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是世界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是我国陶瓷业中的重要品类。“青花”是用含钴的矿料直接在烘干的素胎上描绘、上釉后入窑一次烧成，呈现白底蓝彩的釉下彩瓷器。无论是烧造历史之早，还是从传播范畴之广，都可以说开创了世界瓷业的奇迹。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把“青花”瓷种放到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看，就会发现“青花”发展的契机、过程和成熟的原因。
　　一九二九年，江西玉山县发现一件带有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款的青花象耳瓶，引起了海内外学者“青花”研究的热潮，逐渐形成了青花成熟于元后期观点，并且把与这件象耳瓶相近的元青花瓷器，定为“至正型标准器”。然而，青花的创烧，又源于何年？有人说宋代，但迄今为止，在景德镇宋代窑址还不见“青花”影踪。有人说起于元代，可是，一九七六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底里，发现元中期沉船，打捞起一万多件瓷器，却不见一件“青花”。于是，又有人认为青花创烧于元后期，论据是元代景德镇的制瓷能力，完全能够创制并在短期内很快烧成比较成熟的青花瓷，更有人认为“青花”是元代从西亚引进的新瓷种，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一九七八年，浙江金沙塔基出土了北宋青花残片，终于较为确切地把“青花”创烧期提前了三百多年。（图一）假如我们联系江西吉州宋末元初窑址出土的“青花”瓷。联系云南玉溪窑址出土的摸印青釉青花瓷器。联系“唐三彩”大量应用钻料等史实来看，不仅“青花”创烧范围可以大为拓宽，而且可以推断“青花”之源还要遥远的多。
　　
　　一、写意画难成主流，釉下彩无人问津
　　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一类日用工艺品的兴起，不仅要具备技术条件，而且还受到上层阶级审美观念的制约，因为这关系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们对开发这类产品的兴趣。
　　唐宋二代，由于社会经济繁荣，需要一种恢宏规整的艺术风貌，来对皇朝“兴盛”加以表现。于是，从崇尚绮丽华贵的虚幻颂歌，到追求繁缛精致的世俗风韵，在七百多年间，始终主宰着中国的艺术天地，也成为陶瓷装饰的审美主流。唐代的瓷艺中，刻、划、堆、贴、雕技法已是非常成熟，纹样华丽丰满，刻意作工作巧；宋代名瓷好仿“缂丝”（一种丝织品），柔软纤细的纹饰更是精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类工艺无不都是朝野富足的象征。宋代哥窑依承唐人喜好如冰似玉，不可名状的秘色瓷器，利用釉料收缩率不同，发明了“百圾碎”、“鱼子纹”新品种，支离密裂，神妙其中。同样，从唐人的复色花瓷到宋代色彩斑烂、幽幻莫测的“窑变”，也是与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是十分合拍的。
