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栏目上期“展望三中全会”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协调、统筹好几个方面的关系。文章刊登后，引起了读者们的热议，希望看到更详细的解释。
　　在当前及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问题。考虑到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所形成的那套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未来矛盾的主要方面，越来越向上述关系中经济发展之外的方面转移。在中国的战略议程中，其条件约束意义越来越重要，甚至对于战略全局来说处在更为关键的地位。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既定前提下，必须给予政治、社会、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约束条件更显著的战略地位。展望未来十年，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实现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平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可以期待的。
　　发展的可持续性很早就受到了重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非常强的动员能力。但是，这种体制也有一个明显效应，那就是经济等领域总是不断出现过热，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出现“热病”，如“大跃进”、“洋跃进”。中国经济就像是高速公路上开车，总有快起来的趋势。自“十五”规划以来，中央层面设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都在7%-7.5%左右，说明中央政策制定者是清醒的。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没有一次在此目标之内。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方制定的规划都远高于中央制定的规划，一般高出30%到50%。
　　中央发布的文件、在职和退休领导干部公开或私下的言论都反映出，大家的认识是清醒的，也很一致，但结果却往往使大家“痛心疾首”，徒唤奈何。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喊了20多年，一直也没能转过来。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能约束这套体制。这是一套“实践逻辑”，只要进去，就要那样干，不那样干，你只好出局。
　　问题的关键，是约束条件硬不过那套驱动经济发展的体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原则。当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观点时，针对的是那种总是用“左”的教条衡量一切的势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因为“不姓社”。在此情况下他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提出这一论断时还讲了约束条件。但很多人忘记了那些约束条件，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只有发展才是道理，其他的都要退居次席，叨陪末座。为了发展，哪怕所采取的做法是违法的、违规的、不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都可以理解，视作只是工作中的急躁而已。
　　在现实中，发展又被理解为做大增量，是“增量改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用发展、做大增量定义改革的思维模式。“发展是硬道理”与“增量改革”的经济学“配套”，构筑起官员们的意识形态。
　　增量改革的含义是，由于种种障碍的存在，改革的发动、进行总是在不触动存量的前提下，培育增量，做大增量。人们抱着一种愿望，增量的扩大总有一天会化解旧体制，获得改革收益。这是公众支持改革的重要思想基础。
　　但是，改革开放35年后回头看，不能不注意到，做大增量已经不再具有改革意义。增量改革成为回避矛盾，推延改革的借口。
　　增量和改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增量常常带有探索性质，相对于盘根错节的体制存量，发展增量本身就是改革。但是在各个领域既得利益集团都已经扎下根的今天，这种用增量替代改革的战略已经丧失了早先的意义。具有强大汲取能力的旧体制，借助增量战略，用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完全堵住了使增量战略发展为改革战略的道路。在不少人那里，大拆大建是改革，破坏生态系统叫改革，建一座标志性建筑叫改革，在沙漠里搞一个人工湖也叫改革。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如果不能支持这套发展模式，就是软道理，甚至不是道理，而是添乱。改革丧失了对发展所本应具有的内在约束力。
　　笔者以为，只有那种指向打破旧的发展模式的做法才称得上是改革。任何绕着这个体制走而不敢直接触碰旧体制的做法，都不能叫做改革。
　　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发展战略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转向，那就是让发展的约束条件硬起来的战略。在这些约束条件中，有资源环境方面的，有公民权利方面的，有政治体制方面的，有社会生态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总括地看，是让发展的道理服务于好社会建设的道理，而好社会的最基本条件，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团体，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样一种战略，可以说是使改革精神复兴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