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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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与“块块”是中国计划经济中两种主要的管理体制.“大跃进”时期,国家对“一五”时期形成的“条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将大量企业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地方,从而形成了“块块”管理体制.但此次改革却造成了全国工业管理的混乱,“条块”管理制度之间的张力是造成这一现象重要的原因.在计划管理体制与对企业领导关系两个方面,“条块”之间均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企业不得不通过与上级“讨价还价”来化解实际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条块”管理中的制度性矛盾.“条块”管理制度之间的张力,使得“条块”权力划分始终难以达成平衡,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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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与“块块”是中国计划经济中两种主要的管理体制.“大跃进”时期,国家对“一五”时期形成的“条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将大量企业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地方,从而形成了“块块”管理体制.但此次改革却造成了全国工业管理的混乱,“条块”管理制度之间的张力是造成这一现象重要的原因.在计划管理体制与对企业领导关系两个方面,“条块”之间均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企业不得不通过与上级“讨价还价”来化解实际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条块”管理中的制度性矛盾.“条块”管理制度之间的张力,使得“条块”权力划分始终难以达成平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从而对计划经济时期及其后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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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五代时期的“孔末之乱”事件并非历史事实,孔子第四十三代孙孔仁玉被孔氏宗族推为“中兴祖”是一个不断形塑的过程,其建构肇始于南宋,丰富于元代,定型于明中叶.之所以如此建构,是由于先前以姓源别族的方法失效、尊孔崇儒的朝廷需要孔氏宗族有清晰的世系传承、孔氏宗族有实现统宗收族的需求等原因.明代以降,形塑的中兴祖通过宗族祭祀、谱牒编写、方志记载等形式,日渐成为孔氏家族和地方社会的共同记忆.迨至清雍正时期,官方设立中兴祖奉祀生,标志着孔氏“中兴祖”这一名号为朝廷所接受.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进一步向内地渗透.1933年日军先后占领山海关、热河,进抵长城,直逼平津.中日和战形势也颇为牵动国内政局,国民党西南地方借此积极开展反蒋活动,一·二八事变后入闽谋求再起的十九路军也与之相呼应.热河战事至长城抗战期间,西南地方商组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同时以十九路军为主体,以援热抗日为名出兵北上.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西南地方内部、西南与十九路军之间展开一系列权力纠葛与斗争,最后由于西南内部不统一以及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此次出兵未能实现预期效果.
西汉经营河西,以霍去病夺取“新地”为启端.其实,河南、河西地不仅得益于卫、霍开拓,后续经略也与二人颇有渊源.河南地任用卫青部将较多,河西地及西域更多任用霍去病部将.李陵在河西屯驻征行,与此或亦有关.战国秦汉,“河西”概念存在西移进而西扩的过程.汉帝国接纳河西,经历了“空地—屯田—筑塞—置郡”的过程.武帝元鼎以前,汉尚无接管意图,该地也不具立郡条件.初郡酒泉,置于元鼎六年(前111).河西区域行政存在自身特征.良家子从军及牧师苑官所涉以陇西六郡为主,而非河西.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在西汉同样不包括酒泉
宋美龄将基督教会作为自己跻身政坛的切人口,在新生活运动初始时即积极邀请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参与其中,用基督教来应对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重建国民政府统治秩序、消除共产党影响和作用的见证.在忧虑宗教与政治边界的同时,不愿失去机会的基督教会努力与国民政府合作,在江西黎川这个曾经的苏区,建立了受蒋宋资助的“基督教超越共产主义”的实验区,成为新生活运动中“具独立性”的特殊个案.基督教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再次密切,宗教与政治呈现出叠合交融的互利局面.通过基督教会和在华传教士等多种渠道的合作推介,宋美龄将自己与中国政治外交和
《萃美录》和《两广去思录》是明代正德年间浙江、两广地方士民颂扬镇守中官刘璟德政的诗文集合文本.这两份文献既具地方集体参与和制作特征,又存在浙江与两广地方前后唱和乃至竞赛意味.其汇集与刊行,既是镇守太监刘璟刻意施惠于民、主动谋求善政形象的结果,更是浙江、两广地方官民在权幸当道、政治风云诡谲的正德年间对“循良”镇守中官的认可与宣示,制造模范,用为世劝.从地方官绅利用循吏文化制造中官模范的过程来看,明代士人与宦官关系绝非中古时期截然分立,二者在政治文化中存在遮蔽不显的良性互动和沟通.
卢沟桥事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声音被日本国际宣传全面压制,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为对抗日本宣传,国民政府组建第五部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然因涉及蒋汪之争和复杂人事关系,宣传效果十分有限.为赢得国际舆论和抵抗党内消极抗战声音,蒋介石成功清除汪派势力,并令董显光另起炉灶,组建新的国际宣传组织.董显光审时度势,在短时期内迅速组建一套覆盖境内外的国际宣传网络,并将宣传重心放在美国本土.通过“利用外人”和“隐藏痕迹”的策略,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取得明显成效,为中国抗战赢得广泛同情,同时也为抗战后期的国际宣传积累宝贵经验.
1939年日苏诺门罕事件,由日苏两国在中国边境偶然的纠纷引发,因双方互不相让而逐步扩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缺乏事前周密计划与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追认现地日军第23师团的独断进攻,又在其进攻失败后决意报复苏军.而陆军中央因机会主义的投机期待,也转而放任关东军的军事冒险.日军因军事准备不充分,陆军中央与关东军的作战指导分歧严重,其作战效能受到严重制约.陆军中央既消极对待诺门罕事件,又无决心尽早中止作战,对诺门罕事件的处理游离于日本国家政策方针之外,令日军彻底丧失战役主动权,最终遭到失败.
在政治运动中,党和政府针对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实行不同的策略,促其分化,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工人是“五反”运动的主力军.上海市总工会在市委、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下,在青年团配合下,发动青工斗争工商业者,并举办高级职员训练班、座谈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发动群众.工会根据形势变化适当调整组织、政策和策略,不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在运动后期纳入党群组织,淘汰变质腐化分子,教育落后分子,进行组织新陈代谢,进一步嵌入社会,成为政治动员和社会统合的基本工具.
希腊人与罗马人是否同源在古史上争议不断.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治下的希腊裔作家狄奥尼修斯以神话传说为背景,将罗马人的起源融人希腊谱系,描绘出罗马的与希腊人同源的历史画卷.他对罗马人起源的构建建立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共享同一祖先神话、拥有统一名称和相同文化的基础上,遵循由血缘表征到文化内核的路径,展现血缘和文化相一致的族群认同标准.他一方面追溯希腊移民抵达意大利的过程,强调移民的希腊人身份,明确界定希腊人的标准;另一方面呈现希腊移民转变为罗马人的历程,表明希腊文化与罗马传统之间的联系,建立希腊人和罗马人同源认同的纽
周忱改革改变了明前期江南社会的政治氛围,这一点学界尚未予以关注.周忱改革之前,抄没官田在江南不时发生,始终威胁着江南富民及其精英粮长群体.这种氛围导致明初江南一度出现“诸孝子代父受刑”的现象,实质是粮长群体遭受政治打击后的非常应对手段.周忱改革在政治上保障了粮长群体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尽管这一过程中粮长的权力大大削弱,但明初以降江南的地方政治气氛得以扭转,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也伴随着赋役改革而变化.科举仕宦获得赋役优免而形成的绅宦家族成为此后江南社会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