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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不仅让世界各国看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疫情之下所暴露出的各种不可持续问题，开始重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本次疫情的源头直指野生动物，但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加剧，新的病原体正在加速进入人类活动领域，有关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的讨论也在近期成为热点。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影响程度越来越强烈，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的背景下，如何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健康威胁，俨然成为人类社会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健康？
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最主要和最直接影响，是高温天气引起的健康效应。高温使得人体自身的温度调节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并使原已受损的器官和组织功能不济，进而诱发疾病或加重病情引起死亡。高温热浪期间人群死亡率显著升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中暑及其它热相关疾病是常见死因;此外，水电解质紊乱、肾衰竭、尿路感染和败血症等疾病的入院率也明显上升。
气候变化背景下，洪涝、干旱、台风等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与强度明显增加，不仅会造成各种伤残和死亡，还会引发水体污染和食物短缺等从而增加水源性和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此外，灾害发生后的社会混乱也会给幸存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严重者甚至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气候变化还会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并促进光化学反应产生二次污染物，加剧空气污染。气候变暖会导致无霜期天数增加，改变开花时间和延长致敏物种的花粉传播时间，加剧原有的过敏反应和增加哮喘风险。此外，气候变化引起的营养不良在全球每年造成约350万例死亡，原因是缺少维持生命所需的足够营养并因此不能抵御疟疾、腹泻和呼吸道疾病等传染病。气候变化已经导致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呈下降趋势，未来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我国粮食产量降低及其引发的粮食安全和健康问题也需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理解气候变化下的“健康不公平”问题？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其健康影响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存在着区域间和代际层面上的“健康不公平”现象。一些国家尽管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高，但由于地理位置因素或贫困人口较多，却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几亿人受到气候灾难的影响，其中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同样，国家内部也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如我国北方因重工业发达而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但却导致低纬度东部沿海城市更易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
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不公平现象还体现在代际层面上。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及当代人类的生产活动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这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但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也会危害到下一代人的健康。如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的《柳叶刀2030倒计时：2019年度报告》指出，若全球不能达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即不能将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那么在当下出生的每一个儿童的健康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将会伴其终生。
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区域间和代际间的“健康不公平”问题，当今世界需要履行“气候正义”所要求的国际责任。气候正义不仅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还会涉及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气候容量的概念是根据气候条件对人类活动的约束性特点提出的，它综合表征了特定区域多维度气候空间所能接受和容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态系统的能力大小。因此，当代人在享有气候资源质量的同时，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尽可能将“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采取哪些适应和减缓策略，增加气候韧性？
为了提升卫生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指导性的卫生工作框架，旨在帮助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以及在食品、农业、水资源、能源、交通、城市规划等与健康有关的部门工作人员，充分了解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健康风险，并明确需要加强的卫生系统功能，从而提升气候韧性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和干预措施。
卫生部门在制定适应策略时还需联合其他部门进行跨部门、综合性的协作。例如，加强卫生与气象部门合作，建立气候敏感性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建设具有气候韧性的电力、水利、通信工程，以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在灾害发生时能够正常运转等。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虽然大多来自能源、交通、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但同样会带来可观的健康协同效益。例如，通过削减煤炭使用或治理城市交通来控制污染物排放，改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倡导更加可持续和健康的饮食模式等，都为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提供重要机会。此外，减缓气候变化还可以通过增加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如退耕还林、提高植被覆盖率、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等增加碳汇的措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从而减少气候变暖带来的热暴露增加和疾病发生风险。
当前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及需求不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国情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欠发达国家，由于缺少应对的资源以及卫生保健体系的不完善，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影响更为突出，因此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而发达国家除了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外，也应正视并承担历史责任，率先进行大规模的减排措施并倡导低碳型发展路径，同时需要为欠发达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如何有效进行气候风险沟通？
由于气候变化造成健康影响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公众和决策者往往都不能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严重性、紧迫性，以及采取应对行动的必要性。气候变动的健康影响通常是滞后且非直接的，这使得風险很容易被忽视;并且许多人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影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些原因都阻碍了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有效传达，为采取应对行动带来挑战。
