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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栏目上期“展望三中全会”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协调、统筹好几个方面的关系。文章刊登后,引起了读者们的热议,希望看到更详细的解释。
在当前及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问题。考虑到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所形成的那套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未来矛盾的主要方面,越来越向上述关系中经济发展之外的方面转移。在中国的战略议程中,其条件约束意义越来越重要,甚至对于战略全局来说处在更为关键的地位。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既定前提下,必须给予政治、社会、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约束条件更显著的战略地位。展望未来十年,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实现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平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可以期待的。
发展的可持续性很早就受到了重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非常强的动员能力。但是,这种体制也有一个明显效应,那就是经济等领域总是不断出现过热,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出现“热病”,如“大跃进”、“洋跃进”。中国经济就像是高速公路上开车,总有快起来的趋势。自“十五”规划以来,中央层面设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都在7%-7.5%左右,说明中央政策制定者是清醒的。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没有一次在此目标之内。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方制定的规划都远高于中央制定的规划,一般高出30%到50%。
中央发布的文件、在职和退休领导干部公开或私下的言论都反映出,大家的认识是清醒的,也很一致,但结果却往往使大家“痛心疾首”,徒唤奈何。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喊了20多年,一直也没能转过来。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约束这套体制。这是一套“实践逻辑”,只要进去,就要那样干,不那样干,你只好出局。
问题的关键,是约束条件硬不过那套驱动经济发展的体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原则。当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观点时,针对的是那种总是用“左”的教条衡量一切的势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因为“不姓社”。在此情况下他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提出这一论断时还讲了约束条件。但很多人忘记了那些约束条件,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只有发展才是道理,其他的都要退居次席,叨陪末座。为了发展,哪怕所采取的做法是违法的、违规的、不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都可以理解,视作只是工作中的急躁而已。
在现实中,发展又被理解为做大增量,是“增量改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用发展、做大增量定义改革的思维模式。“发展是硬道理”与“增量改革”的经济学“配套”,构筑起官员们的意识形态。
增量改革的含义是,由于种种障碍的存在,改革的发动、进行总是在不触动存量的前提下,培育增量,做大增量。人们抱着一种愿望,增量的扩大总有一天会化解旧体制,获得改革收益。这是公众支持改革的重要思想基础。
但是,改革开放35年后回头看,不能不注意到,做大增量已经不再具有改革意义。增量改革成为回避矛盾,推延改革的借口。
增量和改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增量常常带有探索性质,相对于盘根错节的体制存量,发展增量本身就是改革。但是在各个领域既得利益集团都已经扎下根的今天,这种用增量替代改革的战略已经丧失了早先的意义。具有强大汲取能力的旧体制,借助增量战略,用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完全堵住了使增量战略发展为改革战略的道路。在不少人那里,大拆大建是改革,破坏生态系统叫改革,建一座标志性建筑叫改革,在沙漠里搞一个人工湖也叫改革。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如果不能支持这套发展模式,就是软道理,甚至不是道理,而是添乱。改革丧失了对发展所本应具有的内在约束力。
笔者以为,只有那种指向打破旧的发展模式的做法才称得上是改革。任何绕着这个体制走而不敢直接触碰旧体制的做法,都不能叫做改革。
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发展战略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转向,那就是让发展的约束条件硬起来的战略。在这些约束条件中,有资源环境方面的,有公民权利方面的,有政治体制方面的,有社会生态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总括地看,是让发展的道理服务于好社会建设的道理,而好社会的最基本条件,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团体,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样一种战略,可以说是使改革精神复兴的战略。
在当前及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问题。考虑到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所形成的那套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未来矛盾的主要方面,越来越向上述关系中经济发展之外的方面转移。在中国的战略议程中,其条件约束意义越来越重要,甚至对于战略全局来说处在更为关键的地位。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既定前提下,必须给予政治、社会、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约束条件更显著的战略地位。展望未来十年,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实现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平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可以期待的。
发展的可持续性很早就受到了重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非常强的动员能力。但是,这种体制也有一个明显效应,那就是经济等领域总是不断出现过热,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出现“热病”,如“大跃进”、“洋跃进”。中国经济就像是高速公路上开车,总有快起来的趋势。自“十五”规划以来,中央层面设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都在7%-7.5%左右,说明中央政策制定者是清醒的。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没有一次在此目标之内。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方制定的规划都远高于中央制定的规划,一般高出30%到50%。
中央发布的文件、在职和退休领导干部公开或私下的言论都反映出,大家的认识是清醒的,也很一致,但结果却往往使大家“痛心疾首”,徒唤奈何。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喊了20多年,一直也没能转过来。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约束这套体制。这是一套“实践逻辑”,只要进去,就要那样干,不那样干,你只好出局。
问题的关键,是约束条件硬不过那套驱动经济发展的体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原则。当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观点时,针对的是那种总是用“左”的教条衡量一切的势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因为“不姓社”。在此情况下他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提出这一论断时还讲了约束条件。但很多人忘记了那些约束条件,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只有发展才是道理,其他的都要退居次席,叨陪末座。为了发展,哪怕所采取的做法是违法的、违规的、不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都可以理解,视作只是工作中的急躁而已。
在现实中,发展又被理解为做大增量,是“增量改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用发展、做大增量定义改革的思维模式。“发展是硬道理”与“增量改革”的经济学“配套”,构筑起官员们的意识形态。
增量改革的含义是,由于种种障碍的存在,改革的发动、进行总是在不触动存量的前提下,培育增量,做大增量。人们抱着一种愿望,增量的扩大总有一天会化解旧体制,获得改革收益。这是公众支持改革的重要思想基础。
但是,改革开放35年后回头看,不能不注意到,做大增量已经不再具有改革意义。增量改革成为回避矛盾,推延改革的借口。
增量和改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增量常常带有探索性质,相对于盘根错节的体制存量,发展增量本身就是改革。但是在各个领域既得利益集团都已经扎下根的今天,这种用增量替代改革的战略已经丧失了早先的意义。具有强大汲取能力的旧体制,借助增量战略,用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完全堵住了使增量战略发展为改革战略的道路。在不少人那里,大拆大建是改革,破坏生态系统叫改革,建一座标志性建筑叫改革,在沙漠里搞一个人工湖也叫改革。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如果不能支持这套发展模式,就是软道理,甚至不是道理,而是添乱。改革丧失了对发展所本应具有的内在约束力。
笔者以为,只有那种指向打破旧的发展模式的做法才称得上是改革。任何绕着这个体制走而不敢直接触碰旧体制的做法,都不能叫做改革。
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发展战略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转向,那就是让发展的约束条件硬起来的战略。在这些约束条件中,有资源环境方面的,有公民权利方面的,有政治体制方面的,有社会生态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总括地看,是让发展的道理服务于好社会建设的道理,而好社会的最基本条件,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团体,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样一种战略,可以说是使改革精神复兴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