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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使者——魏文斌热爱并敬畏这个称谓，因为光明是他的信仰
2012年6月6日，全国第十七个“爱眼日”。
就在这一天，本刊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首席专家魏文斌。
翻阅“某大夫在线”，患者们对魏文斌的评价似乎来得更为真切，在患者的心里，魏文斌似乎就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根“救命草”。
“跑遍全国，也都说没有办法，倘若魏主任这里也没有办法，我的人生再无希望。”“中国眼底第一专家水平就是高，说话很有权威性，态度也好，找魏主任看病心里踏实。”“不收礼物，给他的助手送1000元被拒绝，据病友说魏主任从不收礼，没敢送。” ……
这样类似的评论超过1000条，可想而知，这些年来，魏文斌诊断了多少患者，做了多少台手术……
0.03和盲人的差别
虽然是眼科医生，但是魏文斌却戴着400度的眼镜。他不忘开玩笑：轻度的近视可以延缓老花眼来临的时间，他的“手术青春”会比较长。就是这双眼睛，透过眼镜发出的光，可以捕捉到掩藏在脱落的视网膜皱襞后的最小的裂孔，增殖的最薄的纤维膜，辨析出千差万别的内眼疾患。
视网膜，居于眼球壁的内层，是一层透明的薄膜。做这样的手术，是最苦最累最需要技术的，而且是最不赚钱的“眼底手术”。为什么做这样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事情？魏文斌笑着说：“要选就选最具挑战性的，这样发展空间才大，否则，只是个工匠。”
一个熟悉魏文斌的医生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一个9岁的甘肃男孩，高度近视导致双眼视网膜脱离，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剩下微弱的光感。童年还没有结束，就面临着一生都要生活在黑暗里的厄运。
“哪怕孩子有一只眼有一丝视力，我也不会给他做这个手术！”直到手术前，魏文斌还对孩子的父母说。
男孩的眼疾，属于疑难重症，魏文斌没有太大的把握把光明还给孩子。他不忍心让这个看上去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在付出不菲的手术费后还是收获失望。但孩子的家长却一再坚持：“做了，即便孩子还是看不见，我们也算对得起孩子了。”
从这个孩子第一次坐到魏文斌的面前，这些天来，除了回答他的提问，孩子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但他从孩子微微颤抖的双眸里，看到了孩子内心对光明的恳求与向往。
这是一场高难度的手术，进行了足足两个多小时。手术第二天，当魏文斌摘下蒙在孩子眼上的纱布，孩子睁开眼睛时，小脸现出了雀跃的笑容，这是魏文斌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
“看见了吗？”魏文斌轻声问道。“看见了！”孩子大声回答。他给孩子做完检查，孩子的视力有0.03。
“0.03的视力是什么样的？”
“0.03的视力就是，你站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我只能看到你的轮廓，用放大镜并且贴在视力表上，才可以看得清最大的那个符号。”
然而，对于曾经掉落在黑暗里和时刻可能掉落进黑暗的人来说，0.03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就能让他们未来的人生和没有这点视力时完全不同。
“曾经有一个做瓷器鉴定的患者，视网膜脱离以后，做了两次手术都没好，一点都看不见，后来找我给他做了手术，做完后就是0.03的视力。当他拿着放大镜看到瓷器的时候，那种兴奋是一般人所体会不到的。”魏文斌说，“这个对我们就是一种鼓励，所以在临床过程中我不会放弃，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就会去努力，尤其是对两只眼都不好的人，我们更要争取，哪怕是0.01，他和盲人就有区别。”
不止一位患者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大夫，你知道我来北京就怕左眼也像右眼，黑呀，那种感觉，您不理解，不知白天黑夜，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想，这回做不好，我就去死。现在，我看一切，亮堂堂的，我可以自己走路，自己料理自己，没有问题！高兴呀！”
那一刻，魏文斌心里感触万千，他知道一丝光亮对人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我也会把自己捐献出去”
1986年7月13日，魏文斌从家乡安徽坐着绿皮车到达北京。他是带着梦想来的，从那一刻起，他的一切都印刻着同仁医院的影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生命中最旺盛的20多年扎根在这里”。
最初来到同仁医院的时候，魏文斌兼顾的工作还有从刚刚去世的死者眼部取下角膜，作为医院眼科手术的材料。这是份辛苦的差事。取材料没时没点，只要得到某医院志愿捐献角膜的人去世的通知，就必须立刻前往。因为病人死亡超过六小时，角膜就作废了。
这活儿苦，没人愿意干。但刚参加工作的魏文斌却主动请缨。
