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停了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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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来,A股IPO曾六次暂停。这不仅对稳定指数没有显著效果,也导致优质企业海外上市,PE机构高价追逐Pre-IPO项目,资本市场缺乏新鲜血液。断了暂停IPO的念想,中国资本市场才能走向成熟。
  2010年4月以来,上证指数持续走低,累计下跌近500点,跌幅达到20%。看着绿肥红瘦的K线图,一种似曾相识的担忧又上心头—会不会出现以前常有的声音:停了IPO,让股市稳定下来。果不其然,暂停IPO的言论再次响起。不过不同的是,这一次监管层及时鲜明地对此予以否认。停了IPO,毕竟事关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更影响PE发展的方向。
  
  叫停IPO的历史轮回
  
  中国证券市场至今也就20年的历史。在这20年中,作为证券市场核心功能的IPO曾历经了六次暂停,平均每3年半就有一次暂停IPO的情况发生(附表)。
  


  纵观这六次轮回,每次叫停IPO都有相同的背景和目的。上世纪90年代前10年的三次叫停,主要集中在1994-1995年的熊市期间。1996年后,证券市场走牛,IPO暂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出现。2000年后,随着市场的持续调整和资本市场的改革,IPO暂停再次出现,2004和2005年的叫停是因为几年慢熊之后市场加速下跌,2008年则是由于证券市场连续大幅下滑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中,2005-2006年的IPO暂停,除了与市场下跌有关之外,跟股权分置改革也有一定的关系,通过暂停IPO,相对减少股权分置改革的难度。
  每次IPO暂停似乎都有着三部曲:首先是股指持续大幅下跌;二是新股大面积破发;三是社会上出现众多“叫停IPO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和社会稳定”的声音。这样的背景下,停止IPO也就顺其自然成了中国最后的救市措施而被反复使用,这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特色之一。
  把叫停IPO作为稳定证券市场的一种行政救市措施,从历史看,实际效果其实很有限。几乎在每次的IPO暂停之后,指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该调整的继续跌,该上升的继续上升。比如,2006年IPO重启后出现的牛市,其实跟IPO暂停并无太大关系,主要是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和宏观经济向好。因此,通过叫停IPO的方式来稳定指数,实现所谓保护二级市场股民利益的目的,实际上很难如愿。市场有市场的规律,股市的升跌本质上并不受IPO速度快慢、暂停或重启的影响。IPO是保障证券市场供给的手续和渠道,没有了IPO,证券市场的机制和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而停止,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停止IPO:保护了谁?又挫伤了谁?
  
  IPO的经常叫停,不仅对稳定指数没有实际效果,也让资本市场、PE投资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受到影响。IPO可以暂停,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却无法暂停。每次IPO暂停后,都会出现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的热潮。关上了大门,总有窗户可以走。优质的上市资源,是各国交易所争夺的焦点。从新浪到腾讯,从百度到尚德,这些优秀企业走向海外资本市场,固然是受到国内新股发行制度的影响,也与IPO叫停紧密相关。
  暂停IPO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优秀的上市资源不能及时进入资本市场,造成二级市场的重心偏移。证券市场的发展壮大需要不断有新鲜血液供应,需要有好的上市公司去增加投资价值,没有新的优秀上市公司加入,二级市场就只能对那些已经上市的企业炒来炒去,K线图的走势也就像是心脏病人的心电图,大起大落,稳定性差。
  而且,IPO经常叫停还会导致企业IPO前景不明朗,上市目标不明确,对企业行为产生诸多消极的影响。一些已经做好上市准备的企业被迫停止上市进程,付出的不仅是中介机构费用,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时间、精力等隐性成本。而上市动力不足也会导致企业治理机制倒退,规范程度下降,影响着社会的创业热情和投资热情,对整个社会和经济都构成损失。
  叫停IPO已经在投资者心中形成救市的政策预期,就像是给市场提供了某种承诺或者保险,所以市场炒作之风浓厚,不仅炒股票,还炒PE;不仅炒二级市场,也开始炒一级市场;还利用政策惯性炒政策预期:IPO的进程、速度、节奏。
  长期以来,国内证券市场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二级市场价格比发行价高,发行价比上市前PE投资价格高。企业只要能上市,就一定能获得收益,风险不在于企业的质量,而在于能否上市。上市成了一种商业模式,成为一种利益短期内最大化的最有效手段。正是这种无风险收益的存在,使得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遭到了扭曲。具体到PE而言,目前,众多机构热衷于投资Pre-IPO项目,即使投资价格超过10倍、20倍市盈率,但只要有上市预期,PE依然趋之若鹜,IPO成了资本市场给PE投资上的收益保障险。因此,PE投资的项目只要能上市,一切都OK,PE追求的服务不再是发现企业的价值、推动企业成长,而是争抢预期上市的企业资源。正是这种无风险的一、二级市场套利收益,导致了PE的异化和泛大众化,把这一专业的投资工作变成了比拼社会资源的上市游戏。
  