为提高社会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首先需要在风险沟通的过程中树立明确的沟通目标。例如，不同受众如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和正在遭受影响的脆弱人群等，在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对问题的表述及信息的需求不同，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以期在不同受众中产生共鸣。其次，在风险沟通内容的选择上，应保证所传达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传达信息的价值观要与受众的健康知识和社会愿景相匹配，从而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最后，在沟通渠道和形式的选择上，需要采取深入浅出和生动形象的方式帮助公众理解“遥远而复杂的气候变化科学问题”。对于社会大众，可在主流媒体科学普及的基础上再通过医生、公共卫生学者等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加以引导，激发他们采取有益健康的气候友好行为;而对于某些存在特定健康风险的群体，则可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宣教，如对室外高温作业工人开展热防护培训等。 我国目前采取了哪些行动？未来展望如何？
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方面，主要采取了制定健康保护政策、强化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提高气候韧性能力，以及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等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如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等政策文件，将气候变化应对提升至国家重大战略高度，其中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考虑到气候变化和灾害天气对高危群体的健康影响，例如出台《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以加强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和维护劳动者健康等。
卫生部门也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对脆弱人群的巨大健康威胁，开始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部分疾控中心建立了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等。面对气候变化下洪涝、干旱、风暴等灾害天气事件频发造成的人群健康危害，社会各部门不断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并积极开展灾前应急准备、灾中医疗救助和灾后卫生防病工作。另外，许多城市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在江河治理工程建设和水资源配置方面，努力为居民提供干净充足的饮用水并提升旱涝灾害的防御能力;一些气候变化减缓措施如建筑节能与优化设计、城市公共交通和绿化建设等，也为改善健康带来可观的协同效益。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积极加强气候变化与健康领域的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如2012年由中国疾控中心牵头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与适应机制研究”项目获得国家973计划立项;2018年由中山大学牵头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早期信号捕捉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清华大学2015年开始推动并领导“柳叶刀2030倒计时：健康和气候变化的全球进展”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每年监测和报道气候变化在全球的健康影响和应对措施;中山大学从2017年开始连续举办气候变化与健康应对国际会议，推动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变化与健康应对研究协作网络，这些都为加强我国在气候变化与健康领域的话语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气候变化共存并适应之，已成为当今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国需要系统开展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与脆弱性评估工作，跟踪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带来的健康改善，正视气候变化健康应对行动与设定社会目标之间的“适应差距”，才能有效应对和管理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巨大健康风险。尤其是，未来应加强卫生与气象部门的密切合作，促进在气候敏感性疾病的监测预测和早期预警中获取有针对性的气候服务，并将其应用于卫生规划和实践中。科学界也需要加强研究以充分理解气候变化造成灾难性健康后果的阈值和出现时间，以及其它的全球环境变化和经济社會发展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交互作用。
总之，面对全球变暖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我们应深化对星球健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理解，并努力通过气候变化与健康领域的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社会向着可持续利用地球资源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气候变化与健康、卫生政策与管理、社会医学、星球健康方向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一带一路”气候变化与健康应对研究协作网络建设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健康？
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最主要和最直接影响，是高温天气引起的健康效应。高温使得人体自身的温度调节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并使原已受损的器官和组织功能不济，进而诱发疾病或加重病情引起死亡。高温热浪期间人群死亡率显著升高，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中暑及其它热相关疾病是常见死因;此外，水电解质紊乱、肾衰竭、尿路感染和败血症等疾病的入院率也明显上升。
气候变化背景下，洪涝、干旱、台风等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与强度明显增加，不仅会造成各种伤残和死亡，还会引发水体污染和食物短缺等从而增加水源性和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此外，灾害发生后的社会混乱也会给幸存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严重者甚至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气候变化还会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并促进光化学反应产生二次污染物，加剧空气污染。气候变暖会导致无霜期天数增加，改变开花时间和延长致敏物种的花粉传播时间，加剧原有的过敏反应和增加哮喘风险。此外，气候变化引起的营养不良在全球每年造成约350万例死亡，原因是缺少维持生命所需的足够营养并因此不能抵御疟疾、腹泻和呼吸道疾病等传染病。气候变化已经导致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呈下降趋势，未来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我国粮食产量降低及其引发的粮食安全和健康问题也需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理解气候变化下的“健康不公平”问题？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其健康影响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存在着区域间和代际层面上的“健康不公平”现象。一些国家尽管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高，但由于地理位置因素或贫困人口较多，却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几亿人受到气候灾难的影响，其中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同样，国家内部也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如我国北方因重工业发达而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但却导致低纬度东部沿海城市更易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
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不公平现象还体现在代际层面上。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及当代人类的生产活动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这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但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也会危害到下一代人的健康。如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的《柳叶刀2030倒计时：2019年度报告》指出，若全球不能达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即不能将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那么在当下出生的每一个儿童的健康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将会伴其终生。