“想到每取回一个角膜，这世界就又多了一个能看见光明的人，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只是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捐献眼角膜。1990年6月12日，北京同仁眼库在中国眼科“泰斗”张晓楼的带领下成立了。遗憾的是，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出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9月14日，医院通知已经有些成绩的魏文斌去取第一例眼角膜，那一刻，魏文斌有些兴奋，但是走进手术室的时候，他惊呆了，因为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刚刚因病离世的张晓楼。魏文斌怀着十分的敬意为晓楼先生取下他的眼角膜，张晓楼也因此成为我国建立眼库以来第一个完成了捐献眼球遗愿的志愿者。
魏文斌说：“张教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首先是他对事业的奉献精神让我感触良多，还有我们一定会坚持他的遗志，把眼库建起来，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捐献出去。”
取材料的工作魏文斌做了三年，共取了1000多副角膜。对他来说，1000多次的辛苦就是1000多人的光明。迅速、准确、沉稳，他几乎没有失误。
1994年，魏文斌被医院派往法国国家眼科中心国立眼科中心医院巴黎第五大学进修。在此期间，他虚心学习，每天拿着一个笔记本，跟在专家教授身后，听和看他们如何为各种各样的眼底病人诊断和治疗，然后回到自己的宿舍和图书馆，废寝忘食地钻研。
“那时候，国内和国外的区别大吗？”
“太大了，硬件完全没法比，一个手术显微镜对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那是外国赠送的，我们的器械也很落后，缝角膜眼球的线都没有，国产的线都很粗，人家都是微创了。”聊起过去，魏文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一年后，他带着自己所学的知识，大包的图书资料和手术方案，还有一些外国先进的“新玩意”回国了。
在法国，他有机会对葡萄膜恶性黑色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种在成人中最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白种人比黄种人发病率要高，国外有比国内更加成熟的经验。魏文斌在了解了国际上对它的治疗方法后，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国人的特点，创造性地设计了一套显微手术技术。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摘除眼球。自从1996年魏文斌开始运用他的理论和技术开展对这种肿瘤的治疗以来，百余例患者的眼球和视力得以保留了。
一位医者的仁术仁心
“十多年过去了，咱们国家现在眼科手术的设备和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吗？”
“我们现在的很多设备，国外都没有，世界上有了新设备，我们都给买回来，我们的硬件已经是非常好了。技术的交流更是没话说，现在与国外的技术交流很多，一个新的东西，新的药和设备，几乎是同时用，我们做的不比国外差。”魏文斌满脸骄傲。
前几年的一个夏天，来中国出差的美国亚美通讯公司总裁麦克先生，左眼突然视网膜脱离。更为糟糕的是，麦克患白内障、青光眼等多种眼病，又是高度近视，手术难度足以令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望而生畏。为麦克做检查的医生建议他回美国手术，可是视网膜脱离属急诊，稍有延误，视网膜细胞就会变性，结果可想而知。最后，麦克投奔同仁。
手术开始了，局部麻醉后的麦克始终咬紧牙关，潜心手术的魏文斌依稀听到“嘣”的一声闷响，后来才知道麦克紧张得崩掉了半颗门牙。
手术相当顺利。第二天，魏文斌为麦克摘纱罩时都能感觉到麦克的忐忑，真怕他紧张到再崩掉另一半牙齿。就在纱罩被摘掉的那一刻，麦克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而后，惊喜地叫出了声——他的裸眼视力已恢复到0.5，矫正视力竟然达到1.0！
回国后，麦克到几家眼科中心复查，专科医院的眼科专家只对着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面带微笑地竖起了拇指。
采访接近尾声，时钟指向了下午1点40分，实习生敲门给魏文斌送上了午饭，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早上刚做了两台手术，一会儿吃完饭还有手术。”
即便成了今天声名远扬的首席专家，魏文斌还是严格保证每周二出门诊。虽然挂号处的门诊号是有限的，但是他往往自己主动增加许多号，诊疗时间常常一拖就是几个钟头，从一大早开始，中午连吃饭、上厕所都顾不上，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能结束——他不忍心拒绝那些大老远从外地专门赶来的贫穷而又受病痛折磨的普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总是将所安排的手术尽快做完，并尽量让外地患者赶在靠近手术的日子来北京：“他们已经生了病，还要增加吃、住的花销，实在太不容易了。”
他完全站在病人立场上，能省钱就省钱，可以吃药就绝不开刀。那些打农村来的眼泪汪汪的病人，他会给他们开既便宜又好使的药。护士范蕊告诉记者：“有个电视剧叫《仁心仁术》，你知道吗？我们魏老师才是仁心仁术。”
对于近来频频发生的“医生被袭”事件，2012年，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安全的通告》。
对于这个通告，魏文斌有些无奈：“这应该说是一种耻辱，就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医院也是最安静的地方，咱们可好，学校门口要民警，医院里面要民警。医生和患者本来就不应该是对立的，我们应该是站在一起的，作为医生，有时候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做到问心无愧，患者也应该多理解医生。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医生。”