  市场的归市场,股价的归股价:千万别停了IPO
  
  资本市场最核心的功能在于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而IPO是实现这些功能的关键。作为资本市场的入口,IPO是企业走进这一市场、成为公开企业的通道。作为资本市场成长机制的一种制度性安排,IPO不是企业的盈利模式,更不是一种政策工具,尤其是承担调控职能的政策工具。市场的事情,应该由市场说了算,IPO也完全可以由市场自己来决定,上市企业和保荐人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来决定发行的时机和价格。
  看一下成熟资本市场的例子,2005年,股市走势良好,太阳能概念受到热烈追捧。无锡尚德在纽交所上市,发行14%的新股已募得4亿美元,市盈率高达36倍。而在2010年,同样是太阳能的晶科能源在纽交所IPO,发行27%的新股,只募得6418万美元,市盈率只有18倍。2009年底,风电企业龙源电力在香港IPO,原定募资7亿美元,但由于市场反应理想,实际募得22亿美元,超额认额235倍,发行价是2010年预测每股利润的29倍。而在2010年6月,国内著名的金风科技拟在香港发行H股,它在中小板的市盈率有40多倍,但拟发行H股招股价对应的2010年预测市盈率只有20倍左右,但最后认购仍不理想,只得暂缓发行。
  同样的太阳能企业,同样的风电企业,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企业资质,市场和企业对IPO会有不同的选择。而在市场极端严峻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叫停IPO的行政干预,市场也会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修正和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时,各国资本市场都面临严峻的考验。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只有两家公司在美国上市,2008年8月后的好几个月内,无一新股上市,创造IPO最长“真空期”的纪录。在日本,2008年中,仅有49家公司成功上市,较2007年的121家明显下滑。这49家公司募集的资金总共只有1370亿日元(约合15亿美元),较2007年的6410亿日元大幅缩水。
  在IPO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由于不一定存在一、二级市场的差价,二级市场不会为一级市场投资者买保险,PE将不会因为所投资企业上市而自然获得无风险的收益,因此,以上市作为盈利模式的PE投资方式将遇到很大的风险。
  同样以晶科为例,从融资情况看,2008年9月,晶科曾经引入PE,融资3500万美元,稀释11.7%的股权。这次融资,按照2007年净利润计算大致是27倍市盈率,按照2008年净利润计算大致是9.3倍市盈率。2010年5月,晶科太阳能在美国上市,发行27%的新股,募集资金6418万美元。其总市值目前为2.3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5.8亿元,低于国内中小板或创业板大部分公司的市值。其对应的股价(ADS的价格,1ADS相当于4股)为10.66美元,对应2009年市盈率为18.5倍,该价格不仅低于其发行价11美元,而且低于PE入股时的价格,投资者在此价格已经亏损超过15%。
  能顺利在纽交所上市,晶科无疑是成功的;所投企业在投资两年后上市,投资晶科的PE无疑也是成功的,但上市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赚钱。15%的亏损幅度虽然还不算特别大,但与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就能获利相比,足以显示出不同市场的巨大差异,也揭示了在纯市场化的条件下PE投资的风险和难度。在这样的市况下,能否IPO将不会是PE投资的标准,PE也绝对不会用十几倍的市盈率去追逐所谓的Pre-IPO项目,PE投资也不再像“傻瓜相机”,而会体现出更多的专业性要求。
  总之,叫停IPO作为一种所谓的救市手段,不仅未必能起到意料中的效果,相反还会干预市场自身的运行机制,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号,从而让资本市场陷入永不成熟的怪圈,因此,它不应成为调控股市的工具。资本市场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无论二级市场的股民还是一级市场的PE,都应该为自身的行为买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为投资者提供保单。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样的信号应该由市场自身发出,而不是监管层通过一次次控制IPO的节奏来体现。市场的归市场、指数的归指数、股价的归股价、PE的归PE,回到企业成长,回到资本市场的本质,断了停止IPO的念想,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创业者和PE投资机构才能走向成熟,中国的资本市场才会按照市场规律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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