　　那么，回头看看“青花”近亲的遭遇吧！唐代早有的长沙窑褐绿彩，本是釉下施彩的奇创，却未曾得到社会青睐，只遗下胎质粗糙，色泽灰暗、纹饰简单的面貌。（图二）宋代磁窑釉下黑白花，本来已是展现出成熟的丰姿，在今天看来，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但是，在当时绘画界忽略笔墨趣味，它只能屈居一般民窑的粗器之列。（图三）可以说，釉下彩在其早年，实在是名貌不扬的“丑小鸭”。唐宋皇家画师，多喜双钩填色的画法，偏于物象的形真，规矩地摄取，而忽略笔墨渗化张抑的韵味。所谓“黄家富贵（黄荃）、徐熙野逸”，就是北宋时工笔、写意画家不同待遇。尽管苏轼倡导的文人画自北宋起试图与院体画抗争，但它作为一种潮流，应该从元四家算起，对于笔墨的突出强调，这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元画也因此获得了它所独有的审美成就。元朝为了加强统冶，曾把各民族分为贵贱四等，汉人、南人被贬到最底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肯屈就异族风尚的汉族文人大夫，有的遁入山林，做起隐士，而有些文人也为生活所迫，更贴近底层劳动人民，甚至充实到陶瓷画工的队伍，在悲壮的历史长河中，艺术的奇葩泣血开绽，为中国的陶瓷史终于添上了凝重绮丽的一笔。我们在元画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陈琳、王冕的花鸟画用笔，抑或是柯九思、吴仲圭的写竹技法，还是倪云林、黄子久的山水皴法，都给青花瓷器勾、勒、点、染的写意画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范本，同样，我们从国内出土的青花瓷器上，或是从土耳其博物馆秘藏的大型青花礼器上，更可以从传世的至正形元青花器上，看到的元代写意画法是那么潇洒飘逸的笔墨风情。
　　从现存的早期“青花”器上看，绘钴料的技艺还很不精巧，或是出于省工，纹饰多为简朴粗陋。和至正型青花器的纹饰不能同日而语。如吉州窑址出土的宋末“青花”小碟，碟内沿仅用青料涂绘粗细二线条。碟心缀草叶纹几笔。一九六五年，江苏金坛出土的元中期“青花”云龙纹大罐属于出土瓷中的“重”器，（图四）但器胎较粗，釉色略呈青色，值得注意的是其装饰手法的特殊：先在罐腹上用熟练的刀法刻出云龙纹，再涂上青料，这不单显露了刻划花青瓷向“青花”过渡的痕迹，也说明当时“青花”的釉下点垛画法，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欣赏，瓷工们不得不依赖传统的刻划花，来使纹样丰富细致，以迎合世人的口味。同样，一九六四年在河北保定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花卉盖罐，罐盖与罐足饰有莲瓣纹，罐盖的边沿饰有云雷纹，罐口与罐肩是细密的缠枝纹，这些装饰手法完全是明代成熟青花的先祖，全无西亚风情。但是，罐腹上的宝相花开光是用白瓷的弦纹堆饰法勾勒的，中间再满缀青花和釉里红的花叶，这种装饰手法在明清青花中是较为少见的，而这种状况不也向世人传递这样的信息—— “青花”进入主流社会何等艰难，不得不对传统的白瓷装饰工艺频频回首。（图五）
　　由于绘画界重笔墨情趣的观念普及之晚之慢，以至依赖点垛写意画技来装饰的青花器，难以得到上层消费者的赏识，粗瓷下品自然又要抵凑成本，就只能继续粗画滥涂，这样形成可悲的循环，是导致青花成熟之晚的主要原因。
　　
　　二、优质钴料匮乏，青花“童年”前景暗淡
　　“青花”尽管是用一种呈蓝色的冷色系彩来绘制图案与纹样，但毕竟是一种单色画，犹如蓝色的“素描”，如果没有优雅，鲜艳的蓝色，它的画意是很难取悦于人的，所以说，青花这一瓷艺新品从创烧到成熟，物质上的机遇也十分重要。今天，鉴别“青花”的年代与优劣，钴料呈色好坏是行内共识的重要依据，但在早期“青花”器上，明显地反映出缺乏优质矿料和缺少对原矿精选技术的状况。
　　“青花”是依靠矿物中的氧化钴呈色，但钴料中尚含其它元素，实验分析表明，青料中含氧化锰高，色泽就会偏紫褐，使蓝色发灰；含氧化铁高，则使蓝色变深，在适当温度下，能烧成宝石般的鲜艳色彩。据此，中国科学院曾对各个时期的代表样品进行了化验，得出一系列重要数据，总结出不同时期的原料优劣差别，较为确切地印证了原料利用和“青花”兴衰期的关系。金沙塔基宋青花“一号试品的‘Fn203/Co0’比（氧化铁与氧化钴之比）为0.61。发现它与所有其它时期的青花样品是不同的，另外，从宋青花的外貌观察发现，其青花色彩暗蓝，甚至带有些黑色，我们初步分析它的采用国产钴士矿……与浙江江山县的钴土矿很相近。”