2012年6月6日，全国第十七个“爱眼日”。
就在这一天，本刊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首席专家魏文斌。
翻阅“某大夫在线”，患者们对魏文斌的评价似乎来得更为真切，在患者的心里，魏文斌似乎就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根“救命草”。
“跑遍全国，也都说没有办法，倘若魏主任这里也没有办法，我的人生再无希望。”“中国眼底第一专家水平就是高，说话很有权威性，态度也好，找魏主任看病心里踏实。”“不收礼物，给他的助手送1000元被拒绝，据病友说魏主任从不收礼，没敢送。” ……
这样类似的评论超过1000条，可想而知，这些年来，魏文斌诊断了多少患者，做了多少台手术……
0.03和盲人的差别
虽然是眼科医生，但是魏文斌却戴着400度的眼镜。他不忘开玩笑：轻度的近视可以延缓老花眼来临的时间，他的“手术青春”会比较长。就是这双眼睛，透过眼镜发出的光，可以捕捉到掩藏在脱落的视网膜皱襞后的最小的裂孔，增殖的最薄的纤维膜，辨析出千差万别的内眼疾患。
视网膜，居于眼球壁的内层，是一层透明的薄膜。做这样的手术，是最苦最累最需要技术的，而且是最不赚钱的“眼底手术”。为什么做这样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事情？魏文斌笑着说：“要选就选最具挑战性的，这样发展空间才大，否则，只是个工匠。”
一个熟悉魏文斌的医生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一个9岁的甘肃男孩，高度近视导致双眼视网膜脱离，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剩下微弱的光感。童年还没有结束，就面临着一生都要生活在黑暗里的厄运。
“哪怕孩子有一只眼有一丝视力，我也不会给他做这个手术！”直到手术前，魏文斌还对孩子的父母说。
男孩的眼疾，属于疑难重症，魏文斌没有太大的把握把光明还给孩子。他不忍心让这个看上去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在付出不菲的手术费后还是收获失望。但孩子的家长却一再坚持：“做了，即便孩子还是看不见，我们也算对得起孩子了。”
从这个孩子第一次坐到魏文斌的面前，这些天来，除了回答他的提问，孩子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但他从孩子微微颤抖的双眸里，看到了孩子内心对光明的恳求与向往。
这是一场高难度的手术，进行了足足两个多小时。手术第二天，当魏文斌摘下蒙在孩子眼上的纱布，孩子睁开眼睛时，小脸现出了雀跃的笑容，这是魏文斌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
“看见了吗？”魏文斌轻声问道。“看见了！”孩子大声回答。他给孩子做完检查，孩子的视力有0.03。
“0.03的视力是什么样的？”
“0.03的视力就是，你站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我只能看到你的轮廓，用放大镜并且贴在视力表上，才可以看得清最大的那个符号。”
然而，对于曾经掉落在黑暗里和时刻可能掉落进黑暗的人来说，0.03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就能让他们未来的人生和没有这点视力时完全不同。
“曾经有一个做瓷器鉴定的患者，视网膜脱离以后，做了两次手术都没好，一点都看不见，后来找我给他做了手术，做完后就是0.03的视力。当他拿着放大镜看到瓷器的时候，那种兴奋是一般人所体会不到的。”魏文斌说，“这个对我们就是一种鼓励，所以在临床过程中我不会放弃，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就会去努力，尤其是对两只眼都不好的人，我们更要争取，哪怕是0.01，他和盲人就有区别。”
不止一位患者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大夫，你知道我来北京就怕左眼也像右眼，黑呀，那种感觉，您不理解，不知白天黑夜，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想，这回做不好，我就去死。现在，我看一切，亮堂堂的，我可以自己走路，自己料理自己，没有问题！高兴呀！”
那一刻，魏文斌心里感触万千，他知道一丝光亮对人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我也会把自己捐献出去”
1986年7月13日，魏文斌从家乡安徽坐着绿皮车到达北京。他是带着梦想来的，从那一刻起，他的一切都印刻着同仁医院的影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生命中最旺盛的20多年扎根在这里”。
最初来到同仁医院的时候，魏文斌兼顾的工作还有从刚刚去世的死者眼部取下角膜，作为医院眼科手术的材料。这是份辛苦的差事。取材料没时没点，只要得到某医院志愿捐献角膜的人去世的通知，就必须立刻前往。因为病人死亡超过六小时，角膜就作废了。
这活儿苦，没人愿意干。但刚参加工作的魏文斌却主动请缨。
“想到每取回一个角膜，这世界就又多了一个能看见光明的人，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只是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捐献眼角膜。1990年6月12日，北京同仁眼库在中国眼科“泰斗”张晓楼的带领下成立了。遗憾的是，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出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9月14日，医院通知已经有些成绩的魏文斌去取第一例眼角膜，那一刻，魏文斌有些兴奋，但是走进手术室的时候，他惊呆了，因为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刚刚因病离世的张晓楼。魏文斌怀着十分的敬意为晓楼先生取下他的眼角膜，张晓楼也因此成为我国建立眼库以来第一个完成了捐献眼球遗愿的志愿者。
