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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扬忠先生著的《儒风汉韵流海内：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中国意识与民族观念》上下两编，分别从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华夏国家观念与民族忧患意识、宋金精英人物对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的长远影响两大方面、对处在10-13世纪多民族政权各自文学中所体现的“中国观”和“民族意识”进行了梳理，这对研究彼时“分裂”态势下多民族政权树立“正统”观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虽为多民族政权并存，中华民族的精神有凝聚力，由此便形成了“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大格局。
关键词：宋辽金西夏；中国观；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6-0008-04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扬忠先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付梓。此书选取两宋辽金西夏这一中华古代历史的特殊时期为个案，来论证古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及对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启示。主要阐述了两宋时期的汉民族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辽朝“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在辽宋诗文中的反映，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以及西夏文学与西夏人的华儒情怀，并深入且详细地探究了范仲淹、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宋、金精英人物对华夏民族精神的长远影响。虽然两宋辽金西夏这一时期是分裂的，但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凝聚的，由此形成了“中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
书的一个亮点是：每个王朝的兴衰和本民族的忧患意识如何区分，如何认同；汉民族与彼时其他非汉民族在精神上的关系表现如何；在辽、金以及后代之元、明、清时期，对宋代杰出人物，譬如，苏轼、范仲淹、辛弃疾、元好问、陆游、岳飞等，如何看待；这些人（民族英雄）对同时期不同政权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忧患意识，对华夏民族精神的长远影响到底怎样；作者打破传统历史学家站在历史专业的角度去诠释“中国意识与民族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文学诗词，来书写中国历史民族精神的演变。
一、中国观和民族忧患意识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华夏国家观念与民族忧患意识。宋代的文学分为北宋、南宋两大时段，北宋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汉民族忧患意识，在前、中、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北宋前期，即宋高祖、太宗和真宗时期（960-1022），为时63年。是宋代汉民族忧患意识产生的阶段。北宋建国伊始，面对燕云未复和契丹侵凌，北宋士大夫便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这是民族生存的焦虑之感。北宋与契丹的交战中，除澶渊之战的小胜外，其他战争基本是失败的。这也为北宋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奠定了基调，从王禹偁和路振二人的事例便得到了说明，路振出使过契丹，也曾率军抗击过契丹，从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民族忧患意识非常强烈。而王禹偁，虽然没有像路振那样参与过边关之事，但他一书生身份经常过问政事，也参与过朝中军国大事的讨论。两者不同的情况更加反映出北宋前期士大夫的民族忧患意识。北宋中期，即宋仁宗、英宗和神宗时期（1023-1085），为时63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国内出现了比较缓和的态势。但在此时，位于西北的西夏政权又开始崛起，西夏党项羌族在兴起的过程中，不断侵扰中原王朝，最为明显的是在宋仁宗时期，西北地区陷入西夏之手。汉民族的存亡危急更加严重。此时的“中国意识”凸显，古文学家石介就是典型，他的《中国论》和《怪说》，十分严格地区分“中国”和“四夷”。另外一个便是欧阳修，他在《正统论》中，集中而系统地表达了宋人的华夏正统观，论证了大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作为华夏正统的历史地位。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意识，是被“敌国外患”逼出来的。同时，在文学领域内，以刘敞、范仲淹、邵雍、苏轼等为主体。
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其一，具有理论心态的中国观开始形成；其二，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希望杀敌立功的意愿；其三，借古讽今，尤其是王昭君的书写。
北宋晚期，即宋哲宗、徽宗和钦宗时期（1086-1126），为时41年。这是北宋王朝由于内部党争、朝政腐败、社会动乱以及外敌趁机侵入等多种矛盾综合作用而走向灭亡的时期。文学主题也由忧患天下转向人生，但也有一些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表达民族忧患意识，如张耒、贺铸、苏过等。
总而言之，北宋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契丹、西夏两个政权的崛起和威胁，对宋人产生了明确的“中国观”和汉民族的忧患意识，并在文学创作中有较为鲜明的呈现。站在历史长河中，反观北宋，虽然受到西、北边患的威脅，但这种“边患”也只是局部的威胁，所以民族忧患意识只是在一部分文人士大夫中产生和发展，并未成为全民族的主流意识，也未形成文学创作的基调。
