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否认，中国山水画经历了上千年的传承演变，直到今人所创作的山水画已经与古人作品中的趣味有了很大的差异。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初西风东渐，写实主义对中国画的渗入，新中国建立后对中国画的改造，及至写生课程进入每一个美术院校国画教学体制里，这时的中国画已经展现出有别于传统的新面貌。尽管有人对此看法不一，但这已成不可逆转的态势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山水画作品就是在前述近一百年对国画改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写生，作为沟通大自然与画家之间的桥梁，始终未被遗弃过。尽管今人对写生的理解未必与古人完全一致，但亦不妨碍一代又一代的画家从中吸取养分，滋笔润墨。
　　宋代山水画家和理论家郭熙在其著作《林泉高致集》里曾说过：“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化对象写实之境为自我意象之境，此乃山水画创作中最为理想的境界之一，为历代山水画家所向往追求。然而欲真正达到这一境界，艺术家必须通过对大自然中山水体貌结构的规律和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观察体悟，继而选取动人的景色加工提炼，经过反复酝酿以造成富有理想和生趣的意境。受中国传统思维中“天人合一”的影响，在山水画艺术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画家们始终思考的问题。南朝的姚最曾在《续画品》中提出“心师造化”的主张，指出大自然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唐代张璪则更是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练的八个字对绘画中主客观关系作了深刻的概括。山水绘画中的造化与心源的互相作用，作品既体现了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又融合了艺术家自身的情操和思想。
　　
　　为了创造动人的意境，画家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做到“立万象于胸怀”，才能创造出精彩的艺术形象。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北宋作为山水画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当时的画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极为注意观察自然，师法造化。正如范宽得益于终南。太华、高克明更是“喜游佳山水间，搜奇访古，穷幽探绝，终日忘归”。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胡明德常常不远千里，多次走访大山名川，为的就是这份对艺术执着的追求。他通过写生认识、感受大自然，并与对社会生活体验之总和酝酿为胸中丘壑，付诸于笔下。他是一位勤于作画的艺术家，曾创下在太行山写生一个月内作画超过一百张的纪录，在画友中传为美谈。太行采风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广州，不辞旅途的劳累，在这一百多张写生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批恢宏大气、散发着清新气息的山水画作品。可贵的是这种对艺术的勤奋与痴迷早在明德年幼时已有崭露，记得他儿时在广州烈士陵园画秋菊，调皮捣蛋的男孩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连游客路人都惊叹于这孩子的毅力与专注。早慧加上勤奋，使得他在二十岁出头时已经赴台湾举办个人展览，并受到艺术圈内专家的好评。
　　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勤奋的大师，因为艺术的本能驱使着他不停地向前探索、迈进。明德对待艺术的态度认真勤恳，看过他临摹古代大家名作的“作业”的人，都可了解到他对传统绘画技法研究之深入，但他没有囿于已有的笔墨基础，他追寻的是不断地突破自己，日臻成熟的个人风格。他同时也是一位陶艺家，曾负笈东瀛拜师学艺，把陶艺与山水艺术两者的神髓融合起来，在素雅的陶坯上创作中国传统山水画，陶曾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物，在胡明德手中成为他山水理想的载体，以概括的手段创造出包孕万象的大千宇宙，这无疑是沟通艺术门类以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一项独创。无论是做陶、做画，明德都展现出他个人独特的艺术才情。
　　古代传统文人画历来强调画家个人的品德修养和性格趣味，认为绘画作品水平的高下，与之密切相关。凡认识胡明德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豁达豪爽的人，跟他相处聊天，随时都会被他的开朗性格所感染。正如俗语有云：“画如其人”。明德的山水作品体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清朗大气的风格。他尤喜画北方的大山大川，作品中皴染笔墨兼备，了无雕琢痕迹，描绘出北方山川之壮阔雄伟的气象。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又是引人入胜而耐人寻味的。他善于发掘日常生活中种种动人之处，山脚下、桥涵上、石屋边……诸如此类常人觉得再平凡不过的景色都吸引着他的目光，令他忘我流连。透过这些酣畅淋漓、饱满通透的画面，我们仿佛听见鸡鸣狗叫的声音，闻到炊烟升起的温暖气息，生活中真实而又美好的诗意油然而生。
　　
　　一代国画大师黄宾虹六十岁之前著书立说，六十后付笔丹青。对于一位中年的山水画家来说，胡明德在经历了人生中种种的历练后，此时正是艺术生命力蓬勃进发之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他更多更出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