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区域间和代际间的“健康不公平”问题，当今世界需要履行“气候正义”所要求的国际责任。气候正义不仅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还会涉及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气候容量的概念是根据气候条件对人类活动的约束性特点提出的，它综合表征了特定区域多维度气候空间所能接受和容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态系统的能力大小。因此，当代人在享有气候资源质量的同时，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尽可能将“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采取哪些适应和减缓策略，增加气候韧性？
为了提升卫生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指导性的卫生工作框架，旨在帮助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以及在食品、农业、水资源、能源、交通、城市规划等与健康有关的部门工作人员，充分了解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健康风险，并明确需要加强的卫生系统功能，从而提升气候韧性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和干预措施。
卫生部门在制定适应策略时还需联合其他部门进行跨部门、综合性的协作。例如，加强卫生与气象部门合作，建立气候敏感性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建设具有气候韧性的电力、水利、通信工程，以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在灾害发生时能够正常运转等。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虽然大多来自能源、交通、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但同样会带来可观的健康协同效益。例如，通过削减煤炭使用或治理城市交通来控制污染物排放，改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倡导更加可持续和健康的饮食模式等，都为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提供重要机会。此外，减缓气候变化还可以通过增加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如退耕还林、提高植被覆盖率、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等增加碳汇的措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从而减少气候变暖带来的热暴露增加和疾病发生风险。
当前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及需求不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国情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欠发达国家，由于缺少应对的资源以及卫生保健体系的不完善，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影响更为突出，因此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而发达国家除了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外，也应正视并承担历史责任，率先进行大规模的减排措施并倡导低碳型发展路径，同时需要为欠发达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如何有效进行气候风险沟通？
由于气候变化造成健康影响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公众和决策者往往都不能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严重性、紧迫性，以及采取应对行动的必要性。气候变动的健康影响通常是滞后且非直接的，这使得風险很容易被忽视;并且许多人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影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些原因都阻碍了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有效传达，为采取应对行动带来挑战。
为提高社会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首先需要在风险沟通的过程中树立明确的沟通目标。例如，不同受众如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和正在遭受影响的脆弱人群等，在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对问题的表述及信息的需求不同，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以期在不同受众中产生共鸣。其次，在风险沟通内容的选择上，应保证所传达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传达信息的价值观要与受众的健康知识和社会愿景相匹配，从而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最后，在沟通渠道和形式的选择上，需要采取深入浅出和生动形象的方式帮助公众理解“遥远而复杂的气候变化科学问题”。对于社会大众，可在主流媒体科学普及的基础上再通过医生、公共卫生学者等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加以引导，激发他们采取有益健康的气候友好行为;而对于某些存在特定健康风险的群体，则可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宣教，如对室外高温作业工人开展热防护培训等。 我国目前采取了哪些行动？未来展望如何？
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方面，主要采取了制定健康保护政策、强化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提高气候韧性能力，以及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等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如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等政策文件，将气候变化应对提升至国家重大战略高度，其中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考虑到气候变化和灾害天气对高危群体的健康影响，例如出台《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以加强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和维护劳动者健康等。
卫生部门也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对脆弱人群的巨大健康威胁，开始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部分疾控中心建立了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等。面对气候变化下洪涝、干旱、风暴等灾害天气事件频发造成的人群健康危害，社会各部门不断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并积极开展灾前应急准备、灾中医疗救助和灾后卫生防病工作。另外，许多城市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在江河治理工程建设和水资源配置方面，努力为居民提供干净充足的饮用水并提升旱涝灾害的防御能力;一些气候变化减缓措施如建筑节能与优化设计、城市公共交通和绿化建设等，也为改善健康带来可观的协同效益。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积极加强气候变化与健康领域的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如2012年由中国疾控中心牵头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与适应机制研究”项目获得国家973计划立项;2018年由中山大学牵头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早期信号捕捉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清华大学2015年开始推动并领导“柳叶刀2030倒计时：健康和气候变化的全球进展”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每年监测和报道气候变化在全球的健康影响和应对措施;中山大学从2017年开始连续举办气候变化与健康应对国际会议，推动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变化与健康应对研究协作网络，这些都为加强我国在气候变化与健康领域的话语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气候变化共存并适应之，已成为当今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国需要系统开展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与脆弱性评估工作，跟踪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带来的健康改善，正视气候变化健康应对行动与设定社会目标之间的“适应差距”，才能有效应对和管理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巨大健康风险。尤其是，未来应加强卫生与气象部门的密切合作，促进在气候敏感性疾病的监测预测和早期预警中获取有针对性的气候服务，并将其应用于卫生规划和实践中。科学界也需要加强研究以充分理解气候变化造成灾难性健康后果的阈值和出现时间，以及其它的全球环境变化和经济社會发展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交互作用。
总之，面对全球变暖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我们应深化对星球健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理解，并努力通过气候变化与健康领域的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社会向着可持续利用地球资源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气候变化与健康、卫生政策与管理、社会医学、星球健康方向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一带一路”气候变化与健康应对研究协作网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