而对于南宋来说，这种忧患成为其后150余年的悲愤之声和全民族意识的主调。“靖康之变”，山河分裂，屈辱条约——“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等等，这些都激发了南宋人炽热的爱国情感与民族忧患意识。尤其是开禧北伐之后，宋廷再也没有北伐中原、收复故土的勇气和决心了，国家渐渐衰落下去。这样，也把南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宋高宗到宋孝宗前期（1227-1164），中期主要是宋孝宗中后到宋宁宗中期（1165-1207），后期主要是宋宁宗后期到宋朝灭亡（1208-1279）。前期代表人物主要有陈与义、李纲、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李清照等，中期主要是“中兴四大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以及辛弃疾、陈亮、朱熹等，后期主要是陈人杰、文天祥、刘辰翁等人。
辽、金“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对于辽，首先是“汉化”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辽代前期（辽太祖到景宗），对“华风”的向慕和初步的接受；中期（圣宗、兴宗时期）是，从高度认同中原汉文化到以华夏正统自居；后期（道宗、天祚帝时期）是，华夏正统观与“中国”意识的持续发展。前期的慕华主要表现在于，辽建国伊始的建制以及皇太子耶律倍的汉化学习。辽朝的汉化主要是学习唐代，包括服饰和礼仪，兴建孔庙等。到宋、辽双方缔结联盟（“澶渊之盟”）之后，结为“兄弟之国”，视宋为“南朝”与自己“北朝”对立，视为平等后，这种接受汉化和汉化程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文化的高度认同以至华夏正统自居。辽后期，“中国”意识持续发展，辽兴宗一度自称“天朝”。道宗时，夷夏观更进一步，如《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载述： 帝（道宗）聪达明睿，端严若神，观书通其大略，神领心解。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1]。
可见，他并非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来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的，他认为“荡无礼法”者，谓之“夷”，“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者，则谓之“夏”。
宋代文學家、史学家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把契丹作为“四夷”之一，并附录于全书的末尾。辽太子洗马刘辉便上道宗云：
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2]。
这得到了辽道宗的赞赏，于是命其将赵宋王朝起初的事迹也当成“藩属”国来详附于辽朝的“国史”之后。此时期，辽对高丽，称为“岛夷小国”。辽以“中国”自居，而附属辽的周边各部族，包括女真和西夏等等，都被视为“夷”。
在南宋的爱国主义文人中，视金为“夷狄”、“胡虏”。历史地看，在宋金的斗争中，金朝是侵略、非正义的。在金熙宗、海陵王时期，是金朝华夏正统意识觉醒的时候，金熙宗推动女真族的汉化、中原化，尊儒。如《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载：
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3]。
金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汉化完成，文治成功，华夏正统意识高涨时期。他们分别被赞曰：
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号称‘小尧舜’[3]。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然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3]！
12世纪初，随着蒙古军的南侵，国家危急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强化，这正是金卫绍王、宣宗、哀宗统治时期。周昂和元好问便是代表。
在对西夏政权时，作者打破狭隘的民族观，认为在11世纪到13世纪里，享国190年的西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万里羌人尽汉歌。首先，认为西夏王朝统治区域本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这里积淀着汉末以来的河西和陇右汉文化的储蓄，成为西夏文化的直接源头。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包括党项在内的华儒情怀比较浓厚，元昊时，兴建学校，纳入汉学经典。谅祚、秉常、乾顺时期，儒学进一步发展，甚至着手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到仁孝、纯祐时期，儒学兴盛，还实行科举制。西夏的汉文学包括汉文俗文学和汉文文人文学，前者发生也是“外源性”的，只是其传播、流行的载体更加丰富多元，往往是伴随着民间音乐、歌舞和各种市井技艺的交流而传播开来，这点在黑水城出土文书和碑刻文献里面皆有反映。至于后者，在黑城出土文学体裁的著书《西夏诗集》、《新集锦合辞》以及谚语集等等。西夏的汉文文学，是典型的以儒学为根基的汉学文学，而西夏文学诗歌、谚语里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文化因子。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一点：西夏王朝，不管它的统治者是否已经意识到，它实际上是11-13世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其境内各部族优秀作家和文化人，包括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
二、精英人物的民族情怀
宋、金时期的精英人物对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的长远影响。分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苏轼、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爱国诗人陆游，以及辛弃疾和元好问。
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首倡者，他也是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士大夫，正如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的思想对宋代及其后代士大夫的影响极大，亦如韩琦评价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朱熹认为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苏轼作词以言志为宗，以抒写士大夫壮烈情怀为美。南宋高宗、孝宗对其评价极高，赵构公开宣布自己“最爱元祐”，发表《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同而彰，是以论世。”[4]后来赵昚即位，他在给《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序时，称他为“一代文章之宗”，称其文“雄视百代，自成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除此之外，南宋四大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都对他很崇敬，尤其是与苏轼类似的经历，深有感触。明代的高启、方孝孺、王直、杨慎、李贽，甚至是清代的顾炎武、翁方纲、林则徐等人都对他有极高的推崇。
