用“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17>使得这一问题被极端抽象化了。
同时，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希望可以通过国家的神圣力量弥合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裂痕”，为此，他试图用行政人员连结国家与市民社会，却恰恰因此而证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
马克思在经过研究后正确地洞察出市民社会中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他说道：“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式的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市民社会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促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他的一生也在致力于寻求解决这一相对性的方法，即超越出这一切樊笼，追求人类的解放。“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
四.市民社会的超越
黑格尔的主张使得国家神化，这种“国家主义”令政府与国家的权力地位倾向于无限扩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0>他认为，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消解于完备的社会生活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将一同消亡。
这里也是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分道而行的关键点，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缘自于最高精神的定在，是绝对理念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生活生息之必然；然而，马克思却认为，国家已然显露出对人的发展的阻碍，在将来必将会消亡。
当马克思将最基础的构成从国家转移到市民社会时，他的批判对象理所应当随之改变。在这里，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重要本质之一的人的私利性的批判又显出两人理论的截然不同：黑格尔从“天上”出发，马克思从“地上”出发。马克思在此开始逐渐构建出一幅资本主义资本流转的路线图，并且使得“异化”概念成为探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
仰海峰认为：“当马克思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再从市民社会追踪到资本逻辑时，这不仅是哲学思考逻辑的深化，而且在政治立场上，也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即马克思认识到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发展，导致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因此，超越现行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就必须与资本逻辑的颠覆结合起来，走向没有资本统治的‘自由人联合体’。”<21>
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马克思的政治革命理论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的指向下，实现共产主义。
那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现行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构成是不可逾越的。国家以其独一无二的强制力与凝聚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给予资本家许多有形与无形的帮助。国家，使得资产阶级有组织有能力地进行原始积累。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与机器；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的层级、社会等级的层级也为资本的流转运行开拓铺路。
国家，在现代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旦现代化的进程启动，社会的一切都将“面目全非”，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都将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各自发展，这一切的不断向前推进，已经不再是任何人所能左右，而是源自国家、市民社会与人的个体需求的内在张力。“现代国家在其产生过程中，虽然与经济运动过程具有契合性，但它又具有本身的发展过程，在其现实性上，国家构成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外部条件，并成为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别利益冲突的舞台。”<22>
马克思主义者曾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这种只顾及经济上的“枷锁”而没有顾及政治上的“牢笼”的想法很快就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并且一直没有成功）。既然单纯经济的利害交易与单纯政治的优劣争夺都无法摆脱生产力飞速发展下资本主义的束缚，那么寻求一种新的联合体（即新的社会构成、新的思维方式）则成为实现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实现这种新的联合体，意味着打破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社会构成，即从人的精神层面与现实世界的物质层面进行双重打破，使人们破除“异化”的魔咒，弥合自身内部、自身与他人之间、自身与社会之间的裂痕，将自身作为完整的人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4]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三联书店2006年版. [6]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仰海峰，《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东岳论丛》[J]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8]仰海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J]2010年第1期.
[9]陈海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洛克、黑格尔、马克思比较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2003年.
注 释：
<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2>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页.
<3>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21><22>仰海峰：《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第34-41页.
<5><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2页.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1页.
<8><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7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
<12>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1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1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页.
<16>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页.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19><20>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关键词：市民社会；国家；黑格尔；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
一.何为“市民社会”
当我们谈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时，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历史的比较。市民社会“最初是表示社会和国家的一个一般术语，与‘政治社会’同义；后来表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1>在古代西方，“市民社会”指市民的共同体，即国家。例如在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开创人洛克的著作中，“市民社会”是与“自然社会”相对的人为构成。“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合适的地方。”<2>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早期思想启蒙的阶段，洛克等思想家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存在的张力与不同，但这始终并没有体现在时代的主流中。
而本文中所介绍的市民社会，是十九世纪以来，由黑格尔首先明确的概念，“所援引的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美国学者约翰·基恩认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这一传统术语含义的修正，是政治哲学中自博丹创主权概念、卢梭发明公意概念以来的最富有创意的革新。
其后的马克思等哲学家，沿循这条崭新的路径向前开辟，在对黑格尔理论的扬弃中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与自身理论的突破。
仰海峰认为：一方面，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由葛兰西发端，经哈贝马斯的讨论之后，被忽视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问题得到重新审视。<4>在国内，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进入大众的视野。同时，学生愚以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也越发提高。人们更多地关心国家与政治，如此一来，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所处的国家，自然逐渐成为讨论与研究的重点。
二.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直接结合。他通过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对此进行表述，“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5>
同时，黑格尔将私人的利己之心与国家的普遍性结合起来，指出等级的重要性。“如果说，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那末它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等级。”<6>在黑格尔关于等级体系的论述中，他把等级规定为：实体性的或直接的等级、反思的或形式的等级、普遍的等级。而在谈到等级的意义时，黑格尔在后文论述国家时予以指出，“各等级的真正意义就是：国家通过它们进入人民的主观意识，而人民也就开始参与国事。”<7>即个人通过等级实现自身的诉求。