“化验明宣德青花大盘样品青料，则发现“氧化锰的含量和氧化钴含量差不多,而氧化铁特高，这是和国产青料在成分上显著不同。国产钴土矿的成分中，氧化锰的含量要比氧化钴的含量高达数倍乃至十数倍，而含锰这样少含铁这样高的钴土矿，国内至今尚未发现”。这一分析吻合了明初引进“苏泥勃青”的史料，也说明采用优质青料，是烧成精美“青花”瓷器的关键因素，同时，化验发现元代瓷片的青料成分，与明清有显著不同，也与所分析的国产青料不一致。外国文献记载过元青花采用“波斯矿”，从成熟元青花钴料较高的含铁量和极低的含锰量来看，可以断定，所用的不是国产钴料。近年来国内就有学者提出早期索玛离青料产自伊拉克的萨马拉的观点。
　　
　　综上所述，可以推论，两宋时青花仍处于原始创烧之期，无渠道引进优质钴料，“青花”只能继续默默地渡过它早年的“灰色”时期，元代是蒙古帝国横跨欧亚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为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元中期后，“青花”脱颖而出，名声鹊起，于是就有人大量引进钴料，甚至烧制波斯订件。使“青花”在景德镇迅速兴盛起来，以至反而掩盖了对其它早期青花窑区的继承关系。历史通过各期青花的呈色暗示我们。“青花”成熟有一个特定的通商契机。这一机遇之晚，是“青花”成熟之晚的又一原因。
　　
　　三、商业重利痼疾民窑难以进身
　　成熟“青花”器的标志是胎质细白，釉色均整，纹样严谨，用笔流畅自如，这完全是没骨法写意画的要求，要体现这样的艺术意境，一要有洁白的胎骨来衬托蓝彩，二要蓝彩的浓淡层次必须丰富，三要有一定艺术功力的画师亲笔才能显示出用笔飘逸，墨分五彩的宋元画意，但是要达到这一水准，精工细作，增加工艺成本是必然趋势，然而早期的釉下彩瓷，多为民间小窑烧造，成本低廉，产品又多销于下层顾客，难有进身之阶。
　　宋代混烧瓷土的技术已很高明，烧制白瓷可达外观洁白的程度，烧透明釉的技艺也颇为成熟，基本不闪青色，但今天所见的宋元早期青花器，普遍是粗劣不堪，如北宋青花碗残片，三件就有二件胎质粗糙。釉色都呈青灰，烧成温度欠高。元代早期的青花云龙大罐，不但胎土粗糙，多有砂眼，而且挂釉不均，足部露胎，釉色闪青也较为明显。同样，一九七六年江西九江出土的元延佑六年（1913年）的青花塔式盖罐；（图六）一九七八年杭州出土的元至元丙子年（1276年）的三尊观音像（该像同有“青花”绘饰物）。还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云南玉溪县窑址出土的印模青釉青花器。（图七）这几件器物可算早期“青花”遗物中的精品了。但尚有以下几个共同弱点：一是施青白釉，不是纯透明釉，二是青花色泽带灰，不如“至正型”那么呈深蓝色，三是纹饰比较简单、草率，而缺乏丰缛的画意，在瓷业发达的宋元时代，这些“青花”的工艺水平居然如此低劣，无疑说明它们是民间小窑烧制的粗器，由于小手工艺经营者无法大规模投资，提高成本和探求技艺的精湛，使得早期的“青花”各方面质量都难以为上乘，无法跻身瓷业前列，这种状况，就构成了“青花”成熟之晚的原因之三。
　　通过对以上三点问题的探讨，“青花”史上一系列迷团也就有可能得到较圆满的解释。本文认为，唐城残件也罢，北宋残片也罢，吉州、滇南的元古窑址也罢，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青花残迹、遗址，也许是不一定都纵横向联系的，或者可能不存在完全的技艺上的因袭和借鉴。各自在偶然的机遇中自生自灭。但是在宋末元初之际，中国绘画之风大变之时，它们就遇上一个重要的艺术品位高升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提高，于是相互影响、竞争、加之优质钴料的输入，终于在盛产高岭土的瓷都——景德镇迅速崛起，赢得了赞誉。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