岳飞的影响不言而喻，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他，其功绩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元人视角去观察，元政府曾一度为岳飞封号，添增谥文，以示褒奖。《元典章》有，“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钦奉诏条内一款，五岳四渎，遣使诣祠致祭；其名山大川、圣帝明王、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长吏，除常祀外，择日致祭，庙宇损坏，官为修理。”[5]1元朝这一政策，在岳飞身上也用到。元人修《宋史》，《岳飞传》的篇章之长，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和敬佩。岳飞的爱国思想，在明清以及民国、建国初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陆游和辛弃疾是南宋爱国文人的代表，尤其在抗战岁月，他们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元好问是金末的文学集大成者，也是金人“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总结者和更新者。
他们不仅牵动着彼时爱国民众的神经，同时，也对明清以来，以至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在近代中国，还是在抗战岁月，无数仁人志士都仿效了他们的民族气节，发扬了他们的民族爱国热情，也无疑树立了一个人生坐标。
本书的另一条主线便是，正确诠释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如何看待中古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提出的重要问题。兄弟之间的“打架”，能否构成爱国主义？是否有民族英雄？本书以宋辽金西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为例，试想说明这几点：
重释古代爱国主义，重要的一点就是褒扬古代作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复兴的思想和抱负；还要高度肯定和充分估价古代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宽广胸怀和关怀国家前途命运的“进亦忧，退亦忧”的民族忧患意识；重释爱国，也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之进行全面认识和分析；最后认识到一点：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并非是汉民族所独创的，而是由各民族共同建构的。
参考文献：
〔1〕（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5.
〔2〕（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55-1456.
〔3〕（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7，203，285-286.
〔4〕（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952.
〔5〕陈高华、张帆、刘晓等点校.元典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9.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宋辽金西夏；中国观；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6-0008-04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扬忠先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付梓。此书选取两宋辽金西夏这一中华古代历史的特殊时期为个案，来论证古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及对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启示。主要阐述了两宋时期的汉民族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辽朝“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在辽宋诗文中的反映，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以及西夏文学与西夏人的华儒情怀，并深入且详细地探究了范仲淹、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宋、金精英人物对华夏民族精神的长远影响。虽然两宋辽金西夏这一时期是分裂的，但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凝聚的，由此形成了“中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
书的一个亮点是：每个王朝的兴衰和本民族的忧患意识如何区分，如何认同；汉民族与彼时其他非汉民族在精神上的关系表现如何；在辽、金以及后代之元、明、清时期，对宋代杰出人物，譬如，苏轼、范仲淹、辛弃疾、元好问、陆游、岳飞等，如何看待；这些人（民族英雄）对同时期不同政权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忧患意识，对华夏民族精神的长远影响到底怎样；作者打破传统历史学家站在历史专业的角度去诠释“中国意识与民族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文学诗词，来书写中国历史民族精神的演变。