市民社会具有三个层级的构成，分别是：需要的体系、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人们在社会中生活，首先是产生需要并满足需要。然后，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司法的作用显现出来，“好的法律可以使国家昌盛，而自由所有制是国家繁荣的基本条件。”<8>在司法中，“市民社会回复到它的概念，即自在地存在的普遍物跟主观特殊性的统一”。<9>第三，警察和同业公会使得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福利（财产）有了更加牢固、更进一步的保障。
虽然市民社会内部看似复杂完备，然而，它的本性却被人的私欲所支配，这是无法改变的。“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0>
总之，“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11>国家不仅在形而上的领域决定着市民社会的生成，同时，也在现实生活中调整约束着市民社会的邪恶。在黑格尔所生活的时代，官方的哲学思想尤其需要这一方面的表述，“黑格尔所谓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指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12>而在君主制的德国，论述市民社会由国家决定支配的黑格尔被确立为官方哲学的代言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
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13>可见，一方面，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反向的修正，他对“思辨的思维”的理念进行了又一轮的“头足倒置”。
马克思在实践与观察中，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虚无与无力，并力图对黑格尔哲学做出批判与扬弃。马克思自己也曾说：“我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据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14> 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随着马克思不断深化的思想体系发展。总体来讲，黑格尔主张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15>而马克思将这种颠倒重新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国家受市民社会的制约，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在这里起到了基石性的作用：“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16>
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关于市民社会的思维体系与思维模式基本上是沿袭着黑格尔的思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理解是正确且有意义的。但是黑格尔自身的哲学体系却将这一本属于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推上了绝对精神的云层，使地上的人们捕捉不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影子。例如，黑格尔在国家与立法关系问题上的讨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它既是“立法”的前提又包含着“立法”，使得自身成为一种绝对精神的必然，这是马克思所强烈反对与批判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运用“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17>使得这一问题被极端抽象化了。
同时，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希望可以通过国家的神圣力量弥合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裂痕”，为此，他试图用行政人员连结国家与市民社会，却恰恰因此而证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
马克思在经过研究后正确地洞察出市民社会中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他说道：“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式的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市民社会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促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他的一生也在致力于寻求解决这一相对性的方法，即超越出这一切樊笼，追求人类的解放。“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
四.市民社会的超越
黑格尔的主张使得国家神化，这种“国家主义”令政府与国家的权力地位倾向于无限扩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0>他认为，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消解于完备的社会生活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将一同消亡。
这里也是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分道而行的关键点，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缘自于最高精神的定在，是绝对理念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生活生息之必然；然而，马克思却认为，国家已然显露出对人的发展的阻碍，在将来必将会消亡。
当马克思将最基础的构成从国家转移到市民社会时，他的批判对象理所应当随之改变。在这里，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重要本质之一的人的私利性的批判又显出两人理论的截然不同：黑格尔从“天上”出发，马克思从“地上”出发。马克思在此开始逐渐构建出一幅资本主义资本流转的路线图，并且使得“异化”概念成为探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
仰海峰认为：“当马克思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再从市民社会追踪到资本逻辑时，这不仅是哲学思考逻辑的深化，而且在政治立场上，也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即马克思认识到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发展，导致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因此，超越现行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就必须与资本逻辑的颠覆结合起来，走向没有资本统治的‘自由人联合体’。”<21>
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马克思的政治革命理论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的指向下，实现共产主义。
那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现行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构成是不可逾越的。国家以其独一无二的强制力与凝聚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给予资本家许多有形与无形的帮助。国家，使得资产阶级有组织有能力地进行原始积累。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与机器；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的层级、社会等级的层级也为资本的流转运行开拓铺路。
国家，在现代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旦现代化的进程启动，社会的一切都将“面目全非”，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都将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各自发展，这一切的不断向前推进，已经不再是任何人所能左右，而是源自国家、市民社会与人的个体需求的内在张力。“现代国家在其产生过程中，虽然与经济运动过程具有契合性，但它又具有本身的发展过程，在其现实性上，国家构成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外部条件，并成为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别利益冲突的舞台。”<22>
马克思主义者曾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这种只顾及经济上的“枷锁”而没有顾及政治上的“牢笼”的想法很快就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并且一直没有成功）。既然单纯经济的利害交易与单纯政治的优劣争夺都无法摆脱生产力飞速发展下资本主义的束缚，那么寻求一种新的联合体（即新的社会构成、新的思维方式）则成为实现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实现这种新的联合体，意味着打破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社会构成，即从人的精神层面与现实世界的物质层面进行双重打破，使人们破除“异化”的魔咒，弥合自身内部、自身与他人之间、自身与社会之间的裂痕，将自身作为完整的人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4]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三联书店2006年版. [6]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仰海峰，《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东岳论丛》[J]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8]仰海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J]2010年第1期.
[9]陈海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洛克、黑格尔、马克思比较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2003年.
注 释：
<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2>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页.
<3>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21><22>仰海峰：《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第34-41页.
<5><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2页.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1页.
<8><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7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
<12>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1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1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页.
<16>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页.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19><20>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