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心，是指精神层面的东西，包括感情、智慧、心地、境界、品行。一般讲，人心主要指心地、品行，或者说德性。人心难测。庄子说：人心比山川险恶，人心比天象难测。人心之美或丑、善或恶、真或假、好或坏等是很难捉摸的。天象还有四季和日夜周期之变化，而人心则深藏于厚饰的外表下而难以辩识，“有的真诚，却是简装本;有的虚伪，却是压模烫金”。（诗人邵燕祥）
　　 除了人心深埋暗处而难测外，其因还缺少一把能度量其“质地”的尺子。如果有了这把尺子，那么，就会减少或避免不识人心所产生的后果。
　　 最近偶读闲书，见一则故事，引发了一些思考。
　　 据说，清嘉靖年间，京城有一个裁缝，艺精而名闻天下，其所制衣服，长短、松紧、宽窄无一不贴身。有一次，他为一御史缝一件圆领服，他问对方年限资历。那御史问，问这干么？他回答道：“相公辈初任雄职，意气高盛，其体微仰，衣当后短前长;在事将半，意气微平，衣当前后如一;及任久欲迁，内存冲挹，其容俯，衣当前短后长，不知年资，不能称也。”（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这位裁缝的高明之处是，寻找对象的个性差异。正是这种个性差异影响人的意气形态，最后正好落實到对象所需要的衣服尺寸。这里，御史的个性成了裁缝度量对方身材的尺寸。藉此把握其衣服尺寸岂有不合身之理。
　　 以个性度量人身，这位裁缝的认识和做法充满睿智。愚以为，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度量“人心”。人的“个性”是指“人心”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而真实表露，反应了人的内心世界或动机。尽管人性复杂荫蔽，但只要留心观察人的“个性”，并以此为尺子，就不难正确地度量“人心”。
　　 又如，三国时，魏谋士郭嘉对刘表之判断，也是通过其个性而识其“人心”的。曹操将远征乌丸，众将虑刘表偷袭许昌，郭说：“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虑国远征，公无忧矣。”事实如郭之所言。郭之料事如神，在于其从表的一贯表现中找准了其个性：表占据荆州后，就满足于守荆而无远图宏志，虽然他据地利之优势，多有逐鹿中原的机会，但未见其行动：曹袁在北方争霸，他持中立，说是坐观天下，其实是虚妄之谈，坐观而已。故郭称表是“坐谈客”，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刘表其人，揭示了其疑忌的个性。如他要偷袭许昌，他自己是文人，领兵打仗要靠人，虽有刘备，虽以礼待之，但内心猜忌而绝不会重用刘备率军偷袭许昌。就这样，郭如裁缝通过御史的“个性”而把握量身尺寸一样，从表的言行中把握了度量刘表内心世界的这把尺子。
　　 测人之心的难度在于由表及里，真正看清内心世界。由此决定了把握“个性”这把衡量“人心”尺子也是有一定难度的，需要有一套制度和机制。为之，古人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和良策。诸如，庄子的“九观法”、孔子的“知人三法”、李悝的“识人五法”、孟子的“知人四程序”等等。清曾国藩在吸收前人有益见识和经验的同时，借助相面观，提出了“七看识人法”，即：“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夫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唯心因素，但仍彰显了其处世从政、识人用人之老到，充满睿智和雄才大略。他虽处于社会动荡多变之际，但他应变自如，事业顺利。这一结局，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他善于用“个性”这把尺子度量人心，而终无识人之大误。
　　 应指出的是，就领导者而言，度量“人心”，重在看“个性”，首要的是领导自身必须身正心纯，头脑清醒，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如此，才能正确地把握衡量“人心”的尺子。否则，难免造成识人、用人的失误。一代名相张居正，胸有雄才大略，善于治国理政，不乏识人、用人之妙招、绝招。但最终改革失败，本人也无好结局。导致这一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键时刻带病提拔了心地不纯、与改革反对派关系不清的张四维、申时行等人作为其接班人。对张、申之不屑所为，他不是不察，而是因其后期固执，听不得旁人提醒，违背了其用人之初心和原则，丢掉了度量“人心”的尺子。故张居正之败，不是败于改革的反对派，而是败于他自身原因。这是颇发人深思的。
　　 摘自《上海法治报》2021年5月31日