一、中国观和民族忧患意识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华夏国家观念与民族忧患意识。宋代的文学分为北宋、南宋两大时段，北宋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汉民族忧患意识，在前、中、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北宋前期，即宋高祖、太宗和真宗时期（960-1022），为时63年。是宋代汉民族忧患意识产生的阶段。北宋建国伊始，面对燕云未复和契丹侵凌，北宋士大夫便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这是民族生存的焦虑之感。北宋与契丹的交战中，除澶渊之战的小胜外，其他战争基本是失败的。这也为北宋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奠定了基调，从王禹偁和路振二人的事例便得到了说明，路振出使过契丹，也曾率军抗击过契丹，从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民族忧患意识非常强烈。而王禹偁，虽然没有像路振那样参与过边关之事，但他一书生身份经常过问政事，也参与过朝中军国大事的讨论。两者不同的情况更加反映出北宋前期士大夫的民族忧患意识。北宋中期，即宋仁宗、英宗和神宗时期（1023-1085），为时63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国内出现了比较缓和的态势。但在此时，位于西北的西夏政权又开始崛起，西夏党项羌族在兴起的过程中，不断侵扰中原王朝，最为明显的是在宋仁宗时期，西北地区陷入西夏之手。汉民族的存亡危急更加严重。此时的“中国意识”凸显，古文学家石介就是典型，他的《中国论》和《怪说》，十分严格地区分“中国”和“四夷”。另外一个便是欧阳修，他在《正统论》中，集中而系统地表达了宋人的华夏正统观，论证了大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作为华夏正统的历史地位。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意识，是被“敌国外患”逼出来的。同时，在文学领域内，以刘敞、范仲淹、邵雍、苏轼等为主体。
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其一，具有理论心态的中国观开始形成；其二，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希望杀敌立功的意愿；其三，借古讽今，尤其是王昭君的书写。
北宋晚期，即宋哲宗、徽宗和钦宗时期（1086-1126），为时41年。这是北宋王朝由于内部党争、朝政腐败、社会动乱以及外敌趁机侵入等多种矛盾综合作用而走向灭亡的时期。文学主题也由忧患天下转向人生，但也有一些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表达民族忧患意识，如张耒、贺铸、苏过等。
总而言之，北宋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契丹、西夏两个政权的崛起和威胁，对宋人产生了明确的“中国观”和汉民族的忧患意识，并在文学创作中有较为鲜明的呈现。站在历史长河中，反观北宋，虽然受到西、北边患的威脅，但这种“边患”也只是局部的威胁，所以民族忧患意识只是在一部分文人士大夫中产生和发展，并未成为全民族的主流意识，也未形成文学创作的基调。
而对于南宋来说，这种忧患成为其后150余年的悲愤之声和全民族意识的主调。“靖康之变”，山河分裂，屈辱条约——“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等等，这些都激发了南宋人炽热的爱国情感与民族忧患意识。尤其是开禧北伐之后，宋廷再也没有北伐中原、收复故土的勇气和决心了，国家渐渐衰落下去。这样，也把南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宋高宗到宋孝宗前期（1227-1164），中期主要是宋孝宗中后到宋宁宗中期（1165-1207），后期主要是宋宁宗后期到宋朝灭亡（1208-1279）。前期代表人物主要有陈与义、李纲、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李清照等，中期主要是“中兴四大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以及辛弃疾、陈亮、朱熹等，后期主要是陈人杰、文天祥、刘辰翁等人。
辽、金“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对于辽，首先是“汉化”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辽代前期（辽太祖到景宗），对“华风”的向慕和初步的接受；中期（圣宗、兴宗时期）是，从高度认同中原汉文化到以华夏正统自居；后期（道宗、天祚帝时期）是，华夏正统观与“中国”意识的持续发展。前期的慕华主要表现在于，辽建国伊始的建制以及皇太子耶律倍的汉化学习。辽朝的汉化主要是学习唐代，包括服饰和礼仪，兴建孔庙等。到宋、辽双方缔结联盟（“澶渊之盟”）之后，结为“兄弟之国”，视宋为“南朝”与自己“北朝”对立，视为平等后，这种接受汉化和汉化程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文化的高度认同以至华夏正统自居。辽后期，“中国”意识持续发展，辽兴宗一度自称“天朝”。道宗时，夷夏观更进一步，如《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载述： 帝（道宗）聪达明睿，端严若神，观书通其大略，神领心解。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1]。
可见，他并非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来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的，他认为“荡无礼法”者，谓之“夷”，“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者，则谓之“夏”。
宋代文學家、史学家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把契丹作为“四夷”之一，并附录于全书的末尾。辽太子洗马刘辉便上道宗云：
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2]。
这得到了辽道宗的赞赏，于是命其将赵宋王朝起初的事迹也当成“藩属”国来详附于辽朝的“国史”之后。此时期，辽对高丽，称为“岛夷小国”。辽以“中国”自居，而附属辽的周边各部族，包括女真和西夏等等，都被视为“夷”。
在南宋的爱国主义文人中，视金为“夷狄”、“胡虏”。历史地看，在宋金的斗争中，金朝是侵略、非正义的。在金熙宗、海陵王时期，是金朝华夏正统意识觉醒的时候，金熙宗推动女真族的汉化、中原化，尊儒。如《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载：
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3]。
金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汉化完成，文治成功，华夏正统意识高涨时期。他们分别被赞曰：
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号称‘小尧舜’[3]。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然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3]！
12世纪初，随着蒙古军的南侵，国家危急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强化，这正是金卫绍王、宣宗、哀宗统治时期。周昂和元好问便是代表。