魏文斌说：“张教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首先是他对事业的奉献精神让我感触良多，还有我们一定会坚持他的遗志，把眼库建起来，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捐献出去。”
取材料的工作魏文斌做了三年，共取了1000多副角膜。对他来说，1000多次的辛苦就是1000多人的光明。迅速、准确、沉稳，他几乎没有失误。
1994年，魏文斌被医院派往法国国家眼科中心国立眼科中心医院巴黎第五大学进修。在此期间，他虚心学习，每天拿着一个笔记本，跟在专家教授身后，听和看他们如何为各种各样的眼底病人诊断和治疗，然后回到自己的宿舍和图书馆，废寝忘食地钻研。
“那时候，国内和国外的区别大吗？”
“太大了，硬件完全没法比，一个手术显微镜对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那是外国赠送的，我们的器械也很落后，缝角膜眼球的线都没有，国产的线都很粗，人家都是微创了。”聊起过去，魏文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一年后，他带着自己所学的知识，大包的图书资料和手术方案，还有一些外国先进的“新玩意”回国了。
在法国，他有机会对葡萄膜恶性黑色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种在成人中最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白种人比黄种人发病率要高，国外有比国内更加成熟的经验。魏文斌在了解了国际上对它的治疗方法后，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国人的特点，创造性地设计了一套显微手术技术。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摘除眼球。自从1996年魏文斌开始运用他的理论和技术开展对这种肿瘤的治疗以来，百余例患者的眼球和视力得以保留了。
一位医者的仁术仁心
“十多年过去了，咱们国家现在眼科手术的设备和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吗？”
“我们现在的很多设备，国外都没有，世界上有了新设备，我们都给买回来，我们的硬件已经是非常好了。技术的交流更是没话说，现在与国外的技术交流很多，一个新的东西，新的药和设备，几乎是同时用，我们做的不比国外差。”魏文斌满脸骄傲。
前几年的一个夏天，来中国出差的美国亚美通讯公司总裁麦克先生，左眼突然视网膜脱离。更为糟糕的是，麦克患白内障、青光眼等多种眼病，又是高度近视，手术难度足以令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望而生畏。为麦克做检查的医生建议他回美国手术，可是视网膜脱离属急诊，稍有延误，视网膜细胞就会变性，结果可想而知。最后，麦克投奔同仁。
手术开始了，局部麻醉后的麦克始终咬紧牙关，潜心手术的魏文斌依稀听到“嘣”的一声闷响，后来才知道麦克紧张得崩掉了半颗门牙。
手术相当顺利。第二天，魏文斌为麦克摘纱罩时都能感觉到麦克的忐忑，真怕他紧张到再崩掉另一半牙齿。就在纱罩被摘掉的那一刻，麦克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而后，惊喜地叫出了声——他的裸眼视力已恢复到0.5，矫正视力竟然达到1.0！
回国后，麦克到几家眼科中心复查，专科医院的眼科专家只对着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面带微笑地竖起了拇指。
采访接近尾声，时钟指向了下午1点40分，实习生敲门给魏文斌送上了午饭，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早上刚做了两台手术，一会儿吃完饭还有手术。”
即便成了今天声名远扬的首席专家，魏文斌还是严格保证每周二出门诊。虽然挂号处的门诊号是有限的，但是他往往自己主动增加许多号，诊疗时间常常一拖就是几个钟头，从一大早开始，中午连吃饭、上厕所都顾不上，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能结束——他不忍心拒绝那些大老远从外地专门赶来的贫穷而又受病痛折磨的普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总是将所安排的手术尽快做完，并尽量让外地患者赶在靠近手术的日子来北京：“他们已经生了病，还要增加吃、住的花销，实在太不容易了。”
他完全站在病人立场上，能省钱就省钱，可以吃药就绝不开刀。那些打农村来的眼泪汪汪的病人，他会给他们开既便宜又好使的药。护士范蕊告诉记者：“有个电视剧叫《仁心仁术》，你知道吗？我们魏老师才是仁心仁术。”
对于近来频频发生的“医生被袭”事件，2012年，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安全的通告》。
对于这个通告，魏文斌有些无奈：“这应该说是一种耻辱，就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医院也是最安静的地方，咱们可好，学校门口要民警，医院里面要民警。医生和患者本来就不应该是对立的，我们应该是站在一起的，作为医生，有时候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做到问心无愧，患者也应该多理解医生。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