在对西夏政权时，作者打破狭隘的民族观，认为在11世纪到13世纪里，享国190年的西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万里羌人尽汉歌。首先，认为西夏王朝统治区域本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这里积淀着汉末以来的河西和陇右汉文化的储蓄，成为西夏文化的直接源头。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包括党项在内的华儒情怀比较浓厚，元昊时，兴建学校，纳入汉学经典。谅祚、秉常、乾顺时期，儒学进一步发展，甚至着手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到仁孝、纯祐时期，儒学兴盛，还实行科举制。西夏的汉文学包括汉文俗文学和汉文文人文学，前者发生也是“外源性”的，只是其传播、流行的载体更加丰富多元，往往是伴随着民间音乐、歌舞和各种市井技艺的交流而传播开来，这点在黑水城出土文书和碑刻文献里面皆有反映。至于后者，在黑城出土文学体裁的著书《西夏诗集》、《新集锦合辞》以及谚语集等等。西夏的汉文文学，是典型的以儒学为根基的汉学文学，而西夏文学诗歌、谚语里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文化因子。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一点：西夏王朝，不管它的统治者是否已经意识到，它实际上是11-13世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其境内各部族优秀作家和文化人，包括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
二、精英人物的民族情怀
宋、金时期的精英人物对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的长远影响。分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苏轼、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爱国诗人陆游，以及辛弃疾和元好问。
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首倡者，他也是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士大夫，正如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的思想对宋代及其后代士大夫的影响极大，亦如韩琦评价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朱熹认为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苏轼作词以言志为宗，以抒写士大夫壮烈情怀为美。南宋高宗、孝宗对其评价极高，赵构公开宣布自己“最爱元祐”，发表《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同而彰，是以论世。”[4]后来赵昚即位，他在给《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序时，称他为“一代文章之宗”，称其文“雄视百代，自成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除此之外，南宋四大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都对他很崇敬，尤其是与苏轼类似的经历，深有感触。明代的高启、方孝孺、王直、杨慎、李贽，甚至是清代的顾炎武、翁方纲、林则徐等人都对他有极高的推崇。
岳飞的影响不言而喻，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他，其功绩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元人视角去观察，元政府曾一度为岳飞封号，添增谥文，以示褒奖。《元典章》有，“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钦奉诏条内一款，五岳四渎，遣使诣祠致祭；其名山大川、圣帝明王、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长吏，除常祀外，择日致祭，庙宇损坏，官为修理。”[5]1元朝这一政策，在岳飞身上也用到。元人修《宋史》，《岳飞传》的篇章之长，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和敬佩。岳飞的爱国思想，在明清以及民国、建国初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陆游和辛弃疾是南宋爱国文人的代表，尤其在抗战岁月，他们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元好问是金末的文学集大成者，也是金人“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的总结者和更新者。
他们不仅牵动着彼时爱国民众的神经，同时，也对明清以来，以至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在近代中国，还是在抗战岁月，无数仁人志士都仿效了他们的民族气节，发扬了他们的民族爱国热情，也无疑树立了一个人生坐标。
本书的另一条主线便是，正确诠释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如何看待中古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提出的重要问题。兄弟之间的“打架”，能否构成爱国主义？是否有民族英雄？本书以宋辽金西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为例，试想说明这几点：
重释古代爱国主义，重要的一点就是褒扬古代作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复兴的思想和抱负；还要高度肯定和充分估价古代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宽广胸怀和关怀国家前途命运的“进亦忧，退亦忧”的民族忧患意识；重释爱国，也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之进行全面认识和分析；最后认识到一点：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并非是汉民族所独创的，而是由各民族共同建构的。
参考文献：
〔1〕（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5.
〔2〕（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55-1456.
〔3〕（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7，203，285-286.
〔4〕（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952.
〔5〕陈高华、张帆、刘晓等点校.元典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9.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